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國別體”考辨

王寒冬

摘 要: 《國語》編者在處理各國史料時,創造性地把各國所記國史(百國春秋)與記言體史料(“語”體史書)匯合編排在一起,這是史學史上的一個巨大貢獻?！秶Z》采取這種分國敘事的方式,不能簡單看成是所謂的“國別體”,而應是我國史官制度開始完善、史事記錄開始系統完整的一種文獻上的表現。

關鍵詞: 《國語》 春秋戰國時代 “國別體”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不同尋常的年代,在這短暫的幾百年中,中國歷史不僅在政治、經濟上經歷著深刻的變遷,而且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一批巨著?！秶Z》正是這一重要時期在史學領域的一部名著?！秶Z》編者在處理各國史料時,沒有局限于以前各諸侯國自行記錄國史的傳統,而是創造性地把各國所記國史(百國春秋)與記言體史料(“語”體史書)匯合編排在一起,只是不像《左傳》采用了編年方式,而是先按國分類,然后在一國之內再按年代前后進行編次組織。這是史學史上的一個巨大貢獻。但是,為什么《國語》會采取“國別體”這種分國敘事的方式,這種方式對《國語》的內容和形式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歷來并沒有多少人給予應有的關注。

一

現代大多數史學家都認為《國語》中較多地保留了春秋時期各國史料的原始面貌,也就是說,《國語》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國史料記載的薈萃,這也許是它為什么是分國編列的初始原因。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國語》之所以分國編纂,應該是中國史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在中國史學興起的先秦時期,一直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傳統說法?！稘h書·藝文志》記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詞,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盵1]不過,既是“古之王者”,則說明適用范圍并不普遍。這種較為嚴格的史官制度的設立,極有可能是僅僅局限在作為最高統治層的王室之中。各諸侯雖也可能設有史職,但制度并不完善。這可從古今史書記錄作推斷。以現今所留存史料來看,諸侯記事記言較為詳細者,上限大都只能追溯至西周末和東周初。以《史記》為例,其所記周代諸侯,除開國功臣之外,魯史自隱公始(因襲《左傳》)、吳自吳王壽夢、齊自周宣王初立、燕自齊桓公救燕、衛自衛武公、宋自宣公、晉自封曲沃桓叔、楚自楚武王、鄭自鄭桓公開始詳述。反觀周王室,從武王伐紂建周始至西周,基本上都是一部連續的記錄。如果說司馬遷的記錄可能因為秦火之余,史料搜集殘缺不全,那么我們還可以直接從古書所遺留的痕跡來進行探究。西晉時,曾經出土了一部著名的史書《竹書紀年》,應該是未經秦火,而且是司馬遷也未參考的古書,此書成于戰國魏襄王時期,是諸侯之一魏王史官所作,理論上所錄之晉魏先祖史應較為詳細,然而書中對晉國國史的記錄竟然也是自東周始。

因此,有理由認為,各國史官都是從西周末東周初某一個時期開始各自“國史”的較為完整的記錄,而記錄的內容也是仿效周王室的方式。而事實上,在這一時期,由于周王室政治敗壞,對諸侯的控制能力逐漸衰弱,各諸侯乘勢發展壯大,甚而至于反制周王。我國的史學歷來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各國爭霸過程的此起彼伏、爭霸分布地域的空前廣泛也使得史官記述的內容不再限定于王事的范圍,而是開始以各諸侯國為中心,甚至在紀年方式上也不再以周王朝紀年為標準,而改以各國國君的即位年限為正。清代學者孫詒讓曾考證孔子刪編《春秋》時讀過一百二十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說:“吾見百國春秋?！盵2]這所謂的“百國春秋”也自然是只有這時才會出現。所以,《國語》沒有用《尚書》由古至今一脈相承的形式,而采用令時人耳目一新的以“國”分類的體例,實際上是此時各國史官制度開始完善、史事記錄開始系統完整,甚至發展到其豐富性和重要性已漸漸可與周王室并駕齊驅的一種文獻上的表現。

二

“國別體”,顧名思義,這類史書應該是在一定的體例要求下,對全書所記敘之人物、事件、制度等史料按照其所發生之國家、地域區分開來,分國敘事,國與國之間并沒有上下之分。我國的第一部國別體史書,古今史學界都認為是《國語》。但是,如果真正使用以上所用的標準來衡量,則《國語》在某種程度上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條件。不過,這種分類卻并不像后世完全意義上的國別體史書如《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等所采用的方式,“不附正朔,自相君長”,[3]而是正如白壽彝先生所指出的,是有其深刻內涵的。白先生認為《國語》的編次是依循兩個原則:一是以周王朝為中心,按周與各諸侯國的關系遠近以及華夷之分來安排;二是以各國興起的先后為順序。[4]所以《國語》首列《周語》,然后是魯、齊,因為兩國分別是對周王朝建國立有殊勛的周公(封給其長子伯禽)和姜尚的封國;其后晉、鄭,因為“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兩國為平王東遷立有大功;再后是楚、吳、越三個蠻夷之國,按稱霸先后為序。

三

《國語》編者對《周語》內容的處理與其余七語有很大的不同?！吨苷Z》所收錄的材料基本上可分為兩部分,一是有關顯現天子的權利以及與治理天下相關之大事?！吨苷Z》中用大量內容體現了天子地位的重要和不可僭越,如在“襄王拒晉文公請隧”中,周襄王以禮法為辭,明確指出天子和諸侯之間有“死生之服物采章”的不同。又如通過兩位內史之口指出晉文公遵從上下之禮,“迎王命敬,奉禮義成”,所以必創霸業,而晉惠公不敬天子,執禮不恭,因此“必無后”。此外,《周語》中有許多材料都體現了天子所擁有的特權。二是與諸侯相關之事?！吨苷Z》中對諸侯國事、君主和大臣的論斷評述比比皆是。比如國事方面,《單襄公論陳必亡》一文通過“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聲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來論證“陳侯不有咎,國必亡”;君主方面,《內史過論神》一文通過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指出“虢必亡矣”,上文談到的晉文公和晉惠公也是兩例;大臣方面,有劉康公以禮為依據對魯國諸大夫的評價,有王孫說以德義為憑對魯國叔孫僑如和仲孫蔑作出的賞賜建議,等等。另有一部分內容是體現周王室與諸侯之間的上下尊卑關系。如王室在諸侯即位后對其的冊命(晉文、晉惠)、在諸侯中任命諸侯之長(魯孝公)、諸侯國土中有神異之事天子要派使臣去祭獻等。除此之外,僅僅記載周王室內部事務,與天下、諸侯無關的內容甚少。

而另外七語所收錄的內容與《周語》相比則明顯縮窄,有的甚至局限在一個極小的范圍之內。它們在內容的選取上,基本上以本國國政家事為主,即使牽扯到別國之事,多數情況下也是戰爭、外交往來的記錄,而且仍以本國為中心。以《魯語》為例,《魯語》上下三十七條,其中最多一項為魯大夫公父文伯之母的事跡記錄,共有八條,皆是為了頌揚這位女性的守禮美德。此外,有關叔孫穆子之事跡五條,孔子四條,展禽、臧文仲、里革各三條,榮成伯、曹劌各兩條,另有子叔聲伯、子服惠伯、子服景伯、季文子、季桓子、匠師各一條,余下的一條談到的是魯文公擴建宮室不成之事,目的也是為了記錄兩位大夫的行為,全部《魯語》幾乎完全成為了魯國大夫們的紀事略。其中與魯國之外諸侯相關的部分,有談及魯國如何應對外來侵略(“曹劌問戰”和“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等),有記錄以何種外交行為為魯國謀求國家利益(“臧文仲請賞重館人”和“襄公如楚”等),這方面內容也完全應歸屬于魯國自身內政。由上可知《魯語》和上文所談《周語》在所關注的主題上的差別之大。再看其余幾部的內容?！洱R語》不必說,通篇論述的是管仲如何通過富國強兵之術使齊桓公成就霸業,中心是管仲的政策謀略?！稌x語》的內容與天下大勢關系較大,因晉是大國,而且長期稱霸,在某些方面也可說取代了周王朝,然而即便如此,通觀《晉語》全文,其中心仍在于晉國內部事務,除去一部分必然牽扯到外國的戰爭和外交言行之外,幾乎全然和外界不相關?！多嵳Z》所錄內容是史伯為鄭國所制定的發展策略?！冻Z》上下也多為楚國大夫們的行事描述?！秴钦Z》和《越語上》加在一起等于只寫了一件事——越國的重振和滅吳的過程。而《越語下》則可以被看作是越國大臣范蠡的功勞簿。

此外,從全書整體內容來看,作者對言論和行為上有尊周傾向的人物是持有較為明顯的褒揚態度的,反之亦然。在《國語》中,齊桓公稱霸的過程被總結為“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惫?36年,周襄王為躲避王室禍亂,逃往鄭國,并向晉國求助。晉大夫狐偃建議晉文公抓住這個大好機會,把它作為成就霸業的重要一步,并且點明:“不能宗人(指尊奉周天子),人將焉依?”書中還有多處談及上下尊卑之禮不可逾越。邵公以其子取代宣王以換取宣王性命的理由即是“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周襄王說:“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壁w宣子伐宋是因為“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這方面的事例在《國語》中是很常見的。由上可見,《國語》是采取以周統領全局,而以諸侯國分列詳述天下大事的編排方法,這對中國后世史書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綜上所述,《國語》編者所采取以國分列的編纂方式,首先切合了時代要求,對各國史料內容都加以收集,既沿襲了歷史傳統,對作為中央王朝代表的周王室的重要史事詳細記載,并加以前因后果,描述了王室由盛到衰的演變過程和原因,又出于史家的歷史責任,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到不可忽視作用的各諸侯國君臣的舉止言談也多方搜集,以求對這一時段的歷史進行全方位的展示。但中國史家自古至今都深受正統禮治思想所左右,“上下尊卑不可更替”的觀念很難轉變,盡管《國語》編者已經看到周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但仍然把周作為天下之主來看待,而且在全書中多處予以宣揚,并以此為標準來評價書中人物的言行,這一點也是我們不能忽視和否認的。

參考文獻:

[1]班超.漢書·藝文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畢沅校注.吳旭民標點.墨子·明鬼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表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白壽彝.《國語》散論[N].人民日報,196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