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參加國民黨立法委員起義

武重年

1949年9月20日，北平《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9月19日電訊：《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脫離國民黨反動派宣言》，在宣言上簽名的是沒有跟隨國民黨政府去廣州、去臺灣而留在已經解放的北平、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53位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他們宣布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誠心誠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立法院是國民黨實行五院制而設立的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于1928年12月5日成立。1948年5月，國民黨執行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就任總統，此時的立法院除原規定有的立法權外，還具有如下職權：總統任命行政院長，須立法院同意；行政院施政方針需向立法院報告；可決議變更行政院重要政策；可責問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等。至1947年，立法委員達到149人。

一、父親為何會參加起義

我的父親武和軒(1902—1986)，是53位立法委員中的一個。他為什么會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參與《宣言》起草?

20世紀20年代末，父親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就長期在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蒙藏委員會等機構任職。1925年，他在太原參加國民黨。在國民黨內，他參加了于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的標榜“恢復十三年(1924年)國民黨改組精神”，奉汪精衛為領袖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改組派)，成為改組派中極為活躍的一員，積極從事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活動。1929年，為抗議蔣介石操縱包辦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選舉，父親大鬧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面斥責蔣介石。后被蔣介石開除黨籍，并被通緝。

父親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和共產黨人有了密切的聯系。他在山西太原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學生運動，作為國民黨左派學生的一個活躍人物，結識了學生運動領袖、共產黨人薄一波。在薄一波領導下，他參與組織太原學生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游行。從此，父親與共產黨人建立起親密合作的戰斗友誼。

以后，父親雖身在國民黨營壘里，但始終與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著聯系和友誼。山西的著名共產黨人、抗日戰爭中山西“犧盟會”和“決死隊”(山西青年抗日決死隊，又稱山西新軍)的重要領導人、建國后長期擔任國家財政部副部長的戎子和就是與父親有親密聯系的一位。父親利用在南京政府任職的便利條件，多次掩護、救援共產黨人。曾任中紀委常委、石家莊解放后首任市長的毛鐸，曾任國家教育部部長的何偉，在上世紀30年代都曾得到父親的掩護和幫助。他將在國民黨政府鐵道部(當時部長為改組派的顧孟余)平綏鐵路局掛名的薪水，由山西同鄉、共產黨人劉定安拿著我父親的私章去領取，全部作為革命活動的經費。在解放戰爭時期，他親往南京憲兵司令部，保釋未完全暴露身份而被捕關押的學生共產黨員。

抗日戰爭后期，父親任國民參政會駐會參政員，與中共參政員多有往來，結識了中共參政員董必武，經常聯署中共參政員的提案。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制憲國大”，父親以山西國大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國民大會堂(今為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首次正式大會上，以“議事規則草案”指責作為大會主席的蔣介石不民主。這是父親又一次當面斥責蔣介石。一時間，引起很大震動。會議休息時，父親立刻被記者包圍采訪。第二天，國內外大報都在顯著位置刊登這一新聞。幾十年后，戎子和在北京對父親和我說：當年我們在太行山，聽這向蔣介石開的一炮，還真高興呢!

1947年后，父親任國民黨立法院立法委員。他在曾同屬國民黨改組派，此時已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領導人之一的郭春濤領導下，與立法委員中的民聯同志如于振瀛、陳建晨等，與許多持反蔣立場的立法委員如譚惕吾等密切合作，堅持反對蔣介石打內戰的立場。

我的兩個舅舅，祁式潛(黨內用名徐大可)、祁式之(黨內用名蕭大成)是從淮南抗日根據地戰斗到上海的新四軍和中共情報戰線上的戰士。解放戰爭時期，他們在中共上海局吳克堅領導下，分別以中央銀行專員和警察局人員的公開身份，建立秘密電臺，與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交換情報，策反國民黨軍警投誠起義，指揮上海警察局代局長陸大公和機動大隊起義。他倆與父親關系極為親密，叫父親為“五哥”(父親排行老五)，彼此無話不談。長期受他們的影響，父親更堅定了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決心。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聯的安排下，父親決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在國民黨內的反蔣經歷和與共產黨人的聯系，決定了父親在決定歷史命運的關頭，毅然決然脫離國民黨反動派，投向人民。這就是父親參加組織立法委員脫離國民黨反動派宣言的自身歷史原因。

二、父親參與宣言的起草

194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21日毛澤東、朱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22日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緊急通知立法委員和家屬于當天晚上九時前離開南京去上海，由運輸機從南京城內明故宮飛機場起飛，往返于南京上海。一部分立法委員到了上海，有的轉飛桂林、廣州、臺北，有的就留在上海和已經在上海的立法委員取得聯系。父親1948年秋已到了上海，而且控制使用一部立法院的福特小汽車，這時與陳建晨、范予遂、張匯文、洪瑞釗，葛敬恩、周伯敏、蕭覺天、李世軍、李燕等立法委員聯絡，大家一致表示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此時，作為國民黨政府代總統的李宗仁，在他的老家廣西桂林設立招待處，專門接待南去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和國大代表，并命部下拍電報給在上海的立法委員，要他們“從速到桂，共商國是”。李宗仁撤到廣州后，又讓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張匯文，告之準備派專機到上海接在上海的立法委員去廣州。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谷正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等，游說在上海的立法委員，勸誘他們去廣州、臺灣。但父親與前述的立法委員們均不予理睬，下決心留在上海不走。還有幾位立法委員在安徽、浙江和江蘇各城市，也不去廣州、臺灣，留下來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從南京到上海和原已經在上海的部分立法委員范予遂、陳建晨、張匯文、葛敬恩、洪瑞釗、蕭覺天、周伯敏、秦榮甲和父親等十余人，先后聚集在南昌路善慶坊10號民聯在上海的聯絡點和葛敬恩家里，商量如何對解放來個集體表態。但有各種意見，有的主張立即發表書面宣言；有的認為留下來不去本身就是表態，不必再另作書面表示。陳建晨建議由我父親通過民聯負責人郭春濤請示中共組織。郭春濤與中共上海局情報系統負責人吳克堅保持聯系。郭與另一位民聯負責人于振瀛(也是立法委員)曾在上海建國西路郭的寓所與吳克堅所派的徐大可碰頭，交流、交換重要情報，為國民黨特務發覺，幸被郭春濤的夫人秦德君買菜回來撞到，秦故意大聲吵鬧，驚動郭、于、徐及時從后門撤離。秦德君因此被捕，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上海解放時為解放軍解救。

郭春濤將父親匯報的各位立法委員的意見，報告了吳克堅。吳克堅說：這些朋友的情況，我們都了解，他們沒有走，留了下來，就很好。至于是否需要再以文字形式來表示態度，讓我們研究并請示以后再說。這表明，中共領導已經知道了留在上海的立法委員們的想法，并給予熱情的肯定。

1949年6月，立法委員葛克信從北平到上海，見到我父親等人，講到邵力老(邵力子)叫他帶來一個口信：周恩來副主席說，在上海、南京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朋友們，能夠決計留下不走，我們很歡迎。他們應該表示一下態度嘛。周恩來此時正全力籌備新政協，5月20日出席“小民革”招待會，稱贊“小民革”是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組織；5月23日邀請民革負責人商議召開新政協和成立聯合政府問題。他與留在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談代表邵力子常常見面。

聽到周恩來的話，立法委員們極其振奮，立刻推定周伯敏、蕭覺天和葛克信等負責起草宣言。先由在上海的立法委員簽名，然后寄給在北平的邵力子先生，請邵力老囑咐在北平的立法委員簽名。邵力老又請居留在各地的立法委員陸續簽名。最后有53位立法委員在《宣言》上簽了名，其排序按當時繁體字姓氏筆劃?！缎浴分链送瓿闪酸j釀、起草、定稿、簽名的全過程。周伯敏、蕭覺天、葛克信等起草者都是文筆極佳的立法委員，將眾人的意見集中寫就，充分表達了立法委員們的意愿。

到了1949年8月，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見到邵力子，問起國民黨立法委員的表態宣言怎么還沒有送來?邵力老說已經交給您的秘書了。周恩來囑秘書找出宣言原稿，親自審閱，同意了宣言的內容。

三、父親說：周副主席的決策真英明

《宣言》在1949年9月19日由新華社發出電訊，9月20日見報并同時以華語、外語向國內外廣播。電訊的標題是：前國民黨立法委員王又庸等五十三人頃發表聲明如下。

《人民日報》以“偽立委五十三人發表聲明，虔誠接受中共領導，決心努力學習爭取新生”為標題，刊登《宣言》全文。

《宣言》見報的日子選擇得很有意義。第二天，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講了“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著名語句。選擇在新政協開幕前公布國民黨政府53位立法委員的“脫離國民黨反動派”宣言，無疑給在北平舉行的人民政協會議已具有的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又增添了分量。父親講到這個《宣言》的產生和發表時曾多次說，周恩來副主席的決策真高明，選擇發表的日子極有講究，十分有意義?！缎浴返陌l表，是對在《宣言》上簽名的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在政治上的正確抉擇給予充分肯定，是對他們“走向人民”、“誠心誠意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政治態度的充分肯定，從而意味著這53位立法委員的新生，在將由新政協宣布成立的人民共和國里成為當家作主的人民的一分子。

《宣言》在國民黨政府已經逃往廣州，面臨徹底崩潰的時候發表，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是一次重大打擊。國民黨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正是在1949年9月19日，國民黨政府綏遠省主席董其武率綏遠軍政人員通電起義，綏遠和平解放。也是9月20日，各大報刊登了這一消息，和立法委員《宣言》同刊。這一批官居簡任一級(即中央副部長級)的立法委員集體發表脫離宣言，是國民黨在政治上無法招架的失敗。如此的集體行動，絕對可以與戰場上國民黨軍重大起義媲美，而在國民黨政權內是絕無僅有的一次。正因為受到的打擊是如此之重，氣急敗壞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立即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將53人永遠開除出國民黨，并予以通緝。對我父親，這是他第二次被國民黨開除和被通緝。同時，國民黨當局對從南京、上海到廣州的立法委員，采用了兩手辦法。一手將簡任級待遇提高到特任，即中央部長級；一手對持不同意見的加強控制、監視，甚至打擊。但是，《宣言》的政治影響繼續發酵，仍有一些南去的立法委員，去了香港，以后又回到內地，參加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

《宣言》在國際上產生了不小影響。蔣介石控制國民黨政府，施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立法院實際上是國民黨和蔣介石專制獨裁統治的政治遮羞工具。如今被西方國家看作為“國會議員”集體“倒戈”，實是蔣政權在政治上的大失敗。因而，國外報紙紛紛刊載這一消息。

四、40年后，我被告知父親是“革命干部”

53位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的《宣言》發表10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從此，這些原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在新中國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父親與他們在民革組織和人民政協中，為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與發展，為祖國統一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父親連續被選為民革二屆至五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常務委員會顧問。1950年由民革中央派到上海工作，一直擔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還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委員和上海市人大代表等。

1957年7月7日晚，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友誼電影院底樓大廳接見上海各界人士。其間，毛澤東與我父親同坐一雙人沙發上親切交談。我當時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念書，暑假回上海，父親對我講述當時的情形。毛主席聽我父親的北方口音，問道：武先生，你是何方人氏?我父親答：是山西文水人。毛主席脫口而出：噢，你是武則天的本家。毛澤東知識之淵博、反應之敏捷、語言之幽默，令我父親和全家^非常感動。交談時的照片一直擺放在我家客廳里。

《宣言》發表的40年后，1979年初和1982年底，中共中央兩次發出文件，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父親和參加《宣言》的原國民黨立法委員被明確為起義人員，得到有關部門頒發的證明。我曾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一位領導的口頭告知：你以后填家庭出身一欄應填寫“革命干部”。這我才明白，戰場上起義的國民黨軍人，是“革命軍人”，而NY-的文官，則視為“革命干部”。這是黨和人民對原國民黨立法委員N_AZ的愛國行為的肯定。

也是在1979年，我陪父親到北京出席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6月15日會議開幕，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致開幕詞，闡述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我作為委員的隨員也在人民大會堂聆聽了鄧小平主席的重要講話。講話指出“我國的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充分肯定“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不會忘記的”。我父親時年已古稀，但仍受到極大鼓舞，以更大的政治熱情投入到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工作中去。

60年前在《宣言》上簽名的原國民黨立法委員均已作古。他們從國民黨營壘走出來，與反動派決裂，又走過了幾十年與新中國同行的道路，證明了他們當年的抉擇是正確的。

寫于2009年6-7月

責任編輯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