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專稿：中國養豬史連載之二中國新石器時代北方的養豬業

徐旺生

（中國農業博物館研究部，北京 100125）

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相對遜色于北方，尤其是動物骨骼方面出土較少，主要原因是南方相對潮濕的氣候，不利于一些動物骨骼，如豬的骨骼的長期保存，妨礙了我們對當時畜牧業中養豬業的整體了解。不過，就現有的材料來看，南方地區養畜業也是較發達的，其中養豬業也是人們通過養殖獲得肉食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的代表是廣西桂林的甑皮巖遺址和江南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遺址。

1 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時期（距今約8000年前）的養豬業

中國南方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較早出現家畜馴化的是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該遺址是一個洞穴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絕大多數是破碎的四肢骨、肋骨、脊椎骨，經過分類研究，這些動物可以分為五大類，第1類是目前已在當地絕滅和絕跡的動物如象、水牛、漓江鹿；第2類是被人類飼養的動物，如豬；第3類是主要的狩獵對象，如麂、梅花鹿；第4類是偶然獵獲的動物，如水鹿、猴、蘇門羚等；第5類是穴居動物，如豪豬、貉、竹鼠等。該遺址中動物出土情況反映出當時養殖業的水平較低。如該遺址中無狗，而狗在北方新石器時代中已較普遍出現，說明可能南方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與北方有所區別，或者表明當時廣西桂林甑皮巖地區人們馴養野生動物的能力較低。也可能是由于人們過的是穴居生活，對狗的需要不是十分強烈。狩獵的動物既有大型野生動物，也有小型野生動物，說明狩獵在當時占有重要的位置，而水牛并沒有表現出被馴養的特征，更進一步說明當時養殖業水平較低。研究者通過運用可鑒定標本的數量方法對該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進行統計，鹿科等野生動物占全部出土動物的77%，而豬等家養動物則占23%，基本上可以認為該遺址肉食來源以野生動物為主。但是如果再分析該遺址家養動物的組成，就會發現，該遺址的家養動物只有豬，并且有67個個體，說明豬的養殖還是非常重要的[1]。當然也許有人會對該遺址出土家豬的骨骼鑒定結果產生懷疑，如認為僅僅是正在實施馴化。我們認為，即便是這些豬的骨骼不是馴養的豬的骨骼，但是數量如此之多，也可以表明以養豬業為主的畜牧業在這一時期有較大的進步。

2 江南地區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距今約7000～5500年）的養豬業

在北方新石器時代廣泛出現以家豬飼養為主的養殖業的同時，南方長江流域同樣也進入了以養豬為主的新石器時代。距今約7 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馴養的動物，畜牧業已經產生。其畜牧業的狀況可以通過余姚河姆渡遺址等的考古發現來了解。在余姚河姆渡遺址中，發現很多動物遺骸，經過初步鑒定多達47個種屬，其中哺乳靈長目2種，偶蹄目9種，奇蹄目1種，食肉目11種，嚙齒目2種，以及其他種類21種。這些動物可以分為兩大類，即“馴養和可能馴養的動物”，“狩獵和捕獲來的動物”，前者有豬、狗和水牛；后者則除豬、狗和水牛以外，以鹿、龜為最多[2]。其中豬的骨骼被認定是家豬，是通過所有出土豬的年齡組合的分析方式得出的。其年齡組合中，大部分是少年和成年個體，說明當時的養豬是以食肉為目的。此外，該遺址中還出土了一個陶豬，豬腹下垂，體態肥胖，四肢較短，前后驅比例（1∶1）被認為是介于野豬（7∶3）和現代家豬（3∶7）之間，從一個側面證明當時的豬是家養的[3]。雖然陶豬的形象有些夸張，但是可以間接推測養豬業在當時占有重要位置，否則這種沒有實用價值的陶器不會以豬的形象來燒制。河姆渡人的養殖業，除了飼養豬用于肉食外，還可能飼養蠶以作為紡織原料。該遺址還出土了一個牙雕小盅，其外壁雕刻有編織紋和蠶紋圖案，刻有四條似蠕動的蟲紋，其身上的環節數與家蠶相同。同時出土的有紡輪、木制的刀、匕、小棒、骨針、織網器、木卷布棍、木徑軸、骨機刀等紡織工具，其中可能還有一種原始腰機的織機組件。這可能意味著養蠶和養豬一樣，是當時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該遺址中出土的動物以鹿為最多，說明在當時狩獵所獲在食物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據不完全統計，鹿科動物下頜骨標本有700余件，角的標本達到1 400件，這些數量僅次于龜鱉類，而比較完整的豬骨標本300件，鹿科動物多于豬科動物。這說明盡管養殖業在當時占有重要位置，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取代狩獵的地位。這一特征在該地區的后來的馬家浜文化遺址中也依然存在。

位于杭嘉湖平原的屬于馬家浜文化的羅家角遺址、位于太湖地區的屬于馬家濱文化的崧澤遺址，以及此后的圩墩遺址均是鹿科動物多于豬科動物，說明狩獵所起的作用依然大于養殖業。研究者對屬于馬家濱文化羅家角遺址的動物骨骼未作具體統計，從報告內容來看，以鹿科動物為多，居民的生活單就肉食來源來說，主要依靠狩獵，以家畜飼養為輔。但是其養豬業還是比較重要的。該遺址出土的家養動物只有豬，不見江南地區常見的水牛。圩墩遺址位于江蘇常州，屬于馬家濱文化，研究者通過運用可鑒定標本的數量方法，對該遺址的骨骼進行統計，發現豬等家養動物占全部出土動物的比例是15%，而鹿科等動物的比例達到了85%，很明顯，如果不考慮可能出現的誤差，該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組成告訴我們狩獵依然是主要的肉食來源。家養動物的組成中，狗15只，家豬98只，水牛數量不詳[4]，家豬的數量占全部家養動物的大部，這是江南地區首次出現豬在家養動物中占主體地位的現象。屬于距今大約6 000年左右的崧澤文化的上海青浦崧澤遺址，研究者通過運用可鑒定標本數量的方法，發現豬等家養動物占全部動物的26%，鹿科等野生動物占74%，以野生動物為主要肉食來源。而在家養動物中，出土的豬為51頭，狗3只[5]。豬是當時人們的主要養殖對象，和馬家浜文化的羅家角遺址一樣，依然沒有出現江南地區常見的水牛。但是豬的出土數量和馬家浜文化的圩墩遺址一樣，占全部家養動物的絕大部分，說明豬的養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發現于江蘇蘇州的良渚文化時期的龍南遺址，出土的動物標本以豬骨為多。研究者通過運用可鑒定標本的數量方法，對該遺址的動物骨骼進行統計，發現豬等家養動物占全部動物總數的70%，以鹿科動物為主的野生動物占30%。在家養動物中，豬的數額較大，總共發現了178只，其他有牛10頭，狗22只[6]。在這一動物構成中，豬的數量占主體，無疑養豬是當時家畜飼養業的主要內容。該遺址中狗的絕對數量較多，這是在河姆渡文化遺址出現家養狗以后，江南地區首次出現較多的家養狗的骨骼。水牛的數量也達到了10頭。從家畜種類構成來看，本地區主要飼養的家畜，如豬、狗、水牛已經具備，說明江南地區家畜飼養的格局已經在這一時期基本上形成。

出土于上海閔行的馬橋遺址，包括良渚文化層和馬橋文化層，研究者通過運用最小個體數的方法，對該遺址出土動物骨骼進行統計分析，發現良渚文化層出土的也是以豬等家養動物為主，占總數的62%，鹿科等野生動物占38%。其中有狗1只，牛1頭，豬的數量是8頭，豬占家養動物總數的80%。到了馬橋文化層時，家養和狩獵情況的相互關系發生了變化，與良渚文化層的比例剛好相反，而是家畜少而鹿等野生動物多。馬橋文化層里出土的家養動物只占總數的20%，而鹿科動物則占80%，研究者經過統計后，得知屬于良渚文化層和馬橋文化的馬橋遺址，共出土動物骨骼10 328塊，其中屬于馬橋文化的有10 163塊，屬于良渚文化的有165塊，這些動物的骨骼保存良好。屬于良渚文化的動物有無脊椎動物的田螺、牡蠣、文蛤、青蛤，脊椎動物的魚類、龜類、狗、豬、野豬、獐、牛等，其中豬的比例占可統計動物總數的50%，鹿類占38%；屬于馬橋文化的動物除了上述之外，還有貉、豬、獾、虎、梅花鹿、麋鹿、獐等，其中豬占18%，鹿類71%。從良渚文化到馬橋文化，豬和狗、牛的數量由多到少，而梅花鹿、小型鹿科動物及麋鹿的數量卻從少到多[7]。這種越到后來，養殖業比重越低的現象，原因可能是馬橋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尚不足以代表當時人們的食物構成。

從河姆遺址到馬橋文化遺址，動物出土的情況都是豬少而鹿多，這似乎可以表明，整個江南地區直到漢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言“地廣人稀”，森林茂密，可以獵獲的動物較多，采集和狩獵相當的容易，不像在中原地區隨著種植業的發展，易墾的土地逐漸被開墾，森林逐漸減少，生活在其中的野生動物較少，必須依靠人類自身的勞動養殖所得來維持對肉食的需求。而南方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對畜牧這種需要投入勞動力和食物的產業需求不是特別迫切，從而限制了畜牧業特別是養豬業的發展，而是直接通過狩獵獲得肉食。但是盡管如此，當時的養豬業相對其他動物的養殖來說，還是得到比較充分地發展。由于生活在森林地帶，豬的飼料易于得到滿足，從而有利于發展養豬業。

有人根據出土的文物，描述馬橋、崧澤新石器時代的生活畫面，具體是：原始先民們的茅舍村落聚集在較為高爽的高阜處，狗和豬為人類飼養，其中豬的養殖數量最多。村落周圍，有小塊稻田，但產量不高，收獲不豐。附近的水域中有魚鱉等水產食品，近海邊者有海味。水牛等大型動物棲息在水邊，時常被先民們獵食。湖沼周圍的土地上，蘆葦、雜草生長茂密，野禽、四不象等在棲居，稍遠處梅花鹿，數量甚多，是先民們的主要肉食來源，尤其在寒冷的冬天。狗在馬橋、崧澤遺址中不是供吃肉之用，從其作為墓葬主人的殉葬品來看，應是用于狩獵[8]。

3 大溪文化中的養豬業

出土于長江三峽地區的屬于大溪文化遺址的四川巫山歐家老屋遺址和大溪文化遺址，和屬于魏家梁子文化的魏家梁子遺址，均出土了動物骨骼，研究者對3個遺址運用最小個體數的方法進行統計分析，豬等家養動物的數量，占全部出土動物的比例低于25%，而鹿科等野生動物均高于75%，因而可以知道當時人們的肉食來源主要依靠狩獵。其中的家養動物肯定有豬，大溪文化遺址和魏家梁子遺址只有豬一種家畜，歐家老屋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除屬于家豬外，僅僅有家養狗的骨骼，說明豬的養殖是當時份量不大的畜牧業的主要內容[9]。

4 南方其他地區的養豬業

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大致年代在距今3 600年前，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動物骨骼。研究者根據可鑒定標本的數量方法，對該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進行統計分析，豬等家畜占全部出土動物總數的61%，鹿等野生動物則占39%，以家養動物為主。從出土野生動物骨骼的明細來看，有棕熊、虎、印度象、梅花鹿、水鹿、牛、貝類、魚類、爬行類[10]。從中可知，既有大型肉食動物，也有大型草食動物，說明當時的狩獵技術比較完善，狩獵在當時經濟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從家養動物的明細中，可知當時僅有豬和狗2種動物，其中狗9只、豬30頭，豬的養殖是當時畜牧業的重要內容。

出土于云南元謀的大墩子遺址，年代在距今大約3 200年前，該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經過有關專家鑒定后，發現家養的動物占可以鑒定的標本數量的70%，包括雞、狗、豬、黃牛、羊等，其他為野生動物[11]。

以上是中國南方部分地區的豬骨的出土情況，南方其他地區出土的骨骼情況未見更多的報道。但是我們相信，已經有的報道給我們傳遞了如下的信息：即從距今9 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到距今3 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隨著時間推移，家畜飼養在當時中國南方地區人們的經濟生活，特別是肉食的來源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狩獵盡管很重要，但是越來越被家畜飼養業所替代。多數遺址中，如果能夠表現出家畜飼養的內涵，那么其中必定有家豬的出現，養豬業成為當時家畜飼養業中必不可少的行為。某一遺址出土了家養動物，其中可以沒有狗，也可以沒有牛，多數情況下沒有雞，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南方的地質和地貌的關系，而雞骨骼較細，不易保存至今，但是不能沒有豬。由此可知養豬業在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豬與我們這個以農耕為主的民族生活很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們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北方的養豬業》一文中提到了北方內蒙古出土的紅山文化遺址中有豬龍出現，而與之相距甚遠的南方的安徽省也出土了玉石豬形象。據新華網合肥2007年7月31日專電，在安徽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第5次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中國第一玉豬”。據凌家灘考古發掘負責人、安徽省考古所教授張敬國說，該遺址位于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自然村，是距今5 300年至5 500年規模較大的新石器晚期的聚落遺址，發現“玉豬”的地方位于祭壇附近的墓葬區，玉豬的形象是一頭野豬，全長72 cm，重達88 kg，玉石豬的嘴、鼻孔、眼、耳俱全，并有一對獠牙，形態十分逼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楊立新指出，這是目前中國新石器時代發現個頭最大、重量最重、年代最早的“玉豬”，是中國考古史上一次重大發現，堪稱“中國第一玉豬”。

顯然，與豬有關的崇拜現象，南北情形如同一轍。而南北方出現大量的葬豬現象，除了其在實體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外，在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也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意味著豬成為當時人們溝通生死之間的重要媒介，早期原始宗教文化的主要載體。

[1] 李有恒，韓德芬．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動物群．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J]．1978，（16）4．

[2] 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J]．1999（1）：1-22．

[3] 浙江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發現原始社會重要遺址．文物[J]．1976（8）：6．

[4] 浙江博物館自然組．河姆渡遺址動植物遺存的研究．考古學報[J]．1978（1）．

[5] 袁靖，宋建．上海市馬橋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J]．1997（2）．

[6] 黃象洪、曹克清．崧澤遺址中的人類和動物遺骸∥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崧澤[M]．文物出版社，1987，114．

[7] 吳建民．龍南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動物遺骸的初步鑒定．東南文化[J]．1991（3、4）．

[8] 袁靖、宋建．上海市馬橋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J]．1997（2）．

[9] 黃象洪．上海馬橋、嵩澤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的動物遺?。偶棺祫游锖凸湃祟怺J]．1978（1）．

[10] 袁靖、宋建．上海市馬橋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J]．1997（2）．

[11] 祁國琴．福建閩侯曇石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獸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J]．1977（4）．

[12] 張永新．云南新石器時代的家畜∥云南省博物館編．云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