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

內容摘要：本文闡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及其貢獻，并以編輯《關隴文學論叢》、主辦第一次“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創辦《敦煌文學研究通訊》、籌備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主編《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等為例，說明甘肅敦煌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有全國胸懷和開放的態度。甘肅學者并不保守，而是以開放的心態，歡迎并積極邀請全國的學者參與這些學術活動。

關鍵詞：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卓越成就

中圖分類號：1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06(2009)04-0115-07

20世紀80年代敦煌學復蘇以后，在我國學者的敦煌文獻研究中，敦煌文學研究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中國敦煌文學研究的蓬勃發展及走向世界，甘肅學者貢獻至巨，功不可沒?；蛉眨弘m然甘肅研究敦煌學的機構和人員最多，但是敦煌文獻研究方面標志性的成果和旗幟性的人才，基本上都不在甘肅。我以為，這一估計并不符合甘肅敦煌文學發展的實際?，F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有關情況如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國內政治文明建設，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敦煌學也開始復蘇，其中走在前列的就是敦煌文學。首先是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資料叢刊》第1輯上，發表了舒學整理的《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另如1979年《陜西師大學報》第1期發表了刁汝鈞先生的《敦煌變文研究管見》；《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發表了黃廣生先生的《韋莊自禁(秦婦吟)原因再析》。緊接著，1980年發表了王水照先生的《關于韋莊<秦婦吟>評價的兩個問題——兼論古代作家對農民起義的一般態度》(載《古典文學論叢》)、俞平伯《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載《文史》第13輯)、任二北《敦煌詩詞研究在國外》(載《文學評論叢刊》第9輯)、白化文《什么是變文》(載《古典文學論叢》第2輯)、劉銘恕《關于俗講的幾個問題》(載《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張錫厚《敦煌文學的歷史貢獻》(載《文學評論叢刊》第9輯)、《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淺論》(載《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唐初白話詩人王梵志》(載《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4輯)、張鴻勛《簡論敦煌民間詞文和故事賦》(載《社會科學》1980年第1期)、孫其芳《敦煌曲子詞概述》(載《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高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的文學價值》(載《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趙和平和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載《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5、6期)等。

由上簡列的目錄可知，在敦煌學開始復蘇的1980年，敦煌文學研究可謂步其先行，其中甘肅學者就有張鴻勛、孫其芳，甘肅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開辟了“敦煌學研究”的專欄(這是全國學術刊物開辟最早的敦煌學研究專欄)，就以較多的篇幅發表了敦煌文學方面的論文。

正是在甘肅敦煌文學起步的良好勢頭下，甘肅的學術機構及學者們做了幾件具有全國乃至世界眼光的工作：

第一，編輯《關隴文學論叢》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從1980年10月開始籌辦，到1981年4月正式成立。成立后就將敦煌文學作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如1981年編輯了《關隴文學論叢》第1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其中就有張鴻勛先生的《(游仙窟>與敦煌民間文學》；1982年又編輯了《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專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在“敦煌文學研究”欄目中發表了蔣禮鴻《讀變枝談》、江藍生《敦煌寫本<燕子賦>--種校注(之一)》、周丕顯《敦煌俗曲中的分時聯章歌辭》、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作品故事流變考略》、張錫厚《關于王梵志思想評價的幾個問題》、高國藩《談敦煌五言白話詩》；在“學者及專著介紹”欄目中發表了陳時彥《敦煌學的拓荒者——王國維》、任之《仆仆于驚沙大漠的敦煌學家——向達》、趙以武《<敦煌變文匯錄)和(敦煌變文集>》、肖戈《敦煌曲子詞集》；另外還有陳人之的《奮起奪回“敦煌學中心”》、張鴻勛、周丕顯、顏廷亮編的《敦煌文學研究目錄索引(初稿)》。尤其值得贊賞的是，當《江海學刊~1982年第1期發表了任半塘先生的《敦煌學在國內亟待展開第三時期》(作者認為國內對敦煌學的研究已經歷了兩個時期，其中第一期以羅振玉為代表，第二期以王重民為代表，但問題不少。從60年代到當時(1982年)，幾乎停滯了20年之久，因此，亟需開辟敦煌學研究的第三時期，使這一學科不斷完善)后，即組織了“敦煌文學研究筆談”，作為《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專集》的一個專欄，發表了王慶菽《殷切的期望》、劉君寄《承前啟后，把敦煌文學研究推向新階段》、蔣禮鴻《略談敦煌文學研究》、劉銘恕《一點感想》、程毅中《希望和建議》、張錫厚《怎樣打開敦煌文學研究的新局面》、張鴻勛《幾點希望》、李永寧《加強“敦煌學”研究之我見》、吳肅森《喜讀(敦煌學在國內亟待展開第三時期>》、顏廷亮《我們的應盡之責和初步打算》，討論敦煌文學研究及學科建設的有關問題。

《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專集》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版的第一本敦煌文學專集，集中的作者除甘肅的學者周丕顯、張鴻勛、李永寧、顏廷亮、陳人之、趙以武外，還有全國其他地區的學者，如蔣禮鴻、王慶菽、劉修業、劉銘恕、程毅中、江藍生、張錫厚、高國藩、吳肅森等。由此可見，甘肅的敦煌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走在了前列，并起了組織帶頭作用。其中顏廷亮先生作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負責人，其聯絡組織之功是不可沒的，《我們的應盡之責和初步打算》就闡述了甘肅研究敦煌文學的有利條件和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從事敦煌文學組織、研究工作的計劃。

第二，主辦了第一次“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

為了總結和推動敦煌文學研究工作，甘肅省社會科學院于1982年7月24日至8月5日，在蘭州、敦煌兩地召開了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專家學者有山東大學中文系的關德棟、鄭州大學歷史系的劉銘恕、四川師范學院中文系的王文才、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和柴劍虹、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的車錫倫、南京大學中文系的高國藩、杭州大學中文系的張金泉、四川大學中文系的項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張錫厚和語言所的江藍生、吉林大學中文系的張國舉、北京中醫學院醫古文教研室的周篤文。甘肅的學者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段文杰、李永寧、李正宇，天水師專的張鴻勛，甘肅省圖書館的周丕顯，蘭州大學外語系的水天明和中文系的齊裕煜、寧希元、段平安，西北師范學院中文系的秦效忠，甘肅教育學院中文系的孫其芳、何國棟，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朱瑜、陳人之、孫亞英、顏廷亮、趙以武、張永明、楊忠、劉珙。另外，還有甘肅人民出版社的周頓、張祚羌、李民發等。

這次座談會是一次高規格的學術研討會，不

僅段文杰、關德棟、劉銘恕、王文才、程毅中等老專家與會，而且新一代學人車錫倫、高國藩、張金泉、項楚、張錫厚、江藍生、李永寧、李正宇、張鴻勛、柴劍虹、周丕顯、水天明、寧希元、孫其芳、陳人之、顏廷亮、趙以武等集體亮相。另外，著名敦煌學專家唐長孺、姜亮夫、周一良、周紹良、啟功、王慶菽、劉修業、蔣禮鴻等先生，因故未能與會，但都通過不同方式表達了對會議的支持和希望。

看看這一名單，再將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語言文字組的名單羅列如下——召集人：周紹良、張金泉、顏廷亮；組員：周紹良、周祖謨、季羨林、關德棟、陳振鵬、陳人之、于忠正、曹克己、杜維沫、柴劍虹、項楚、張錫厚、張金泉、張鴻勛、劉燕文、李永寧、黃家全、高嵩、高國藩、吳肅森、顏廷亮。

由于參加1982年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的劉銘恕、周丕顯、李正宇被分到了遺書組，段文杰被分到了美術組。這樣，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的代表與1983年學會成立大會及學術討論會的代表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說，1982年的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代表了當時敦煌文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敦煌文學研究的基本陣營和隊伍都已包含在內了，也是80年代初敦煌文學研究的學術地圖。

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收到的論文被會議組織者——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編為《敦煌學論集》于1985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據“編后記”：“本書的編輯，由顏廷亮同志主持編務，趙以武同志負責具體工作”。

正是由于主辦《關隴文學論叢》，尤其是“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的成功舉辦，使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及顏廷亮同志為學界所認可。因為1982年7月2－3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籌備會議”上，參加單位有教育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文化部藝術研究院、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蘭州大學歷史系、西北師范學院歷史系的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武漢大學歷史系的代表因時間趕不及未到會)。會議商定：“參加籌備的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文化部藝術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學院、武漢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學院為發起單位，由北京大學牽頭。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部文物局為贊助單位。由發起單位向全國有關單位和研究工作者發出倡議，并由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西北師范學院歷史系指定專人成立秘書組，負責成立大會的具體籌備工作?！?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籌備會議紀要》)但到1983年5月18－20日舉行第二次籌備會議時又增加了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杭州大學、新疆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而且顏廷亮先生就是作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代表參加籌備會議的?；I備會“委托甘肅省的四個發起單位組成大會秘書處，分工協作負責成立大會的會務工作及參觀活動”。(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第二次籌備會議紀要》)

甘肅的四個發起單位即蘭州大學、敦煌文物研究所、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西北師范學院。從1982年7月初第一次籌備會議到1983年5月第二次籌備會議增加的幾個發起單位，可能各自的具體情況不同，但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能夠進入，顏廷亮先生作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代表參加籌備會議，我認為正是1982年“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的成功舉辦，使甘肅省及全國有關單位對甘肅社會科學院的敦煌研究及顏廷亮先生的學術組織能力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才將甘肅省社會科學院作為發起單位。因為1982年7月的籌備會議后，“教育部向中宣部寫了報告，得到中宣部同意，隨后又和甘肅、新疆、西藏三個省、區黨委宣傳部的負責同志進行了商量”。1983年1月15日“中宣部正式批準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由教育部負責協調組織工作。隨后，教育部的同志又去蘭州與甘肅省委商量”。到1983年5月召開第二次籌備會時，“又增加了北京圖書館、中央民族學院、甘肅社會科學院、新疆社會科學院、新疆博物館、西藏社會科學院、杭州大學七個單位”為發起單位。(季羨林《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籌備工作報告》)

第三，創辦了《敦煌文學研究通訊》

1982年9月15日，在“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召開一個多月后，為了反映這次學術研討會的成果，并擴大影響，加強交流，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編印了內部刊物《敦煌文學研究通訊》，刊載了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朱瑜的《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開幕詞》、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部長吳堅的《在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及《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紀要》，后附“參加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代表名單”。1983年3月5日，出版了《敦煌文學研究通訊》第2期，刊載了《敦煌學研究列入“ 六五”計劃重點項目》、《彭佩云強調要注意扶持我國特有的學科——敦煌學》的簡訊，柴劍虹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即將重印》。開辟了“新撰論文介紹”：簡介了項楚先生發表在《南開學報)1983年第2期《<維摩碎金>探索(附<維摩碎金補校>)》和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1983年第l輯的《敦煌變文字義析疑》兩文的主要觀點。后面還有“出版消息”，報道了《關隴文學論叢》第2、3輯的主要內容和“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的論文集《敦煌學研究論文集》目錄(正式出版時改為《敦煌學論集》)。1983年7月5日，又出版了《敦煌文學研究通訊》第3期，刊載了署名“亦安”的信息：《受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學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姜亮夫教授擔任指導老師》；柴劍虹《<敦煌遺書論文集>即將出版》的消息，報道了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遺書論文集》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并介紹了該書的主要內容。同時發表了周一良先生的《敦煌遺書論文集序》。另外還有張鴻勛《關于敦煌講唱文學研究情況的通訊》，任幾的書評《敦煌文學研究的一個新成果——讀<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由以上介紹可知，從第2期開始，《敦煌文學研究通訊》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通訊”，成了學界了解敦煌文學研究，乃至敦煌學研究的一個窗口。

在1983年8月15－22日召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研討會”上，語言文學組的代表就倡議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并成立了籌備組。由于籌備組的“聯系處暫設甘肅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因此，從1983年9月10日出版的第4期開始，《敦煌文學研究通訊》就改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籌備組合編，第4期也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研討會”語言文學組活動專輯。1983年底(或1984年初)，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升格為文學研究所，從1984年1月16日出版的第5期開始，又改為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籌備組合編。

1984年10月16－24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成立大會在杭州舉行，正式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根據成立大會上代表們的意見，從1985年1月5日出版的第9期開始，將刊名改為《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并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秘書處合編。在本期的“編者贅語”中還有約稿：“敬請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界的同志賜寄下列方面的稿件”：

一、國內外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動態；

二、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最新成果的摘要或介紹；

三、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方面不宜公開發表或暫時不宜公開發表的中、短篇論文、資料；

四、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機構介紹和專家傳記；

五、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計劃和經驗；

六、其他有關稿件。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從1982年創辦，到1986年1月總12期時改為季刊，每年出版4期。到1990年第4期時，已出版了28期。

《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出至2002年第1期(總65期)后，因顏廷亮先生退休，無法繼續編印，故再未編，而以《甘肅敦煌學學會要聞要件》(2005年12月，甘肅敦煌學學會秘書處編)的形式作為終刊號。由此可見，一個人對一項事業的成敗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綜觀80年代的敦煌學研究，《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資訊、聯絡作用。如果說，《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是依靠全國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力量，并有一定的經費、人員保障的話，《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則主要是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尤其是顏廷亮先生個人的努力及辛勤勞動的成果，它對推動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發展、加強學術界的聯系與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的敦煌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將來編寫敦煌學史時，它將是重要的一章?，F在，研究力量、研究水平和經費、條件都比當時好多了，但不知為什么，總是感覺到缺少些什么。而在敦煌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卻都?？?。當然，現在電腦，、網絡的發達，人們獲得資訊的條件和途徑比原來多了，《通訊》的資訊功能可能比以前弱化了，但它還有許多的優點，電腦、網絡也不能替代它的全部功能。因此，如有可能，還是希望將它們復刊，以便于敦煌學界的交流。

第四，籌備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

由于我國的敦煌語言文學在敦煌學研究中成果最為突出，人員結構也比較合理，因此，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研討會”期間，語言文學組的代表們就醞釀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

為什么首先提出成立的是語言文學分會呢?這主要是由于在我國的敦煌學研究隊伍中，“從事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和愛好者，為數頗多。去年在蘭州開過一次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促進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發展。一年來，從事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同志，互相間聯系密切。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還根據那次座談會上代表們的意見，進行了一系列工作，并編印有《敦煌文學研究通訊》。這就表明：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的條件較為成熟?，F在，甘肅社會科學院表示愿為這個會的成立及今后工作提供必要條件”。(《倡議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籌備組已成立并開始工作》，載《敦煌文學研究通訊》第4期)由此可知，首先提出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有3個有利條件：1，舉行了敦煌敦煌研究座談會，2，創辦了《敦煌文學研究通訊》，3，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愿意提供條件。這三個條件又是與顏廷亮同志的努力及辛勤工作分不開的。

“鑒于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是件十分嚴肅的事情，還有一系列準備工作要做，根據大家的意見，先成立籌備組。經推舉，籌備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錫厚、杭州大學中文系張金泉、敦煌文物研究所李永寧、甘肅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顏廷亮等四同志組成。聯系處暫設甘肅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同上)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籌備組成立后，即開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工作，籌備組張金泉、顏廷亮先生還分別向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會、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和甘肅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籌)辦公室就成立語言文學分會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匯報，得到了支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會負責同志還希望盡快成立，使語言文學分會成為總會下成立最早的一個分會。

經過籌備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1984年10月16--24日，在杭州舉行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成立大會暨學術討論會”。會議通過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章程》，選舉了以姜亮夫、周紹良、蔣禮鴻、柴劍虹、顏廷亮、李正宇、張鴻勛、張金泉、曹方人、姜昆武組成的理事會，并決定為臺灣保留一位理事名額。由姜亮夫任會長，周紹良、蔣禮鴻任副會長，張金泉任秘書長，柴劍虹、顏廷亮任副秘書長。決定分會的會址設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為工作需要，特在甘肅省分設辦事機構。

1986年9月22－25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在酒泉召開了學術年會，會議共收到論文23篇，討論后選編為《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由于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安排的變動，從1987年5月開始，張金泉同志不再擔任分會秘書長。7月23日，趁在天水舉行《敦煌文學概論》編委會之便，分會舉行了一次工作會議決定：在1988年理事會改選之前，由顏廷亮同志代理秘書長職務，委托張涌泉同志負責設于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的分會機構的日常事務工作。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從籌備到成立，以及所開展的一系列工作、學術活動，都有著周紹良先生和顏廷亮先生的心血。

第五，主編《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

1985年，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在顏廷亮先生的主持下，就開始編寫《敦煌文學概論》一書的準備工作。到1985年底，各項準備工作大體就緒。1986年初，《敦煌文學概論》被列入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重點課題。1986年9月，乘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在甘肅酒泉召開年會之際，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利用有關同志齊集酒泉之機，召開了《敦煌文學概論》一書的首次編寫會議。討論了課題設計、編寫原則和編、章、節目錄，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向受邀參加編寫工作的院外專家學者頒發了聘書。

編委會顧問周紹良先生看了《敦煌文學概論》一書的編寫原則和體例后，提出了一個帶有根本

性的問題，即究竟如何界定敦煌文學的內容和范圍。敦煌文學難道只是指敦煌遺書中保存的變文、曲子詞、通俗詩(如王梵志詩)等俗文學作品嗎?會后，周紹良先生對敦煌文學的概念、內容等進行了認真的思考，認為以《文選》的分類來看敦煌文學比較科學。在此基礎上寫成了《敦煌文學芻議》的長文，提交1987年在香港舉行的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討論會。周先生的《敦煌文學芻議》將敦煌文學分為20多類，突破了以前只以變文、俗講文、詩、曲子詞等為范圍的敦煌文學概念，認為還應該包括書、啟、狀、牒、碑、銘等，這是一種新的分類和嘗試。

1987年7月，在天水召開了《敦煌文學概論》編委會，進一步討論了編寫中的有關問題。周紹良先生對敦煌文學的概念、范圍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敦煌文學概論》編委會就決定用周先生所提出的新分類法，先將有關資料加以整理，編一本《敦煌文學》，為將來編寫《敦煌文學概論》作基礎。

編委會以周紹良先生為顧問、顏廷亮先生為主編，編委有孫其芳、張錫厚、張鴻勛、李永寧、周丕顯、柴劍虹先生。編委會以周先生對敦煌文學內容和范圍所作的最新論述為基礎，作為編寫《敦煌文學》的方針。在具體編寫中，又對周先生提出的二十幾類作了增刪，形成了1989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學》一書。全書除周紹良先生的序和編委會的“編寫說明”外，由以下26部分組成：總說(顏廷亮)，表·疏、書·啟(杜琪)，狀·牒·帖(李明偉)，書儀(周紹良、趙和平)，契約(王公望)，傳記附行狀、雜記、題跋(韓建瓴)，論說·文錄(周丕顯)，偈·頌、贊·箴(汪泛舟)，碑·銘、祭文(譚蟬雪)，賦、詩歌(張錫厚)，邈真贊(李正宇)，詞附佛曲(孫其芳)，俚曲小調附兒郎偉(劉進寶)，變文、講經文附押座文、解座文(張鴻勛)，因緣(緣起)附因緣記、詩話(柴劍虹)，小說(周紹良)，話本(張先堂)，詞文(劉瑞明)。最后還附錄了顏廷亮的《十多年來我國的敦煌文學研究》。

1987年天水會議后，正式分工開始了《敦煌文學概論》的編寫。經過各位作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主編和各位編委的辛勤勞動，歷時8年，于1992年終于完成了《敦煌文學概論》一書，甘肅人民出版1993年出版。

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敦煌文學概論》一書的內容，尤其是與以前出版的有關敦煌文學的論著在概念、范圍、內容等方面的不同，現將該書目錄羅列如下：

全書除周紹良先生的“序言”及“編寫說明”、“導言”、“后記”外，共分為四編。即“上編：敦煌文學總論”，由“敦煌文學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敦煌文學的類別”、“敦煌文學的作者隊伍和傳播途徑”、“敦煌文學的思想內容”和“敦煌文學的歷史貢獻”五章組成；“中編：敦煌說唱文學和小說”，由“敦煌講經文和因緣”、“敦煌變文”、“敦煌詩話、詞文和故事賦”、“敦煌話本”和“敦煌小說"2E章組成；“下編：敦煌詩賦辭文”由“敦煌詩賦”、“敦煌歌辭”、“敦煌文”三章組成；“外編：敦煌文學雜著”由“書儀文學作品”、“童蒙文學作品”和“寺廟文學作品”三章組成。后面還有“余論：關于敦煌文學作品的整理和普及”和“附錄：主要參考著述目錄”。從以上所列目錄可知，《敦煌文學概論》由4編16章組成，它對敦煌文學的概念、含義、范圍的界定比以前論著所涉要寬泛得多。

《敦煌文學概論》的顧問、主編和編委與《敦煌文學》基本一致，只是增加李正宇先生為編委。作者有劉瑞明、孫其芳、李正宇、李永寧、李明偉、汪泛舟、杜琪、張先堂、張錫厚、張鴻勛、周丕顯、趙以武、柴劍虹、譚蟬雪、顏廷亮、劉進寶?！抖鼗臀膶W》和《敦煌文學概論》反映了80年代國內敦煌文學研究的水平，出版后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以上對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主要成績作了簡單綜述(另外，甘肅學者還參與了《敦煌文學作品選》的編選工作)，從這些成績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

1甘肅敦煌文學的發展和取得的成績，離不開周紹良先生的幫助。雖然不能說沒有周紹良先生的幫助，就沒有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這些成績，但是紹良先生對甘肅敦煌文學的研究，的確有很大的幫助，不論是舉行座談會，還是編輯《通訊》，都得到了紹良先生的關心、幫助和支持。尤其是成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主編《敦煌文學概論》，可以說就是在周紹良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

2甘肅敦煌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有全國胸懷和開放的態度。甘肅雖然地處西北，交通不便，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但是在80年代的敦煌文學研究方面卻是走在全國前頭的，敦煌文學研究座談會是全國第一次敦煌學的專題學術會議，對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推動，乃至對整個敦煌學研究的推動，對中國敦煌學的發展及走向世界，都有著巨大的意義；《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專集》是改革開放后全國第一本敦煌學專題論文集，所發表的論文，尤其是那一組“敦煌文學研究筆談”，在敦煌學復蘇初期，對敦煌文學乃至敦煌學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是全國創辦最早的敦煌學通訊，也是世界唯一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通訊，在提供資訊、擴大交流、加強學術界的聯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工作，甘肅的學者在主導，并不保守，而是以開放的心態，歡迎并積極邀請全國的學者參與。

3以上成績的取得，固然與周紹良先生的幫助、支持分不開的，也與甘肅學者的合作、全國其他地區學者的積極支持、加盟有關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即顏廷亮先生卓越的組織工作和吃苦耐勞的貢獻精神。如果沒有顏廷亮先生的卓越組織，不能說這些工作就無法開展，但絕對沒有這樣順利或這樣圓滿。不論是召開座談會，還是主編《通訊》、《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敦煌文學概論》，都要花費巨大的精力，而且許多時候還是吃力不討好的。要知道，當時廷亮先生還不是學術界的名流，也不是院長、校長，既沒有行政力量可以利用，也沒有學生供其調遣，有的只是對學術的執著?？纯磪⒓佣鼗臀膶W座談會的名單、為《關隴文學論叢》寫稿的作者、《敦煌文學概論》的參加者，大部分都是當時全國敦煌文學界的中堅，如果沒有廷亮先生的組織、聯系，是很難集合在一起的。此后，再也沒有這樣的集體成果問世了。因此可以這樣說，顏廷亮先生的學說或有可商量之處，他所做的工作肯定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廷亮先生對敦煌文學的貢獻的確是巨大的，以后編寫敦煌學史時，是不能不寫一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