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中美再博弈

張 銳

圍繞著人民幣升值問題,美國從白宮到國會在最近一段時間對中國展開了非常凌厲的輿論“圍剿”,而中國政府則相應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這種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緩和與控制,雙方之間由貨幣戰而導致的貿易戰也許不可避免,從而給正處于復蘇的世界經濟罩上了極大的不穩定性。

美國發動“圍剿戰”

作為中美之間的“老生常談”,美國在過去幾年中曾不斷地對人民幣匯率單方面提出過明顯的升值要求,但相比較而言,這一次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態度卻格外強硬,而且其國內多家力量聯合采取的“圍剿戰”出現了明顯的升級態勢。

與其前任總統布什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所表現出的模糊和躲閃姿態不同,奧巴馬已經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公開指責中國“過分干預匯率”,也就在日前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奧巴馬發表貿易政策講話時還明確提出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匯率機制”過渡。

歷來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極感興趣的美國國會近期出現了共和與民主兩黨議員爭相向人民幣“發難”且頻頻“出招”的群體現象。3月15日,130名國會議員聯名致信美國財政部和商務部要求認定中國為“貨幣操縱國”,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采取的“貨幣保護主義”行為進行深入調查,而且這些議員還呼吁,在此基礎上對中國輸美產品征收懲罰性的反補貼稅。緊接著,對人民幣匯率耿耿于懷的國會參議員舒默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了升級的《舒默議案》,并啟動立法程序,其試圖短期內“拿下”人民幣的火藥味異常濃厚。

2005年,舒默第一次提出《舒默議案》,聲稱如果人民幣不升值,那么所有進入美國的中國商品將被加征27.5%的匯率稅。而按照舒默的新議案,中國被確定為“匯率根本性失當”的國家,因此應當對中國采取嚴厲的制裁行動,包括禁止美國政府購買來自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同時禁止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參與中國的項目融資。不僅如此,舒默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中國等“匯率根本性失當”的國家舉行有關匯率問題的特別會談,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與中國等國家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尋求解決爭議的方案。舒默的新議案將美國國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最新聲浪推向了高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閉幕后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人民幣幣值并未低估”的結論,舒默日前公開揚言:“我們再也不愿意聽到這類說法了。我們要強迫它調整匯率?！痹谶@里,舒默首次直接使用了“強迫”這個詞來表明國會在壓迫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中國強硬說“不”

對于美國向人民幣匯率發起的“圍剿”戰,已經與對方不止一次“過招”的中國政府不僅表現出了格外的沉著與冷靜,而且也展示出了一個經濟大國的矜持與強硬。在“兩會”閉幕后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回答記者相關提問時斬釘截鐵地指出: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中國決不會屈服于外國壓力?！币簿驮谌涨?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向外界坦言:“如果美國在匯率問題上一再堅持中國操縱匯率,并且如果伴隨貿易的制裁,中國不會熟視無睹;如果伴隨著法律方面的訴訟,中國也會奉陪?！?/p>

中國政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之所以所表現出非常的強人態度,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匯率主權論”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進行匯率決策的根本依據。一國的貨幣匯率的變動無疑要考慮國際貿易與收支狀況,但這種分析卻是建立在該國決策者自我判斷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由他國說了算。也正是如此,在過去5年中,人民幣匯率調整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美國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越是凌駕于人,中國政府的抗擊態度將越發強烈。

其次,“匯率漸進論”也已成為中國政府匯率管理幅度的政策基調。由于中國金融體系風險承接能力和出口企業的風險消化能力都比較脆弱,人民幣升值不可能一次到位,而只能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不僅如此,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報告,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通過漸次升值已達到12.3%,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加劇中美貿易的不平衡,而且還減輕了美國貿易逆差的壓力,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要求。正是如此,中方還將繼續堅持匯率漸進原則。這就意味著,美國在人民幣升值幅度上對中國的要價越大,中方的給予相反越少,匯率管理放松程度也許更小。

第三,“歷史反思論”時刻警醒中國政府應當提防美國的貨幣圖謀。19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對美國產生了龐大的貿易順差,美國聯合德、法、英等國誘使和強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日元隨后出現快速大幅升值,日本經濟隨之陷入長達10年的經濟蕭條。以史為鑒,日益成熟起來的中國政府決不會允許日本的悲劇在中國重演,自然,針對舒默等人發出的“美國讓日本做到,也能讓中國做到”的夢囈,理智而清醒的中國官方必然會嗤之以鼻,甚至會給予必要的戲弄和反駁。

矛盾的糾與結

中美之間之所以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反復對弈和舌戰,主要是雙方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的認識矛盾和思想糾結,特別是美國單方面且具有強制性的政策結論是導致中美間很難以協商和溝通方式最終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

首先,美國認為人民幣匯率的低估是導致全球經濟不平衡的重要力量。其基本邏輯是,由于人民幣匯率的低估,導致中國與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的貿易收支不平衡,進而產生全球失衡,并且這種失衡是導致全球經濟不穩定的主要因素。理智而全面的分析,美國的這種判斷顯然是一個相對片面和狹義的理解。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僅表現為部分國家儲蓄、消費、貿易、收支失衡,更表現為世界財富分配的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的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是復雜的、多方面的,但其根源是南北發展的長期嚴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中國為結點的國際分工鏈上,中國通過初級原料的進口帶動相關國家的發展,通過大量中間品的進口,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貿易的順差,通過資本品、奢侈品和服務貿易進口,為發達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中國還在加工貿易、跨國投資各個層面與各國分享著發展與合作的空間。即便是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9年,全球貿易下降22%,中國出口下降16%,但進口只下降了11.2%,其中歐盟、美國對華的出口僅下降了1.53%和0.22%,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制造全球貿易和經濟的不平衡,而且推動和促進了世界經濟的平衡發展。

其次,美國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是導致美國產生大量貿易逆差的根本。其基本推理是,人民幣匯率低估導致中國對美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引致美國企業出口利潤的萎縮和失業的增加,并進而使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但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2005年下半年匯改開始至2008年一直呈現單邊上漲的走勢,升值幅度超過了20%,但中國對美貿易不降反升,其中順差的絕對值月均仍在千億美元左右。即使是2009年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但是貿易順差卻出現了30%以上的降幅;及至今年1至2月,人民幣匯率依然基本穩定,但中國的貿易順差再度下降了50%,甚至在3月上旬出現了80億美元逆差。另一方面,即便拋開人民幣以美元論,2008至2009年,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基本保持穩定,但美國的貿易逆差卻從7000億美元大幅減少到3790億美元,而且對加拿大、歐盟、中國等主要貿易伙伴的逆差都出現了下降。顯然,匯率問題并不是影響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美國之所以一直對中美之間的貿易差額耿耿于懷,主要是美國官方機構嚴重高估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量。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研究報告,以2006年為基數,美國對中美貿易順差高估了26%,相應地,中國對貿易順差低估了2%,因此,如果要回到客觀事實中去,美國應當將2006年的高估的貿易順差降低1/4以上。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美的產業結構存在巨大差異,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具有較強優勢,但美方一直對中方進行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從而使中美貿易順差的局面得不到有效的改變。

中國無疑是人民幣超常升值的最大受害者,其中最令人擔憂是中國企業出口將面臨巨大的沖擊。資料顯示,只要人民幣升值2%,占全國出口份額近60%且只有2%至3%利潤的機電行業就會全面虧損,而平均凈利潤率在3%至4%左右的紡織行業只要遭遇人民幣5%的升值幅度就會出現一半以上的企業倒閉死亡的殘酷結果;同樣,如果2010年人民幣升值1%,中國成套大型設備出口和工程承包企業將遭受近12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如果升值5%將發生600至70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的艱難推進之中,在企業大量因人民幣升值發生虧損和倒閉的情況下,本來就業壓力異常沉重的中國勞動力就業狀況將會雪上加霜,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很可能因此而中斷或者輟步。

不僅僅是“雙輸”

盡管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史蒂芬·羅奇在內的許多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對美國的人民幣升值訴求發出了質疑和批判,同時聯合國貿發會議和英法等官方人士也對美國單方面強制人民幣升值的做法表示不滿,但美國并沒有作出任何收斂。在華盛頓和國會看來,只要人民幣按照他們的要求實現升值,美國就可以贏得國內經濟發展的新生機,全球經濟就會逐漸趨于平衡。

的確,美國完全可以從人民幣大幅和快速升值中獲利,但同時必然要承受也許大得多的痛苦。因此,專家認為,人民幣在一定時期內升值過快和過大,極有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的“雙輸”,受此影響,全球經濟也會為此付出代價。

中國無疑是人民幣超常升值的最大受害者,其中最令人擔憂是中國企業出口將面臨巨大的沖擊。資料顯示,只要人民幣升值2%,占全國出口份額近60%且只有2%至3%利潤的機電行業就會全面虧損,而平均凈利潤率在3%至4%左右的紡織行業只要遭遇人民幣5%的升值幅度就會出現一半以上的企業倒閉死亡的殘酷結果;同樣,如果2010年人民幣升值1%,中國成套大型設備出口和工程承包企業將遭受近12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如果升值5%將發生600至70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的艱難推進之中,在企業大量因人民幣升值發生虧損和倒閉的情況下,本來就業壓力異常沉重的中國勞動力就業狀況將會雪上加霜,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很可能因此而中斷或者輟步。

與中國一樣,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美國也必然遭遇新的不安因素的困擾,尤其是美國消費者將深受其害。資料表明,美國從中國的進口約有60%是美國的企業從中國進口的中間產品,這些中間產品進口以后,美國的企業家再把它加工以后,最終的產品賣給美國的消費者,與此同時,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1000多億美元的商品,從玩具到家具,從服裝到鞋帽,從冰箱到空調,幾乎遍及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人民幣升值,必然會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上升,美國消費者將不得不為此付出更多的消費成本。

就在中美雙雙必然承受人民幣升值痛苦的同時,全球經濟付出的代價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首先,人民幣升值必然對全球消費者的利益造成損害。2009年,中國替代德國成為了最大的出口國,這一事實的背后是,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暢銷世界,使得所有進口中國商品國家的消費者從中受益,同時價格低廉的中國商品也大大降低了這些國家同類商品的市場價格,抑制了物價的上揚,從而有利于防止通貨膨脹和穩定各進口國的經濟。顯然,這種十分良性的經濟生態會因人民幣升值而遭到遏制。

其次,人民幣升值必然拖累世界經濟的復蘇速度。與起伏不定和步態蹣跚的全球經濟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的年均增幅超過9%,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速度;同時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超過7%,這個比重雖不大,但中國的GDP增長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已超過20%,僅次于美國居第二位,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大于中國經濟實力在全球經濟實力中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大幅收縮,本已脆弱的世界經濟必然受到強烈的掣肘,甚至不排除全球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

第三,人民幣升值必然降低國際資本的收益率。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出口商品中65%以上是外商投資企業所為,中國已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國際資本看好中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力。目前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約為美國的3%,日本的3.5%,國際資本在中國可以獲得巨大的商業利潤空間。有人做過測算,一雙在中國制作成本為20美元的鞋子,出口到美國后售價為200美元,價格增值了19倍,中間的利潤之大令人瞠目結舌。但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使以外幣計價的出口商品價格上升,競爭力和利潤率下降,從而嚴重損害外資在華的經濟利益,這是所有在中國的國際資本絕對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持久戰與回合戰

就如同中美之間在許多經濟問題上經?？目慕O絆一樣,對于人民幣升值這一敏感的話題,雙方之間的糾結與爭論可能并不會因為一次性較量就可最后解決。一定意義上而言,只要人民幣升值達不到美國的要求,或者說人民幣還有升值的空間和利用的價值,美國就不會放棄可以借此大做文章的機會,中國政府應當做好與其打持久戰和回合戰的準備。

首先,在金融匯率市場上,美國已經養成了自認為可以支配和左右他人的強勢思維。由于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以超級大國的身份享受著“壓倒性的力量優勢”所帶來的種種便利,也可以運用美元的霸主地位達到對英鎊等強勢貨幣的操縱,歷史上也曾經讓不可一世的日本放下本幣高昂的頭顱,所以,在心理上就形成了對自身力量優勢的強大信賴,這種信賴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美國及時去感知世界力量對比所發生的微妙而重要的變化,當然也時常會用一種和整體國際環境格格不入的方式采取對外行動。而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簡單化和自我化便是這種特殊心理狀態在現實政策問題中的投影。顯然,只要美國的強勢思維存在或者偶然發酵,人民幣匯率就不會得到安寧。

其次,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恢復異常艱難與曲折,人民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將成為“替罪羊”。盡管奧巴馬政府投入巨資遏制金融危機,但美國經濟如今的復蘇步伐遲緩,失業率居高不下,各項經濟數據指標乏善可陳,導致奧巴馬政府支持率嚴重下挫。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和轉換輿論焦點,人民幣自然成為了華盛頓政客們自我解套的捷徑。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奧巴馬掛帥的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小企業和工會組織,他們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動力量,而中國又是對美國的主要出口國和貿易順差國,在這種背景下,政客們便輕車熟路地把人民幣匯率問題當成多方都一致認可的“替罪羊”。因此,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只要美國經濟的復蘇之路出現坎坷,只要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存在,人民幣匯率就存在被輪番炒作的必然。

第三,匯率問題政治化經常會將人民幣升值的議題推到風口浪尖。理論上,國家間匯率的決定有著一套相對客觀、科學、固定的計算公式與理論解釋工具,但實際中,部分精于選舉的美國政客很少愿意回到事實的基本面。在他們看來,匯率問題只是一種實現個人政治抱負的工具。由此導致的后果,就是現在中美之間的匯率問題被嚴重地政治化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舒默為代表的美國國會議員們走的是吸引眼球、制造新聞的經典路數,這些政客們在國會的日子里,除了實現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外,還有需要認真完成的四個具體任務:回報選民,謀求連任,提升政治影響力,尋求更高的職位。因此,如果能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彰顯自己的能耐或者實現了某種目標,無疑可以成為他們今后發跡的資本。也正是如此,今后美國政客們拿人民幣匯率說事將成為家常便飯。據此,筆者認為,被政治化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乃是一場主要考驗相關各方政治意志、公關技巧、溝通能力以及客觀實力的博弈。某些被高高舉起的“大棒”,其本質功能就如同停留在發射架上的核武器以“嚇唬人”而已,而被嚇倒的只能是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