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譯學詞典研究：回顧與展望

藺志淵

(河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河南焦作 454000)

國內譯學詞典研究：回顧與展望

藺志淵

(河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河南焦作 454000)

譯學詞典研究作為翻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是譯界一個不爭的事實。本文在回顧總結譯學詞典編纂歷史的基礎上,對國內譯學詞典的理論研究進行了集中梳理,概括為三個方面：1.譯界學者的譯學詞典意識逐漸增強;2.從評價性的實用型研究過渡到兼顧宏觀和微觀結構的系統化研究;3.呈現跨學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趨勢。最后文章從研究的深度、范圍和力度三個方面對未來譯學詞典的研究進行了展望。

譯學詞典;翻譯學;回顧;展望

引言

“譯學詞典是譯學知識的工具書,它匯集譯學詞語,按某種次序排列,構成體系,描寫譯學的歷史和現狀,解釋各詞語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為讀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譯學的相關信息”[1]。譯學詞典的誕生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是翻譯學學科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譯學詞典研究成為翻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是譯界一個不爭的事實。其理由有三：一是已有多部綜合型和專題型譯學詞典問世,為譯學詞典的理論研究奠定實踐基礎;二是譯界已出現一批專門或重點研究譯學詞典編纂理論的專家學者,并有多種論文甚至專著發表和出版,為譯學詞典研究奠定理論基礎;三是譯學辭典理論學術研討會為研究提供了專門的互動交流平臺。因此,譯學辭典研究在不久的將來必定會成為翻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倍受譯界學者關注。

本文擬對我國譯學詞典的編纂及其理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簡要的梳理和回顧,并對其今后的發展提出一些個人見解,就教于專家同仁,以期增強譯界學者的譯學詞典意識,促進翻譯學的健康發展。

一、譯學詞典的編纂歷史

譯學辭典的研究,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都稱得上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從我國第一部譯學詞典《中國翻譯家詞典》(林輝,1988)誕生至今,我國譯學詞典編纂史僅僅走過了20余年。國外譯學詞典的研究也基本與我國同步,甚至還稍稍落后一些。因而,較之于人類翻譯學研究的幾千年輝煌歷史,譯學詞典研究只能算剛剛邁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這短短的時間里,譯學詞典可謂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出現了綜合型譯學詞典和多種專題型譯學詞典并存的良好局面。在國內,綜合型譯學詞典主要有兩部,分別是林煌天主編的《中國翻譯詞典》(1997)和孫迎春主編的《譯學大詞典》(1999)。專題型譯學詞典有十多部,根據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翻譯家或譯者詞典。如《中國翻譯家詞典》(林輝,1988),《中國科技翻譯家詞典》(林煌天、賀沖寅,1991)和《中國當代翻譯工作者詞典》(馬珂、孫承唐,2001)等。第二類,文學譯例詞典。如《英漢翻譯例句詞典》(劉重德,1999),《俄漢文學翻譯詞典》(龔人放,2000)和《英漢對照描寫辭典》(賈衛國,2000)等。第三類,譯學術語詞典。如面向翻譯教學實踐的譯學術語詞典《翻譯研究關鍵詞》(孫藝風,仲偉合編譯,Jean Delisle等編著, 2004),以翻譯技術術語為主要收錄對象的詞典《翻譯技術 詞典》(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陳善偉,2004)和綜合性術語詞典《譯學詞典》(方夢之,2004)。除此之外,還有《英漢·漢英翻譯學詞匯》(A Glossary ofTranslation Terms：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陳善偉,1993),《漢英雙向翻譯學語林》(孫迎春,2001)等。當然,這種劃分是依據其主要內容而定,詞典類型也不盡純粹。如《翻譯技術詞典》不僅收錄了翻譯技術詞目,還收錄了翻譯方法、翻譯標準、翻譯評估等術語。

總之,我國譯學詞典編纂史雖然短暫,但發展速度較快,相信在譯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會再增添多部質量更高的譯學詞典。

二、譯學詞典的理論研究

多種類型譯學詞典的問世,使翻譯學知識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和匯總,為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工作者提供了翔實的文獻資料,對翻譯學學科建設的作用自不必言。但是縱觀現存的譯學詞典,無論是宏觀的收詞立目,還是微觀的釋文編寫,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為了提高譯學詞典編纂質量,繼而建立譯學詞典編纂學,我們必須進行系統科學的譯學詞典編纂理論研究。國內譯學詞典理論研究伴隨著編纂實踐,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筆者不揣淺陋,將其大致概括為三個方面。

1.譯界學者的譯學詞典意識逐漸增強

“譯學詞典意識”這一概念是孫迎春教授在“論譯學詞典的描寫性”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并詳細闡發了譯界缺乏譯學詞典意識的4條原因：“1)譯學詞典誕生的時間不長,人們對它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2)譯學詞典自身還有缺點,需要完善;數量不多,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譯學詞典體系;3)研究譯學詞典的文章太少,專著尚無,還沒有開辟出一個譯學詞典學領域;4)人們習慣了就已形成的研究方式,意識不到或不相信譯學詞典可有助于翻譯研究?！盵2]同時,他還呼吁譯界同仁要“增強譯學詞典意識”。如今,7個年頭又過去了,譯學詞典研究這一領域逐漸得到認可,譯界學者的詞典意識也逐漸增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譯學詞典研究的論文、專著等研究成果日趨豐碩,為更廣更深的研究奠定理論基礎。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1998年到2009年,我國公開發表譯學詞典研究論文共計70余篇;出版專著3部;出版譯學詞典及翻譯理論論文集4部;專門論及譯學詞典的碩博士論文有6篇。論文和專著所述內容不僅關乎譯學詞典研究的定位、系統框架的構建、類型的劃分、編纂原則,還涉及收詞立目、釋文編寫、譯學詞典的評價等。涉入譯學詞典研究領域的不僅有頗具理論涵養的譯學前輩,也有嶄露頭角的譯界新人。所有這些都無不證明一個事實：譯界學者對譯學詞典研究的重視程度正日益提高,譯學詞典研究在翻譯學學科建設中的地位亦愈加凸顯。

另一方面,譯學辭典理論學術研討會為研究提供了專門的互動平臺,學術交流大大增強。2002年9月,由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主辦,山東省翻譯工作者協會、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等單位承辦的首屆全國翻譯學詞典暨譯學理論研討會在煙臺師院成功舉辦。此后,又有四屆相繼成功舉辦。每屆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教授和學者都結合最新的研究現狀或作主題發言,或進行分組討論,會后遴選優秀論文匯編成論文集出版,加強了譯界學者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大大促進了我國譯學詞典研究和翻譯學學科建設的健康、快速發展。

2.從評價性的實用型研究過渡到兼顧宏觀和微觀結構的系統化研究

回顧我國譯學詞典研究走過的歷程,筆者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的研究特點擬將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譯學詞典研究的形成期,從 1988年至2000年;第二階段,譯學詞典研究的發展期,從2001年至今。劃分依據有如下4條：1)1988年我國出現首部譯學詞典《中國翻譯家詞典》,理論研究也基本上在此之后展開,故把其作為第一階段的起始時間;2)之所以把第一階段稱之為形成期,是因為從1988年至2000年期間所發表的論文有限,并且基本上都是對現有詞典的評價,屬評價性的實用型研究,如劉重德、許鈞、郭著章、林穗芳等都紛紛撰文對《中國翻譯詞典》作出了評價;3)2001年,孫迎春教授發表了“論綜合性譯學詞典的編纂”一文,首次結合中國的翻譯理論和實踐從宏觀上論述了譯學詞典誕生的必然性,并提出譯學詞典的五大編纂原則：“描寫性、綜合性、理論性、實用性和開放性”,不拘泥于對詞典的簡單的介紹和評價,可謂是譯學詞典理論研究的奠基之作,故將2001年作為第二階段的起始時間;4)相對于形成期,發展期所具有的區別性特征就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是兼顧宏觀和微觀結構的系統化研究,如孫迎春就譯學詞典研究的定位、性質、編纂原則、類型劃分、體例、條目的內在系統、編者主體性等方面做過詳細的論述[3][1][2][4][5][6],方夢之從編纂《譯學詞典》的視角談“三位一體”的譯學體系[7],張柏然和韓洪江闡發了譯學詞典的特征與釋義原則,曾東京從詞典學的角度討論了譯學詞典及其研究存在的10大問題[8],鄭元會和孫迎春提出了釋文的“信息素”概念[9],趙巍提出了譯學詞典原型理論及涵蓋主要和次要兩個層次標準的評價系統等[10]。

根據以上兩個階段的劃分,可以看出我國譯學詞典的研究已基本上脫離單一的研究層面,而正走向多層面多角度的系統整合研究,多部譯學辭典專著的出現也昭示著這一領域的發展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3.呈現跨學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趨勢

跨學科性是當代國際國內的學術研究表現最為突出的特征之一。其中對翻譯學而言,方夢之曾作出總結：“翻譯研究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研究的脈搏隨著相鄰學科的發展而跳動。相鄰學科凡有新發展,其原理或方法往往會引進到翻譯研究中來?！盵11]前言作為翻譯學研究的一部分,譯學詞典的研究也應該積極向臨近學科借鑒理論成果推動自身的發展。令人欣喜的是,當下的譯學詞典研究正逐漸呈現出跨學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趨勢。

首先,譯學詞典具有翻譯學和詞典學的雙重性質,因而譯學詞典研究首先要立足于這兩方面,不斷汲取理論知識,指導譯學詞典的編纂實踐。如在譯學詞典分類方面,孫迎春教授借鑒詞典學理論,將其分綜合型和單科型兩類,單科型又分為理論型、實踐型、語言型和事物型四種;同時又運用翻譯學知識將它們細化為特定國家譯學大詞典、西方傳統譯論詞典、譯學名人詞典等25種[4]。曾東京教授融通翻譯學和詞典學知識,把譯學詞典原則概括為翻譯學原則和詞典學原則兩大類[8],前者涵蓋收詞范圍、術語標準化和釋義方法三個方面,后者包括總體結構完整、宏觀結構嚴密、微觀結構細致、查檢系統便捷多樣和突出“六性”等方面。

其次,從語言學學科中汲取養分。如今,翻譯學雖大有從語言學學科的羽翼下擺脫之勢,但其部分理論知識還源于語言學,因而從事翻譯學研究就不能不談語言學。當然,譯學詞典的編纂及其理論研究亦如此。例如,最近范敏新出了一本名為《篇章語言學視角下的譯學詞典研究》的譯學詞典理論專著,僅從書名就可推斷出語言學學科對譯學詞典研究的重要借鑒意義。

再次,借鑒系統論科學知識?！跋到y理論對于譯學詞典研究具有方法論價值。系統理論由系統思想發展而來,于20世紀50年代發展成一門獨立的科學,Ludvig von Bertalanffy和 Kenneth Boulding是該理論的兩位主要奠基人……其基本思想是系統由部分構成,系統是分層次的,系統具有整體涌現性”[12]。黃希玲根據系統理論將譯學詞典內部系統分成三個子系統：譯學學科知識體系、詞典編纂工程體系、詞典篇章體系,并闡發了其相互關系及其與其它主要相關系統的關系,同時還用系統論對譯學詞典的宏觀和微觀層面作了詳細的闡發。孫迎春教授運用系統論知識勾勒出了一幅譯學詞典詞條系統層次圖,“全圖構成一部意念中的大型譯學詞典的主要詞條范疇系統,由四個層次組成,我們分別名之為核心、二層、三層、四層……各層有主有次,上領下隨……四個層次亦可形象地稱為魂、骨、肉、膚”[5]。如此以來,在系統論科學知識的觀照下,譯學辭典的研究就逐步得以科學化和系統化。

此外,還注重吸收計算機科學等自然科學理論和社會心理學知識。黃希玲和孫迎春借用計算機科學的理論,提出“譯學詞典編纂三原則：系統原則,就近訪問原則,面向對象原則”,“使譯學詞典編纂趨于量化管理,這對編纂出高質量的詞典來說大有裨益”[13]。范敏則吸收社會心理學領域中致力于整合性目標的理論——莫斯科維奇的社會表征理論,認為“譯學詞典的社會表征則可以看作是人們用以理解譯學詞典研究及其與外在世界的心智模式或圖像,從而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理解譯學詞典的態度、觀念和歸因結構的新方式”[14]。

總之,跨學科的多元化研究已成為譯學詞典研究的新趨勢,譯界學者應結合譯學詞典研究本身具有的特點,廣泛吸納翻譯學、詞典學、語言學、系統論、計算機科學和社會心理學等各相關學科的理論營養,積極推動譯學詞典研究乃至翻譯學的健康發展。

三、對未來譯學詞典研究的展望

我國譯學詞典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必須承認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反思現狀,放眼未來,筆者提出三點,供各位譯學同仁思考。

其一,加大研究深度,注重微觀層面的細化研究。在詞典篇章中,條目是微觀結構,微觀結構的集合是詞典的正文,是詞典的核心,是衡量一部詞典質量好壞的關鍵標準。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對譯學詞典宏觀架構的研究和詞典的整體評價,對詞目和釋文的研究雖也有過,但終究不系統。一部詞典的釋義原則規定了其詞目釋文的寫作方法,而詞目釋文的寫作方法由該詞典的類型和規模而定,因而特定詞典應有其特定的釋義原則。如譯學術語詞典和翻譯家詞典的釋義原則有無區別?大中型譯學詞典和小型譯學詞典的釋義原則有無區別?各自的釋文應須具備哪些方面的內容?是否釋文的內容越全面就代表釋文質量越高?推而廣之,其他特定類型譯學詞典的釋義原則、釋文內容應怎樣確定?如果所有類型譯學詞典的釋義原則被一一確定下來,對特定類型譯學詞典的編纂將具備重要的指導意義。

除詞目釋文之外,我們還要研究索引、附錄和參見等的編寫標準。如一部譯學詞典中,是否參見出現得越多就越好?什么情況該有?什么情況不該有?是否所有類型、規模的詞典都遵循同樣的參見標準?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細化研究。此外,術語研究作為翻譯學詞典研究的重要部分,也日益引起譯界學者的關注,因此譯學術語的演變歷史、界定取舍和編纂原則將成為翻譯學詞典研究的又一個焦點。

其二,拓寬研究范圍,注重譯學詞典研究的跨學科性。如前所述,我國譯學詞典研究領域已呈現出跨學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趨勢,但研究的力度還遠遠不夠,研究的范圍也比較狹窄,需要譯界學者立足不同的視角,繼續從其它學科和領域借鑒有用的理論來推動譯學詞典的研究。

其三,加強研究力度,注重理論研究對編纂實踐的指導性。目前,譯學詞典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比起整個翻譯學研究,實在是小之又小。究其原因,當屬研究力量的薄弱。反觀我國譯學詞典的編纂實踐,現有詞典的種類還很不完整,遠遠滿足不了翻譯學研究的需要。因而,我們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這一領域的研究,在理論指導下,編纂出一批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譯學詞典。

結束語

回顧我國譯學詞典研究走過的歷程,筆者根據不同時期不同的研究特點將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譯學詞典研究的形成期;第二階段,譯學詞典研究的發展期。在這兩個階段,尤其是在第二階段,我國譯學詞典的編纂和理論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具體表現在已有多部綜合型和專題型詞典誕生,譯界學者的譯學詞典意識逐漸增強,譯學詞典研究模式漸趨系統化、科學化等方面。相信在廣大譯界同仁的精誠協作下,我國譯學詞典研究必將取得長足的進步。

[1] 孫迎春.論譯學詞典編纂對翻譯學學科建設的重要性[J].山東外語教學,2002(3)：1-5.

[2] 孫迎春.論譯學詞典的描寫性[J].外語與外語教學, 2002(9)：51-55.

[3] 孫迎春.論綜合性譯學詞典的編纂[J].山東外語教學,2001(1)：39-42.

[4] 孫迎春.譯學詞典類型初議[J].中國翻譯,2003(5)：67-70.

[5] 孫迎春.譯學詞典中條目的內在系統[J].上海翻譯, 2005(S1)：2-5.

[6] 孫迎春.譯學詞典：編者主體性[J].外國語言文學, 2007(1)：47-52.

[7] 方夢之.譯學的“一體三環”——從編纂《譯學辭典》談譯學體系[J].上海翻譯,2006(1)：1-6.

[8] 曾東京.也論翻譯學詞典[J].中國翻譯,2005(4)：61-65.

[9] 鄭元會,孫迎春.譯學詞典：詞條右項信息素[J].中國翻譯,2005(5)：56-60.

[10] 趙巍.國內譯學詞典的發展研究[J].上海翻譯, 2005(S1)：12-15.

[11] 方夢之.譯學辭典[Z].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前言.

[12] 黃希玲.基于系統理論的譯學詞典理論建構[J].辭書研究,2007(3)：92-97.

[13] 黃希玲,孫迎春.論譯學詞典的研編[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1)：55-59.

[14] 范敏.譯學詞典的話語建構[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8(1)：88-92.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y Studies in China: Reviewand Prospects

LIN Zhi-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Based on the compiling history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the present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ystematic summary of tranlatological dictionary studies in China,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1.scholars’consciousness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 being gradually strengthened;2.the evaluation-oriented and practical study having been replaced by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one; 3.a trend of diversifi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ppearing.Finally,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future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y studies in aspects of depth,scope and thoroughness of the studies.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translation studies;review;prospects

H316

A

1009-105X(2010)01-0141-04

2010-01-05

藺志淵(1980-),男,碩士,河南理工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