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采石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鄭偉忠

（浙江師范大學 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浙江金華 321004）

浙江采石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鄭偉忠

（浙江師范大學 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浙江金華 321004）

浙江石材資源豐富，采石文化源遠流長?？茖W技術是采石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社會人文環境與采石文化之間存在著較為復雜的關系。人口與聚落、墓葬習俗、風水觀念等社會人文因素與采石活動的興旺密切相關，浙江的地名和文學中蘊含著較為豐富的采石文化。

浙江；采石文化；社會人文環境

文化是人類處理自身與客觀世界多重現實對象性關系的現象和行為模式，是在人類與地理環境不斷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人地關系的綜合體現。采石文化作為人類采石活動中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相對固定的物質、精神和制度模式，包括采石對象、采石方式、采石場所、采石動機和采石歷史等五個方面內容，具有豐富的人地關系內涵[1]。任何人類的文化活動都依存于一定的地理環境，因而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關系的探討對于區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由于地理環境有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人文環境之分，對社會人文環境與采石文化的關系進行探討是區域采石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雖然世界范圍內的采石活動歷史悠久，但有關采石文化的系統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浙江是石材大省，采石文化源遠流長，近年來陸續發現多個古代采石遺跡。挖掘并梳理浙江采石文化，不僅能豐富區域人地關系理論研究，而且對于古采石場的保護和開發以及現代采石場的生態恢復和環境改造都具有現實意義。

一、采石活動發展的科技條件

科學技術對采石活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地質學相關知識認識的提高和采石工具的發展上。人類最早的地質學知識來源于人們不斷的生產實踐過程，在漫長的石器時代里，已經有許多石材種類進入人們的生產與生活領域。由于對金屬礦物認識的不斷深入，人類逐步走進了金屬時代，開始了輝煌的青銅時代。冶鐵和煉鋼技術的發明以及鐵質工具的廣泛使用，對于采石文化來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的冶鐵技術始于春秋晚期，到漢代趨于成熟，已經能生產白口生鐵、麻口生鐵、灰口生鐵以及白心、黑心可鍛鑄鐵。另外，中國古代還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煉鋼技術。早在漢代已經出現了固體脫碳制鋼技術、炒鋼法（將生鐵炒煉成鋼）以及百煉鋼鍛煉技術。鋼的出現，增加了鐵質工具的韌性，進一步擴大了鐵質工具的使用范圍。在徐州云龍山漢代采石場遺址，人們發現了寬鏨、扁鏨、鑿、楔、鍤等鐵制工具，說明了鐵質工具在漢代已經應用于采石活動中。經過一定程度鋼化的鐵制采石工具的使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以大大地提高采石的效率。因鐵質工具的使用，人們可以比較容易地開采到大量石材，從而滿足了東漢興建紹興鑒湖水利工程對石材的大量需求。南北朝時期，人們廣泛使用灌鋼冶煉技術。明代中期以后，灌鋼冶煉技術發展為蘇鋼冶煉技術，使采用優質鋼材制造采石工具成為了可能。19世紀中期以后，鎢鈷合金的鋼釬開始傳入中國，強度遠遠優于先前的中國造鋼釬，降低了人們開采石材的難度。如今機械化采石工具的使用極大地提高了采石的效率，也讓現代采石場具有了與古代采石場大為不同的景觀特征?？萍嫉倪M步也可以保護和改善采石場的生態環境，如采用新技術和新設備開采地下硬度較高的石材，從而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梢?，采石活動的發展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采石的歷史也是一部技術發展史，采石文化具有濃郁的科學技術氣息。

二、浙江采石活動興旺的原因

1.人口與聚落對采石活動的影響

人口的增長，一方面促使聚落在規模上的擴大和數量上的增加，加速了城鎮化的速度；另一方面造成了平原地區人多地少、糧食緊張的局面，迫使人們向廣大的山地丘陵地區開拓，不斷形成新的聚落。中國封建社會向來以農業為本，歷朝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關注水利工程的興建，水利工程的興廢往往會折射出當時的農業生產狀況。公元六七世紀以前，浙江仍屬地廣人稀、人口增長緩慢的地區。唐代以后，由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相對穩定，人口增長開始加快，浙江逐漸成為中國人口密度較大的省份之一[2]。因此，伴隨著唐代以來人口的增長，一些城鎮建設和水利工程項目開始興建，石材使用量逐步增加，進而促成了采石活動的興旺局面。其中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有杭州西湖、沙河塘，海寧長安三閘，富陽陽陂湖、吳公堤，余杭南下湖、北湖，海鹽太和塘，湖州菱湖，長城（今長興）西湖，安吉石鼓堰，明州東錢湖、濁江湖、廣德湖，鄞州它山堰，慈溪慈湖、花嶼湖、杜湖，奉化白杜河、趙河，越州（今紹興）新河、界塘、中塘，諸暨湖塘，武義長安堰，西安（今衢州）神塘，嚴州（今建德）西湖等多處[3]。另外，道路、橋梁等城鎮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大量石材，同樣也促進了采石活動的興旺。

由于唐末戰亂之故，浙江人口較唐天寶年間（742—756年）有大幅度下降，直到北宋初年都沒有恢復到唐代中期的水平。宋代是浙江人口發展的重要時期，宋王室南渡后，浙江人口的增長速度更加明顯。但當時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占全省面積不到1/4的平原地區，造成了平原地區耕地不足、糧食短缺的局面[4]。人們為了擺脫困境，一方面大力興修水利工程，挖掘平原地區的生產潛力，如修建石砌海塘，保護錢塘江沿岸的糧賦之地；另一方面積極向山區開拓，興建梯田。人口的增加，加快了城鎮化的速度。以杭州府為例，北宋時僅十五六個鎮，南宋時則激增到三四十個[2]。大量城鎮的出現伴隨著城鎮基礎設施的建設，石材用來鋪路、建房、筑橋、護岸，極大地刺激了采石業的發展。山區梯田的興建，也對石材有一定的需求。人口劇增背景下的城鎮大發展引發了對石材大規模的開發和使用，有力地推動了采石業的發展，浙江省內為數不少的古代采石場遺址的始采時間大概就在宋代。

元、明、清三代，雖然在改朝換代時期人口有較大的變動，但人口基數大，只要社會秩序安定，人口可以逐步恢復起來。明朝末年，從海外引入了番薯和玉米，由于這兩種農作物產量高，生產適應性強，對肥料要求不高，特別適合山區種植，因而山區大規模墾殖，引發全省人口劇烈增長[5]。到19世紀上半期，浙江省人口已經突破3 000萬大關。明、清兩代，錢塘江河口沿岸平原地區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已然成為朝廷征收財賦的主要來源，因而統治者非常重視錢塘江海塘的修建。經過不斷的摸索和積累，最終創造了堅固的魚鱗石塘。魚鱗石塘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所用石材之巨，可稱得上“浙江歷代工程之最”。明、清之際，出于防衛和管理的需要，浙江省境內還修建了大量的城墻，其中浙東一帶的城墻防衛倭寇的功能更加突出。就中國封建社會來說，城墻的修建對于聚落的城市化來說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對于區域人口有一定的指示意義。城墻主要選用磚和石兩種材料修筑，如衢州城墻為磚石結構，城墻基部用條石錯縫平砌，上面再用磚砌筑；江山城墻則通體用長條巨石砌筑，固又名“石城”。城墻修筑工程浩大，所用石材甚多，刺激了浙江各地采石業的發展。

2.墓葬習俗與風水觀念對采石活動的影響

墓葬習俗與采石活動的關系，一方面表現在石材在墓葬中的使用，如石刻墓碑、石砌墓室等；另一方面表現在采石活動對墳塋的侵擾上，如采石破壞山體，危及墳地的風水和安全。墓葬中石質構件的使用，也消耗了大量的石材，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采石業的發展。具有重要考古意義的大型墓葬，對采石文化產生的影響則更大。如徐州漢楚王墓群和廣州南越王墓的修建就對當地采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徐州云龍山古采石場和廣州蓮花山古采石場能夠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名單，與此密不可分。浙江吳越國王陵和宋六陵的修建都是當時巨大的陵墓工程，由于帝王陵墓的修造規格高，修建陵墓所耗費的石材量也就更大，因而產生的采石文化具有較高的文物和考古價值，可以大大地提升浙江采石文化的研究價值。

浙江省土葬的習俗也會影響采石文化。對于那些久經人類開拓的區域來說，區域中不少山體已成為人們埋葬祖先的場所。當人們的采石活動逼近祖先墳塋時，矛盾就產生了。紹興羊山一帶在歷史上是著名的采石場，但也是人們祖輩生活的所在之地，在山體上經常分布著大量的祖先墳塋及義冢。由于羊山石材質量好，頗受當時工程建設者的青睞，宕戶為了追逐利潤，大規模地開采羊山石材。大規模的開采活動威脅到祖先的墳塋，因其事關整個家族的風水和運道，必然會引起相關家族的強烈反對。地方政府出于平息矛盾和保護墳塋業主利益的目的，一再頒布采石禁令。但像修筑海塘這樣的大型公共水利工程，地方政府往往要承擔一定數額的石材供應，但采石禁令會影響到地方政府所攤派到的石材定額。結果是往往禁而復采，采而復禁，陷入了宕戶、當地政府和墳塋業主三者圍繞采石的博弈之中[6]。除紹興羊山之外，作為采石大邑的武康也常頒布采石禁令。地方志中所存錄的最早一則采石禁令為武康知縣周宗建頒布的《禁石宕文》，時間是明代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7]。除了對祖先墳塋具有較強的風水意識外，古人對他們周邊的生存環境也具有很強的風水思想，當采石活動威脅到古人所認為的風水龍脈時，也會受到人們強烈的反對。相對而言，宕戶在人煙稀少的海島上開采石材可以免受祖先墳塋和風水觀念的束縛，這也是海島采石場興旺的原因之一，如三門蛇蟠島，舟山朱家尖、釣山以及后來的岱山，都分布有典型的海島采石場?？梢?，采石禁令是在墓葬習俗和風水觀念影響下對采石文化的一種影響，而宕戶禁而復采的行為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社會對石材的需求程度。

三、采石活動中形成的浙江采石文化

1.地名中的采石文化

地名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們在日常生活、生產以及相互交往聯系中對不同地理實體進行識別所賦予的一種文字符號[8]。地名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既受到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又受到社會人文環境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社會性、指位性、穩定性和歷史性，因而地名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而采石文化作為自然與人文景觀的綜合體，對某些地名的形成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同時也能夠被某些地名有所反映。

鄉村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最基本的聚落形式，蘊含著豐富的人地關系。鄉村聚落的空間范圍相對較小，所包含的自然地理環境要素和社會人文景觀要素較為單一，因而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鄉村地名可以比較準確、及時地反映出當地的地域景觀和歷史文化。據統計，2005年，浙江省共有行政村34 515個[9]（隨著大量行政村的撤并，行政村數量逐年減少），而鄉村地名中含有“石”字的行政村占總數的2.3%，再加上地名中含有“石”字偏旁（如“巖”、“宕”、“硐”等）漢字的行政村約占總數的3.6%，這兩個數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石”關系的密切程度。因漢字具有一定表意性，漢字中“石”有一定的歷史由來，這種歷史由來很有可能與采石文化相關。除此之外，“塘”、“坑”等字有時也用來表示采石場的意思，因為這兩個字對采石場的外部特征具有描述性，地表采石形成的凹地，稱為“坑”，積水之后就成了“塘”。另外，“塘”與“宕”的發音在某些方言中容易混淆，如舟山的古采石場老宕山，現被稱為老塘山。帶有“石”字和其他幾個相關漢字的地名，多數可以折射出一定的石文化特征，而采石文化又是石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因此，也可以推斷出這些鄉村地名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表現出一定的采石文化特征。如古采石遺跡龍游石窟群就位于龍游縣境內的石巖背村，這個村的地名同時含有“石”字和“巖”字，而“巖”在當地方言中就是石洞的意思，因而這個地名從字面上可以理解為“石洞背后的村子”，實地踏勘的結果表明這種推理是成立的。石巖背村這個地名很好地解釋了龍游石窟的形態特征及其與鄉村的位置關系，龍游石窟蘊含豐富的采石文化，采石文化又是當地的特色人文景觀，地名在反映當地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的同時必然會展現出相應的采石文化。黃巖石柜岙村和臨海石倉村擁有豐富的石材資源和悠久而多樣的采石文化，“石柜”和“石倉”形象地描繪出當地的采石狀況，這兩個地名也很好地反映出當地的地域文化——采石文化。有的鄉村地名甚至直接稱呼為石宕村，“石宕”意為采石場。嵊州和浦江各有一個行政村叫石宕村，以采石場命名鄉村，直接鮮明地反映出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歷史文化特征，這些鄉村的起源很可能是由于采石而聚居形成的。像石橋村、石佛村、石塘村等這類地名雖然字面上難以找到采石文化的影子，但這些地名卻飽含了豐富的石文化。采石文化作為石文化的一部分而蘊含于這些地名之中，因為無論是石橋還是石佛，建造的石材都是來源于采石場，來源于人們的采石活動，沒有采石活動就沒有石材，沒有采石文化也就沒有了豐富的石文化。

通過鄉村地名石文化關鍵字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折射出采石文化的相應內涵，為研究采石文化提供一種佐證。浙江省的鄉村分為自然村和行政村，由于行政村的統計資料便于搜集，以上對鄉村地名的研究主要以行政村為對象，而自然村的個數遠遠多于行政村的個數，其地名勢必蘊藏了更多的采石文化線索。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地名通過其文字意義都反映出一定的采石文化內涵，也不是所有的采石文化豐腴之地都有相對應的地名，因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將地名中的采石文化特征研究與其他采石文化研究方法相結合，互為佐證。

2.文學中的采石文化

文學是一門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包括戲劇、詩歌、小說、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具有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的作用。因此，可以通過對采石活動相關題材文學作品的研究，再現特定時期和地域的采石文化特征。當采石場被改造成風景名勝之后，文人對采石場景觀的關注明顯增加，相關的散文、詩歌開始出現。張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他在《越山五佚記·曹山》一文中這樣寫道：“曹山，石宕也。鑿石者數十百指，絕不作山水想。鑿其堅者，瑕則置之；鑿其整者，碎則置之；鑿其厚者，薄則置之。日積月累，瑕者墮，則塊然阜也；碎者裂，則巋然峰也；薄者穿，則砑然門也。由是堅者日削，而峭壁立焉；整者日琢，而廣廈出焉；厚者日壘，而危巒突焉?！盵10]曹山位于吼山北面，現為吼山風景區的重要景點。張岱描述了采石場景觀形成的原因和過程，提高了采石場景觀的知名度，有利于采石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此外，明代徐渭《游石宕二詩》贊頌了柯巖云骨，明代許國光《重游石倉》贊美了天臺巖庵黑洞，蔡元培《游遶門山石宕即事》中的“遶門山”即鳥門山，為東湖山景的古名等。歷史上有關采石場的文字記錄很少，這些散文、詩歌是了解古代采石場所的重要參考資料，是采石文化的文學見證。許欽文（1897—1984年）則采用了另外的文學體裁來反映采石活動。他在1926年創作的小說《石宕》是當時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品，魯迅認為該小說“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妒础访鑼懥艘粋€世代以采石為生的山村在一次采石過程中，山巖崩塌，有的人當場死亡，剩下的人被困在石宕之中，既出不來，又送不進食物，最終被活活餓死的故事。故事雖凄涼，但其中反映出來的采石工人謀生的艱辛和工作環境的危險是對采石文化的重要補充。采石文化之所以能稱其為文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這個因素的參與，而采石工人則是采石文化的第一創造者。關注采石工人的價值，將采石工人的采石過程和社會生活納入到采石文化的研究視野之中，有助于全面把握整個采石文化。作者許欽文是紹興人，而紹興的采石文化歷史悠久，這部小說取材于采石活動，極具鄉土文化氣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以作為紹興采石文化發達的一個歷史佐證。

科學技術是采石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社會人文環境與采石文化之間存在著較為復雜的關系。采石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無時無刻受到社會人文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采石文化對社會人文環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影響著社會人文環境中相關因素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人文環境本身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環境條件下產生的，社會人文環境中的各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帶有自然地理環境的印記。社會人文環境與采石文化相互作用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自然地理環境與采石文化相互作用關系的延伸和深化。本文從社會人文環境的視角對浙江采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做了初步探索，有關浙江采石文化的研究仍具有進一步開拓的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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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際桐.論我國地名的命名原則[J].地球信息科學，2001(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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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張岱.瑯嬛文集[M].長沙:岳麓書社，1985:86-87.

[責任編輯：王傳滿]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Zhejiang Quarrying Culture

ZHENG Weizhong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Zhejiang is rich in stone resources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quarrying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prerequisite for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quarrying culture and the soci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keep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it. Social and human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 burial custom, Fengshui concep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quarrying activities. Toponym and literature of Zhejiang contain quite rich quarrying culture.

Zhejiang; Quarrying culture; Soci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K901

A

1671-4326(2010)04-0073-04

2010-05-17

鄭偉忠（1984—），男，浙江永嘉人，浙江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