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書寫

計紅芳

“南來作家”是1949年前后南來香港的難民作家和左翼作家、受文革影響自我放逐到香港的作家以及之后出于各種原因移居到香港的一批又一批作家。他們首先是“香港作家”;其次,他們主要是在大陸完成的高等教育,有著大陸教育文化背景,對“鄉”有特殊的感情;第三,由于種種原因,他們或主動或被動放逐到香港,試圖認同香港卻又回望中原,因而往往有跨界身份認同的困惑及焦慮,更能體會“家”之失落與追尋的痛苦。與此相應,由“南來作家”創作的表現出“深刻不安”也即文化身份焦慮的文學即為“南來文學”?！澳蟻碜骷摇被蛑鲃踊虮粍拥姆胖鸾涷瀸λ麄兊膭撟鳟a生巨大影響,大陸和香港兩地不同的生活體驗、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浸染與沖突,使得這些作家產生身份追尋的困惑和焦慮,并影響他們的創作心態和身份建構。

三批“南來作家”的創作涉及小說、散文、詩歌等多個文類,滲透到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各個領域,他們在香港文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實在不容忽視。本論文試圖借助文化研究中的“身份”、哲學中的“存在”和心理學中有關“焦慮”等的理論研究成果,以劉以鬯、徐、曹聚仁、陶然、顏純鉤、王璞的小說為重點研究對象,旁及其他作家、其他文類的創作,來考察“南來作家”身份建構和跨界書寫中的困惑和焦慮、應對的敘述策略、漂泊懷鄉母題?？傮w研究與個案分析相結合,以期給出一個完整清晰的“南來文學”圖景,以及他們對香港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甚至世界移民文學作出的貢獻。

全文分上下兩編。上編主要是對“南來作家”及其“南來文學”的總體研究,分為6章。

第一章,“南來作家”的總體特征

和土生土長或外地生本土長的本土作家相比,他們是一群生活在多元文化對話場中的邊緣人,其身份是多重的。

第二章,“南來作家”身份建構的參照環境

“南來作家”的身份建構是多重參照環境作用的結果。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到香港的“南來作家”,他們的身份書寫無法繞開那深刻的大陸記憶和文化想象,商業化香港、本土居民和暫時做穩了移民的群體的合力包圍圈,以及后殖民文化語境中香港自身身份的復雜多元,就更加造成“南來作家”身份建構的復雜。

第三章,“南來作家”的創作心態和身份建構

身份的建構伴隨著清醒而又痛苦的精神歷程。不管是50年代的徐訏、李輝英、曹聚仁、劉以鬯,70年代的陶然、顏純鉤,還是80、90年代的王璞、蔡益懷,他們大都是主流商業社會的邊緣人,疏離是他們初到香港時共同的心態,移居他地帶來的經驗斷裂和經驗重組過程中存在價值解釋的不確定及無法定位的身份焦慮,對于飄逝的往昔故地生活和文化傳統的傷感或痛苦的回憶,歷盡苦難后對命運、歲月、愛情、人性的領悟和剖析成為這些“南來作家”身份建構和跨界書寫的共同內涵。由于他們南來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其創作心態、身份建構又各有不同。

“南來作家”的創作心態基本上遵循從中原過客心態到中港雙重意識再到認同香港的屬民意識,直至超越中原和香港面向人類的總體意識的發展過程,它不是循序漸進的,而是交叉反復,呈螺旋上升的趨勢。與此相適應的身份建構也有所不同。50年代那一批的“國族意識”最強烈,因而對香港的疏離感也最強。他們是因為政權更替而流離異域他鄉,所以家國之痛最為強烈,對香港的疏離遠大于認同,過客心態遠大于香港意識,徐訏是為代表。70年代這批,大都經歷過文革,對祖國的感情是愛恨交織,國族意識不像上一代那樣強烈,但不乏現實批判意識、憂患意識、使命感,定居香港后和大陸有比較密切的聯系,有的還?；卮箨?中原心態和香港意識糾結在一起,但比之第一批,有對香港較強的認同感,陶然是為代表。到了80、90年代,正逢大陸改革開放,加上香港與內地溝通的便利,新一代的南來文化人家國觀念已相對淡漠,體驗更深的是個人的浮沉與漂泊感,更多關注現代及后現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總體身份,王璞是為代表。

第四章,“南來作家”身份建構的對象

“南來作家”身份的想象性建構對象大體經歷“難民”到“移民”而后“屬民”形象的演變。本研究所說的“難民”,是指因為政權更替或其他原因移至異域他鄉的居民。其主要特征是:多有漂泊感和放逐感,過客心態多于香港意識。所謂“移民”,是指7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新移民浪潮并受文革影響從大陸移居香港地區的居民,由于兩地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觀念的不同,他們同樣感受到邊緣人物的惶惑和痛苦。邊緣處境、窘迫生存困境和身份認同危機,體現在作品中常常表現為“存在主義”生命哲學影響下無奈的生存掙扎、無根的性愛解脫和無盡的孤獨的死亡暗示。隨著居港時間的延長,移民的心態由疏離逐步向認同轉變,其身份也由移民向屬民轉換。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移民又逐步變成全球人。

第五章,“南來作家”身份建構的母題

文化身份焦慮和漂泊懷鄉是“南來作家”跨界書寫的共同母題。所謂“懷鄉”泛指移居異地的人對于飄逝的往昔故地生活的傷感或痛苦的回憶。三批“南來作家”的“懷鄉”內涵有所不同,又相互交叉。第一批主要是懷“地理”之鄉,訴說有著“家國之痛”的放逐者對“家國”的溫情回憶,帶有理想化的痕跡;第二批“南來作家”的大陸回望往往糾結著“文革”記憶對個人命運的影響,民族傳統文化孕育的心理積淀使之常懷“文化”之鄉;在改革開放語境中受教育成長起來的第三批“南來作家”,由于全球化造成的國家、種族、文化的跨界與眾聲喧嘩,使得他們少有家國之思,特別是“九七”回歸后更是如此。他們更多現代及后現代社會中人的精神漂泊,因此主要懷“精神”之鄉。家鄉地域、歷史文化傳統、精神家園三個層次相互依存、共同作用構成50年代以來“南來作家”“懷鄉”母題的三重奏。

第六章,“南來作家”和香港文學

如何正確評價“南來作家”及其創作在香港文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確是一個難題。任何站在大陸本位或香港本位的評判都不是科學客觀的。

就創作本身而言,因著經驗和身份的多元,“南來作家”的跨界書寫提供了一種“邊緣人”的雙重視角,因而不同于本土作家的香港書寫,它必將豐富香港文學的經驗甚至世界移民文學的經驗。就“南來作家”整體來說,他們是香港文學重要的一翼,和本土作家、外來作家的創作共同繪制香港文學的地圖。他們的文學活動是香港文學事業發展極其重要的部分。

下編共分六章。主要選取有代表性的“南來作家”如劉以鬯、徐訏、曹聚仁、陶然、顏純鉤、王璞及其小說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進行個案分析。

無論在世界文學還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甚至在香港文學“南來作家”的創作中,小說是諸種文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類,因此通過小說最能觀照“南來作家”的創作心態和創作實績。選擇這六位作家有其必然性。首先,三批“南來作家”各有代表。50年代選取了三位,70年代選取了兩位,80、90年代選取了一位。第一批過客心態最為濃重,國族意識和懷鄉色彩最為濃烈,且作家自身政治身份復雜,因而就更具有身份建構的代表性,是為重點敘述。其次,“南來作家”的背景各不相同,選擇時盡量兼顧到各個地區的代表性。最后,還考慮現代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法的多樣化。更重要的是這六位作家的創作實績不僅在香港而且在大陸獲得公認,具有相當的典型性。

第一章,不在此山中的旁觀者

——曹聚仁

形中實左的曹聚仁始終想做一個“革命的旁觀者”,然而在左右對峙激烈的50年代,要想保持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立場,絕不可能。在他身上,顯然有幾重身份困惑:面對左派時右派的嘲諷謾罵,面對右派時左派的排斥懷疑,還有面對英國殖民地中心話語時的邊緣話語的壓力,左右都不是,并且又無法躋身香港主流話語圈,自我價值得不到確定,這一切構成曹聚仁身份困惑及焦慮的內在動因。

他一方面借助于被時局無情拋到荒島上的南來人陳天聲、滕志杰的命運遭際反襯出國內政局動蕩給知識分子帶來的身心傷害,另一方面批判香港金錢情色社會對那些有著傳統文化根基的南來人的沖擊和腐蝕。作者的批判鋒芒直指香港禮法綱常崩壞的情色世界。當故事里荒誕錯亂的人物關系漸趨簡單合理,作者曹聚仁的筆調亦從渾濁的欲望糾纏走向明朗的倫理回望,顯現出作者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孺慕和國族認同。這種善惡分明的情感態度和理想化的結局安排,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作者初到香港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因而對蠶食人性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社會進行嚴厲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企圖用傳統倫理價值來重新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

第二章,漂泊在都市上空的孤魂

——徐訏

居港30年,徐訏一再地自嘲為“難民”、“過客”、“異鄉人”,這種“過客”的身份定位使得他始終與香港隔了一層,這種疏離感竟也不知不覺地影響了小說中的敘述主體及作品的香港色彩。徐訏的小說大都取材于大陸,尤其是上海和鄉村,而非香港本地。徐訏的鄉村回憶和上海故事,是為了忘卻那被放逐的痛苦,不被香港認同的尷尬,是由上海進入香港不可得才不得不返回鄉村或上海的一聲深沉嘆息。即使是香港背景的小說,呈現于讀者眼前的也是浮光掠影的香港,猶如霧里看花,模模糊糊,失去應有的真實感,且大多帶有批判的眼光。

人生的放逐漂泊使得他對人性、生命、愛情、苦難等問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商業氣息日漸濃重的香港,徐訏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身份建構,那就是對理想人性美的執著追求,對生命、苦難、存在、價值等命題的哲學思考與宗教提升,這是超越中原心態和香港意識局限的人類共同的命題,也是徐訏小說的價值所在。

第三章,半夢半醒之間的“酒徒”

——劉以鬯

有“都市行吟詩人”之稱的劉以鬯是一個描寫香港日常生活、香港人的精神最成功的“南來作家”。這不僅因為他對于香港都市社會的理解和把握由浮泛逐步走向深入,創作心態由疏離逐步走向認同,如從“天堂與地獄”到“島與半島”再到“黑色里的白色 白色里的黑色”,審視香港的目光愈趨平和;還在于對符合現代香港生活的小說形式的不斷實驗和創新:沒有故事或沒有人物的形式,雙線交錯并行發展的對倒形式,并置的結構,黑白相間的版面形式,開頭與結尾正反顛倒的排版形式,“用小說的形式寫詩”,對古典故事的現代主義闡釋等等,在“娛樂自己”的藝術創作中進行“找回自己”的身份建構。

“酒徒”的身份焦慮和掙扎無疑可以看作移居香港的劉以鬯的心路歷程,他們具有身份同構的互文性。另外,利用編報紙副刊和純文學雜志的有利條件,極力為嚴肅文學爭得一席之地,實現“副刊編輯的白日夢”,也是身份想象性建構的途徑。

第四章,“迷墻”內的抒情圣手

——陶然

被譽為抒情高手的陶然,和大多數“南來作家”不同,經歷過二度移民、兩次放逐,飽嘗人生苦難的陶然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香港商業大眾文化甚至印尼的山城文化都無法產生完全認同。他似乎懸浮在印尼、中國大陸、英屬殖民地香港三個空間及其對應的幾種文化之上,反而不知根之歸屬,大陸和香港都無法成為陶然重建自己文化身份的精神依歸。他一方面認同香港,對香港的情感與日俱增,以老居民自稱,一方面又頻頻回望大陸,割舍不斷中原情結,甚至印尼情懷。這就是他寫作中的身份困惑。處于“中間狀態”的陶然把邊緣處境當作一種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境遇,不斷激發出創作靈感,運用不同于本土作家的多重視角,書寫著新移民的辛酸苦痛,也描畫著香港眾生的“浮世繪”。

居港多年的陶然,完成了由“經典化敘述”向“個人化敘述”的創作轉型,摸索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個性和才情的創作路子,那就是帶有濃郁心理體驗色彩的抒情獨白,以及現代商業都市古典純粹愛情的堅守。陶然在現代與古典、西方與東方疏離和認同的雙重融合中建構其文化身份,他找到了“是其所是”的身份書寫策略。

第五章,人性困境的探幽者

——顏純鉤

有著親身移民體驗的顏純鉤,筆端自然會流淌關于他們這一代新移民的酸甜苦辣。在這個陌生的文化環境中,移民首先面臨的是就業生存的困難,而后便是生活無著精神上的苦悶,包括性的苦悶。他們的生存困境表露出這代移民來到殖民地香港后的身份焦慮和認同危機。他們無法一下子擺脫在大陸所受的注重人情、倫理、道德等傳統文明的觀念,而認同香港社會那種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觀念,兩種文明的沖撞與融合直至達到內在的自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對大陸愛也好,恨也罷,難以改變的是已經深入作者肌體的中規中矩的儒家傳統文化教育帶來的對作品完整平衡結構的經營,和隱含在小說敘事背后的二元對立的審美模式和理想價值系統。

第六章,孤獨的旅人

——王璞

出生香港、在大陸歷練、后又回港居住已有15年之多的王璞,應該深諳香港的風情人事、山水草木,讓這一切不知不覺地進入她的筆下。但這往往是她小說的背景,承載的卻大部分是大陸的記憶?！盎貞洝笔峭蹊睂蕡@的依戀,也是對香港現實的規避。王璞小說所表現的“疏離”不僅在于人物與香港由地理而心理的疏離,更在于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無法溝通的疏隔,任何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猶如荒誕派戲劇家貝克多“等待”的“戈多”。

王璞的小說主要不是講故事,而是借助于故事表達出世紀末現當代人的生存困境:靈魂的漂泊,意義的荒誕,人性的疏離。小說中的夫妻、情人幾乎都是感情的漂泊者,找不到回家的路。在追尋身份的過程中,人物不是在迷宮中迷失,就是尋尋覓覓、兜兜轉轉卻始終無結果,甚至不知什么是自己所要尋求的?；貞?、追尋是故事主人公常見的生活歷程,而與此相伴的是失落、懷疑、疏離、對抗,是永無止境的對生存的叩問和精神家園的建構。

結語

從大陸移居到香港的“南來作家”的文學經驗將會給香港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世界范圍內的新移民文學注入一股別樣的血液。研究“南來作家”跨界書寫的意義就在于此。研究雖已告一段落,但還有許多不足和遺憾。

“南來作家”此項研究的難度就在于很難收集到他們的資料。雖然大陸資料條件有限,但還是經過各方面的努力,搜集到研究這些“南來作家”的基本史料與主要作品,使得研究成為可能。不過有些材料還是無法查證,不免感到遺憾。小說是最有代表性的文類,所以本研究以小說為重點研究對象,旁及其他門類。為了使此項研究更具廣泛性,在后續研究中將更多參照詩歌和散文創作,更多參照同時期本土及海峽兩岸作家的創作。此外,雖然此項研究前后共花兩年左右時間,但由于選題所涉及的范圍較廣,作家較多,時間跨度較大,因此還是不能充分展開,在以后研究中將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