讀詹福瑞《不求甚解》

陳　洪　趙　季

福瑞兄的《不求甚解》是一部頗為奇特的著作：書名奇特，體例奇特，而在看似奇特之中卻蘊藏著如同布帛米黍般平實的學術至理。它一部分是揀選上個世紀前期的十八篇學術論文，一部分是由每一篇最主要的學術觀點，或是有特色的學術方法，生發而成的作者自己的學術論文，第三部分是全書的前言，其實是一篇總論，把十八篇舊文揀選的標準與本人十八篇論文的核心旨趣統而論之，從而提出了明確的、針對性極強的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方法論之見解。在當前學術著作漸有千部一面、千文一體的趨勢下，福瑞兄的這部著述無異令人耳目爽快的時雨清風，而其價值亦非止一端矣。

一、賡續斷裂的學脈

中國現代意義的學術，發端于上個世紀初的王國維、梁啟超諸人，而初盛于“新文化運動”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在那二三十年里，魯迅、胡適、陳寅恪、馮友蘭、范文瀾等，名家輩出，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均有相當可觀的建樹。即以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學科而言，周氏兄弟、胡適、沈雁冰、鄭振鐸、林語堂、郭沫若、聞一多、郭紹虞、劉大杰、朱東潤、羅根澤，等等，幾至不可勝數。群星璀璨，蔚為一時之盛。由于特殊的歷史振蕩的原因，這些可貴的學術資源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大多被漠視了。而上個世紀中葉，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別覓源頭，棄自家珠玉如敝屣，而末葉一變，時尚又以盲目稗販為終南捷徑，雖有時賢倡言尋繹自家學術源流，但響應者寥寥。

近十余年來，情況漸有可喜之變化，賡續斷裂的學脈逐漸成為培本固元的一項基本的功夫。對于已經入門的專業人士來說，一旦明了此理，系統閱讀與研究都不難做到。而對于將入門的初學之士，如何找到一本可睹概貌、可見旨趣、可明路徑的書籍，則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福瑞兄的這本《不求甚解》正是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選擇。

說它“最好”，非關私誼，實因以下數端：

其一、此書雖然只揀選了十八篇舊文，但由于揀選者良好的大局觀，實可收到一斑而見全豹的功效。這十八篇，從時代看，覆蓋了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從文體分類看，小說研究八篇、詩研究七篇、詞研究二篇，另有時代文化與文學思潮研究一篇。如果換一個角度，則十八篇中，作家論六篇，作品論九篇、文學史論四篇(有交叉)；其中作品論而側重于人物形像專論兩篇，側重于研究方法、批評方法的也是兩篇。因此，所選數量不多，但代表性很強。

其二、這十八篇論文研究的角度、使用的方法各自不同，因而可從多元的角度啟迪讀者。其中胡適的兩篇，一論《西游》，一論《詩經》。前者名為“考證”，自屬考證一類。但與時下大多數考證文不同，他的考證是文學的考證，而不是純粹的文獻的考證。因而其結果直接推進了作品的研究與文本的理解。后者則依據訓詁立論，但不是停留在章句之間，而是以排除遮蔽詩意之翳障為旨歸。而所選魯迅一篇為熟文，但溫故而知新，福瑞兄的闡發之文揭橥此文何以高妙，實為今日侈談文化者對癥金針。此外，各篇有以知人論世見長者，有以藝術分析見長者，有以索隱見長者，有以“長時段”宏觀見長者，各具精彩，足為初學之士入門滓梁。

其三、此書選篇固見精彩，而作者就每一篇寫下的札記、議論，更是表現出深刻、獨到的學術眼光。不僅如此，如《美從何處尋》一篇本身就發散出“美”之氤氳：

儒家意識形態大一統的局面一旦打開，道家的自由思想就乘虛而入，于是個體的人從神學經學的陰影中大模大樣地走出。但這一步一經邁出，就別有洞天!兩晉士人突然發現了一個深情的浪漫的世俗而又超遙的神奇的自我，又發現了一個與神奇的浪漫的自我靈犀相通的奇妙的自然。美就在此時生根開花。有的札記則不盡闡發，而是有所駁正——即使舊文作者為名震遐邇的大師也罷。如《詩史互證與詩人的偉大與否》一文，既十分準確地概括出陳寅恪學術的特點，指出其方法的長處，又對其觀點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表達了自己不同的見解。對于讀者來說，這種“雙眼曾經秋水洗”的閱讀態度，無疑是非常有益的示范。

二、“不求甚解”之學術意義

福瑞兄以“不求甚解”命名全書，初看似有自謙之意，細讀之下方領悟其中卻有深意在焉。它乃是作者對于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之方法，樹立起的最基本的理論旗幟。

回顧建國六十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前三十年庸俗社會學大行其道，孫悟空成了農民起義的英雄，林黛玉以血淚反抗封建制度，這一類話語幾乎成了所有“研究論文”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有甚者，杜甫成為地主階級代言人，“廚房風波”可指導現實政治生活。今日思之，不啻笑話。后三十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一下子涌進來各式各樣的新1日西方理論。這本是好事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消化不良。于是，由“食洋不化”到削足適履，把中國文學作品變成證明某種西洋理論的材料。正如作者所言：“不把作品搞得很沉重，不放心，也不甘心?！?第2頁)總之，前也罷后也罷，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領域始終有一種流行病，就是不把文學當文學，以追求“甚解”為能事。

作者的“不求甚解”便是對此頑癥開出的藥方。

作者還追溯了學術史上“甚解”的源流：

孔子和孟子曲解《詩經》里邊的作品尚有情可原，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拿詩說事兒的，詩不過是由頭和引子。

(漢儒)又生出了大序小序關于詩的本事和對詩的政治的倫理的詮釋。詩于是離開了普通人的生活，神圣起來，變成了政治教化的教科書……一部活潑潑的文學因為他們這種牽強的解釋，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這是很可痛惜的!

一個比興寄托不知迷糊了多少人，深陷于過度闡釋中。

對于當今仍然產生“甚解”、“旁解”的原因，作者指出了“對文學的理解有偏差”和“與學科歷史太久有關……百年的積累，對于經典有了過多的闡釋，不超越前人，研究就是炒冷飯，沒有任何意義。超越前人又談何容易?所以要么獨辟蹊徑，打所謂的空白；要么，就得在三尺之下再掘三尺說出別人不曾說過的意義來”。這些都點中了要害。而結合當前實際，恐怕還有制度上的原因。機械化的評估、考核助長了學風的浮躁，故作驚人之論以引起編輯和眾人的注意，也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何謂“甚解”，在現實操作的層面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優秀的文學作品意蘊大多比較豐厚。首先，語言文字具有“非透明性”的特質，要求通通“老嫗能解”是不顧文學特質的偏頗之論，是那個特定時代才會推崇的。因此，經過專門訓練的人來“解”上一番，為普通讀者做做導游，其實是必要的事情。其次，意蘊豐厚的作品往往具有多義性，所謂“詩無達詁”、“接受美學”等都由此而發生。而作品的多義又有淺層有深層，淺層義普通讀者容易發現與理解，而深層之義多與社會歷史因素有關，或是蘊藏于復雜的互文關系中，這便需要專家學者來指點迷津。而是否有迷津?破迷的“南針”是否準確?這就有見仁見智的危險。莊子講：“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這

種邏輯困境頗有相似之處。

指出這一點，絕不是為了落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境地，而是要說明福瑞兄的初衷在于強調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本位”，強調“文本”中心?！吧踅狻币舱?，不顧文本，不顧文學，以“成心”為前提為出發點之解讀。其最大的標記是，與大多數讀者的基本感受，與常情常理具相悖離。正是有鑒于此，福瑞兄才不厭其煩地把札記冠名為：“回到生活本身的邏輯”、“最為難得是常情”、“于人情世情處勘人”，等等。

三、入選篇目有示范之功

福瑞兄在激烈反對“甚解”的同時，表現出寬闊的學術胸懷。此書揀選的十八篇舊文，從研究方法、路數、書寫風格，到背后的文學理念，其實是多元并存的。唯其如此，對于初學者來說，才更具示范之功——他們可以在對比中領悟學術殿堂的千門萬戶，并最終確立自己的前行之路。

即以文章風格而論，十八篇幾乎可以說“人各一面”，而又以宗白華、聞一多等前輩面目尤有特色。相信僅此一點就會令初學者錯陪：學術文章原來還可以這樣書寫!

有學者戲言，當今研究有三體：一日博士論文體，一頁文章半頁注，二日學術刊物體，三段加一帽一尾，三日理論著作體，簡單問題復雜化，熟悉問題陌生化，中國問題外國化，把人繞糊涂了為止。而這種狀況卻是假所謂“學術規范”之名而高踞“正宗”寶座。

有激于此，作者對民國文學研究進行了反思?！懊駠鴷r期，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由草創到逐漸成熟的階段。草創時期的文學研究，自然有很多的幼稚，有的甚至還不知何為規范。但是，卻也有它原始時期的感性和鮮活”。他欣賞民國研究文章的獨特感悟，“宗白華對魏晉人的美，幾乎就是感受，還說不上是系統的論述……文章關于晉人美的八點論述已經十分繪神了。文學和美學研究固然是一門科學，但又不同于普通的科學研究，它需要感受和體驗，用心靈去觸摸，才會對研究對象有最直接也是最真實的把握?！诎兹A是個懂藝術的美學家，他在藝術的園地散步，書法、繪畫、音樂，古今中外“宗白華的美學，是感性的美學卻也是最貼近美的美學”?！袄铋L之頗受康德和尼采思想的影響，這是李長之寫書的重要思想基礎。所以他能夠激賞李白的浪漫，從李白身上體驗到超人的生命力，并且認識到李白的本質是熱愛生命和生活。這樣的體驗的確是把握住了李白及其詩歌本質”。

作者還十分提倡學術研究的個性，如所選汪靜之《李杜研究·杜甫之博愛襟懷》有一段話：“上面說子美的博愛思想來從儒家，但真正的源泉卻不在這里。在哪里呢?很簡單很切實地說，只是一個‘餓字，這個餓字才是子美的思想的真源泉。這餓字的功勞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愛思想，而子美全部詩集也都是由餓逼成?！弊髡呤①澾@“真是簡單而又切實的真知灼見”。對于聞一多，作者認為“其《詩經》研究和唐詩研究最富有個性，也最有影響”，“形成了他特殊的風格。所以讀聞一多的文學研究論文，我既欽佩他雄厚的文獻功底和國學基礎，又驚嘆他把握文學發展脈絡的史學家眼光，更激賞他對作品細膩的感受和體驗以及對作家充滿感情的評論，因此可以稱他的研究論文是詩性的論文。而這樣的論文，如果不是聞一多，以今天的教授們來評價，當有一句經常用的評語：不合學術規范”。真是絕妙的對比。文學是最具個性的，文學研究也應該具有鮮明的個性。古代文學研究者的個性來自于深厚的積累和對作家作品的細膩深入的體驗。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作繭自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地去適合“學術規范”，其生命力就十分可憂了。

當然，真正的“學術規范”必須要堅持，要提倡。但那不應成為千部一面的理由，更不應成為扼殺學術個性的工具。學術，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術，其創作絕非工廠車間，當然也就不能按固定的標準來批量生產——那樣是永遠不會有靈光四射的精品出現的。

四、看出學術發展

《不求甚解》在啟迪我們注意學脈的賡續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們看清學術的發展。福瑞兄所選十八篇宏文，大多具有典范的意義，是某一領域、豉是某一選題研究的關節點上，發表后影響于一時的。其中有的甚至時至今日，仍是該領域研究生繞不過去的必讀書。如胡適的《(西游記)考證》、聞一多的《宮體詩的自贖》等。

這些宏文在當時提出了頗具獨創性的見解，把該領域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使得后來者可以站到他們的肩膀上起步。他們的成就，便成為顯明的標桿矗立在學術之流的兩岸。大半個世紀過去，當我們回首仰望的時候，不僅從他們那里見到了高標、卓識，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沿著他們開辟的航道，又前進了多少。

就以胡適的《(西游記)考證》為例。這篇文章無論是其具體結論，還是其使用的方法，在《西游記》研究史，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上，都有劃時代的意義。由于胡適的工作，《西游記》研究在以下五個方面向前推進，甚至有質的飛躍：1.整體上澄清了晚明以來的種種“甚解”、“旁解”，明確了《西游記》最基本的文學屬性、小說屬性。2.進一步否定了丘處機的著作權，整合有關吳承恩的材料，增強了此說的說服力。3.正確地梳理出“西游”故事的產生、演變過程，提出了一個相當典型的世代累積成書的范型。4.運用比較的方法，提出了孫悟空與哈奴曼可能存在的血緣關系問題。5.準確揭示出《西游記》詼諧玩世、罵世的風格特征。一篇論文，只需有此五點中的一點，便可稱佳作，便可望傳世，何況今有其五。而其價值尚有更超出此范圍的地方，如上述第三點，便對于認識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亦屬十分重要的學術見解，且具有示范性的方法論意義。

時隔八十六年，胡適搭建的大框架依然是研究這一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不過，《西游記》累積成書畢竟經過了八九百年的時間，他所勾勒的“路線圖”不免線條稍顯粗疏了一些。近些年來，至少在兩個方面，后來者又有所補充，有所推進。一是玄奘之外的四眾何時加入了取經的隊伍。胡適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取經詩話》與雜劇《西游記》，而其后發現的《樸通事諺解》。榆林窟玄奘取經壁畫、杭州將臺山三藏取經浮雕、元代取經題材瓷枕等新材料，自然成為新的觀點的依據。二是胡適畫出的成書路線圖為“本事傳說一取經詩話一金元戲劇一吳承恩《西游記》，他徹底排除了“道士和尚”參與的可能性?？墒沁@樣一來，就無法解釋《西游記》中大量的全真教文字——包括反復出現的內丹術語與全真教骨干人物的數量可觀的詞曲原文。我們盡可以排除全書為“金丹妙訣”、“禪門心法”的謬說，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大量客觀存在的本文。于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柳存仁先生開始，陸續有學者對此考索、分析，肯定了在時代累積的過程中，全真教也曾染指，或者說在最后寫定者“吳承恩”之前，存在過一個“全真化”的環節。這并不是否定了胡適本文的價值，恰恰相反，后來者樹立的新路標，只有與前人的路標相關聯、映照，才能看出其學術意義，而學術才保持著生生不息的活力。

再以范鴟夷《論武俠小說》為例。范文所梳理的武俠文學史，以及對武俠文學以“急公好義”為生命的觀點，迄今仍表現出學術生命力。然而，他所預言的“將來的武俠小說，除掉‘述古以外，恐怕只能把‘俠的精神融化在他種小說中間，而不會獨立以武俠揭去了”，卻沒有得到歷史的證實。對此，福瑞兄深刻指出：“(范鴟夷先生)怎么也不會想到，武俠小說不僅沒有被其他小說融化，反而又火了半個世紀……預見不明，不是范文自身判斷的錯，實乃社會之進步，思想多包容……如果說俠客之孤孤在行跡的話，今人之孤則孤在心跡。那是在工業化、現代化擠壓下失去家園的無依歸感。但是也正是俠客的孤單行止，使現代人找到了自己孤獨心理寄生的軀殼。而這肯定是舊武俠小說作者甚至范鴟夷沒有料到的?！睆牧吣昵暗姆段?，到六十七年后的詹文，同樣看出了學術發展的路程與趨勢。

這便是福瑞兄這部著述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好處。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張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