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重慶抗戰文化的擂鼓手

石　曼

一

1942年4月9日下午,夏衍飛抵重慶。當晚在中一路協和里孫師毅寓所與周恩來相見。

相見是事先約停當的,一見面,周恩來就和夏衍擁抱在一起。周恩來喃喃地說道:“長沙一別,如今四年多了。我兩次到桂林去,都錯過和你見面的機會?！?/p>

夏衍把香港陷于日軍之手前后,蕭紅病逝和林庚白中流彈身亡情況講了,還打算把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出來的歷險情況做一詳細匯報。周恩來說:“總的情況我已經了解,撤退得很成功。我現在最躭心的是韜奮到新四軍去,要經過上饒、上海,都是很危險的?！毕难芑卮鸬?“曾生他們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韜奮的安全,現在算日期,應該己經過了最危險的地界?！?/p>

接著,夏衍提出到重慶來他的工作問題,夏衍喜愛緊張、熱烈、節奏快捷的新聞工作,天天都能看到筆下戰斗的成果,他希望到《新華日報》去工作。沒有想到周恩來分配給他的是潛下心來團結百家,在文化界做統一戰線的工作;更讓夏衍出乎意料之外的,周恩來叫夏衍首先去拜會國民黨文化界的頑固頭目、現任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主任的潘公展。

抗戰開始,周恩來決定在上海迅速出版一種有國民黨方面參加的統一戰線的報紙,由郭沫若任社長,經過夏衍與潘公展商定,《救亡日報》很快就出版了。上海淪陷后,《救亡日報》遷到廣州、桂林出版,國民黨從此撒手不管?！巴钅鲜伦儭焙?國民黨查封了這份報紙。周恩來分析,夏衍是公開的共產黨員,在重慶露面,潘公展不敢加害于他。夏衍第二天就去拜訪,將大出潘公展意料之外。果不其然,潘公展避而不談理虧的事,用湖州官話客客氣氣地敷衍塞責一些問題,夏衍則用杭州官話應對,鄉音成了有用的統戰工具。他告訴潘公展,來重慶賣文為生,不參加政府工作。夏衍主動拜訪了潘公展后,就等于向他掛了號,取得了合法地位,以后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出席文化界的活動、寫文章,出入《新華日報》和曾家巖五十號。

周恩來還囑咐夏衍,去《新華日報》看望老朋友之前,一定要先到張家花園中華全囯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去拜訪老舍先生。全國文協于1938年3月成立于武漢,老舍以高票當選為理事,文協不設主席,不設理事長。老舍的“入會誓詞”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誓詞中說:“我是文藝界一名小卒,十幾年日日夜夜操勞在書桌上和小凳子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梢宰园恋牡胤?只是我的勤勞;小卒的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做的一切,我確實做到了。以前如是,現在如是,希望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贈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里?！?/p>

周恩來通過馮玉祥的關系,請老舍擔任總務部主任,總管會務工作,也就是全面負責。老舍愛國反帝,赴湯蹈火為抗戰。對于文藝界人士,不論共產黨、國民黨,不論海派、京派,只要愛國抗日他都視為同志。在首屆文協理事當中,既有郭沫若、茅盾、夏衍、陽翰笙、田漢等左派人士,也有國民黨方面的:馮玉祥、邵力子、張道藩、胡紹軒等。老舍廣泛聯絡,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在堅持團結之中,也就保護了進步力量。馮玉祥有兩首丘八詩贊揚老舍:

老舍先生到武漢,提只提箱赴國難。

妻子兒女全不顧,赴湯蹈火為抗戰。

老舍先生不顧家,提個箱子攆中華。

滿腔熱血有如此,全民團結筆生花。

1938年8月,全國文協從武漢遷到重慶后,老舍受到《新蜀報》社長周欽岳的歡迎,負責報紙一個副刊的工作。這樣,就為全國文協在大型刊物《抗戰文藝》之外,又開辟了一個文藝陣地。

老舍十分重視文藝大眾化的工作,他特地寫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作號召,宣傳文藝到工農兵當中去。他除了寫小說,又涉足話劇,寫了《殘霧》、《國家至上》(與宋之的合作)《靣子問題》。尤其是在放下大作家架子,為工人、農民、士兵服務方靣,他寫了許多鼓詞、小曲、相聲,大受贊揚。他說,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必須是炮,也必須是刺刀。我不管什么大手筆,什么小手筆,只看實際的作用與效果。

1939年,老舍率作家訪問團到了延安,在招待會上,毛澤東和他碰杯喝酒,他回到重慶,宣傳延安是嶄新的天地,嶄新的人。國民黨為此對老舍主持的“文協”工作時有刁難。老舍幽默地說:“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只有這一塊牌子,你重慶不讓掛,我就掛到延安去?！眹顸h聽他這樣一說,只好改變態度。

夏衍久聞老舍大名,在武漢時見過他一面,到重慶聽到上面說的這些事。對老舍更為欽仰。夏衍從中一路觀音巖一路大下坡,走了兩三百級石梯,走得汗流浹背,才到了張家花園65號“文協”所在地。這座房屋是由馮玉祥資助銀元八百,交給老舍租賃下來的,既與巴蜀小學為鄰,又圍滿了農田,雖是白天也聽到幾聲蛙鳴。

這里地方不大,住在這里的文藝界人士不少,戲劇界著名人士有陳白塵、金鈴夫婦,鄭君里、黃晨夫婦,史東山、華達妮夫婦等在這里有了安身之地。這些人家經常是賓朋滿座,讀書、下棋、打撲克,談論問題,非常熱鬧。因為住房緊張,臥室、書房、廚房、飯廳都在這一間房子里,客人來了也只有坐在這里。廁所安在房屋的一角,用布簾隔開,大小便均在于此,臭氣四溢也沒辦法。有時大家爭論一個向題,坐在馬桶上解大便的人,隔著一塊簾子布,也大聲武氣地暢所欲言,成為最奇特的一道風景線。

夏衍看到他們住房這樣狹窄,比之桂林的文化人還要艱難,想起早就聽說過的一句話,“重慶找間房子住,比找個老婆還要難?！彼麃淼漠斕焱砩?孫師毅帯他到天官府去看郭沫若,幸虧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員會”二樓會議室,給他安了個容身之處。

老舍來重慶四年也沒有個家,他常住張家花園“文協”一間土黃色房間里,老舍把這間簡陋殘破房子取名“多鼠齋”,這里有他一個鋪位,各地到重慶來的作家找到了“文協”,招待吃頓把飯也是老舍掏錢,當晚還要把這張鋪位讓出來,自已到《新蜀報》編輯部去擠個床鋪。1943年11月17日,夫人胡絜青帶著孩子從北平逃難到重慶,老舍在北碚才安了個家。

老舍是夏衍到重慶后,專程拜訪的第一位作家,他們像老朋友樣的見面了。老舍穿一件舊灰布長衫,把夏衍帶到附近一家茶館喝茶,茶館里鬧嘈嘈的,賣瓜子、花生、熱紅苕的,唱清音小曲、打金錢板謀生的都有,他們坐在這里反而能鬧中取靜。夏衍對老舍主持“文協”工作的不易,誠懇地表達了欽佩之意。他說老舍已是四十好幾的人,單是爬上觀音巖這一坡要流多少汗?招待來訪者要費多少力?結果呢,常常還要受多少氣?老舍完全懂得夏衍話的含意。老舍自謙地說:“我這是老牛破車,盡力而為?！鼻澳?“文協”舉行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會,就近,借附近的巴蜀小學舉行,憲兵、警察跑來干涉。老舍挺身而出,說“文協”是抗日機構,今天的大會主席是軍事委員會馮副委員長,非開不可。紀念會順利召開了,第二天許多報紙作為重要新聞發表。

夏衍向老舍談了重慶文化人自香港脫險的情況,他們將要陸續歸來。老舍說徐遲先回到重慶,己經安排在“文協”住下。老舍高興地表示,“文協”準備熱烈歡迎脫險作家歸來。不久,胡風、于伶、鳳子、宋之的、王蘋、王瑩等一大批作家、藝術家到了重慶,國民黨方面張道藩舉行了歡迎會,大家客客氣氣,卻冷冷清清?！拔膮f”老舍這方靣的歡迎會上,一個個談笑風生,歡暢、熱烈。傳播著日軍占領香港后,幾度傳來夏衍被俘或犧牲的新聞;夏衍劫后逃生歸來,大塊頭洪深擁抱夏衍,抱斷夏衍胸前鋼筆,抱傷了夏衍兩根肋骨。宋之的還告訴夏衍說,張道藩要禮聘他當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月發車馬費一百元,不必去上班。當時一百元,大致相當于五斗米價錢。宋之的說:我寧愿在“文協”這邊餓肚皮,也不要張道藩那邊不必折腰就可得到的“五斗米”?？梢娎仙嶂鞒值摹拔膮f”深得人心。

再一位夏衍要馬上會見的人,則是老朋友、中華劇藝社社長應云衛了。

還在1929年,夏衍和應云衛就相識了?？谷諔馉幰郧?應云衛彪炳于文藝史冊有兩件大事。一是1933年在上海導演并組織演出了大型話劇《怒吼吧!中國》,全劇演職員一百多人,氣勢磅礴地發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吼聲,并且在第三國際反戰同盟來看演出時播放了《國際歌》,以后演出則作幕前曲。每當法國巡捕房來檢查時,則放《馬賽曲》,法國巡捕肅立恭聽法蘭西囯歌。這就是應云衛靈活機動地應對復雜事物的機智。二是在1934年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應云衛為電通影業公司編導了影片《桃李劫》,影片中的《畢業歌》鼓舞了成千上萬的青年,投向抗日救亡運動,并傳唱至今,在中國電影史上畄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夏衍在重慶會見應云衛這一天,應云衛陪同夏衍到國泰大戲院對面一座茶館后靣,看了中華劇藝社的宿舍。賀孟斧、趙慧深、周峯、丁然、張鴻眉等二十多位演職員擠在兩間破舊的屋子里,旁邊是一片被日機炸毀的瓦礫堆,老鼠橫行,蚊蟲亂飛。轟動大后方的《屈原》,就在這片瓦礫堆上打掃出一塊平地排練出來的。應云衛指著這些含辛茹苦堅守著抗日救亡戲劇崗位的戰士說,在重慶我們過的就是這種日子。

這時,夏衍不由的想起應云衛的身世,他本是上海大資本家虞洽卿的北方航業公司副経理,過著高收入的富裕生活,他不僅是愛上而是迷上了話劇,為了話劇他舍棄了高薪職務,先是拿出自已的家財支持話劇運動,以后是典當借債,向劇場老板磕頭作揖,向戲劇檢查官委曲求全,爭得戲劇的演出。為了演職員工有口大鍋飯吃,他留下的唯一值錢的皮大衣,幾進幾出典當鋪,用來維持劇社一天兩頓的伙食。至今已有多少次?誰也記不清楚了。以后還有多少次?誰也難以預料。他又是樂觀主義者,再大的困難擺在他的面前,他從不愁眉苦臉,好像從來沒有什么困難似的,總是有辦法,實際上他把天大的困難都咽到肚子里了。你看,戰時陪都重慶寸土寸金,國泰大戲院這一帶更是倍加如此,前靣說中華劇藝社演職員駐地破舊,然而能在這里落腳下來又是難得的,地居市中心,交通方便,演出的劇場就在街對面。文化界名人郭沫若、陽翰笙、洪深、陳白塵、曹禺、吳祖光、張駿祥、馬彥祥、陶行知、吳曉邦、金山、吳茵、舒繡文、張瑞芳、白楊、張穎等又是這里?？?茶桌上泡兩碗花茶,再加兩碗“玻璃”(白開水),七八個人就可以坐上大半天,并且有了文化沙龍之稱。這塊寶地,卻是重慶一位富豪人家子弟、熱愛話劇的高中學生楊鐘岫熱情捐助的,未收分文,逢年過節還請大家吃點麻辣燙小吃。這正是應云衛善交三教九流的好處,達官貴人、紳士淑女,銀行職員、軍政官員,報販學生,幾乎各種行業中都有他的朋友。

夏衍既來,應云衛正有一件大事要找他?！肚费莩隽?中華劇藝社聲譽蒸蒸日上,但是劇本荒的問題依然存在。這幾年夏衍的劇作:《賽金花》、《上海屋檐下》、《心防》、《一年間》都受到觀眾歡迎,尤其是《上海屋檐下》,雖寫在1937年初,里面連“日本人”三個字都沒有提,抗戰爆發后,重慶、桂林、延安、上海等許多城.市都有演出,尤其是上海,在租界區里一演再演,觀眾把它當作抗戰劇本,詛咒陰霾彌漫,渴望光明到來。應云衛抓緊夏衍剛到重慶這個時機搶先“訂貨”,作為這個霧季演出的第一炮。夏衍面對滿懷期望的演職員工,怎么能推辭,于是漫應下來。應云衛不失時機地馬上拍著夏衍的肩膀說:“好!夠交情,一言為定?！?/p>

這以后應云衛見了夏衍就問劇本動手沒有?就像追債一樣。

七月間的重慶,天氣熱得有如蒸籠。桌子熱,椅子熱,睡覺的篾席也熱,赤身露體睡下去燙得人會跳起來,熱成這樣,夏衍哪有心思寫劇本。一天夜間,夏衍把門打開,把燈熄了睡在進門的地板上,好不容易才睡著了。突然聽到啊喲一聲,與聲俱來的是一個人撲倒在他身上。開燈一看,是應云衛催劇本來了。應云衛連聲說對不起,深更半夜來打擾實在不好意思。請你幫忙,劇本一定要在八月份交出來。戲不開排,他就借不到錢搞制作。說這話時,應云衛坐在地上渾身是汗,襯衣和褲腰都打濕了。夏衍一看應云衛這種樣子百感交集,這樣的大熱天,應云衛本應該是吹電風扇吃冰淇淋的大經理,為了話劇運動,跑到山高路不平的山城重慶受這種罪,還要低聲下氣地求人幫一把。夏衍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準時交稿。應云衛接著說,這里太熱,我到北碚給你找個安靜涼快的地方住下,劇本完稿才有保障。

應云衛走了以后,夏衍輾轉反側再也睡不著了,他想到應云衛感動人的事跡一件又一件。尤其是1930年他和朱穰丞一起,已被光榮地批準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當時黨組織考慮到以應云衛的社會地位對開展進步話劇運動有利,對外不發表他的盟員身份。這件事只有領導層的夏衍、陽翰笙等少數人知道。這以后應云衛就和中國戲劇命運溶合在一起,他的業績和獻身精神,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的。

二

七月下旬,夏衍被安頓在北碚圖書館附近一座靠山的小屋里,安靜至極,吃飯包在一家小飯館。夏衍說,活了42歲,像這樣寧靜的環境生活還沒有過。在這里,題名《法西斯細菌》的劇本順利地寫出來了,同時又結識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

這一年的七月,北碚、北溫泉以及到附近鄉場來“避暑”的人特別多。一來可以躲警報、避空襲,二來郊區確實涼快,住房便宜。重慶各大劇社正逢歇夏,中華劇藝社、中國萬歲劇團、中央電影攝影場劇團、中央青年劇社等團體的編劇、導演、演員來了不少人,他們借此休整,排戲。夏衍趁此機會來完成周恩來交給他的另一項“勤交友”的任務。這種交友不僅要積極主動,還要廣泛。進步的要結交,政治思想上不同的也要結交,不排斥為人生而藝術的,甚至于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化人也是結交對象。更重要的不要讓別人對他這位公開的共產黨員敬而遠之。那時候,有些黨員總以為自己是黨員,比人家進步,談論問題總要給別人指點一、二。別人一看到他那種好為人師 “左”的樣子,也就心知肚明他是什么身份。

就在北碚,夏衍與時年25歲,已有了《鳳凰城》、《正氣歌》兩部名劇的“神童”吳祖光見面了。吳祖光早就欽仰夏衍這位前輩劇作家,欽仰他的作品清淡、雋永、深刻、悠遠,不追求戲劇效果,但具備強烈吸引觀眾的力量。這一天,吳祖光把他剛剛完稿、抄清楚了的第三個劇本《風雪夜歸人》帶去請教,夏衍非常高興的接了過去,并表示他會立刻就看。三天以后,吳祖光在北溫泉淙淙流水、竹林掩映的石凳上,得到了夏衍對劇本的贊賞和意見,對夏衍留下親切、隨和、自然、從容,讓人樂于接近的印象。夏衍也從吳祖光那里知道了曹禺不少故事。

在北碚一家茶館的壩子上,夏衍和曹禺相見了。他們是初識,兩人都帶著相互求教的虔誠。曹禺甚至于有些拘謹,他熟讀過夏衍的《包身工》,這部堪稱為經典的報告文學,讓他對勞動人民有了更真實的認識。他說:“它的每一個字都是不能動的,因為那都是事實?！毕难茏x過曹禺的《雷雨》、《日出》,特別喜歡他的《原野》,讀了這位把中國話劇文學推入成熟時期戲劇家的作品,自己一下子懂得了什么叫現實主義原則。在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后記中,他說,這是我的第四個劇本,但也可以說是我寫的第一個劇本,在這以前,我很簡單地把藝術看作是宣傳的手段。引起我這種寫作方法和寫作態度之轉變的,是因為讀了曹禺的《雷雨》和《原野》。夏衍好像有了中國將要產生戲劇大師的感覺,雖然曹禺比他年輕,小他六歲。這一天,曹禺卻是懷著敬仰之情告訴夏衍,他在重慶國泰大戲院看了《上海屋檐下》演出,看了三遍。曹禺在劇中看到了一個真正革命者的形象,他把妻子兒女放下了,走向革命的道路。革命者被捕了,傳來他的死訊,他的妻子改嫁給他的友人,不是薄情,只有這樣才能生活下去,撫養革命者畄下的孩子。時局變化,革命者出獄了,見到了他的妻子、女兒和他的友人和美的生活,他對妻子和女兒都充滿著深情,但他不能毀滅現在已經存在的現實。這段戲既充滿人性的愛,又有著激烈的矛盾,革命者最后毅然地離開了他們,奔赴革命。曹禺說,大幕落下來后,我的心是顫抖的,這是何等的壯美呀!讓人們在黑暗與烏云中看到陽光。曹禺對夏衍心存羨慕,他是無緣寫出這樣的劇本來的。

夏衍這次到北碚來,給了他一個難得的和劇團以及戲劇工作者相處的機會。他每天晚飯后出來散步,劇團的人也都從悶人的屋子里出來乘涼,北碚別無去處,都匯聚在體育場的露天大茶館里。他的熟人有陳鯉庭、趙慧深、賀孟斧、白楊、舒繡文、施超、顧而已等等。認識的新人更多,張駿祥、劉厚生、張瑞芳、周峰、秦怡、孫堅白、張逸生、金淑之、呂恩、丁然、耿震、沈揚……

日久天長,耳濡目染,夏衍看到他們當中也有個別練聲唱歌,看書看報,乃至坐圖書館的,但大多數人都是玩撲克、打麻將,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無所事事地過日子。這樣,就有一個問題隱隱約約地涌到他的心頭?？箲鸺航涍M入第六個年頭,一些人僅憑抗日救亡和對戲劇愛好參加戲劇運動的,這種熱情逐漸降溫了?，F在有的劇團已經走上靠賣票收入發薪水、自己養活自己的職業化道路,可是我們的戲劇工作者還停留在愛美(業余)的“票友”水平,憑天才、憑經驗演戲。不講究基本功和技術,不追求整體的技術水平達到相當的高度,只求自己過得去。個人第一,團體第二。最可怕的是有的人想有明星的待遇,卻不追求明星的才能,而且先有了明星架子。因此,夏衍想到了建設劇團的一個重要問題:正規化。他就這個正規化問題和導演陳鯉庭,從美國學習戲劇回來的專家張駿祥交換了意見。

夏衍擔心的問題得到他們的證實。今天有些已是戲劇骨干的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不高,在劇團干了五、六年,辦件事、演個角色也能應付過去,但作為一個職業戲劇工作者,知識極為貧乏。講歷史,不知道西漢、東漢,北宋、南宋何者在前;談戲劇,說不出希臘時期、文藝復興、啟蒙主義、現實主義有什么作品。如此腹中空空,怎么能把中國話劇推向繁榮昌盛。為此,夏衍寫了篇著名于話劇史冊的《論正規化》長文,文中特地寫道:“我們不能把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成功單單歸功于史坦尼一個人,假如沒有丹欽柯,史坦尼體系是不能建立的。我們一方面努力不斷的求技術精進,他方面要積極的建立一個合理而又適時的排演制度,演劇規則。更重要的是每個演員工作者,都要樹立一個當得起職業演員的工作精神、態度?！?/p>

三

1943年7年,夏衍完成了這篇題名《論正規化》的文章,文章的副題是:現階段的劇運答客問。是為討論當時的戲劇運動中的重要問題而寫的。發表在當年11月出版的《戲劇時代》創刊號上。

話劇運動到了1943年,話劇觀眾的成分已經從學生、公務員、知識分子擴展到小市民中的商人、店員、家庭婦女、軍官、乃至工人和士兵。演劇團體從非職業性宣傳團體,向職業性的賣票收入為生的“轉型期”轉換。在這種轉型期中戲劇運動呈現出來的問題十分復雜。

首先,當年參與抗日救亡戲劇運動的,他們的勇敢熱情、吃苦賣命、甚至于自己掏腰包演戲的精神,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政治不民主、生活極端艱苦的六、七年間己磨損殆盡,現在不自覺的成為了“戲劇工作者”,甚至是吃戲劇飯的。因而頹廢懶散、個人主義、游擊作風、大爺脾氣……有所上升。

更為重要的是,這時期的觀眾對戲劇老一套的宣傳已感到疲勞,要求進一步鑒賞戲劇藝術。演員在舞臺上僅能表現出好人、壞人;表演出怒發沖冠、忍氣吞聲;表達出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已經滿足不了觀眾對戲劇的要求。他們要求從演出中得到藝術的鑒賞、得到揮之不去的感動,得到靈魂的洗滌,得到精神的升華。這些不為過分的要求,卻不是我們所有的演員都能夠滿足觀眾而能達到的。為此,夏衍苦心孤詣地著文,要求戲劇工作者,摒棄‘非正規化作風。指出:

“憑感情不憑規矩,憑才能不憑技術,憑運氣不想從根本上建立一個起碼的平均水準。這些都是“非正規”隊伍的特征?！?/p>

這樣,每一位戲劇工作者都有冷靜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必要,自己是否具備了所從事的工作應備的知識、技術和理解。作為一個演員,你的語言標誰化,發聲科學化,肌肉運動自如程度怎么樣?你的表演能否達到讓觀眾鑒賞藝術、提高審美層次的目的。你還欠缺什么?怎樣去把它補上?

很顯著的一個例子。某劇團要排演俄羅斯19世紀名劇《大雷雨》,給一位抗戰初期參加演劇的演員分配了一個角色,這位演員僅讀過初中二年級,經過在劇團的鍛煉,已經能擔任一些抗戰戲劇中重要的角色,并且已經是小有名氣的演員?？墒桥伤ピ凇洞罄子辍分袚我粋€角色,可把他“整”慘了。首先,劇中故事發主在伏爾加河畔,伏爾加河在哪里?那里的歷史、風俗人情他一無所知。故事時間又是19世紀俄羅斯農奴制改革前夕,他又不懂農奴制是怎樣一種制度,這個時期各種人物在社會中進退應對、禮儀衣著,在他的腦海中都是一片空白。怕把這個角色演砸,這樣一位能征慣戰的演員,只得打退堂鼓了。像這樣“在打仗中學打仗”培養出來的演員,雖像夏伯陽在戰場上有過人的勇敢、屢建奇功,但是因為他們缺少正規化戰爭基本知識,現在也不得不補上這一課。于是,一些工作多年的劇團干部,被送到江安國立劇專去學習,果然得益匪淺。像曾任重慶文化局副局長的張鶯,馳名臺灣戲劇界、桃李遍及港、臺、東南亞的王生善都是。戲劇界戲稱夏衍這一號召,名叫“夏伯陽進陸軍大學”。

夏衍的這些主張,都貫穿在1944年由重慶美學出版社初版印行他的《邊鼓集》里,書中所收的都是談戲劇運動的文章。邊鼓,就是站在旁邊敲敲邊鼓的意思,這是夏衍過謙之詞,事實上,夏衍是這一時期劇運的頂梁柱,是推動戲劇運動前進的擂鼓者

四

就夏衍個人興趣而言,他喜愛的是新聞工作,在重慶的幾年間,他除了代理了一個時期的《新華日報》總編輯,寫了大量的時評與社論,他還為《新蜀報》、《新民報》等報刊寫文章。但他著力最多的還是戲劇運動和創作劇本,這是周恩來交給他的任務。他認為要密切和戲劇界的關系,最好的辦法就是多為戲劇界服務,多寫劇本提供給劇團演出,以及提高戲劇界從業人員藝術水平是最重要的。

夏衍在重慶不足三年半的時間內創作了《法西斯細菌》、《水鄉吟》、《離離草》三個多幕劇,與于伶、宋之的集體創作了《戲劇春秋》與《草木皆兵》,更令人欣喜的是,他冒了一次大險,改編了L.托爾斯泰的名著《復活》。扮演卡秋莎的白楊在這出戲中給重慶的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復活》也成為夏衍的劇本在重慶賣座最盛的一部。

《復活》是人性的復活。托翁只看到湼赫流道夫為挽救卡秋莎墮落于深淵而做出的犧牲。夏衍卻看到人只有生長在人民當中,才能抑制住罪惡的洪流。人與人之間可能相隔三江五嶽,當每個人都能以誠相見,那就會親如手足。

卡秋莎污濁破損的靈魂是復活了,但這不單是由于湼赫流道夫深沉的懺悔,還由于那些在西伯利亞原野上披枷帶鎖流徙之徒向往明天的誠摯所驅。

劇本還喚醒觀眾,頭腦中為受難者涌起同情之心對每位善良的人是容易的,重要的是用您的行動,用你的心。

夏衍創作劇本恪守一項原則:凡是自己不熟悉的不寫,不關心的也不寫。遵革命之命寫作的精神固然可貴,但,倘若你并不熟知你要寫的對象,只能落到用嘴巴說思想,用技巧圖解主題,最多成為能夠激動、不能感動觀眾的戲劇演出。激動只能是一時的,當觀眾走出劇場以后,就把這種激動丟在腦殼后面了。這樣也達不到遵革命之命寫作的目的。感動是人物內心世界相撞擊產生的效果,這種效果長駐觀眾的心中,揮之不去。作者倘若不植根于生活,在主題先行指引下,直奔主題為之服務,這樣產生的作品是達不到感動這一境地的。

正在這一時期,國民黨也把戲劇當作大后方繁榮的點綴,當作募集捐款的手段,教育部出臺了《話劇從刊編輯辦法》,用高稿酬作誘餌,征集務必有“教育意義”不可,不得“與抗戰無關”的劇本。并且是出題目做文章,題目是根據《國民黨員十二守則》 編寫十二部劇本,真可謂把創作劇本為政治服務的功能發揮到極致。其中,洪深先生被邀請寫“整潔為強身之本”(黨員十二守則之一),并被告知:至少三幕,不得少于五萬字,采用與否都付稿酬。

1943年底,洪深在慶祝他的五十壽辰座談會上把這件事講給夏衍聽,引起到場人士捧腹大笑不已。最后,教育部收到的根據“國民黨員十二守則”所寫的劇本,無一可供演出者。文藝為政治服務所受到的懲罰,對誰都是一樣的平等。

現在,讓我們從這一時期夏衍劇作中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的《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兩部劇作的遭遇中,察看夏衍心靈的天地。

《法西斯細菌》:香港被日寇占領后,經黨組織積極營救,夏衍是最后一批從日本兵艦包圍的海上,歷經驚險潛渡歸來,輾轉到了重慶。期間,他遇到了兩位研究醫學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在北平協和醫院及香港瑪麗醫院工作,現在都從科學之宮里被日本強盜驅趕到戰火的現實中來了。夏衍因此想到,許多搞科學研究的人不關心政治,法西斯主義卻成為阻礙科學發展的大敵。日本一些善良的、正直的、相信醫學是超然的醫生,卻被征集去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制造細菌彈,把傷寒、霍亂、黑死病推向敵對國家。夏衍從而創作了《法西斯細菌》劇本,作為學醫的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參考。

《法西斯細菌》一如夏衍以往的劇本風格,不以驚人的情節和懸念取勝,在貌似平淡無奇的人物活動中,通過生活和形象,形成感情的波浪,在觀眾心中留下難忘的印象。

六十多年前看過這出戲的人,有好幾處至今沒有淡忘。第二幕,“八.一三 ”滬戰爆發之后,女傭人張媽夾個小包袱出來站在俞實夫的妻子靜子面前,要求辭職他去,因為靜子是日本人。張媽兩次出場幾乎沒有什么話,只有沉默和堅決,表示了一個中國平民的愛國心。靜子黯然地低下頭來,突然地站起來轉身走進里屋去,表達了一個正直的日本人內心的痛苦。從靜子(白楊飾)一轉身的背影里,觀眾仿佛看到她的淚水已經流淌而出。這里靜子的無言勝過有聲,無庸作者替她說上幾句,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受害者之類的套話,展現在觀眾面前的就是靜子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

《法西斯細菌》關注的不僅是歷史,不僅是寫大事,而更重要的是人物在歷史事件中情感的風暴。也在第二幕,中日正在激戰的上海,壽美子和鄰里小孩們的爭吵起來,看來平淡無奇,然而小孩高喊“打倒小東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場的每一個人心中都激蕩起難以言狀的波濤。更觸動了俞實夫靈魂中敏感的心弦。這位平時除了關心顯微鏡內的微生物,幾乎從不關心顯微鏡以外更大更大世界的科學博士,他猛然地站了起來,又頹然地坐了下去 。胸中掀起多么大的風暴。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品的優劣不決定于寫了什么人物與事件,而決定于作家怎樣寫。

在日軍占領香港后的一場中,靜子家中闖進三個搶劫財物的日本兵,他們腳踢了俞實夫,猥褻了靜子,打死了反抗暴行的錢裕,靜子在眾人沉默中,凄厲地一字一字地說道:“我親自看到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搶劫、奸淫、屠殺,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總希望它不是事實,現在,我看見了……”說完,暈倒下去。從此,在這場日本侵華戰爭中,靜子和我們在一起,消滅法西斯細菌。她和俞實夫到了大后方紅十字醫院,投身抗日洪流中去。

在這個劇本中的人物塑造方面,夏衍也有獨樹一幟的創造。在他筆下的秦正誼,缺乏理想、投機鉆營,當然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壞人,他有可取之處,重感情,樂于為人排憂解難。這就打破了以往文藝創作中的人物,非黑即白,不正就反的單純性格,寫出了人物的復雜性,更接近生活的真實。

當時,反對法西斯主義,主要是指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而爭取民主與自由,也是應有的內涵。有一件軼事,發生在《法西斯細菌》重慶的一次演出中,第四幕笫二場,當俞實夫的朋友們擔心侵入香港的日兵會破門而入,發現俞家藏有大量書籍時,錢裕有一句臺詞:“對,俞先生,沒有書本、不準人看書,對知識分子看不順眼,是法西斯主義的特證?！睉蜓莸竭@里,觀眾中一位老者響亮地鼓起掌來,驚動了全場。這是作者夏衍和演出者都沒有料想到的。

人們看了這出戲之后,形象地知道了什么是愛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是什么東西?法西斯危害了全人類的自由。

《法西斯細菌》是10月17日由中華劇藝社在囯泰大戲院公演的,從而揭開1942年重慶霧季公演的帷幕。戲中對法西斯主義的斥責,在觀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周恩來三次觀看了演出。演出的第四天,夏衍接通知到了曾家巖周公館,周恩來請了幾位中外著名醫生看這出戲,請夏衍作陪。周恩來說:“這出戲寫得不錯,我還是喜歡它。我看過你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間〉,清淡當然也是一種風格,但我覺得你的戲寫得太冷?！睅孜会t生看戲后說,這一出描寫醫生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戲能夠上演,感到非常高興。又說,現在美國參戰了,美國許多細菌研究人員,都到盟國前綫去了。他們的表態和傳來的信息,增添了夏衍對劇本的信心?？磻虻挠^眾越來越多,從八成座賣到長時期都是滿座,共演出了18場,觀眾達25200人。著名評論家顏翰彤(劉念渠)、章罌(張穎)等都著文予以好評。

12月30日重慶突然出現一篇《談夏衍的〈法西斯細菌〉》的文章,是批評該劇的,火氣很大。那時候輿論并不一律,不足為奇,因為發表在《新華日報》,乃引起人們注意。這篇文章主要說,劇中“勉強”科學家俞實夫參加紅十字會工作,放棄細菌學的研究,是一種“前線主義”。夏衍讀后,認為這是文藝與抗戰無關論的翻版,于是寫了《公式、符咒與‘批評》一文,不客氣地予以反駁。其實,夏衍在政治與文藝的關系上并不主張把抗戰當作現實生活的全部。在這個問題上他在桂林已對田漢的“文藝必須適應抗戰需要”提出不同意見。然而,他也不同意科學、文藝與抗戰無關的論調,科學與文藝雖不必事事都與抗日救亡相結合,但也不能獨立于政治之外。

兩年以后的1946年1月16日,文藝“政治標準第一”正在重慶推行時,有人化名田進,發表了《抗戰八年的戲劇創作》長文,刊登在《新華日報》上,指責《法西斯細菌》的作者,把細菌學家俞實夫錯誤地推向大后方抗戰洪流中去,并發出質問:那里哪是光明的出路?這位化名為田進的作者,他的意思是光明的出路只有到延安去。不錯,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但不是所有從事抗日工作的都要奔赴延安,在大后方就不能抗日。尤其,就俞實夫這個具體人物而言,他有這種覺悟,有這種要求到延安去嗎?這是置文藝創作規律于不顧,十足的教條主義的批評。

夏衍這時已奉周恩來之命,到上海另有重要任務。有當年周恩來對《法西斯細菌》的評價,以及重慶觀眾對該劇的熱烈反響,他對于這個劇本已是心中有數。

1989年建國40周年,《法西斯細菌》入選《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戲劇卷。

《芳草天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不久,何其芳等由延安黨中央宣傳部派來重慶,宣傳貫徹《講話》精神,受到文化界進步人士歡迎。

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文藝,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上,在革命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上,是完全一致的。解放區的一些文藝工作的經驗是值得國統區作家學習的。但是對于《講話》中明確提出“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文藝服從于政治”這個問題的貫徹與執行,如果忽視了國統區的特殊環境,忽視藝術創作應該遵循的規律,以及讀者和觀眾的承受力和欣賞水平,那就不利于創作道路的拓寬。由此,文藝界領導人夏衍、馮乃超、陽翰笙等和南方局內有關同志也憂心忡忡

就戲劇而言,周恩來領導戲劇工作者在抗日救亡、反專制爭民主斗爭中,創作了《屈原》、《北京人》、《天國春秋》、《結婚進行曲》、《法西斯細菌》、《風雪夜歸人》等優秀的話劇,配合了現實政治斗爭。經過歷史的檢驗,這些作品不但在當時發揮了戰斗作用,至今仍顯示著大后方抗戰戲劇的生命力。

1944年11月,周恩來在聽取夏衍關于大后方文藝界情況時,即曾指示要防止大后方進步文藝整風學習中的擴大化問題。1945年1月18日,他又同董必武自延安致電王若飛,指出:目前對大后方文化人整風不宜擴大到黨外,因大后方正開展民主運動,應著力向國民黨當局作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斗爭。并引導文化人與青年接近,關心勞動人民的生活,以便實際上參加和推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這就是很好的整風。又說:“仍應多從目前實際出發,顧及大后方環境”、“更加積極地進行對國民黨的斗爭,而防止同志們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緒的增長?！?/p>

這項重要指示,糾正了大后方文化人整風中“左”的表現,廣泛團結了大多數人,乃有1945年2月22日《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在重慶的發表,在“進言”上簽名的計312人,不僅有左翼文化人,中間文化人,甚至還有中間偏右的文化人,形成了民主洪流,給國民黨頑固派極大的震動,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

1945年3月,重慶發生黃金提價泄密的黃金案。有權勢的人物搶購成千上萬兩黃金安然無恙,銀行小職員乘機買了二三兩黃金卻鋃鐺入獄,民族工業資本家也被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茅盾面對“這樣的矛盾、無恥、卑鄙與罪惡”,滿懷憤怒,寫出劇本《清明前后》,呼喊“民主政治”,并于當年9月在重慶上演。此劇引起強烈的社會效果,與此同時,重慶上演了夏衍新作《芳草天涯》《芳草天涯》寫的是抗戰時期幾位知識分子的愛情故事:大學教授尚志恢因為妻子思想落后而苦悶,愛上了進步的女大學生孟小云;孟小云本有男朋友也是大學生,她看尚志恢有學問更成熟,產生了愛慕之心。這兩顆愛慕之心逐漸地發生了撞擊,但這種精神戀愛也受到他們各自心靈上的譴責。孟小云則奔赴抗日戰場,尚志恢認識到不應該把個人幸福建筑在別人痛苦上,乃與妻子和好。

夏衍本想把《芳草天涯》這個劇本從政治方面轉向寫倫理道德方面, 劇中有更多的篇幅著重于人物內心活動的開掘,把激烈的內心沖突與外界沖突有機的統一起來,寫出了更為生動、緊張,引人入勝的戲劇?！斗疾萏煅摹吩诿┒艿摹肚迕髑昂蟆分笊涎?在文藝強調“政治標準第一”的形勢下,《新華日報》在1945年11月10日召開一個“《清明前后》與《芳草天涯》兩個話劇的座談”,并將座談紀錄擇要發表?！肚迕髑昂蟆肥且徊亢米髌?理應受到贊揚,《芳草天涯》卻被指責為“非政治傾向的作品?！?何其芳在1946年2月13日又在《新華日報》上著文,指責《芳草天涯》寫的是與廣大群眾無關的“日?，嵤隆?宣傳了“非人民的非科學的觀點”。斥《芳草天涯》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溫情主義作品。他說:愛情對革命戰士不過是牙疼之類沒有政治意義的小事,在勞苦人民中這類問題并不是這樣麻煩的。然而,何其芳視而不見《芳草天涯》所寫的三位知識分子經過這場愛情的糾葛,他們最終走向更廣闊天地,投向抗日烽火中去。這本是一部具有現實性和思想深度的好作品,怎么叫做與廣大群眾無關的“日?，嵤隆蹦?究其實質,無非是《芳草天涯》沒有直接寫工農兵,沒有熱烈的政治口號。

對于被國民黨長期圍剿的共產黨員作家夏衍尚且如此,其他進步作家更不敢把筆觸及愛情的題材。從此,一切從政治出發,成為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思維定勢,影響極為廣泛,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國統區幾乎再無好的話劇作品產生。

愛情是文藝作品永恒的主題,也不存在了。直到五十年代建囯初期,一些劇作者從事劇本創作,都不敢涉足這一領域。愛情 是人物心靈珍藏最深、最隱秘、最真實、最生動的表現。遺棄了它也就自毀作品精彩的篇章。讓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臉譜化的描寫更得其所哉

夏衍是1945年9月21日,奉周恩來之命離開重慶《新華日報》代理總編輯的崗位,飛赴上?；I備《救亡日報》復刊事宜。從此,在以后幾個月內,《新華日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贊賞《清明前后》批判《芳草天涯》的文章。夏衍的作品尚且被如此責難,其他的人的作品就更不必說了。這直接導致了以后抗日大后方戲劇“右傾”論的產生,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建國以后。

夏衍是黨性極強的文藝界領導人,寬于待人從來以能團結百家而著稱。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斷一條腿,都不愿提及。但對于在重慶創作演出的《芳草天涯》受到的不公正的批判,強加以“非政治傾向”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實在難以接受。尤其是這些批判,發表于中國共產黨在蔣管區的喉舌《新華日報》上。難能可貴的是,夏衍不愿意兩位共產黨員作家在黨報上再開筆戰,把委屈隱忍下來。

至于有人說:周恩來也說過這一時期文藝作品右了的話。這也要分析,沖著來自延安黨中央派來的人士作這樣看法,周恩來凡事都是恪守組織原則的,他也只有同意了。此后,郭沫若、茅盾、陽翰笙在不同場合也有過這種說法。1985年,重慶舉行首屆霧季藝朮節,抗戰期間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并擔任周恩來與文化界聯系人的張穎,應邀作報告。她專為“怎樣看待國統區的文藝運動?”這一問題做了說明。張穎說,她曾就抗戰時期國統區文藝運動存在右傾的說法向周恩來匯報過,周恩來是這樣回答的:“這些發言是表明這些同志的態度,至于歷史的結論,將來總是會得到正確評價的”(見重慶市文化局1986年12月編印《重慶霧季藝術節》第164頁)。

果然“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口號,到了1979年10月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以及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毅然廢除了這個口號。

鄧小平說:“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發展利少害多?！?/p>

由此,夏衍隱忍了三十多年的這件委屈事,歷史做出了正確評價。

[責任編輯吳佳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