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起義”前的三次九江會議：兼答賀偉同志的《李立三廬山憶舊》

■ 陳洪模

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八一起義無疑是一個有著重大意義的事件。八一起義是如何決定的？從起義的提出到最后的決策，期間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這些問題曾經困擾過眾多黨史工作者和關心這段革命歷史的群眾。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檔案館將一批有關八一起義的歷史文獻公開發行，許多專家根據這些歷史文獻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已經基本把這些問題搞清楚。此后，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的宣傳工作也吸收了這些專家的研究成果，并在1987年以后的歷次陳列展覽中反映了八一起義決策過程中一段史實：即1927年7月下旬前期，在九江召開過的三次會議與八一起義的提出、醞釀、決策有著極其重大的關系。

但是有人對這段已經有了定論的歷史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有其他想法，僅僅根據轉引八一起義當事人李立三同志多年后的回憶提出另一種說法：八一起義之前，眾多重要的起義領導人曾經在廬山的仙巖旅館里召開過一次會議，而這次會議，就是最早提出八一起義的會議，因此，廬山便成了八一起義的 “策源地”。筆者在2003年見到某報紙上刊載這種說法時曾撰文否定。近日又在 《黨史文苑》2010年第1期看到賀偉撰寫的 《李立三廬山憶舊》 （以下簡稱 《憶舊》）宣傳類似說法。為此，筆者再次撰文，試圖講清這個問題，同時希望引起爭鳴。

三次九江會議的召開和李立三鄧中夏廬山會見瞿秋白

八一起義從提出、醞釀到最終決定，期間有一個過程。根據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向中央寫 《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及參考其他文獻和有關人員回憶錄，可以確定八一起義前，曾經先后在九江召開過三次重要的會議。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撕下 “革命左派”的偽裝，公開提出 “分共”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迅速做出了用武裝斗爭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鎮壓的決策。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根據前一階段的形勢和眾多重要人物的政治表現，一度有過爭取在北伐戰爭中表現較“左”的將領張發奎的設想。當時張發奎統率的第二方面軍因執行武漢政府 “東征討蔣”的命令，正好部署在南潯鐵路沿線。中共中央最初的設想是爭取同張發奎合作，把第二方面軍的部隊帶回廣東，在廣州起義。為此，中共領導機關一方面派出中共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到馬回嶺一帶的第二十五師中開展起義準備工作。另一方面，于7月19日派李立三、鄧中夏到九江實地考察形勢，為中央決策提供依據。盡管就當時形勢而言，舉行起義已是中國共產黨必然要采取的政策，但李、鄧動身時，中央并未給他們準備起義的任務。

李立三、鄧中夏奉中共中央命令于19日動身離開武漢到了九江，接上關系，找到相關人員了解情況后，于20日召開了第一次九江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有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聶榮臻、葉挺等等。會上大家反映張發奎態度日益猶豫和右傾，認為依靠他為領袖回廣東的行動很難成功；退一步講，即使能夠聯絡張發奎回廣東，下一步張發奎與汪精衛妥協，共產黨勢必又一次成為犧牲品。所以大家一致認為，應該拋棄依靠張發奎的政策而決定一個獨立的軍事行動，即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來領導武裝起義。會議決定將黨所掌握的部隊趕快集中到南昌，爭取賀龍領導的第二十軍一起行動， “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這便是最早提出在南昌起義的由來。會上沒有不同意見，于是會議決定將大家的意見報告中央。

參加了第一次九江會議的葉挺在一年后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這次會議是譚平山召集的，會議內容和上面一段相同。不過葉挺講到會上有人主張 “不待中央命令，即刻發動”起義，看來這個意見被否決了。因為葉挺又講 “最后決定準備待中央命令一到即發動”。也參加了第一次九江會議的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則直接講到：“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張立即動手。我說不行，必須等中央命令?！苯涍^一番爭論，最終決定還是等中央的命令。

會議結束后，李立三、鄧中夏立即上廬山，同已在廬山的瞿秋白商議起義事宜。瞿秋白完全同意第一次九江會議提出的在南昌發動起義的意見。李、鄧得知瞿秋白即將去中央參加緊急會議，便委托瞿代表九江同志向中央匯報，請中央盡快批準。

李立三、鄧中夏在廬山同瞿秋白商議后，鄧中夏立即下山，通知山下的同志，李立三則還滯留山上。山下的同志抓緊時間做好準備工作。23日，賀龍到達九江。譚平山立即來到賀龍駐地，把共產黨計劃舉行起義一事告訴他，并征詢賀龍意見。賀龍反應熱烈，這使在九江的同志放心不少。在九江的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同志便急電李立三趕快下山，進一步討論。

當晚，在九江的同志立即開會，并急電李立三下山來開會，這便是第二次九江會議。會議討論第一次九江會議來不及研究的幾個問題。首先會議討論最緊迫的軍事部署，提出把軍隊在28日前集中到南昌，28日晚上舉行起義，并急電報告中央，請求批準。24日第二次九江會議繼續進行，此時李立三也接到通知從山上返回九江，參加會議。大家對頭天晚上提出的軍事行動計劃沒有不同意見；在政治上決定以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黨政軍權的最高機關，反對蔣汪的寧漢政府和實行勞動保護法為起義的目的。對于沒收大地主土地的問題，會上譚平山和鄧中夏認為：如果提出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綱，可能會惹起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和軍隊內部的分化，其他同志反對他們的意見，結果引起激烈爭論，會議暫時對此沒有做出結論。

在召開第二次會議的同一天，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武漢也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得知了瞿秋白轉達的李立三等同志提出在南潯線一帶起義的意見后，中共中央常委和共產國際的代表都贊成這個意見，開始具體準備起義的各項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決定成立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其任務是 “指揮前敵一切事宜”。前委書記由周恩來擔任，成員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會議之后，周恩來當晚離開武漢，趕赴九江，擔負起領導起義的重任。

7月26日，周恩來帶著中共中央最新的任命和精神到達九江，馬上召集九江的同志開會，這便是第三次九江會議。會上周恩來傳達了中央完全同意舉行起義的指示；隨后轉達了中央提出 “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口號”的主張，平息了第二次九江會議對此問題的爭論。會議討論并決定了軍事準備計劃。會后，鄧中夏帶著擬定的詳細計劃去武漢向中央報告，其他同志則處理完緊要事情后，于27日齊赴南昌，開始了起義前最后階段的緊張準備。

《憶舊》中幾處闡述不符合歷史史實

以上介紹了三次九江會議的基本過程和期間李立三、鄧中夏上山會見瞿秋白的情況?？墒?《憶舊》中提出： “南昌起義就是李立三與瞿秋白、張太雷等人在廬山具體策劃部署的”； 《憶舊》還以轉述李立三告訴家人和陳先喜之口說： “7月中旬，李立三等人陸續秘密來到九江，由林伯渠胞弟、時任九江專員的林祖烈負責護送上山，秘密住進仙巖旅館。林伯渠的一位堂叔在仙巖旅館當首廚。7月19日晚上，李立三等人借用這位首廚的廚房，將窗戶全部用厚重的窗簾封死，點著蠟燭，具體策劃和布置南昌起義事宜。參加會議的有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鄧中夏、聶榮臻、林伯渠、彭湃、郭亮、葉挺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等。會議開了一個通宵，基本確定了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起義的時間等，李立三在會上被推舉為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p>

讀了這段話，筆者和其他一切關心這段歷史的讀者都會問：作者轉述這段話與李立三回憶時所講的原話是否一致？李立三在廬山回憶起義經過時，旁邊有沒有人專門記錄他的講話？如果有，原始記錄保存在哪里？如果沒有，所謂李立三回憶八一起義的談話出處又在哪里？可能有人會說，李立三的回憶是后來有關部門采訪了接待人員追記的。那么，追記的時間是李立三講話后不久，還是若干年甚至一二十年之后？總之，作者引用李立三的話作為文章的基本立足點，至少應該向讀者介紹一下李立三講話的來歷。退一步來說，即使 《憶舊》確實是根據李立三的回憶寫成，那么與23年后的回憶相比，李立三本人在起義后兩個月寫的報告應當有更高的可信度吧。

《憶舊》中言之鑿鑿地確定 “廬山會議”是7月19日晚上召開的。 《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中清楚地講到，19日 “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他們到了九江肯定先要接上關系，然后還要找同志們談話，了解情況，從時間上講，怎么可能當晚趕到廬山去開會？ 《憶舊》介紹的 “廬山會議”還有眾多有名有姓的出席者，似乎增加了 “廬山會議”的權威性。其實，列出的一些人物恰恰反證了 “廬山會議”的不存在。葉挺在起義一年后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根本沒有提及他到廬山開會的事情，僅僅講了他在 “七月二十號左右”參加一次九江會議。鮑羅廷此時即將離開中國，共產國際派了羅米那茲接替魯易 （又稱羅易）為國際代表，此時鮑羅廷在中國并沒有權力參與重大事情決策，他有什么必要出席討論、決定南昌起義的會議呢？對此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到，八一起義前 “這期間，我還上了一趟廬山。當時，鮑羅廷在廬山，叫我去向他介紹南昌起義的計劃和準備工作進行的情況。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紹了中央的決定和部隊的準備情況。當時，擔任翻譯的是張太雷同志。鮑羅廷所以找我了解情況，是因為他就要回國了，了解我們黨下一步究竟怎么辦，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笨梢娭挥新櫂s臻、張太雷、鮑羅廷三人在一起會見過，但他們都沒有參加過所謂的 “廬山會議”。

《憶舊》關于 “廬山會議”的介紹中最缺乏歷史知識的一句話是 “李立三在會上被推舉為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中共前敵委員會是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領導南昌起義的機構，前委成員也都由中央指定。在廬山開會的同志——如果有這樣一個廬山會議——有什么權力成立這樣一個機構？與會的同志又有什么權利推舉前敵委員會的成員？提出這種說法的人可以說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缺乏基本的了解，對當時共產國際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寫出的這種話恰恰反證了 “廬山會議”不存在。

結論

筆者認為，南昌起義前雖然沒有召開過廬山會議，但李立三和鄧中夏曾經上廬山同瞿秋白商議起義事宜，是確鑿無疑的歷史。他們的會見地點便在廬山仙巖旅館的廚房，時間大約是21日的晚上。會見時窗戶蒙上厚布，室內點著蠟燭，這種細節和氣氛給李立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0年李立三在多年之后重返廬山舊地時，腦海深處的印象被重新喚醒。但由于時間相隔太久，事過境遷，他把九江會議的情節及與瞿秋白的會見兩者搞混了，在回憶中講成一件事，這也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轉述者、記錄者、整理者、復述者多年以后出現某些差錯和增減，那就更是難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