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黃道的統一戰線思想與實踐

劉 津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江西南昌 330006）

黃道是一位具有良好知識背景和豐富斗爭經驗的革命領導人。在其光輝而又短暫的革命生涯中，尤其是在主持閩北蘇區工作、堅持閩贛邊三年游擊戰爭和參與組織領導東南全民抗日陣線斗爭過程中，他視野開闊，識見高遠，創造性地靈活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致力于動員和組織一切革命力量和抗日力量，為開展革命斗爭和推進民族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展示了一個堅定革命者的超人膽識和智慧。黃道在斗爭實踐中形成的統一戰線思想，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他面對不同環境都能夠精準地領會和把握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精神實質，緊密結合革命實際，從容不迫、沉著應對，積極開展工作，為革命事業的推進創造良好的條件。他的統一戰線思想為全黨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與推進積淀了經驗，學習與研究他的這些思想對于當前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仍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沉著應對險惡環境，主動爭取各方支持，切實擴展革命力量，是黃道發展閩北蘇區和堅持閩贛邊游擊戰爭的重要舉措和成功經驗

1931年7月，黃道受贛東北特委派遣到閩北新區工作。閩北根據地是1927年創建的，1930年與贛東北根據地合并。在黃道到閩北之前，根據地在李立三“左”傾錯誤影響下，遭受了較大損失。當時，為了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閩北紅軍獨立團和各縣游擊隊都集中到紅軍主力部隊，優秀干部也都抽調到紅軍中去了，地方力量大大削弱，地主武裝則乘機反撲，造成許多村、鄉的蘇維埃政權垮臺。因此，黃道初到閩北時，閩北蘇區紅軍只剩下兩個連，蘇區范圍縮小至鉛山縣石塘以北的車盤地區和崇安縣大安山區的狹小地帶；黨組織成員之間鬧不團結和肅反擴大化造成黨內人人自危、無暇他顧；而國民黨軍又加緊向根據地發動進攻，閩北蘇區面臨完全喪失的危險。面對各種矛盾糾結、內外情勢危殆的局面，黃道審時度勢，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和革命氣魄，在改造黨組織的基礎上，廣泛爭取各方面的支持，保證了根據地度過難關。他主持選舉成立了分區蘇維埃政府，在組建工青婦等核心群團組織外還組建了貧農團、互濟會、反帝大同盟等，使各種群眾團體成為黨和政府動員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把根據地的幾乎每一位群眾都通過群眾組織引導到參加對敵斗爭中來，極大地增強了根據地的戰斗力。為改善閩北紅軍部隊的戰斗裝備，黃道決心加強閩北兵工廠建設。他得知閩北土匪盧興邦部有一支小型造槍隊，便派人去做思想轉化工作，積極動員并成功引導這批人員加入了根據地的兵工廠，為革命隊伍造槍出力。在黃道的關心下，閩北兵工廠發展迅速，制造了大批槍支彈藥，為閩北根據地軍事斗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閩北兵工廠的自制武器殺傷力很強，一些先進實用的武器后來還傳到贛東北，傳到了中央根據地。在緊抓對敵武裝斗爭的基礎上，黃道還深知要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地就是必須要抓經濟發展，在提升根據地經濟實力的同時解決根據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安定民心。為此，黃道采取多種措施積極發展對白區的貿易。為消除白區商人的顧慮，使白區商人了解蘇維埃的貿易政策和稅收政策，讓他們敢于和根據地開展貿易，1932年2月，黃道還以蘇維埃名義親自起草了《閩北分區給白區商人的們的信》。信中表示蘇維埃歡迎白區商人來蘇區做生意，并告訴他們“凡蘇區與非蘇區商人只要遵照省蘇政府的法令納稅，蘇區政府力負保證商人安全、自由營業的責任”［1］P116-117。黃道在信中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貿易政策，這些政策既緊密結合了閩北根據地的實際，也符合贛東北革命根據地財政政策的總精神。這一做法既團結了一部分中間力量，又擴大了白區與蘇區之間的經濟貿易和物資流通，增加了蘇維埃政府的財政收入，改善了蘇區人民的生活，同時還在白區商人中產生了積極的政治影響。經過一年半的苦心經營，閩北蘇區的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發展，并于1932年底達到全盛狀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黃道領導閩北紅軍游擊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以堅定的信念和靈活的策略，與數十倍的敵人作殊死斗爭，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初期，國民黨軍為消滅紅軍游擊隊，構筑眾多封鎖線，采取“移民并村”的方法把老百姓集中到被控制的據點居住，并編成保甲，實行“一戶通匪十戶連坐”的連環切結法，嚴密控制人民群眾，以此封鎖蘇區。閩北蘇區也進入了最艱苦的斗爭階段，紅軍戰士長期處于饑寒病困當中，部分意志不堅定者甚至投降敵人。面對困難局勢，黃道采取新的斗爭策略沉著應對。1935年8月，他主持召開閩北分區委擴大會議，指出： “我們要以老區為依托，主動挺進敵后，站穩腳跟，創造新的游擊根據地。要逐步學會在新區打仗，研究一套新區政策，這些方面做好了，就立于不敗之地，取得閩北游擊戰爭的主動權?！保?］P81會議制定了“以老區為依托，保存有生力量，積極向外開展，開辟新游擊區”的總方針，同時確立了新區的戰術原則和斗爭策略。根據新的方針，紅軍游擊隊在新區不沒收地主土地，而采取向地主籌款和減租減息的政策，縮小了打擊面，避免了地主的強烈反彈和激烈對立，也使新區群眾能夠得到實際的利益。爭取保甲長“白皮紅心”，除嚴懲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外，對凡不欺壓百姓、不給敵人送情報、能為游擊隊籌款籌糧者一律給予保護，爭取他們的支持與幫助。在此政策下，多數保甲長愿意接受條件，甚至為游擊隊搜集情報。對于當地的“綠林”武裝，則根據其不同情況，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對被地主豪紳控制的堅決與紅軍游擊隊為敵的，黃道要求游擊隊給予狠狠打擊，務必打出紅軍的威風，使之膽怯；對被“逼上梁山”的則盡力爭取。1935年9月，建陽一帶的大刀會、九仙會400余人與民團合作，向紅軍游擊隊發起瘋狂的進攻，游擊隊奮起反擊，將其全部殲滅。而對另一支號稱萬人并有百余人脫產武裝、其頭目林熙明與國民黨和當地土豪劣紳之間有矛盾的大刀會，黃道則采取了打擊與爭取相結合的政策。11月，紅軍在建甌、屏南、古田三縣結合部設伏，一舉俘獲林熙明大刀會會徒100多人，然后派人送信給林熙明，告之黨的政策和主張，并提出只要他不再與紅軍為敵就可派人談判，解決被俘人員問題。經過談判，林熙明接受了紅軍游擊隊的主張，并締結了共同對付國民黨軍的同盟。此后，這支綠林武裝還為紅軍爭取其他大刀會出過力，并與紅軍游擊隊聯合作戰過。爭取綠林武裝的工作，使部分中間搖擺勢力轉而支持紅軍，為紅軍游擊隊保存實力，開辟和發展新的游擊區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黃道正確的領導下，到1936年底，閩贛游擊區發展到20多個縣縱橫600多里，獨立師發展到6個縱隊3000多人，成為閩北三年游擊戰爭的最好時期。

二、敏銳把握時局變化和中共中央決策，果斷與國民黨閩贛當局進行談判和合作，是黃道領導閩贛邊平穩建立國共合作抗日戰線、迅速實現由內戰向抗戰轉變的關鍵環節和地域典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從激烈的武裝對抗轉向團結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兩黨間的重大戰略轉變。而南方游擊區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與中共中央長期失去聯系，并長期處于深山密林之中，消息不通。因此，能否準確把握時局變化和中共中央決策，實現好這一轉變，對于每個游擊區都是一個巨大挑戰。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有的地方思想右傾，對國民黨失去了應有的警惕，造成了巨大損失；有的地方思想閉塞，不相信國共之間可能合作，懷疑甚至拒絕下山，部分地方經過細致的思想工作得以轉變過來，但有極少數人固執己見，以至釀成悲劇。黃道由于敏銳地捕捉和把握到時局變化，成功地領導閩贛游擊區較早同國民黨當局獨立進行談判，成為迅速由內戰轉向抗戰的地域典范，有力地推動了南方游擊區的和平改編進程。

由于與黨中央失去聯系，對于時局和政策的巨大變化，黃道起初也并不知悉。只是在繳獲的報紙中，他敏感到局勢正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并為如何應對一度異?？鄲?。為盡快得到中央的消息，1936年8月，黃道決定派省委委員吳華友去白區，希望通過關系與中央取得聯系。1937年1月，黃道又從一張用來包鹽的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標題是《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劫持統帥，以兵諫逼蔣抗日》，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西安事變的消息。為進一步了解時勢，他派紅軍游擊隊抓來一名土豪，要他做好兩件事：一是速訂福建《民國日報》和《閩報》兩份報紙，給紅軍寄來；二是購買一批生活書店的書籍。通過這一途徑，黃道進一步了解到西安事變發生和和平解決的情況。他進而想到閩北根據地形勢近期之所以突然緊張起來，是因為陜北紅軍主力已同國民黨談判，敵人便想全力消滅南方紅軍游擊隊。2月，黃道又收到吳華友的來信和黨中央的文件。他如獲至寶，立即組織閩贛省委機關同志集中學習。他在學習會上分析判斷： “現在國民黨的意圖很明顯，就是 ‘北和南剿’，想集中力量消滅南方游擊隊。我們要針鋒相對，盡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準備迎接新形勢。在新的革命高潮到來之前，抓緊思想教育，培養干部，做好準備?！睂τ谒枷胍粫r轉不過彎的同志，黃道給予了耐心地說服，引導他們領會理解中央精神，轉變思想。在此基礎上，1937年3月7日，閩贛省委組織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黃道任主席，并發布訓令。訓令指出：當前黨的路線是發動與組織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對付當前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號召人民 “有力的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有槍的出槍，都參加到抗日陣線上去”。強調對一切知識分子不論身份，只要不是 “反動領袖”，都要保護，并吸引其加入反日陣線；對工商業進行保護，禁止捉大商人罰款，只對反動頭子開的商店加以沒收；對富農也不應捉來罰款或捐款；對白區的小地主只要民憤不大，同情抗日并自動捐款的不沒收財產；對俘虜的國民黨下級軍官，給予抗日教育并釋放回去。［3］P42-43此后，閩贛省委又提出聯合不同政治派別的武裝力量組成抗日聯盟的主張。面對國民黨全面、殘酷的“清剿”，閩北紅軍游擊隊慘重的損失，黃道保持了冷靜的頭腦，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一面揭露國民黨的罪行，并極力避免與國民黨軍正面作戰，保存有生力量；一面通過恢復黨在白區的工作，團結各界人士和青年學生，組建抗日救亡團體，擴大黨的抗日宣傳，并通過地下黨員張沐在《閩北日報》大力開展抗日宣傳，“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呼聲傳遍閩北，使國民黨當局政治上陷于被動。為宣傳發動抗日，抒發胸臆，黃道在1937年寫下了不少抗日詩詞?！巴麄兛炻摵掀饋砗?，結成反日統一戰線，不論他何階級，不論他何派別，一致團結起，決心去抗日”，“親愛的同胞一齊起來，趕快團結好，努力殺敵，驅逐強梁，奮斗犧牲，誓保國疆”。［1］P108、111這些詩詞既向群眾廣泛地宣傳了抗日救亡主張，又生動地反映了黃道敏銳把握時局變化和中共中央決策，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體現了黃道的超人智慧和遠見卓識。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國民黨軍在閩北地區的“清剿”也日趨緩和，加之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不斷高漲，黃道感覺到與國民黨閩贛當局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勢在必行。1937年9月，閩北游擊隊接到國民黨江西省光澤縣長高楚衡的一封信，表示他受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委托要與紅軍游擊隊談判，并隨信附上了朱德、彭德懷就任八路軍正副司令的“通電”。黃道立即與大家展開了認真研究。雖然當時尚未接到中共中央或中央分局的指示，但黃道認為談判時機已經成熟，力主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并得到省委同意。在談判開始前，黃道主持召開會議確定了談判條件：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二、釋放政治犯；三劃定我方駐防地點，負責我方糧餉和軍需供應，保證我們派一位負責同志安全到達我黨中央請示。黃道還與曾鏡冰、曾昭銘聯名致函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指出：“在原則上我們要求將與抗日有意義地區歸我們……在此區域內抗日的后方動員工作我們當負全責”，“我們要求允許我們向朱、彭等同志通信，請求他們指示，他們的一切指示我們均當服從?！保?］P120-121為向國民黨當局表明自己鮮明的立場，9月24日，黃道在給國民黨光澤縣長高楚衡的信中表示：“我們特再鄭重聲明，在問題未解決以前，我們自當首先停止軍事行動，以表示誠意，如近日我們部隊在光澤來往，雖當地無一駐軍，我們部隊亦無絲毫侵犯，唯在福建地區如崇安、邵武、建陽一帶，仍有不少民團與我們為敵，如包圍出去的群眾仍不放其回家收獲，致田園荒蕪。群眾敢怒不敢言，而且強迫群眾封鎖我們糧食。他們對于日寇飛機聲好似充耳不聞，而對于本國抗日同胞則硬不肯放棄其敵視態度，不知是何居心？我們已再三忍耐，但長此下去，難保不發生糾紛……我們所希望的在能團結一致抗日，我無不樂從，如果破壞抗日，兄弟相戕，我們不但自己不愿為，而且此種行為，也決不加以寬恕?！保?］P123-124根據這些原則立場，閩北游擊隊與國民黨江西當局進行了6天的談判，并基本達成了協議。談判結束后，黃道依舊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向閩贛省委的同志指出：“現在國民黨自顧不暇，再也無力‘清剿’我們了。這次談判取得成效，但千萬不能喪失警惕，到鉛山后，縣城不能去住，河口更不能去住，只能住在石塘，背靠大山，一有風吹草動，隨時可以上山?！保?］P128正如黃道所顧慮，雖然紅軍游擊隊與國民黨江西當局達成合作抗日協議，福建省當局非但不撤走駐軍，還利用紅軍游擊隊停戰之機，屢屢制造摩擦。在這種情形下，黃道認為既要維護合作局面，又不能無原則地讓步，給敵人可乘之機，給自己造成損失，和平是求不來的，必要的時候要在斗爭中構建和平。10月14日，黃道命令紅軍游擊隊展開自衛反擊。在饒守坤等人的指揮下，紅軍游擊隊一天之內三戰三捷，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軍的囂張氣焰。10月22日，黃道至今國民黨崇安縣長：“對于任何階級人士，敝部決不加以絲毫侵犯，即過去仇怨者，亦當完全拋棄……道等為避免發生誤會計，幫暫在漿溪一帶停留，以候臺端復示再行遷移”。［1］P128通過積極地斗爭，迫使國民黨福建當局承認談判結果，停止了對游擊區的進攻。這一行動也為閩贛地區各紅軍游擊隊開展和平談判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2月，根據統一安排，閩北紅軍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在改編過程中，黃道認為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也同樣要保存自己的實力，要做好兩手準備，在必要的時候能夠以革命的力量對抗反革命的力量。因此，黃道在部隊改編的同時也部署了閩浙贛特委的工作，留下一批骨干力量在特委工作，并秘密留下了一部分自衛武裝。這部分力量為后來閩、浙、贛邊區堅持武裝斗爭，保證武夷山紅旗不倒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黃道的這一舉措既堅持了組織原則，又結合實際積極發揮創造，體現出黃道豐富的政治經驗，展示了一個革命戰士的膽略和風范。

三、廣泛聯合各階級各派別同胞，致力于發動與組織全民族一切力量匯聚成抗日陣線，是黃道主持中共東南分局統戰工作，有效推動和形成南昌地區民族抗戰大潮的基本思想和成功之道

抗戰時期，黃道先后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委員、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兼宣傳部長、統戰部長，執行好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其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為此，黃道兢兢業業，忘我工作，為上海、杭州失守后以南昌為中心形成東南地區抗戰大潮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陳毅在評價黃道這一段工作時指出：“主持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的任務，協助政府抗戰動員，參加保衛大江西的工作，調?？箲饍炔奎h派關系，黃道同志一樣處理得順手，為黨內以及黨外人士所滿意推許。 ”［5］P2-3

根據東南分局提出的“消除成見，減少摩擦，改善兩黨關系，加強團結”［6］P212的統戰方針，黃道以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名義積極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和社會團體統戰工作。在嚴格執行黨的統戰政策過程中，黃道積極團結各方人士，但對國民黨右派的破壞活動則給予了堅決的反擊，贏得了社會的廣泛支持與諒解。為爭取國民黨上層人士和各黨派知名愛國人士的支持理解，黃道經常組織舉行招待會、懇談會、演講會等，在各界人士中廣交朋友，建立友誼。1938年1月，黃道與曾山以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名義，邀請國民黨及其他黨派要員在南昌勵志社舉行宴會。會上，曾山、黃道闡述了我黨抗日立場和政治主張，得到國民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積極響應。會后，辦事處又召開座談會，與各界人士廣泛交換意見，進一步說明我黨的抗日態度和統戰政策。通過積極的統戰政策，擴大了黨的影響，贏得了許多進步人士的支持。黃道通過知名人士許德珩，建議熊式輝在省保安司令部增設政訓處，之后又安排中共特別黨員黃賢度進入該處擔任科長，專門了解江西上層人士動態，以便開展統戰工作。蔣經國來到南昌后，黃道派夏征農、雷寧等人去做他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蔣經國幾次在南昌公開場合發表講話，表示愿意同中共和新四軍團結抗日，共同殺敵。在《中共江西省委關于政治形勢和黨的工作的綜合報告》中這樣描述了這一工作的情況：“蔣在南昌時，我們也曾通過一些同志的關系去推動之。他曾發起過好幾次的座談會，企圖使該會成為一種統一戰線的形式，當時我黨是站在采取積極贊助的態度?！保?］P6711938年6月，馬當失守后，日寇侵入江西，九江、南昌危急。當時部分人對中國的前途悲觀失望。為提振士氣，7月26日，黃道與曾山、涂振農等以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名義，在南昌洪都招待所舉行招待會，廣邀各黨派負責人和社會名流共商團結御侮大計。招待會由黃道主持。他扼要地闡述了召開此次招待會的目的，并強調在日寇入侵、江西危急之際，國共必須捐棄前嫌、緊密團結、共赴國難的重要意義?，F場還散發了曾山、黃道、涂振農三人署名的《我們對于保衛江西的意見》，駁斥了江西“朝不保夕”的謬論，對部分“缺乏民族自信心”和對“抗戰前途悲觀”的恐日病份子進行了抨擊，并提出了多項具體意見。意見書還呼吁“當局能夠網羅全省一切有各種專長的人才，不問其隸屬何黨派，都能使其共同努力于保衛江西與民族抗戰的事業”。［7］P605招待會的召開，贏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并要求國民黨當局高度重視意見書所提出的主張，極大地提振了大家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愛國情懷。

在東南沿海失守，上海、杭州等地青年學生、文化人士云集南昌、江西的情況下，為在江西營造東南地區抗日救亡的深厚氛圍，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愛國青年的抗日積極性，黃道殫精竭慮。他十分注重開展抗日救國的輿論宣傳工作。作為東南分局的宣傳部長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黃道親自掌握了一批輿論工具，幫助青年辦《青年團結》，利用秘密黨員創辦《婦聲》雜志，利用地下黨員葛希賢的關系與黨外人士合編《劍報》的部分版面。著名愛國進步文化名人鄒韜奮在黃道的支持和幫助下，在南昌開辦生活書店南昌分店，共產黨員陳其襄任經理，成為我黨工作的秘密據點。書店為青年提供了大量的抗日救國通俗讀物和黨的理論書刊，配合黨做好宣傳工作，為廣大進步青年和讀者尋求革命真理創造了條件。書店還利用讀者廣泛的有利條件做了不少統戰工作，促進了統一戰線的發展。此外，在黨的影響下，大眾文化社，戰時文藝社，省戰時書報供應所等一些書店都發行進步書刊。為把各階層人民匯聚起來，組成堅強有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黃道認為可以借鑒根據地依靠群團的方法，把廣大人民組織起來。他提出“總的方針當然是公開的、合法的，但估計江西環境的特點，所以并不放棄在某種情形下先進行秘密或半公開的組織，然后力爭公開、合法的辦法，這是其一。其次，是利用官辦的團體，利用舊的組織形式去進行工作，同時在可能條件下積極創立新的團體。第三，是一再鄭重提出要在群眾運動中去組織群眾?！保?］P680-681在這一總方針的指引下，在黃道的組織推動下，省鄉村抗戰宣傳巡回工作團(簡稱鄉抗團)、江西青年戰時工作團、江西青年服務團、省婦女生活改進會(簡稱婦改會)、省抗敵后援會青年界分會、民族先鋒隊東南總隊、贛江木船業工人抗日救國會、江西救濟難民互助會、戰時兒童保育院、南昌市商界抗戰后援會等民運組織加上由滬遷贛的上海紅十字會煤業救護隊、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上海職業青年戰地服務團都相繼發展壯大起來。在這些組織當中，黃道又根據實際情況積極地加以引導和改造。為領導好這數以百計的抗日群團組織，充分發揮群眾團體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作用，把握統一戰線工作方向，這些組織中均設有中共秘密組織或派有秘密黨員。他派遣共產黨員高景芝到省婦改會協助該會負責人雷潔瓊工作，派遣共產黨員范覺陶、艾明到省抗敵后援會協助許德珩工作，使這些團體變成實際由我黨控制。在黨組織的推動下，全省所有抗日群眾團體紛紛深入各地城鄉開展宣傳，特別是省會南昌，到處都懸掛和張貼抗日標語，抗日義演、座談會、紀念會、專題講座遍布南昌城，大力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高潮。一時間，數以千計的外地愛國青年慕名來到南昌，要求參加革命投身抗日斗爭，南昌當時被譽為“南方的延安”。眾多愛國青年來到南昌，國民黨當局為此一籌莫展。許多流亡團體和青年到辦事處見黃道，表達他們的抗戰救國熱情和愿望。為引導好這些青年，黃道和上海來的文化界人士、中共黨員夏征農找到進步人士王忱心，希望王忱心利用與熊式輝的私交，爭取成立一個合法的青年組織。在黃道的努力下，取得合法的江西青年服務團正式成立，中共東南分局則暗中派了一批同志到該團擔任各大隊負責人，并建立黨的組織，發展黨員30多人。在東南分局和黃道的領導下，大多數參加青年團的進步青年愿意跟共產黨走，而國民黨當局也因此對青年團處處加以刁難。于是黃道就想方設法把這些進步青年向延安、新四軍、閩浙贛特委和贛東北特委輸送，同時留一部分繼續在江西抗日前線為戰地服務。一年多時間，新四軍駐贛辦事處輸送出去的青年干部達到1000多人。

與此同時，黃道也對基層及軍隊統戰工作高度重視，先后派出一批政治堅定，面目灰色的同志深入到國民黨基層政權中開展“白皮紅心”工作，“好些黨員當保甲長”［7］P672。對于國民黨軍，黃道也從統一戰線工作高度給予了大力的幫助，派出大批干部到其部隊工作?！暗谝?，我們供給了不少的干部到友軍的游擊隊中去，幫助友軍游擊隊的發展，如鄂南方面。第二，對一三四師、新三軍八十二師，我們都供給了一大批干部，特別是政治工作干部?！保?］P676應國民黨第六十六軍軍長的請示，黃道還派遣了賀敏學率10名原閩北紅軍游擊隊黨員骨干到其所屬一六零師工作。后該師在馬回嶺與日軍作戰時，該師師長采納賀敏學建議，不死守硬拼，而是利用地形誘敵深入，圍殲了日寇千余人，當時新華社和國民黨中央社都曾進行專電報導，并被譽為“馬回嶺大捷”。

黃道的統一戰線思想，源自于革命實踐，源自于他對中央精神的準確領會和時局的精確把握。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面對復雜局面和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黃道不是消極等待，也不默守陳規，而是勇于開拓，積極進取，敢于實踐，傾注大量心血，奮力推進統一戰線工作，進而推動革命事業的深入發展。這生動展示了黃道過人的膽識、深邃的眼光和堅忍不拔的意志。因此，深入研究黃道的統一戰線思想形成發展過程，發掘其思想的精髓，尤其是研究他善于從時局中抓住時機，在危局中求得發展的高超政治藝術和領導水平，無疑能給我們許多寶貴的啟示，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1］黃道詩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2］黃知真：黃道與三年游擊戰爭［R］.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北游擊區)［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

［3］閩贛省軍政委員會政治部訓令［R］.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北游擊區)［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

［4］黃知真：大洲談判［R］.南方三年游擊戰爭(閩北游擊區)［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

［5］陳毅：紀念黃道同志［R］.堅忍不拔的革命家黃道［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2000.

［6］中共中央東南局（上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2006.

［7］中共中央東南局（下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