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發展和成果

武 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的發展和成果

武 力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研究特點和階段劃分

中國現代經濟史或者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研究的真正起步和繁榮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此前,雖然薛暮橋、許滌新、沈志遠、吳承明、趙德馨等人已經開始研究新民主主義經濟,研究社會主義改造,研究新中國經濟發展規律,但是這種研究更多地是從當時社會變革和經濟工作需要而進行的。改革開放以后,由于黨和國家需要認真總結過去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因此從1978年開始,研究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前29年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逐漸成為當時黨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熱點。30多年來,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時段。

(一)20世紀80年代為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搶救歷史資料和總結經驗并重,以國家成立的有關機構和各部門成立的專職機構為主體。這個階段,由于有一大批從事經濟工作的老同志從領導崗位退了下來,他們認為有責任、有義務總結自己親身經歷的歷史經驗,而且有關機構也認為時不我待,必須抓緊進行。這個時期的科研工作和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牽頭搜集整理出版的系列有關經濟史的歷史文獻,例如多卷本的有關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歷史資料;二是由財政部等單位牽頭搜集整理出版的大量有關革命根據地的財經歷史文獻,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一批研究專著;三是由《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牽頭組織各有關經濟部門編寫出版的《當代中國》叢書有關經濟各卷及其大量的副產品(如資料選編,大事記等)。

(二)20世紀90年代為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以研究為主的相對沉寂的階段。一是經過十多年的歷史資料搜集和整理,80年代提出的任務已經逐步完成,而且當時退下來的大批顧問和老同志年事已高,沒有精力再繼續深入開展研究;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確定為改革和發展目標,這與80年代改革是圍繞著如何完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展開已經不同了,因此許多人認為時過境遷,歷史經驗已經沒有多少借鑒和指導作用了;三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現實的迫切需求,使得黨、國家和有關研究機構,甚至個人關注重點從歷史研究轉移到現實問題研究,甚至直接改行從事實際經濟工作。

(三)新世紀頭10年為第三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有關中國現代經濟史的研究打破了20世紀90年代的沉寂,重新成為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熱點。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在新世紀的回暖,主要是以下幾個因素促成的。

一是經過20多年的“西學東漸”,西方經濟學廣泛傳播,已經為人們所熟知,對經濟學界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運用經濟學知識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服務,這就需要了解中國的國情。而歷史是了解現實的“鑰匙”,加上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越來越大,因此不僅國內學者,而且國外研究中國經濟的機構和學者,也開始從事經濟史的研究,甚至許多過去研究古代和近代經濟史的學者也將研究重心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這又反過來影響了國內的經濟學界。二是對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來說,任意改行的成本和風險也越來越高,迫使研究人員要有創新,而經濟史研究還是一個創新空間非常大的領域。三是國家提高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視程度和資助力度,不僅馬克思主義研究在教育部被列為一級學科,而且大力扶持高校和研究機構馬克思主義教學與研究的發展。同時中宣部設立了馬克思主義工程,這些都使得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領域的經濟史繁榮起來。四是經過20年的整理和研究,國內權威機構出版了一大批有關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領袖人物的文集、年譜和傳記,為研究的深入創造了條件。

這個階段的研究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研究隊伍由20世紀80年代以國家專門機構為主,經過90年代的相對沉寂逐漸轉向以高校為主;二是研究的熱點幾乎遍布各個方面,對許多問題的研究拓展到微觀和個案的實證分析,呈現出明顯的不斷深入趨勢;三是研究理論和方法也比過去多樣,由于有越來越多的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專業的學者進入到經濟史研究領域,他們帶來了許多新的理論、方法和視角,改變了過去研究方法多以敘述和歸納為主的局面。

二、關于新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

關于新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工業化歷史的研究,起于改革開放之初。20世紀80年代有關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產生了兩大重要成果:一是以董輔礽為代表的國內經濟學家,從總結中國和蘇聯的歷史經驗出發,分析了斯大林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背景和得失,認為雖然我們認識到蘇聯的弊病,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農輕重全面發展的思想,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貫徹好這個思想①參見董輔礽《經濟發展戰略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二是以林毅夫為代表的最早的海歸經濟學家,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視角和經驗出發,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中國的比較優勢是人力資源,而資本是最短缺的資源,因此應該充分運用這個比較優勢而不應該過分強調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重工業的發展②參見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由于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和主要動力,加上中國底子薄、人均資源匱乏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因此如何處理好農輕重關系,如何處理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如何處理好外延和內涵發展關系,如何處理好城鄉關系、區域關系、中外關系等一直是需要解決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而這些都關系到工業化和發展戰略。因此自90年代以來,關于工業化和發展戰略形成演變歷史的討論和研究仍然方興未艾,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③參見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2006年)、劉世錦等《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高伯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年)、朱佳木《中國工業化與中國當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近幾年這個問題又演化成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

此外,由于新中國60年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實質上是從一個落后的以傳統農業和鄉村經濟為主的國家向以現代工業和城市經濟為主的國家轉變的歷史。因此,工農業關系、城鄉關系始終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現代經濟史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和研究熱點,是經濟史研究“古為今用”、“經世致用”的最好領域,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方面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應該說是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最為強大和突出的。

三、關于新中國前二十九年經濟發展及體制得失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沉淀,如何認識和評價1978年以前以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及其得失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其中最重要和持續的熱點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如何認識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二是如何認識計劃經濟,三是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前29年的經濟成就和失誤。這方面的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成為經濟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當時影響比較大的論著和觀點,除了經濟學界的孫冶方、薛暮橋、馬洪、于光遠、楊堅白、汪海波等外,胡喬木、胡繩、龔育之等也從研究中共黨史的角度發表了大量論著,其中某些觀點對社會和學術界的影響甚至更大。概括起來,隨著30多年來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國現代經濟史學科在這方面基本上形成了如下共識:由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首要任務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是本該由資本主義來完成的工業化,而當時的國際環境似乎又不允許社會主義國家按部就班緩慢地完成這個任務。1953年黨之所以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社會形態而加快向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過渡,并不是因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和計劃與市場共同作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而是與當時建立在國家安全和統一受到威脅背景下的經濟發展戰略不相適應。換句話說,就是工業化水平太低和重工業成為發展瓶頸→(導致)不能適應保障國家安全和統一的需要→(導致)需要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導致)需要在低收入水平上建立起既保障高積累和社會穩定,又保證資本集中使用的體制。這就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在“一五”計劃期間快速完成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轉變的根本原因。至于怎樣認識前29年經濟建設的得失,從長遠來看,雖然經歷了很大的曲折和有著“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沉痛的教訓,人民生活水平長期提高很慢,但是成就仍然是主要的,這就是在人均資源如此匱乏和人均收入如此低下的條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和發展經濟學所說的“貧困的陷阱”,不僅建立起獨立和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為改造傳統農業經濟奠定了物質基礎,還提高了人力資本水平,從而為1978年以后的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研究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至今已經走過了32年。其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稱奇的成就,而且經濟體制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就這點來說,有人宣稱誰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經濟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30多年來,如果說80年代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的研究尚屬于現實問題和對策研究,那么從本世紀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不僅越來越成為經濟史研究的對象,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回顧和研究這段歷史。特別是在2008年和2009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產生了一大批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論著。

由于這段歷史與現實問題研究密切相關,很難嚴格區分哪些屬于經濟史學論著,哪些屬于現實問題研究和對策論著。一般情況下,我們認定經濟史學論著的標準為:論著的研究對象屬于10年前的經濟事件或問題,或者研究對象為發生在連續10年以上的時間序列中的問題。至于研究中涉及歷史問題的回顧和評價,而這些并不是論著的主要目的,則不屬于經濟史學論著。研究這30多年來經濟史的論著可謂汗牛充棟,但是概括起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歷程、階段、特點、動力、得失,以及經濟轉型、發展方式轉型、城鄉關系、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水平和對外開放度等方面的綜合研究,包括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革的思想、政策、機制、效果以及國際比較。二是對30多年來有關經濟領域各個方面的專題研究,如宏觀經濟管理,國有企業改革,鄉鎮企業突起,民營經濟發展,引進外資和海外投資,工業,農業,商業,財政,金融,外貿,人力資源和就業,消費,社會保障以及涉及民生的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改革等。

(本文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 北京 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