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解決紛爭

■蕭瀚

非暴力解決紛爭

■蕭瀚

長沙芙蓉區東屯渡國稅分局爆炸案發生后，如同此前的湖南永州市法院槍擊案，在哀悼與譴責聲中，還夾雜著幾乎高亢的叫好聲，對這一現象，社會理應高度警惕。

早在2008年楊佳案時，輿論中即有對楊佳殺警的稱贊聲，兩年下來，這一情形不但毫無改觀，甚至更為嚴重。與屠童案、公交車爆炸案稍異，長沙爆炸案等，其受害者往往具有公務員身份——法官、警察、稅務人員等，全社會彌漫著一股裹挾著硝煙味的強烈仇官心理。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各樣的紛爭。解決紛爭能力的優劣，是檢驗一個國家、社會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能力以及文明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任何一個社會的治理，其善惡分界以及穩定還是崩潰，也常常取決于解決紛爭的能力。

縱觀中西方歷史，任何社會如何消除紛爭，終究都要落在“理”上。如果一個社會普遍奉行的是公平之理，其相應的制度往往朝向盡可能的和平與穩定。如果普遍奉行的是強權之理，其相應的制度則往往最終走向暴力與動蕩。

解決紛爭，以理服人，還是以勢壓人，政府往往是引導者。奉行和平非暴力精神的政府行為，往往是對非暴力精神最具號召力的社會性倡導。而奉行強權的政府，必然導致以勢壓人的社會心理——它也必然伴生暴力反抗的社會心態。

當代中國，整個社會運行機制中缺乏講理的制度設置，而多是壓服性甚至暴力強制消聲的機制。缺乏講理解決紛爭的方式，其結果如果不是以糾紛中的弱勢方委屈承受、姑息求全而歸于平靜，就是以弱勢方激烈甚至慘烈反抗強權而告終，或者最糟的是既非默然忍受，也非直接反抗，而是對非當事的無辜者盲目泄憤，濫施暴力。

一切社會紛爭，民間糾紛、官民糾紛、官官糾紛，都來自各種利益，包括物質性的經濟利益，精神性的榮譽、名譽、人格利益等。從政治與法律角度看，這些紛爭可簡單歸為權利與權利、權力與權力、權力與權利三種關系，有效治理就是能夠將上述三種紛爭以盡可能和平的方式解決。

古今中西，人類自我管理的種種經驗和教訓已經比較清晰地表明，要解決上述三種紛爭，通常需要幾個基本條件，一是權利應當平等；二是權力應當服務于權利；三是權力應該受到合理的限制；四是應當有一種具有最終國家權威性質并且中立于權力和權利各方利益的裁判機制；五是應當有一種代表社會自我認知能力的大眾公議機制。

上述五項基本要件，是社會的善治之源。但是，要促成一個社會確立擁有上述五要件的善治之制，尤其需要普遍的大眾觀念支持，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是脫離社會大眾獨自存在的，每個人的公共觀念都是鑄成某種制度的一個因子，崇尚非暴力精神遠比崇尚暴力精神更容易確立上述制度。

非暴力和暴力都是一種信念，前一種信念的根本在于講理，后一種觀念的根本在于論勢。究其實質，非暴力信念認為紛爭是可解決的，只要各方講理，只要各方追求公平，不以勢壓人，不以勢欺人，而讓每個人擁有其應該擁有的，如果各方認理，那么它的行動結果就是保持每個人既不侵犯他人，也不被他人侵犯。

而暴力信念，在其實質上，其實是認為紛爭不可解決，它并不認為存在著公平的道理，一切都只能用不講理的強權與暴力解決，它導致了一部分人可以隨意侵犯別人，獲得不應該屬于他們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則慘遭侵犯無以救濟。

當然，任何原則都有例外，非暴力也一樣。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有對正當暴力的承認與保護，比如正當防衛。除此之外，絕不使用暴力應該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通常，人民要做到這些并不難，有權甚至壟斷了合法暴力的政府公權力不濫用暴力才困難。

公權力使用暴力，本應有制度約束。通常，在窮盡了一切正當合理的手段之后，人民依然不講理，這個時候才應該是公權力動用強力的時候。如果掌權者動輒濫施權威，以暴力機器對付人民，或者為了攫取偽裝成“公共利益”的私利，動用公權暴力機器掠奪人民財產、剝奪人身自由，尤其是原本應當救濟權利的司法機關無法實現其公正救濟的功能時，這樣的暴力行為就是罔顧民權、踐踏公義，就破壞了社會穩定賴以存在的基本道義，破壞了合理使用暴力的規則，而淪為強權的、非正義的、不講理的暴力。

當這些現象普遍發生時，就會在社會上形成廣泛的示范效應，一則示范其他公權力，二則示范人民，使得公權力認為可以對人民胡作非為，使得人民認為公權力就是人民之敵。于是，人民針對公權力的仇恨也會轉化為對一切公務人員的憎恨，仇官心理就是沿著這樣的邏輯最終夯實的。

對暴力性社會生態的反思，絕不僅限于政府公權力，人民同樣需要反思，畢竟每個社會治理之善惡取決于全社會的作為，而不僅限于公權力。被炸彈莫名屠殺的稅務官員和被屠刀砍殺的兒童，具有同等的生命價值。沒有對生命一視同仁的敬畏，一旦打開非理性暴力的閘門，和平解決社會糾紛的希望將更遙遙無期。

離開非暴力的和平精神，社會將面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