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開埠與民間商會的發展

趙秀芳

(濟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濟南250022)

濟南開埠與民間商會的發展

趙秀芳

(濟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濟南250022)

分析了伴隨濟南自開商埠而發展起來的民間商會一城兩商會的特色，提出濟南商會的功能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是擴展到政治和社會領域，尤其是其協助工商管理的參政職能的發揮，表現出民間組織與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然的一種合作互補關系，并且形成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特有的政治參與意識。

民間商會;濟南開埠;發展

民間商會作為一種社會中介組織，正在經濟、社會治理等眾多領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民間商會正在成為區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其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政治參與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使得民間商會研究一時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尤其是方興未艾的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及溫州民間商會功能的發揮，進而帶動了關于中國近代民間商會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濟南作為一個保守的政治中心和內陸古城，以“自開商埠”之舉邁出了向現代城市轉變的步伐，這種獨特的自開商埠的特色，也賦予了伴隨開埠而發展起來的濟南民間商會獨特的個性，對近代濟南社會的發展和城市的現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濟南開埠后的民間商會

我國歷史上有著極為悠久的民間結社和民間公益活動的歷史淵源，先秦時代即已有“會黨”、“社會”之說。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得商人被視為四民之末，其地位和社會影響都比較低。但事實上，商貿活動一直未有間斷。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民間商業貿易往來出現了一個小高潮。于是為維護行業利益、規范行業行為的行會組織應運而生，這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民間商會的早期形式。

鴉片戰爭的炮火打開了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的大門。為應付接踵而至的大廈將傾的困境，清政府被迫放棄“抑商”的政策，鼓勵發展商業以應對因戰爭、賠款等出現的財政枯竭。在政府“振興工商實業”政策的鼓勵下，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刺激下，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開始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中國傳統的經濟結構開始發生轉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開始逐步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中，一些商人也開始適應這種社會轉型的變化而形成新式商人團體。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就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惡劣環境中艱難前進。

“山東和全國一樣，是載負著血與火的歷史而進入近代社會門檻的”［1］，因而山東經濟現代化與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演進具有某些共性的特質，但是由于山東在全國特有的政治經濟地位，使它的發展又同時具有了極具特色的個性特征。山東作為一個京畿大省，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同時又是一個東部沿海大省，飽受齊文化的洗禮，因此同時兼具傳統的保守性和現代的開放性兩種特性。一方面它易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因而政治上傳統而又保守，另一方面它又較早、較容易地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挑戰和沖擊，因而在經濟上趨向開放并面臨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濟南作為山東省的省會，其發展因彰顯了山東經濟現代化的這種特色而成為一個縮影。

1904年濟南自開商埠，可以看作是山東現代化進程中極具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開創了近代中國內陸省會城市自覺對外開放的先河，從而也成為晚清中國城市自我發展的一個特例和典范。也有人認為，濟南走的是“擁有主權+西方模式”的自開埠模式。山東的民族工商業者以商埠開放為契機，不再囿于一城一地，而是面向山東、全國的舞臺，開始了近代化發展的艱難探索。

開埠之前的濟南經濟遠遠落后于沿海的青島和煙臺，甚至比不上周邊的濰縣和周村，據史料記載，大約要比沿海城市的發展滯后40—50年，只能勉強算一個三流商業城市。開埠后，政府推行的“通商惠工”政策吸引了中外商業資本紛紛涌入，出現了以濟南電燈公司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化的新式工商企業，促進了濟南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伴隨著商業的繁榮，以近代工業與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現代化進程也獲得了新的動力;更重要的是新思想、新觀念的沖擊也帶來了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和價值取向的轉移，“方今朝野有識之士，莫不以振興實業為吾國要途”。名士輩出的濟南迅速成為華洋富商大賈云集的工商城市，一向以追求功名為重的官僚士紳紛紛躋身于實業，傳統的坐賈行商的地位和影響日漸為人所重，如章丘孟氏、桓臺苗氏等，都因其龐大的商業資本、出色的商業經營而名重當時。以這些名商為代表的新的階層——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素為儒林敬仰的內陸古城得以迅速成長。一些近代化社團組織紛紛成立，其中以商會為代表的新式資產階級團體尤為世人所矚目。

1905年濟南正式成立“山東濟南商務總會”，推舉王懋琨為商會總理，孟洛川為協理。從此，濟南早期資產階級開始以社會團體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商會成立以后，廣泛的社會聯系加上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使商會在地方事務中享有很高威望和權利，成為新式民間社團事實上的領袖團體，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也通過商會表達出來。商會組織的蓬勃發展為濟南帶來無比活力，成為當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機關。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近代商會的出現是因“商戰”的緊迫性應運而生的，“是受洋商會的影響，從西方移植而來的。在華外商商會活動的示范效應和驅動是商會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保?］同時商會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工商資產階級力量增長的產物，體現了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期間商會組織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互動。

二、近代濟南商會的特色

與本省的青島、煙臺等約開商埠性質的城市不同，“濟南地區因屬自開商埠且系內陸城市，經濟發展本土化特色較明顯，濟南商會因而具有了強烈的個性特征和獨特的政治經濟活動模式”［3］，因此王音先生認為，濟南近代社會的新興經濟因素與傳統資本結構，歷史文化沉淀與近代思想傳播相交融的社會環境賦予了濟南商會特有的個性。

商會起源于傳統行會。行會是早期的商人、手工業者為了互相幫助，維護同行業的利益而建立的同業性組織。洪志強先生在《近代中國對商會的早期認識述論》中提到，“近世商會，肇于法國”，第一個商會產生于1599年法國的馬耳塞市。商會“最初都是商人為保護自身利益和促進商業發展而自發組成的?！涍^一段時期，得到了本國政府的認可和扶持，這些國家的政府頒布了有關商會的法律，置商會于政府的監督和保護之下，使商會成為商人真正的法定社團，商會之組織也日臻完善?！蔽覈钤绲纳虝M織，應該追溯到1874年成立的遼寧工商界“公議所”。到20世紀初，民族災難日漸加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也帶有了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盛宣懷在商務大臣的任期內主張成立商會，此后“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正式成立。在此基礎上，“濟南商會公所”醞釀成立，當時組建的緣由也帶有民族主義的烙印:“今茲富國首在興商，商之振興要資討論。查歐美以商立國，通都大邑均設有商務學堂，商務總會，研求商理，考察商情，故能商智日開，商戰日烈，富強之道實始于斯。我東省素少富商，學堂尚可暫從緩議，而他族日逼，商會宜及時舉辦，以期自保利權?！潝M依照上海商業會議辦法，另設公所，俾各行業隨時可以聚會，講求利病，匯冊上聞”。［4］

在濟南商會公所成立之前，濟南已有各種工商業者組織、手工業者組織和外鄉人組織，如行幫、會館等。近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外國資本滲透的加深，濟南的工商業者越來越感到勢孤力單，依靠自身的資本和實力很難同實力雄厚的外資競爭，因此他們希望打破行幫壁壘，聯絡各業力量以與外商抗衡。于是商業界要求成立商會的呼聲日漸高漲并獲得各行業組織包括一些上層人物的積極響應。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要求適逢清末新政推行之時，清政府于1904年1月頒布《商會簡明章程》對商會的成立予以法律確認并提供依據。依據章程規定，1905年濟南商會公所正式改稱山東濟南商務總會，以“聯絡商情，啟導商智，保護商業”為宗旨，屬領匯兌、典當、錢業、雜貨業、綢布業、酒業等24個行業。［5］

與全國其他地區商會相比較而言，濟南商會具有明顯的官督色彩，其領導層成員呈現出“半官方”性質。這種特有現象應該源于濟南本身經濟社會環境，同時也與當時政府的政策密切相關。當時中國社會由于清政府的政策導向，捐官銜、買功名已是工商界的普遍現象，很多地區商會領導人以及大多數會員為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都捐有各種品級的官銜或監貢功名，從而受到工商界的矚目而成為商會上層人選，但他們實質上仍然屬于工商階層。而從濟南近代歷史發展的軌跡看，其經濟現代化起步較晚，在濟南開埠后才開始邁進正常發展的軌道。這就導致濟南工商業界鮮見富商大賈而多中小工商業者，很難出現具有豐富官商交涉經驗的“紳商”，因而濟南商會的上層中，眾多擔任商會要職的成員只具有官員身份而實際并無經營工商企業，其本質是“官”而不是“商”，使得濟南商會相比上海、天津等商會對“官”的依賴性要強。這一點從濟南商務總會的早期領導層成員構成就可以窺見一斑:蕭應椿、汪懋琨、孟洛川，另外兩位坐辦譚奎翰為在籍湖北候補知縣，李士可曾任山東工藝局坐辦，皆為候補官員。除了孟洛川外，其他全部具有官員身份。

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濟南商會的“商辦”特色和民間性。一方面，商會的領導層大多都通達經濟，對商業貿易了如指掌，對經營管理也了解頗多，因此在商會運行中為振興工商業做出了應有的努力，代表和維護了廣大工商業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濟南商會的經費來源也表明了商會的民間性。商會作為一種非營利性的社會中介組織，其所需經費應該自行解決，也因此才能體現其商辦的民間社團的性質。而濟南商會在成立之初就完全秉承這個原則，在經費方面不與官府發生任何聯系，完全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商”。

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自主開放的內陸城市，濟南開埠采取的是新老城區相輔的城市規劃格局，在老城區之外有一個特別規劃的自開商埠區域，既保持了舊城原有的特色，同時又為經濟的發展拓展了可以利用的空間，形成新舊兩個城區的互補，發揮城市的雙重功能，這也使得濟南成為近代城市發展的一個典型。新商埠區域內行政、規劃、管理都自成一體，并有自己的商會——濟南商埠商務分會(簡稱商埠商會)。這樣加上老城區的山東濟南總商會，在濟南市就形成了一城兩商會的特色，即城里商會和商埠商會。這成為中國商會史上極為獨特的一道風景線。兩商會各有獨立的辦公地點、經費來源、管轄區域，但是人員構成有很大的重合性，投資的重點不受地域和行業的限制，因此兩商會在政治、經濟活動上有一定的默契和同一性，相互聯系、互為支撐，在歷史重大事件中也基本保持步調一致。1929年濟南設市后，開始按市的建制開展市政，濟南商會也按照國民政府重新頒布的《商會法》，開始進行改制，兩商會在1931年合并為濟南市商會，從而結束了一城兩會的歷史。在此之后，政府對商會的控制程度有所加強，同時也使得濟南商會民間性的色彩大打折扣。這種變異，直接影響了民間組織的角色定位和基本職能的發揮。

三、商會對社會的參與

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商會，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嚴格按照政府有關規定成立的。作為政府與商人之間的中介和橋梁，商會這種法定的商人組織形式遍布中國各地，成為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機關，亦是政府對商人和工商業進行管理的重要憑借，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耙话銇碚f，商會是統領工商界的社會團體，在與各方面進行社會交往和處理各種事務中，應把握住自己的社會定位，恰當行使自己的職能。商會章程中載明的輔助政府促進工商業進步和發展的宗旨與任務，正是商會社會定位和基本功能的體現?！保?］濟南自開商埠后成立的近代商會，在濟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本準確地把握住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的發揮。

有人把商會的功能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信息功能，即商會要在政府、企業、公眾之間建立起暢通的信息通道;二是協商功能，即商會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加強與政府、其他社會團體及內部人員間經濟關系的協商協調;三是服務職能，即商會要為會員提供投資、貿易、咨詢、培訓等多方面的服務;四是參政職能，即商會對政府的主要經濟決策提出建議。

依據以上對商會角色、功能的定位，從濟南商會的歷史發展狀況看，濟南商會基本功能的發揮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但又不僅僅限于經濟領域。在近代中國社會風云激蕩的舞臺上，到處都活躍著商會積極參與的身影。當然，作為一個工商業的社會團體，商會在經濟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要遠比政治領域中的影響大得多。

濟南商會作為一個在濟南有影響和實力的商務社團，在社會經濟活動中“聯商情、開商智、興商學、擴商權”，主要側重于商業方面經濟功能的發揮，對于整頓改革傳統的陋習，加強各商家之間的聯系和競爭意識，謀求商品經濟大幅度增長，發展近代實業教育、增進工商界人士的科學知識和促進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推廣，處理商事糾紛、維護工商業者的利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山東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事實上，這些作用也正是以上商會功能前三個方面的具體表現。

而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功能的體現，則是濟南商會通過它的下屬團體以及與其功能發揮相關的組織的人事交叉滲透，不同程度地參與社會治安、市政建設、衛生防疫、文化教育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管理權，參與并主宰了地方各項事務。這個可以看作是濟南商會參政職能的具體表現，即協助工商管理，表現出民間組織與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然的一種合作互補關系。清末民初，政府在執行有關工商實業的政策法令和處理具體事務時，大都需要商會的協助與配合，而商會也在協助和配合政府的過程中也進一步加強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尤其是近代商會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行會制度造成的森嚴壁壘，改變了民族工商業在面對外來經濟滲透和侵略的力不從心，打破了近代工商業發展的障礙和瓶頸;引進了新的組織形式和規章制度，把各行各業的發展逐漸納入法制軌道，促進有序競爭，規范行業秩序，為商業運營規范化營造一個有序的外部環境，增強了中國工商業自身競爭實力。

經濟現代化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共振互動，尤其要發揮民間商會的積極性和作用。而在政治黑暗和社會秩序混亂的近代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民族工商業很難獲得一個和平、穩定的有利于振興發展的環境，作為工商界社會團體的商會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打破“在商言商”的傳統舊制，使商會的功能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擴展到政治和社會領域，從而形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特有的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

［1］ 李平生.論晚清山東經濟現代化［J］.文史哲，2002 (6):119－128.

［2］ 嚴建苗，劉偉峰.近代中國商會的制度分析［J］.商業研究，2002(8):140－142.

［3］［4］ 王音.近代濟南商會初探(1902－1927)［D］.山東大學，2002:1－23.

［5］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603.

［6］ 徐鼎新.商會與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J］.上海經濟研究，1999(1):67－70.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Jinan Open Port and the Folk Chamber Commerce

ZHAO Xiu－f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22，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k chambers of commerce with Jinan opens the port.It points out that Jinan Chamber of Commerce's functions is not confined to the economic sphere，but extends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fields，showing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and forming the unique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bourgeoisie.

Jinan open port;Folk Chamber of Commerce;development

book=8,ebook=31

F121.23

A

1009-8976(2010)02-0027-04

2010－03－10

趙秀芳(1976—)，女(漢)，山東高密，碩士，講師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和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