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柴 靜

1974年12月3日零時過后不久,顧準在風雪夜去世。

一

1952年,三十七歲的顧準被撤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職務。關于這次撤職,沒有檔案材料,只有一份當年2月29日新華社電訊稿的幾句話——“顧準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在人人穿黃布軍裝的年代,一個穿背帶褲,戴玳瑁眼鏡,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這個評語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十二歲在上海會計師事務所當學徒養活一大家子人,十五歲已經寫出中國會計業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認,“整個大華東地區找不出他這樣有才干的人”。但是這個人“不服用”。中財部曾有意調他,但他堅持留在上海,“一入閣只是盆景,長不成喬木了”。不光不去,他還不同意上級“民主評議”的運動式征稅方法,認為應該按法律規定的稅率來征;不光不同意,還連續寫文章來論證誰對誰錯。他被撤后曾有人為他申辯,一位領導說:“顧準不聽話,不給他飯吃”。

撤職當天,他一句話不說在辦公室坐了一個晚上,他的秘書陪著他坐了整整一個通宵,沒有暖氣,腳都凍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勁推開了門,走了出去”。一個人在盛年時由狂熱汲于嚴寒,是什么心情?撤職沒有具體原因,顧準連檢查都不知道該怎么寫,他想寫民主評議的事,被人叮囑“不要寫這個”,他連批判他的會議都沒權參加,市委簡報上的顧準檢查,是由他的繼任代寫的。

不聽話、不服用的結果,是被剝奪參與這個世界的權利。他沒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懷疑,當然有激憤和悲挫,但從他的日記來看,從來沒有過靈魂深處的破裂,他的獨立性保持終身。

他只是要求復查撤職一事,被駁回,答復是六個字——“此事已經解決”。

二

朱學勤曾經提過一個問題,“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并不缺少道義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氣,卻沒有一個人像顧準走得那樣遠,挖得那樣深,何以如此?”顧準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幾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腦袋里的樁子拔掉的過程,這也是他的可貴——因為這意味著這種路徑其實人人可為。剛離開高位的時候,他的思想還比較正統,很典型的在體制中成長起來的人,認為造成自己悲劇命運的原因只不過是“遭人陷害”,沒想過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頭看自己身居高位時的傲慢之感,覺得好笑,說那時只是“小職員哲學”——徒有一點囫圇吞棗的報章雜志的學識,卻“才子式地亂闖亂撞,碰到對的,就干一陣,碰不對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細密化,過去實在不夠”。這好象也是賦閑的人常見的反思,并無特殊之處。

一個月之后,他找了幾本初等幾何、代數、微積分……開始學習數學,覺得在階級斗爭和政治動向之外別有天地,他試圖沉浸在與俗世無關的理性里。不過他很快跨越對三角尺和圓規的單純迷戀,他說“邏輯只是工具,研究經濟一定要研究歷史?！彼_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國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這個大步跳出了當時扎在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籬笆,正好又趕上中央黨校在學術上的黃金時期,書盡管有限,但他已經可以直接閱讀到凱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動手改譯《資本論》。朱學勤說,后來那一代知識分子未能達到顧準的成就,是因為“知識大限以及邏輯乏力拖住了他們的腳步”。

知識讓人求實,邏輯讓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那是一個會把人席卷而去的時代,他怎么能在風暴中趴在地上緊緊扣住這兩顆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連氣息都不沾染?顧準后來說過,這一年的生活讓他養成“讀史”的習慣。這種習慣的好處就是“樣樣東西都要自己學著去判斷”。習慣一旦生成,就會自動帶著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經世致用的念頭時,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顧死活”的方式讀書、做筆記、下蠻力、用笨功夫,來解開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開始思考凱恩斯為資本主義開出的藥方是否會失效?“我作過一個摘記,認為不會?！彼f,“可是,(蘇共)二十大的報告不是這樣說的。這是說,我與他們(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喃喃自語:“這糟糕不糟糕?”

但他無論如何在邏輯上不可能認同計劃經濟體制,“目前這一套規律,是獨斷的、缺乏繼承性的、沒有邏輯上的嚴整性的”,他譴責斯大林“以道德規范式的規律吹噓、粉飾太平的理論來描寫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理論體系,看來是注定要垮臺的”。

幾天之后,在中央黨校的研討會上,他忍不住要把這想法拿出來說說,跟別人討論一下價值規律的作用。這個時候,中國的計劃經濟剛剛全面推行四年。

“這個題目,不必討論了吧?！睂W員說。

他只好收起來了。

他已經看到了那條醒目的紅線,他在日記里規勸自己“可是不能繼續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頹唐之感,“過過家庭生活,滿足于幾間房子,積幾個錢買個收音機,老來準備結庵黃山拉倒了吧?！?/p>

7月3日,他終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澳瞧恼乱呀泴懫鹆?歷史上第一次寫東西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費勁的……反復改稿,都更加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確地與一切經濟工作中都應該政治掛帥的指示相對立為止”。

他使勁推開了馬克思所說的“地獄與科學共用的大門”,這扇門一旦推開,從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猶豫。

四

1960年,他被劃為“右派”。他在日記里寫道:“我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鋤,有時只能雙膝跪在泥里,靠雙臂支撐著爬行,雙膝破損,臂膀全部紅腫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難拿筆?！钡麑懙?“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才有機會學習我國的農村經濟這門課”。那時他早已經沒有了在上海時穿背帶褲的習慣,他的新工作是撿糞。因為饑餓,糞越來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別人邊上,等著人家排泄完。他在日記里對自己有“抱臂旁觀”的總結。

他在日記里寫下所見的浮腫、死亡和人相食的慘劇。我讀到這兒,以為他這種讓人心寒的冷靜是來自斯賓諾莎式的史觀:不贊美、不責難、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認識而已。但是再翻后幾頁,他回憶“寫這一段時心臟一陣陣絞痛”。這句話像刺一樣扎了我一下。這個瞬間,我理解了他——他認識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識分子式的智力滿足,更不是為了向誰證明自己是對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滅和重建,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還有我們這樣的后代。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劃為“右派”為止,將近十年,他沒有日記留世。他著手翻譯經濟著作,譯稿約四十萬字,1968年8月監督時開始擱筆。紅衛兵讓寫罪行交代時,他在自己的大字報上只寫了兩個字“讀史”,貼在墻上。紅衛兵讓他解釋,他說最近什么也沒做,只讀了些史書。事后他說:“這是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冷眼旁觀這一切,只當是在‘讀史,看中國向何處去?！?/p>

他并非刻意寧為玉碎,但他始終有自己的底線?！拔母铩背跗?在河南某地,外調人員要他寫材料說明某人過去和國民黨有瓜葛。顧準說,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對方當即打了他一個耳光。他干脆把臉送過去。對方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之后,終于打不下去了。與他一起下放的吳敬璉說,他還清楚地記得在一次無端指責他偷奸?；呐袝?他冒著雨點般襲來的拳頭高昂頭顱喊著“我就是不服”的神態。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潑污。

顧準有一本中英文對照的《圣經》,有一天他看的時候,被軍宣隊的一個參謀發現了,便訓斥他:“馬克思早就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你怎么能看這樣的書?”過了幾天,顧準拿著一本《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去問這個參謀:“列寧說修正主義者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了長子權,是什么意思啊?”這個參謀答不上來,顧準說:“這個典故出自《圣經》。你不讀《圣經》,就根本讀不懂列寧?！避娦牭娜藦拇擞幸庾R地避開顧準。即使看見他在看書,也繞著走,以免尷尬——似乎被監管的對象不是他,而是監管者自己。顧準就是這樣不認輸、不服輸,甚至倒輸為贏,顛覆被欺凌和被侮辱的處境。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盡劫難之后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沉痛反思,回到巴金式的常識: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而顧準卻在“文革”沒有結束的年代,不僅要做一個人,而且已經對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這種智力上的進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權力腳下的頭腦能夠創造出來的。他引述普羅米修斯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這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這也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覺性是最高的神?！庇辛诉@種窮盡事理的邏輯,就不可能扯謊,也不可能屈服。

【原載2010年1月12日《中國青年報》】

插圖 / 堅持 / 陳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