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蔣經國謀求兩岸統一的臺前幕后

張永廷

蔣介石與毛澤東相繼辭世之后,統一祖國的歷史責任便落在了他們的繼任者蔣經國與鄧小平這一代人身上。蔣經國與鄧小平是昔日蘇聯留學時的同窗,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

鄧小平頻出先手,蔣經國無奈接招

在統一問題上,鄧小平對蔣是頻頻示好,而蔣則是小心了再小心,謹慎了又謹慎。鄧小平認為統一后兩岸會有偉大的前途,而蔣對統一后臺灣的未來充滿疑慮。蔣經國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與中共接觸是自殺行為,和大陸的任何妥協都可能引發強烈的波動甚至動亂。

1975年,鄧小平下令開釋國民黨囚犯,并且允許他們決定自己是留在大陸還是返回臺灣。與大陸的坦蕩相比,蔣經國則疑慮重重。為了防止大陸滲透,臺方作出的回應是:1950年以后反攻大陸被俘的人員,才可以考慮回臺定居。在這樣的規定之下,10位獲釋后取道香港、準備前往臺灣的前國民黨將領進退兩難,無奈之下有人在香港自殺。這一事件從某種程度上折射出鄧蔣雙方在統一問題上的性格與態度。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大陸宣布停止自1958年以來持續了20年的對臺炮擊。臺辦向臺灣、東南亞、全世界的華人親友發動信海攻勢,呼吁兩岸修好。面對海峽對岸的和平聲浪,蔣經國另有所思。多年的敵對與仇視使他對大陸的態度轉變感覺突然而又不適,他需要時間觀察大陸的真實意圖。他得出的結論是,不能與中共談判,但對大陸的和平攻勢也不能只守不攻。他認為,臺灣的現行大陸政策不夠積極,沒有創意,必須想辦法擺脫劣勢和守勢,掌握兩岸關系的主動權。在這樣一種指導原則之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思路逐漸浮上臺面,國民黨十一屆全會上首次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歷史進入到80年代,大陸和平統一的誠意通過更多渠道釋放出來。在許多場合,大陸都盡量減少對臺灣的敵意,努力化解與對方的分歧。大陸不再向臺灣和金門、馬祖諸島空飄宣傳品,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臺改為海峽之聲,刻意規定避用刺激性語言。中共甚至邀請蔣經國回大陸和故鄉訪問,告訴他“奉化塋墓修復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由于歷史的局限,在蔣經國的思維里,有個盲點始終無法打通。無論大陸如何釋放善意,蔣經國始終認為那只不過是統戰陰謀,意在兼并臺灣,消滅國民黨。蔣經國在兩岸統一問題上邁不出大步伐,因為他尚拘泥于兩黨恩怨與個人情懷。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留給他太多的陰影。也許是被共產黨打怕了,這種怕隨著年代的推移逐步積淀與演變成怕吃虧、防吃虧心理。在他內心,敵對的心弦始終緊繃著,無法以平衡的心態正視大陸的呼喚。對曾經的失敗不甘心,想復仇卻深知武功不濟,無法取勝;又不愿化敵為友,因為化敵為友仿佛意味著更大的失敗,于是越想復仇越是把自己包裹得更緊,無論大陸送來什么樣的臺階,都因為患得患失而緊扒著懸梯不肯下來,缺乏偉人與領袖的大胸襟和大氣魄,因此也就無法及時地站到歷史舞臺的最高點。

當然,蔣經國無視大陸的橄欖枝也還有其他的理由,因為有美國的幕后支持和所謂的經濟成就,蔣經國不但覺得自己可以偏安臺灣,而且還寄希望于把臺灣模式推廣到大陸,以非軍事的方式反攻復國,所以他反復渲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蔣經國的這一論調,盡管與鄧小平的統一思路相去甚遠,但畢竟是臺方對統一問題的正面回應,說明兩岸應該統一已是雙方的共識。

統一是共識,但在如何達成共識的途徑上卻存在著無法彌合的差距。在臺海兩岸越來越多的交流和接觸中,鄧有關“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思想逐步成熟,而蔣則抱守“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信念不放。金門島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鼓浪嶼上“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標語,也許永遠都無法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去,兩塊隔海對峙的標語,濃縮著兩岸統一觀的巨大差異。

1982年,中共再次倡導國共實現第三次合作,7月24日,廖承志以蔣經國“同胞”、“同窗”、“摯友”的身份致信蔣經國,促其以大局為重,共同為祖國統一大業作貢獻。8月17日,國民黨那方有了回應,只不過接招的是宋美齡而不是蔣經國。蔣經國之所以不直接出面,也許是因為有“三不政策”的限制。宋美齡在美國發表了致廖承志的公開信,婉轉地拒絕了廖承志訪臺的提議。這一回合的“筆談”,雖然沒能達成國共合作的一致意向,但畢竟使海峽兩岸在中斷交往30多年后有了第一次公開對話。談判雖然被擱置,兩岸的貿易往來卻在不斷發展。北京對臺灣的商品不課關稅,臺官方對此也不加干涉。于是,臺灣對大陸的間接出口及赴大陸旅行人員大大增加。

蔣經國的思路是,先讓兩岸關系在民間自發性地發展起來、持續下去,然后再觀察事態進展情況。這當然為不失穩妥的策略,然而時間不等人,蔣經國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身體惡化的跡象在1983年就非常明顯地顯露出來。挑選接班人似乎成了他的頭等大事,此時李登輝浮出水面,并逐步得到了他的認可。

李光耀往來穿梭,兩岸統一曙光初現

島內接班人問題安頓之后,蔣經國認為與大陸的對話應該提上日程了,強烈的使命感逼使他不得不這樣做。既然武力解決統一問題已非常不現實,談判當然是必選。但溝通必須有合適的信息傳遞者,這個人選應該不帶任何一方的政治色彩,又能為雙方所共同接受。最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成了雙方認可的人選。新加坡是華人國家,當時與兩岸均無外交關系,而李光耀則是唯一可以穿梭往來于兩岸的世界領袖。

1976年5月,李光耀首訪北京,曾會晤過毛澤東。1978年鄧小平到新加坡考察,1980年李光耀再次訪問大陸,雙方有不少接觸與交流的機會。李光耀也到臺灣做過不公開的訪問,蔣經國從不到機場迎接外賓,但李光耀卻讓他破例。通過李光耀,鄧小平轉達了對蔣經國這位昔日同窗的問候和有關統一的策略。

大陸的政策非常誠懇而又力求務實,鄧小平一再強調,除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絕對的條件,所有其他問題都可以談判、調整和商榷。這一事件在國民黨大佬郝柏村1985年12月1日的日記中留有印記。

可以說,臺灣從北京獲得的談判起點非常富有彈性,條件也非常優厚。但面對大陸的一片誠意,蔣經國反而退卻了。有一些不確定因素讓他不能停止猶豫:其一,島內民眾支持兩岸談判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其二,他不認為島內調整“三不政策”已獲得共識。其三,即使他相信此刻大陸的誠意,但由于文革的沖擊和影響,大陸的局勢與政策是否可以一直穩定下去也令他擔憂。最后,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大陸開出的條件雖然優厚,但與他的期望與設想仍然有巨大的差距,或者說根本無法并軌。蔣經國在面對德國《明鏡周刊》的采訪時說,重建一個民主、自由、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這一論調當然有為自己打氣的成分在內,但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在統一問題上,蔣經國所要達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說他的底線到底在哪里。

盡管海峽對岸的回應淡漠,大陸仍然積極通過公開的和非公開的各種渠道拉近與臺灣的共識?！肮爬系臇|方有一群人,他們都是龍的傳人……”從臺灣回到大陸的黃植誠、李大維、侯德建合唱了《龍的傳人》,這是一種有象征意義的事,代表了臺灣同胞強烈要求祖國統一的愿望。兩岸的文化經濟交流越來越多,大陸公映了《臺兒莊大捷》等影片,正面描述國民黨的抗日歷史,這在大陸還是首次。這一年,81歲的鄧小平已開始退居二線,蔣經國身體大不如前,更覺時間緊迫。有一天,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馬樹禮向蔣宣讀一份有關中國大陸發展的報告,文中照例提到“共匪”如何如何,蔣經國不耐煩地打斷他,告訴他以后別再提“共匪”,說共產黨就可以啦。1986年3月29日至31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臺北陽明山召開,蔣經國在講話中反復強調“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必須統一”。臺北輿論開始緩和,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和平漸進地與中國大陸統一是正確的道路,兩岸談判似乎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

1986年,李光耀又到臺灣訪問3天。對于談判一事,蔣經國因為自覺時間不多,更為關切。5月,他在同李煥談話時,曾表示對改革遇到的掣肘已經失去耐心,在他內心所有的目標里,最明確、最強烈的就是統一。他甚至提出,在他有限的時間里,哪怕是先獲得名義上的統一也有必要,也要尋找機會。他反復強調的一點是,臺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臺灣恐怕將越來越難以獨立存在,臺灣必須主動踏上統一之路。

在北京,鄧小平接見了嚴家淦的女婿,再次傳遞要求會談信息,并表示時間地點都可由蔣經國來定。李煥得知信息后,不敢有誤,立刻向蔣報告。起先,蔣經國沒有任何反應。兩天后,他對李煥表態說,時機還不到。

1987年12月16日,李光耀又一次訪臺。以往訪臺的政治人物,都備受中共非議,但李光耀除外,不僅如此,他還受到中共方面的高度評價。蔣經國對李光耀訪臺也非常重視,但面對歷史契機,蔣權衡之后的結果仍舊是視而不見,退而結網,他到底要等什么樣的時機呢?

密遣特使訪大陸,未捷身死空遺恨

上世紀80年代,世界日新月異,與大陸高度重視穩定相似,蔣經國也再三強調任何變革都不能以犧牲“安定”為代價。由于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島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情況,蔣的政策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對。安定問題不允許蔣經國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前途未卜的和談。既要向歷史交代,又不能發生意外,蔣經國魚和熊掌想要兼得。

臺灣各界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要求蔣抓住歷史機遇,促成民族統一,不要錯過了與中共談判的最好時機。臺灣的侯立朝曾兩次寫信給國民黨中央,希望蔣能仿效孫中山當年空手北上的精神,主動到大陸協商,打開通往大陸之門。蔣經國不是無動于衷,也不是不為所動。1987年初,他指示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馬樹禮研究開放探親問題。當時保守派氣氛很濃,元老派在遲暮之年思鄉情切,但仍視中共為虎,初定方案是準出不準進,條件從嚴。蔣非常不滿意,要求重議。他在以實際行動向歷史交代,但向前邁進的步伐,每一步都負重深深。在調整大陸政策問題上,蔣經國受到了來自于保守派習慣勢力的阻礙,無法邁出更為有力的步伐。如果在這種狀況下與中共談判,蔣經國擔心島內可能出現混亂。

臺海雙方領導人都認為,大家的眼光應該投向未來,不必拘泥于一時一事。但此時蔣的健康狀況已嚴重惡化,他知道屬于自己的“未來”已時日不多。蔣經國極力要向歷史交代。在李光耀公開往來大陸的同時,蔣經國還安排了一個秘密使者保持著與大陸的聯系。這個人叫沈誠,他曾在臺灣“國防部”預備干部局擔任過蔣經國的侍從參謀,退役前官階為陸軍少將,后來到香港經商。

從1981年開始,作為秘密使者,沈誠曾3次前往北京,受到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87年3月29日,沈誠回到臺北,轉交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致蔣經國的一封親筆信。蔣經國反復看了多遍,權衡全局之后,認識到只有和平統一,回歸祖國,才是臺灣的唯一出路。4月4日,他召見沈誠時說:“我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黨對黨中央層次的對等談判是可行的”,“現已到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7月14日,臺灣宣布從15日零時起,在臺澎地區解除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令”,同時實施“國安法”。這是開啟兩岸接觸的試金石,但保守派認為,準許民眾赴大陸旅行,等于背叛了整個反共斗爭的基石。蔣經國安撫他們說,不用擔心,到大陸看看,可以讓臺灣人民了解大陸的情勢,大陸人民也可以了解臺灣的情勢。

10月,李煥公開宣布,國民黨不再尋求在大陸取代共產黨,而是推動“政治改革、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化”。右派又是鐵青臉色,責難國民黨怎么可以放棄推翻中共的歷史責任。蔣經國解釋說,大陸人民有權選擇共產黨,也有權選擇國民黨或其他政黨。

兩岸和談的隔閡似乎打開,美好前景就在不遠。但還沒等蔣經國作出更為實質性的部署,他的人生就已走到了盡頭,1988年1月,蔣經國帶著無限遺恨與蒼涼,永久地離開了人世。

大陸對小蔣的死與對老蔣的死,態度完全不同。老蔣去世時,新華社的態度是敵對的,視蔣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代表”,“雙手沾滿了中國革命人民的鮮血”,是中國人民的公敵,死有余辜。而蔣經國去世時大陸深表遺憾,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得知蔣經國病逝的第一時間,致電國民黨中央深表哀悼。黨的總書記發表談話,對“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歷史作出交代”的立場表示贊賞,稱其“為兩岸關系的緩和作了一定的努力?！?/p>

蔣介石生前希望葬在南京中山陵側,中共有言在先: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蔣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陸,安葬在紫金山麓亦可。但由于蔣氏父子的固執和誤判,他們屢次錯過歷史良機,使得臺島飄移在母體之外遲遲不能回歸,也使得他們自己與期望回歸的故土越隔越遠。

蔣經國的去世對中國的和平統一是一大損失,鄧小平尤感痛心,若干年后,他曾感嘆,若蔣經國在,中國的統一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復雜。國民黨和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不會有第三次合作?？上?經國死得太早了。蔣經國選定的繼承人李登輝,被日后的事實證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臺獨”分子。蔣經國死后,為了堵住沈誠的嘴,李登輝秘密下令將蔣經國指派的特使不明不白地關押了一年多。窄窄的臺灣海峽,在思鄉親人的殷切期望里,似乎變得更寬、更遠、更長……

責任編輯 謝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