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與中央白區工作部①

衛平光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江西 南昌 330006）

白區工作部就是專門領導和指揮在蘇區附近的白區開展黨的工作的部門。在中央局白區工作部設立以前，蘇區部分省縣級黨組織和群團組織里就已經設立了白區工作部。中央局白區工作部設立于1933年夏秋間，紅軍長征后就停止了工作，期間一直以陳云為部長。從中央局白區工作部設立到紅軍長征這一年左右的時間，正是“左”傾思想在中央蘇區走向頂峰、國民黨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特殊時期。面對日益危急的局勢，陳云領導各級白區工作部克服種種困難，積極開展工作，支援了中央蘇區的鞏固和發展。黨史學界對于陳云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以陳云為首的中央白區工作部及其白區工作思想的研究稍嫌不足。本文根據相關史料試對此作一粗淺研究。

一、中央白區工作部的設立及其工作職責

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后，中共領導的起義部隊幾經轉戰，最終選擇了在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并逐漸站穩腳跟。由于白區工作的秘密性，再加上交通、通訊等各方面條件的限制，上海的臨時中央及其后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實際上都無法適時、有效地指揮各地黨的白區工作，尤其是赤白交界地區黨的工作。紅軍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后，要鞏固和發展蘇區，“主要的是要加緊白區工作，爭取白區廣大工農勞苦群眾，到黨與蘇維埃領導之下來；發動他們反地主資本家的斗爭，進一步的開展游擊戰爭，摧毀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保?］(P302)為了加強黨對赤白交界地區革命活動的領導，努力擴大根據地，蘇區各省陸續成立了白區工作部（見下表）。

蘇區各省委白區工作部成立情況統計

通過此表可以看出，在中央局白區工作部設立以前，僅省級黨組織中設立白區工作部的就有中共江西省委、中共鄂豫皖省委、中共閩浙贛省委和中共粵贛省委。此外，蘇區不少縣級黨組織也設立了這一機構。他們的實際工作成效，使中共中央認識到其在斗爭中的重要作用，成為設立中央白區工作部的重要依據。

隨著各地紅色政權的不斷建立和發展壯大，其影響也日益增強，國民黨加緊了對紅色區域的封鎖與“圍剿”。隨著斗爭的加劇，赤白邊界變動頻繁，邊界地區很不穩定，此時的白區工作愈發顯得重要，正如陳云所指出：“臨近蘇區的白色區域中工作的發展，對于勝利的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是有最重大的意義的?！保?］但是，蘇區各省和縣的白區工作部隸屬于同級黨委領導，在斗爭過程中缺乏統一指揮和更有效配合。為了加強對附近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支援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中央決定設立中央局白區工作部。

1933年夏，農村的夏收和秋收即將到來，白區群眾反抗國民黨和地主苛捐雜稅的斗爭將掀起一個新的高潮。為了加強對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7月1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白區群眾夏收秋收斗爭決議”。決議認為，“加緊去領導白區在夏收秋收中一切群眾斗爭是爭取白區群眾與擴大新蘇區的重要任務之一”，“各省委及各縣委區域應建立白區工作部，不僅要有專負責任不兼其他工作的部長，而且應有幾個專門工作的人員來實際進行白區工作”。［3］這是蘇區中央局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確要求蘇區各級黨組織設立白區工作部。不久，中共中央局也成立中央局白區工作部，以陳云為部長。［4］(P233)從此，各級白區工作部有了統一了領導和指揮機構，中央蘇區的白區工作體系初步形成。

中央局白區工作部具體成立日期尚不明確?！蛾愒苽鳌芬粫鴮懙剑?933年7月份，中共中央成立組織局，由李維漢擔任主任，成員有張聞天、陳云、王稼祥等。張聞天任宣傳部部長，李維漢任組織部部長兼管婦女部，陳云任白區工作部部長。［5］(P145)《陳云年譜》記載：“1933年8月8日，陳云擔任中共中央局黨務委員會委員，后又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保?］(P154)學者王健英認為中央局白區工作部是在1933年秋成立的。［7］(P244)由此可知，其成立時間大體在1933年夏秋間，但不晚于1933年10月份，因為此時中央局白區工作部的協調機構——中央局白區工作委員會已經開始向外發出文件了。［8］(P10-13)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提出要“加強蘇區周圍的白區工作”，“開展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建立新的游擊隊與蘇區”。［9］中共中央局白區工作部也改為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仍由陳云兼任，秘書賈拓夫（賈元），干事夏彩曦。［7］(P274)

白區工作部的工作職責未見到正式文件說明?！都t色中華》曾報道：“中共江西省委，為要推動白區群眾斗爭，加強白區群眾斗爭中黨的領導，猛烈擴大蘇維埃區域，特成立白區工作部?！保?0］共青團粵贛省委書記李鶴鳴對共青團粵贛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劉建華解釋白區工作部的任務時說：“白區工作就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辈⑦M一步解釋道，“我們要向西南發展蘇區，首先就要在那里建立黨、團地下組織，通過黨團員去發動群眾，采取合法的形式，去維護工農群眾的利益。同時，又可以配合蘇區反‘圍剿’的革命戰爭?！保?1］(P40-41)贛東北蘇區領導人方志敏認為，白區工作“最主要的任務，是要組織與領導群眾起來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12］(P326)由此觀之，白區工作部主要是領導在蘇區附近的國民黨統治區域開展工作，以達到保衛和擴大蘇區的目的。具體有：指導赤白交界地區黨和游擊隊的活動，建立并發展黨的組織和游擊隊；爭取附近白區群眾的支持，發動并領導他們起來斗爭；針對附近白區的統戰工作，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和情報工作；溝通赤白貿易；培訓白區工作干部，等等。

二、陳云的白區工作思想

陳云早年曾在上海從事過工人運動，后來又擔任過中央特科書記，有著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在他擔任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的一年左右時間里，中央蘇區正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此時“左”傾思想對中央蘇區各方面工作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白區工作也不例外。作為白區工作部部長，陳云自覺同“左”傾錯誤作斗爭，并在此過程中豐富和發展了他的白區工作思想。

1.運用下層統一戰線，爭取白區群眾支持。

群眾是革命戰爭的基本依靠力量，是保衛和發展中央蘇區的重要手段。敵我雙方都十分注重爭取游擊區域和白區群眾的支持。陳云很早就提出要運用下層統一戰線爭取底層民眾對蘇維埃的支持。他指出，統一戰線是黨在整個白色區域中領導各種斗爭的“最主要的策略”，但是“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拒絕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13］

陳云認為，爭取白區民眾的支持，首先是要做好對群眾的宣傳工作。要“對比蘇區和白區情況向群眾做宣傳，利用一切機會向白區群眾宣傳蘇維埃的各種綱領和土地革命的勝利”。當時有些白區商販經常往來于蘇區做生意，這對于改善蘇區群眾的生活，發展蘇維埃經濟十分有益。這些白區來的人深入蘇區，他們的所見所聞對于改善白區民眾對蘇區的認識特別重要，成為赤白之間重要的信息交流渠道。陳云多次強調，要“加強對往來于赤白之間做貿易的白區小商販進行宣傳，組織他們于各種工會和群眾組織之內，再通過他們回去做白區的工作?！?/p>

除了對能夠往來蘇區和白區的人進行宣傳外，陳云還要求邊區的黨和工會要主動邀請、組織白區群眾到蘇區來參觀，在蘇區邊境建立工人俱樂部和群眾休息所，吸引白區工農貧民來休息和游玩，通過這種方式吸引他們參加白區工作。圩場是農村重要的集市貿易場所，人流物流量大，信息交流頻繁，且時間地點都比較固定。為了發展蘇區經濟，蘇維埃政府曾重修了許多大的圩場，蘇區和白區的群眾經常在這里進行交易。陳云提出：“要在重要的圩場設立俱樂部、飯店等，派專人負責，以便招待、吸引白區來的群眾?！睘榱藬U大蘇維埃和紅軍在白區的影響，他還要求“邊境黨組織和蘇維埃要經常了解白區群眾的困難和需要，利用各種機會去幫助他們”。

對于因各種原因而逃往白區或者加入各種反動組織的群眾，這些人留在蘇區的親屬或財產往往是打擊的對象，他們回到蘇區一旦被捕，下場往往很悲慘。對此，陳云提出，對于“被強迫或被欺騙而加入各種反動組織的群眾，應該以‘同志似的態度’去爭取他們”。這在當時“左”傾思想占上風的中共中央是十分可貴的。

2.積極發動并領導群眾斗爭。

1933年12月，中央蘇區黨的白區工作仍然極大的落后于客觀形勢，一方面是因為部分黨組織對白區工作的消極，還沒有開展白區工作（如粵贛、閩贛），另一方面，已經開展白區工作的地方，沒有積極參加群眾的自發斗爭并爭取其領導權，也沒有發動與組織群眾斗爭，而只是狹隘地發展組織。有人甚至機械地認為必須先建立、發展好組織，才能領導斗爭。陳云認為，“發動群眾的日常斗爭，是組織群眾與領導群眾為政權而斗爭的最重要的步驟”［14］，發展組織和領導斗爭必須“齊頭并進”。要在斗爭中大力吸收積極分子，建立、擴大黨和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和各種斗爭委員會），同時積極掌握群眾斗爭的領導權。針對斗爭中出現的經常將政治要求機械地強加到群眾的經濟訴求上從而導致許多口號不被群眾所理解和接受的情況，陳云數次指出，斗爭的口號必須為群眾所了解，符合群眾的要求，要估計到爭取斗爭勝利的可能性，不要提出過高的、群眾不能理解的口號。陳云還批評了江西省個別縣白區工作部的干部認為 “口號與要求必須由低而高”機械的、錯誤的觀念。

當時，許多白區工作干部還存在這樣一種心理，即群眾組織必須純而又純，一味機械地強調群眾組織名稱的革命性，這樣無形中把自己與廣大的白區群眾割裂開來，阻礙了群眾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的開展。陳云指出：“群眾組織的名稱不一定非要機械地冠以革命的名字，可以靈活地運用各種組織名稱把各階層群眾組織起來共同斗爭?！?/p>

白區的群眾斗爭可能是和平合法的斗爭，也可能發展成為更高一級的武裝斗爭。因此，注意群眾武裝的建設，加強對于群眾斗爭的武裝支持，是黨的白區工作的重要內容。陳云提出白區干部首先要注意利用和平合法的手段，領導群眾開展斗爭。另外，“要在每次斗爭、每個鄉村中建立不脫離生產的游擊隊或組織保護小販運貨的游擊隊，保護來根據地做生意的白區群眾”。1934年夏，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入到決戰關頭，發動群眾的武裝斗爭再次被提到重要地位。陳云及時指出：“在敵人遠近后方的黨與游擊隊的全部注意力，必須放在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群眾的游擊戰爭的基本環子上，把被占領區域的群眾發動起來為土地自由蘇維埃政權，而與敵人作頑強的武裝斗爭。 ”［15］

3.注重白區工作干部的培養。

各級白區工作干部是黨的白區工作的主要實施者，各級黨委特別注重對白區干部的培養，教給他們白區工作的政策和方法。當時在瑞金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就設有白區工作訓練班，班主任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賈拓夫兼任，為各級黨組織輸送了不少優秀的白區工作干部。此外，各級黨組織也經常開辦白區工作訓練班，對干部進行有針對性的培訓。

除了通過開辦白區干部訓練班培養專門的白區工作的干部之外，陳云還進一步指出，派到白區去工作的干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尋找和培養白區組織中的干部，盡可能地通過白區當地干部領導白區的組織和一切工作。因為這些干部熟悉當地情況，與群眾有密切聯系，更加了解當地群眾的困難和要求，也不會讓白區當地群眾認為是外來人在命令他們做事情。當地干部在白區工作，行動也比較自由。必要時，也可以把這些白區干部招到蘇區來進行一定的培養和訓練。

4.關于白軍士兵工作，主要是“組織白軍士兵的嘩變”，而不是“個別的拖槍到紅軍來”。

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對白軍士兵的爭取工作，但是由于士兵工作中“存在著一種狹隘的路線”［16］，沒有抓住士兵中間的反日反國民黨的情緒，沒有能夠認識到士兵經濟斗爭的重要性，沒能夠深入到士兵中間建立強大的黨、團和群眾組織，也就無法醞釀和組織大的兵變和暴動，最多只能號召少數士兵零星地拖槍到紅軍中來，這樣反而減少了在白軍中的力量。

1934年6月5日，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出現嚴重失利局面，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中共中央組織局和紅軍總政治部聯合作出“關于破壞部與白軍工作的決定”，對總政治部破壞部的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其過去在白軍士兵的工作上“沒有任何成績”，撤銷了破壞部部長李翔梧的職務，將破壞部改為白軍工作部，任命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賈拓夫擔任白軍工作部部長，要求“邊區被占區域白區黨部，以及黨的各級白區工作部、前方紅軍部隊及各軍區、各分區與游擊隊，立刻在開展反對輕視及忽視白軍工作的斗爭中，來檢查自己所進行的瓦解白軍的工作，并給我們以具體的報告”［17］。陳云對此非常重視，立即于6月7日分別以中央白區工作部以及個人的名義對此發出指示，提出“組織白軍士兵嘩變，瓦解白軍，是粉碎敵人五次‘圍剿’中近后方與被占區域的最中心工作之一”。并強調其目的是“組織白軍士兵的嘩變”，而不是“個別的拖槍到紅軍來”。要廣泛發動群眾對白軍士兵進行各種各樣的宣傳和鼓動，被占領區域的黨、團和工會等組織要領導群眾去組織 “白軍士兵工作組”、“偵探組”等，由專人負責開展白軍工作。

5.發展群眾的游擊戰爭，創建新的紅軍和新的蘇區。

游擊區域是敵我雙方控制力都比較薄弱的區域，游擊隊的任務就是深入游擊區域的群眾中去，充分武裝并發動群眾的游擊戰爭，在戰爭中打擊敵人、保衛蘇區，創造新的紅軍和新的蘇區。然而，由于當時不少干部存在一種“駁殼”主義，忽視、懷疑群眾在斗爭中的力量，游擊隊很少發動群眾起來斗爭，常常單獨行動，這一方面使得深入白區的游擊隊脫離群眾，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和掩護，很難立足；另一方面，游擊隊在行動中時常侵犯中農與貧苦群眾的利益，這種斗爭中的非階級路線造成了赤白對立的嚴重現象。對此，陳云多次呼吁白區工作部要加強對于游擊隊中黨與地方工作團的領導，使他們知道游擊隊的任務是發動群眾的斗爭，而不是代替群眾去斗爭，同時要必須吸收中農參加斗爭，而不能侵犯中農的利益。游擊隊的行動絲毫不能造成赤白群眾的對立。此外，游擊隊還要深入到白區，在發動群眾斗爭的基礎上武裝群眾，壯大組織。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后期，中央蘇區面積大為縮小，被敵人占領的原蘇區的斗爭極具重要性，但部分被占領區的黨員干部卻出現了悲觀情緒。對此，陳云指出，敵人遠近后方黨與游擊隊的基本任務是“把敵人遠近后方和被占區域工農群眾武裝起來，廣泛的開展游擊戰爭，以鉗制和吸引敵人到自己方面，配合基干兵團爭取決戰勝利，來完成全黨面前的最緊急的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任務”。［15］為加強對游擊隊工作的領導，他特別要求被占領區域黨團員（除必須留在地方上工作的以外）都應該到游擊隊去，黨、團、蘇維埃、工會最好的干部到游擊隊中去擔負領導工作。

1934年9月，中央蘇區形勢岌岌可危，但是“游擊區域中游擊隊和黨的活動還沒有給前進的敵人以極大的困難，還沒有起吸引敵人到自己方面和阻止敵人前進的應有的作用”［15］（P30），部分干部中放棄被占領區域的傾向還是存在的。陳云認為，發展游擊戰爭是現在黨的第一等任務，是主力紅軍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游擊戰爭可以保衛蘇區，可以創造新的蘇區和新的紅軍。為此，首先，必須加強黨對游擊隊的領導，并使之成為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其次，必須加強對赤少隊的領導，使之能夠挺進到游擊區域去開展游擊戰爭，成為現成的地方游擊部隊。陳云再次提醒要糾正游擊區域中黨組織和游擊隊不相信群眾力量、脫離群眾的錯誤，要使游擊隊成為群眾的武裝斗爭及一切斗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最后，必須要讓最好的干部去擔負游擊戰爭的領導工作。這些干部，一方面要有各方面獨立工作的能力，能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為黨員群眾平昔所信任，非常了解地方情形。陳云批評了戰區黨組織“秘密支部”的錯誤，認為黨組織應該到游擊區域群眾中去，成為領導群眾斗爭的核心。游擊區域中，工作團、縣委與游擊隊必須建立集中統一的領導，應該從區的獨立團、工作團和游擊隊中選擇最好的干部組成集中領導的軍事政治委員會。要選擇縣委和最大的游擊隊中好的領導干部組織新縣委，縣委書記即為這個最大的游擊隊的政治委員。所有的軍事政治委員會或縣委均須與游擊隊在一起行動，共同擔負地方黨的領導工作。

這些觀點，從游擊戰爭的策略和方法上以及組織領導方面對游擊區域的工作做了具體詳細的安排，為紅軍長征以后游擊區域的工作的繼續開展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穩定了游擊區域干部群眾的思想。

三、白區工作的開展與白區工作部的結束

作為中央蘇區開展白區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陳云的白區工作思想部分地得到了貫徹和執行，各級白區工作部在他的領導下開展了大量的工作，客觀上有利于中央蘇區的鞏固和發展。

1933年9月，國民黨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軍事“圍剿”，同時加緊了對蘇區的經濟、軍事封鎖。其中，蘇區群眾日常生活所需的火油和食鹽是重點封鎖的物資之一。國民黨除了加強對行人的檢查之外，還在鄰近蘇區的統治區域內實行油鹽公賣，嚴格限定每人每戶的日平均最高消費量，目的是禁止白區商人將多余油鹽賣到蘇區。此舉不但惡化了蘇區油鹽緊缺的形勢，也引起白區群眾和油鹽販們的極大不滿。為了緩解蘇區油鹽緊張，中共中央局白區工作委員會于1933年10月份發出“關于國民黨油鹽公賣致各縣委及白區工作部的信”［19］，要求加緊領導白區群眾反對國民黨的油鹽公賣制度，在白區城市及近郊與沿河農村有組織的地方發動并領導民眾反對油鹽公賣的斗爭，并將這種斗爭引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階級斗爭上來。組織群眾游行示威和罷工怠工，沖破和平合法的范圍，沒收油鹽公賣處的油鹽分給當地的失業工人和貧民。在斗爭中要注意武裝群眾，團結爭取積極分子，吸收他們加入游擊隊；蘇區的游擊隊要積極配合這種斗爭，準備將武裝沖突轉變為游擊戰爭，開辟新的蘇區；邊區和白區黨必須要幫助正在販鹽的廣大群眾沖破國民黨團匪的屠殺與攔搶。贛縣、南雄、尋烏、安遠、永定、上杭、寧化、黎川、南城、宜黃、公略等邊區黨應該派人到販鹽的群眾中去組織販鹽的武裝隊，親自組織并參加販鹽。召集來蘇區販鹽的白區的群眾開會，把他們組織起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攔搶與屠殺。要在赤白交接的邊區建立接貨站和油鹽運輸站，接收來自白區的油鹽，運用群眾路線，配合紅軍和游擊隊的巡邏，襲擊國民黨團匪的攔搶。

實際上，當時國民黨重點封鎖的物資除了油和鹽外，還有布等日用工業品和其他軍用物資。為了溝通赤白貿易，緩解蘇區的物資緊張，國家政治保衛局、白區工作部等機關，在贛州、上杭和連城等地設立秘密據點，引進蘇區所必需的人員和物品。白區工作部把在國民黨地區購買的鹽、布、油等物品，利用水路或陸路深夜秘密地運回中央蘇區。［20］（P555）

少共粵贛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劉建華經常到當時處于邊沿地區的會昌縣高排、清溪，安遠縣天心、龍布一帶，在那里找團員和青年了解情況，開座談會，聽取他們對開展白區工作的意見和要求，鼓勵他們利用親戚朋友等各種關系和白區青年多來往，交朋友，動員白區青年向地主豪紳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維護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種形式，支援蘇區反‘圍剿’斗爭，并從中發現積極分子，逐步建立青年群眾組織和共青團組織。

原贛縣縣委白區工作部部長、后又擔任中共江西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的羅孟文，挑選了一批忠誠可靠、機智勇敢的黨團員做白區工作，并在田村舉辦了一個白區工作學習班，讓他們了解白區工作的艱難和完成任務的各種方法，然后分派到贛粵兩省邊沿地區去做地下工作。他自己經常在贛縣的長洛、大湖江、儲壇、江口、良口、茅店一帶邊沿地區活動，物色積極分子，發展秘密黨員，先后建立了茅店、湯下、三眼橋三個秘密支部，并創建了東郊區委 。［21］（P839）

贛東北方面，除了組織“白區工人參觀團”到蘇區來訪問外，也開辦了白區干部培訓班。曾擔任過贛東北省婦女部長的饒玉鸞，就是當時在橫峰葛源楓樹塢舉辦的白區工作訓練班的眾多女學員之一，她們常常打扮成賣唱的、要飯的、拉二胡的、打蓮花板的，到白區去收集情報，常常能迷惑住敵人，成功的把握很大。她們有時還打入白軍內部做工作，半夜到白軍據點貼標語，進行宣傳教育，并設法對白軍士兵耐心做思想說服工作。通過她們不懈的工作，白軍有時幾個人或整個連、整個排地跑到蘇區當紅軍。［22］（P103）

然而，直到紅軍長征前夕，白區工作進展仍然比較緩慢，游擊區域的游擊隊和黨的活動還沒有真正起到 “吸引敵人到自己方面”和“阻止敵人前進”的作用。白區工作之所以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是因為當時“左”傾錯誤在中央蘇區已經發展到頂峰，帶有部分統戰性質的白區工作自然會受到影響。在具體執行政策時，不少干部往往抱有一種“寧左勿右”想法，因此也難免會出現各種偏差。例如，蘇區土地分配和階級劃分的標準帶有很大隨意性和不穩定性，其政策有時候過分地打擊了群眾的利益。又由于其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糾偏體制，從而導致錯誤的結果往往會被災難性地擴大，結果許多蘇區民眾紛紛逃往白區。另外，由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封鎖，蘇區軍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有時候只得前往白區“打土豪”，導致白區民眾對蘇區的恐懼和不信任，部分地區赤白對立情緒比較嚴重。其次，隨著國民黨內各派之間的斗爭趨于緩和，國民政府加緊了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致使紅軍在軍事上接連失利。失去了軍事勝利作為依托，白區工作更難于開展。最后，中央白區工作部在中央蘇區前后僅存在一年左右的時間，時間短暫，人手奇缺，也限制了其作用的發揮。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以后，陳云繼續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但中央白區工作部實際已經停止工作。1934年12月，中央白區工作部正式中止工作。遵義會議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工作機構有所精簡和調整，新成立的中央不再設立白區工作部。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安定縣瓦窯堡，恢復了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由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賈拓夫擔任②，秘書鄧穎超。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由保安遷至延安，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改由張浩（林育英）擔任，秘書毛齊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敵我矛盾的轉化導致黨的白區工作性質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白區的概念逐漸消失?？谷諔馉幦姹l后，為了爭取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8年春，中共中央適時將中央白區工作部與其他幾個部門合并，改為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亦稱保衛委員會），中央及各級白區工作部逐漸結束了他們的歷史使命。

四、結語

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白區群眾斗爭的領導，以打破敵人的“圍剿”，鞏固并發展紅色政權，在總結各級白區工作部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專門設立了領導蘇區附近的白區斗爭的最高機關——中央白區工作部。以陳云為主要負責人的中央白區工作部，一方面向下貫徹黨的白區工作政策，檢查并督促下級的工作；另一方面認真聽取下級的報告，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以此作為中央決策的依據，其工作客觀上有利于中央蘇區的鞏固和發展，成為這一機構后來在陜北得以重新設立的重要原因。作為中央白區工作部的部長，陳云在群眾動員、士兵工作、干部培養和游擊斗爭等方面對白區工作提出許多重要的意見，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白區工作思想。這些思想在中央蘇區部分地得到貫徹執行，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左”傾錯誤給革命帶來的危害。不僅如此，在殘酷的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大批白區工作干部，如蔡暢、賈拓夫、羅孟文等，在以后的革命斗爭和建設過程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黨的寶貴資源?？梢哉f，陳云及其領導下的白區斗爭，不僅有利于中央蘇區的鞏固和發展，也使黨的白區工作在理論上、組織上經受了鍛煉和考驗。

注 釋：

①中央白區工作部初設時名為 “中共中央局白區工作部”，1934年初改為“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本文以“中央白區工作部”統稱之。

②此前，賈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一職轉任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

［1］方志敏：加緊白區工作來開展大塊的新蘇區（1933年7月 1 日）［R］.方志敏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陳云：粉碎五次‘圍剿’面前臨近蘇區的白區工作［N］.斗爭（第37期），1933年12月5日。

［3］中共蘇區中央局：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白區群眾夏收秋收斗爭決議［z］.中央檔案館，1933年7月16日。

［4］王建英：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增訂本）［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傳（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7］王健英：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1-1945）［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8］該文件名為：關于國民黨油鹽公賣致各縣委及白區工作部的信［N］.斗爭（第 35期），1933年 11月 19日。

［9］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N］.斗爭（第47期），1934年2月16日。

［10］積極開展白區革命斗爭——江西省委成立白區工作部［N］.紅色中華（第 102期），1933年 8月 16日，第 8版。

［11］劉建華：風雷激蕩二十年［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12］方志敏：關于白區鄉村工作的幾個問題（1934年3月）［R］.方志敏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13］陳云：福建事變中黨在福建的職工運動［N］.斗爭（第59期），1934年4月17日。

［14］陳云：粉碎五次‘圍剿’面前臨近蘇區的白區工作載［N］.斗爭（第37期），1933年12月5日。

［15］關于敵人遠近后方黨的工作給蘇區附近的游擊區域及蘇區各級黨部信［N］.斗爭（第64期），1934年6月7日。

［16］陳云：粉碎五次‘圍剿’面前臨近蘇區的白區工作［N］.斗爭（第38期），1933年12月20日。

［17］中共中央組織局、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于破壞部與白軍工作的決定（1934年 6月5日）［R］中央檔案館文件［N］.紅星報，1934年6月10日。

［18］陳云：游擊區域的斗爭方式和組織方式［R］陳云文選（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9］中共中央局白區工作委員會：關于國民黨油鹽公賣致各縣委及白區工作部的信［N］.斗爭（第35期），1933年11月19日。

［20］［韓］金志勛：國民黨經濟封鎖對中央蘇區對外貿易的實際影響［A］.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21］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英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2］江西省婦女聯合會編：《女英自述》（饒玉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