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圖書館職能的多元性、差異性和不可通約性問題

●張 梅

（西安文理學院 圖書館，西安 710065）

考察圖書館職能有兩種視角：一是把圖書館看成一個抽象的統一體，研究這個統一體的一般職能；二是把圖書館看成一個由不同種類、不同層次圖書館組成的集合體，研究集合體中不同子集的職能差異。以往圖書館職能研究主要采用第一種視角，它所看到的圖書館職能是一元的（一個職能體系）、同一的（所有圖書館職能相同）和一致的（所有職能價值取向一致）。如1975年在法國里昂召開的圖書館職能科學研討會上，國際圖聯將圖書館社會職能概括為四個方面：保存人類文化遺產、開展社會教育、傳遞科學情報、開發智力資源，就是在這一研究視角下對圖書館社會職能最權威、最全面的闡釋。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圖書館的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首先，信息服務格局的改變，給圖書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壓力，從知識組織論、知識管理論、知識集合論到知識服務論，為圖書館找到“新的業務增長點”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話題；其次，數字化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在極大豐富了圖書館形態（新增了數字圖書館、復合型圖書館）的同時，也擴大了各類、各層次圖書館之間的差距；第三，學術界在有關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圖書館核心能力、圖書館核心價值等基本理論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這些現象表明，從抽象的統一體出發，已經無法對現代圖書館職能作出全面的闡釋。因此，暫時擱置對圖書館職能一元性、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追問，轉而考察其多元性、差異性和不可通約性的存在，是全面認識現代圖書館職能內容與結構的一個重要方法。

1 圖書館職能結構的多元性

從整體上看，圖書館職能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變化而逐漸發展和豐富起來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農業文明孕育出古代圖書館的典藏、保管職能，資產階級革命倡導的平等、自由理念以及解放生產力的工業文明催生了近代圖書館的教育職能，民主政治和信息社會的結合又產生了現代圖書館的情報職能。但是，這種由社會發展主導的圖書館基本職能變化，還不能全面揭示信息社會條件下現代圖書館豐富的職能結構。結合理論界相關成果，圖書館職能結構的多元性大致表現為縱向的三種形態、橫向的五個層面和若干特殊職能。

從縱向關系來看，圖書館職能包括應有職能、法定職能和實有職能三種存在形態。應有職能是一種價值意義上的存在，表現為社會公眾或學者對圖書館職能的應然判斷，例如公共圖書館應該通過信息公平保障制度，彌合社區居民之間的“信息鴻溝”［1］等，就表達了學者希望改變現實中的權利、利益分配秩序，以維護社會公平的愿望。法定職能是一種包含著國家強制力的職能形態，其內容是由相關法律法規或法律性文件規定的。如：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教委和中國科學院《關于加強圖書館工作的報告》以及國家教委《普通高等學校圖書館規程》中均明確規定，“圖書館要履行或加強教育職能和情報職能”；丹麥圖書館法規定，“公共圖書館的主要職能是通過免費提供書籍和其他資料，促進知識、教育和文化的傳播”［2］等，都屬于法定職能。實有職能是圖書館在長期發展和實踐過程中實際存在或事實擁有的職能，如文獻集藏整理與傳遞服務等。圖書館三種職能形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應有職能得到法規確認之后就上升為法定職能，法定職能得到落實就變為實有職能，而從實有職能之中也會不斷派生出新的應有職能。

從橫向關系看，圖書館職能有五個基本層面。在文化層面上，圖書館以多種載體形式保存人類文化遺產，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為讀者提供休閑娛樂場所和文化交流平臺；在教育層面上，圖書館作為“人民的大學”（杜威），通過文獻信息服務開發民眾智力資源，為公民提供終身教育場所；在政治層面上，圖書館維護知識公平獲取、消除社會信息鴻溝、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在經濟層面上，圖書館提高文獻信息資源利用效率，為政府經濟決策和企業經營決策提供信息服務；在知識創新層面上，圖書館傳播現代文明成果，為知識創新主體提供多種形式的知識服務，以自身學術成果豐富社會知識。

特殊職能是圖書館職能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部分，主要存在于少數地位比較特殊的圖書館之中。如，作為國家圖書館事業的核心，中國國家圖書館就有一些特殊職能：（1） 國家總書庫和國家書目中心；（2） 負責全國圖書館網絡化的設計、組織和協調工作；（3）代表國家執行有關對外文化協定，開展與國內外圖書館界的交流與合作；（4）負責公共圖書館的業務指導和業務培訓工作等。又如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由于經常接待包括各國政要在內的外國人士，因而也就成為弘揚中華優秀文化、開展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此外，部分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圖書館，如中山紀念圖書館、張愛玲紀念圖書館、錢學森圖書館等則具有特殊的紀念作用。

2 圖書館職能內容的差異性

圖書館職能內容的差異性是指不同種類、不同層次圖書館職能內容具有不完全相同的規定性。美國圖書館學家謝拉認為：“圖書館就是這樣一種部門，可以用來說明為什么若干世紀以來它總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革，反映著社會所追求的目標，而不是自行發生變化”。［3］謝拉在此所說的“變革”或“變化”，可分為同一性改變和差異性改變兩種類型。同一性改變是指圖書館基本社會職能的改變，如隨著社會的發展，圖書館在傳統典藏職能的基礎上又逐漸增加了教育、情報、休閑等新的職能。差異性改變是指不同種類、不同層次圖書館的職能所發生的不完全相同的或較為獨特的演變，如：從公共圖書館職能體系中發展起來的維護社會知識公平獲取職能；從擁有高素質人才的圖書館中培育出的知識服務職能等。這兩項職能，前者產生于特定類型的圖書館，后者產生于特定層次的圖書館。圖書館職能的差異性在圖書館職能及與之相關的圖書館核心能力、核心價值、職業精神等問題的研究探討中有充分的反映。

范并思、蔣永福、吳慰慈等學者從圖書館職業精神、核心價值等方面提出，公共圖書館在維護社會信息公平、保障公民知識權利、推動和諧社會建設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范并思認為：“公共圖書館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用以調節知識或信息分配，以實現社會知識或信息保障的制度”。［4］他強調：“公共圖書館為市民提供的知識保障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前提，如果沒有公共圖書館這一機構/制度，社會仍無法從機制上解決保障公民自由選擇信息的權利問題?！保?］蔣永福認為：“圖書館是政府為保障公民獲取知識信息權利（文化權利之一）而提供的一種制度性公共產品；國家發展圖書館是民主政治的需要；維護公眾利用圖書館獲取知識信息的自由權利，是圖書館職業的核心價值”。［5］吳慰慈提出：“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公共圖書館必將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縮小社會差距、維護信息公平、保障公民權利等重大作用”。［6］不難看出，圖書館上述職能建立在公共圖書館資源的“公共性”基礎之上，而那些不以資源的“公共性”為基礎的，如高校圖書館、研究圖書館等，嚴格地說，也就不具有上述職能。這種現象反映了不同種類圖書館職能內容的差異性。

為應對信息服務格局變化給圖書館帶來的壓力，張曉林等學者提出以“知識服務”作為圖書館核心能力（核心競爭力） 的觀點：“我們應當將核心能力定位在知識服務，即以信息知識的搜集、組織、分析、重組的知識和能力為基礎，根據用戶的問題和環境，融入用戶解決問題的過程之中，提供能有效支持知識應用和知識創新的服務”。［7］知識服務理論提出來以后，在學術界引發了長達幾年的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圖書館是否具備開展知識服務的智力條件。質疑者認為：“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的數百個學科中，每一個學科都面臨著知識應用、知識創新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圖書館以有限的人才資源，何以應付如此眾多的知識服務要求”。［8］

知識服務問題上的認識沖突，是理論界追求圖書館職能同一性的必然結果。大量數據表明，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非常不平衡。一方面，絕大多數中小圖書館面臨著館藏資源不足、技術手段落后、人才匱乏、經費緊張等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問題，要使知識服務成為這部分圖書館或整個行業的核心能力（重要職能）還很不現實。另一方面，大型圖書館不僅擁有極為豐富的館藏資源、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而且聚集了許多優秀人才，只有這部分圖書館才有可能開展知識服務。如，國家圖書館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個參考咨詢部門集中了不少既有較高學術水平又熟悉文獻的專家、學者，他們除了為讀者提供專業化咨詢或課題服務外，還承擔一些重大課題研究任務；又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和上海圖書館等實行的學科館員制度，也在知識服務方面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成果。由此可見，諸如知識服務這樣的職能，不能用是圖書館的職能或不是圖書館的職能這種全稱判斷，某些大型圖書館可能具有這種職能，而絕大多數中小型圖書館還不具備開展知識服務的條件，這就是不同層次圖書館職能內容的差異性。

圖書館職能的差異性，也有它合理的利用價值。例如保存人類文化遺產曾經是各種類型、各個層次圖書館最基本、最普遍的社會職能，但是隨著出版業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讓所有大大小小的圖書館都來承擔保存人類文化遺產或文獻信息職能，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還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因此，利用圖書館職能的差異性并通過相應法規或資格認證方式，合理安排、分布圖書館的典藏職能，使整個圖書館行業的資源建設由注重數量增長轉變到注重結構優化，就是圖書館職能差異性的合理利用。

3 圖書館職能價值的不可通約性

如果說圖書館職能的差異性反映了不同種類、不同層次圖書館在職能內容上的合理分配，那么圖書館職能的不可通約性則反映了具體圖書館某些職能的價值取向之間所存在的無法比較推論的邏輯差異，如為科研人員服務與為公眾或弱勢群體服務的問題。

2005年，學術界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圖書館運動”。在《圖書館》開辟的“21世紀新圖書館運動論壇”和《圖書·情報·知識》創建的“弱勢群體與知識公平”專題研究中，許多學者和普通作者對我國公共圖書館服務現狀提出了強烈批評。張勇等認為：“在公共圖書館精神缺位的情況下，公共圖書館表現出來的狀況是圖書館工作的功利色彩，服務重點的輕重倒置，公共圖書館的公共性和大眾性退化，使公共圖書館貴族化從而導致異化”。［9］韓繼章指出：許多公共圖書館把“為科研項目服務，為專家、教授服務作為圖書館工作的重點”，而特色圖書館、特色服務等，“是以犧牲為廣大居民服務為代價旨在發展為社會少數人服務的一種現象”。［10］范并思提出：“許多公共圖書館設計的‘特色服務’，不是考慮弱者的信息權利，而是為那些有能力享有多種社會信息服務成果的決策者或研究人員設計的；公共圖書館巨大的數據庫花費，不僅沒有彌合數字鴻溝，反而加劇了數字鴻溝?！保?］

針對上述觀點，2006年譚祥金發表了《為公共圖書館辯護》一文，作者在表示贊同“新圖書館運動”倡導的“走近平民、關心弱者、平等服務、縮小數字鴻溝”等理念的同時，利用大量事實對公共圖書館所謂“貴族化”“功利性”等觀點進行了逐一反駁。作者認為：“公共圖書館沒有貴族化，對其工作應予以公正評價。不要把為大眾服務與為生產、科研服務和開展特色服務對立起來?！保?1］

評價公共圖書館服務現狀，立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價值尺度是完全正常的學術現象，但如果忽視了圖書館某些職能價值取向的不可通約性原則，其結果必然陷入邏輯悖論和語義悖論：將科研人員列為重點服務對象是不公平的，因為它違背公共資源配置的公平原則，加劇了不同群體之間的“知識鴻溝”；將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列為重點服務對象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它違背公共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無法為那些承擔著更大社會責任的科研人員提供深層次服務，無論作何選擇，都將違背公共圖書館精神。

《墨子·經下》中有“異類不比”之說，即不同性質的事物之間無法比較推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知識分子服務，為普通民眾服務，為弱勢群體服務這三者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圖書館需要在同等尊重的基礎上，從資源配置到服務方式、服務內容最大限度地滿足每一個群體的訴求。

對圖書館職能單一性、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追問，是以往學術研究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它曾經為人們認識圖書館職能、推動圖書館事業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這種研究視角已經無法概括圖書館職能的復雜結構，也無法解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乃至具體圖書館內部不同職能之間的差異或沖突。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需求和生存環境，探討圖書館職能的多元性、差異性和不可通約性，對建立一個能適應社會需要、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創新能力的圖書館職能體系有重要意義。

［1］范并思．公共圖書館精神如是說［J］．圖書情報知識，2005（2）：12－15.

［2］（印度） 茫拉．印度的圖書館立法［J］．圖書館界，1990：44.

［3］唐作新．關于圖書館職能問題研究的綜述［J］．四川圖書館學報，1997（6）：21－24.

［4］范并思．維護公共圖書館的基礎體制及核心能力——紀念曼徹斯特公共圖書館創建150周年［J］．圖書館雜志，2002（2）：3－8.

［5］蔣永福．圖書館話語的譜系學分析——圖書館學話語三大族系概述［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7（1）：12－16.

［6］吳慰慈．公共圖書館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J］．圖書館，2006（1）：1－2.

［7］張曉林．走向知識服務：尋找新世紀圖書情報工作的增長點［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0（5）：32－37.

［8］王均林，岑少起．知識服務與圖書館核心能力——與張曉林先生商榷［J］．圖書情報工作，2002（12）：115－119.

［9］張勇．繼承與弘揚公共圖書館精神，推進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可持續發展［J］．圖書館，2005（1）：2－6.

［10］韓繼章．走進平民——21世紀中國公共圖書館的重要課題 ［J］．圖書情報知識，2005（2）：16－19.

［11］譚祥金．為公共圖書館辯護——“21世紀新圖書館運動論壇”之我見［J］．中國圖書館學報，2006（2）：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