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閣臣何時取得票擬權

李 克

(江蘇省睢寧縣雙溝中學 江蘇 睢寧 221212)

票擬又稱票旨、條旨、票本、擬票、調旨、擬旨。即對府部院等衙門呈送給皇帝的章奏，閣臣參以有關條文規定和典章律例代擬處理意見，以備皇帝裁決時參考。據《內閣小識》載:“凡京奏禁中稱文書，必發閣臣票擬。閣票用本紙，小帖墨字，內照票擬或皇上御筆或宦官代書具即在文書上面用朱字。閣票如有未合上意，上加筆削或發下改票，閣臣隨即封上，間有執正強爭，也多曲聽”。這就是閣臣的票擬，那么閣臣的票擬之權始于何時呢？

明朝建國不久，在洪武十三年(1380)發生了“胡惟庸案”丞相胡惟庸以“謀反”罪被處死。與此案有牽連的三萬余人被處死(包括韓國公李善長等開國功臣)。從此中書省和丞相廢而不設，分相權于六部并提高了六部地位，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明太祖雖然廢除了丞相實現了權力的高度集中，但政務也大大增加了。給事中張文輔在奏疏里就曾提及:“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因此繁重的朝政事務使朱元璋窮于應付。他深感:“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明太祖實錄》卷133)。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設置四輔官以“協贊政事”。四輔官征自民間的老儒，沒有政治背景不會對皇權構成威脅。但這些老儒“淳樸無他長”，缺乏政治經驗很難勝任“協贊政事”的工作。于是到洪武十五年(1382)不得不廢除四輔官的建制?！睹魍ㄨb》載:上既罷四輔官，欲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乃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征耆儒鮑恂、余銓等為之，輔導太子，秩皆五品。這時的殿閣大學士的主要職能是備皇帝顧問，很少能參預政事。但殿閣大學士的設置為后來內閣的設立奠定了基礎。

建文帝在位僅四年，未設殿閣大學士而由自己的親信翰林院官，如翰林侍講學士方孝儒、太長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等人充當顧問。他一方面“改大學士為學士”，另一方面“升六部尚書為正一品”。國家大政主要取決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文學博士方孝儒也參與咨議。因此殿閣大學士的建制實際并無太大的發展。

明成祖時，先后選拔翰林院官員謝晉、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士人至文淵閣值班，后升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人為文淵閣大學士，充當自己的顧問。顧問之職又由翰林院移至內閣，同時還授予他們參機務的權力。盡管此時閣臣的品秩仍是正五品而“不置官屬，不得專別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但已基本具備了內閣的職能。因為從永樂開始，閣臣的主要職責已經明確為“參預軍務”，內閣機構的名稱也已經開始明確。所以說明成祖永樂年間內閣制度正式確立。

永樂時盡管閣臣頗得朱棣信任參與政事，但依然沒有票擬之權。

經洪熙至宣德，閣臣的地位職權漸為尊崇，經常參與重大政事的議論和處理。閣臣逐漸取得了票擬之權?！兜铋w詞林記》載:“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兼詹事蹇義夏原吉于中外章奏許用小票墨書，帖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不待答”。這應該就是票擬的開始。

然而此時的閣臣擬旨并非專責，這是因為:

第一，宣宗皇帝“遇有機務須計議者必親御翰墨，書(楊)榮等姓名識以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規畫，榮等條對，用文淵閣印封入，人不得聞”?！军S佑《翰林記》卷2《參頤機務》】

第二，吏戶部尚書亦可參與其事。

第三，閣臣中只是個別閣臣受命擬旨，其他閣臣不得參與其事。

直到英宗朱祁鎮即位，才“始專命內閣條旨”。

因為第一，“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皇太后然后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榷，具帖開報驗看，不付闕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擬始此”。(王瓊《雙溪雜記》)第二，當時的皇太后(張太后)雖有治國之才而且賢能但又不想落“垂簾聽政”之名，客觀上為內閣權力的壇強創造了條件。第三，閣臣楊榮、楊士奇、楊溥等先后歷事三朝位躋一品，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極強的治理能力。

因此主客觀原因的綜合作用下閣臣的票擬之權從此后就制度化了。

[1]《明史》卷72《職官志》

[2]《中學歷史教師教學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