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區域差距視角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實證分析
——以陜西省為例

何煉成，賀黎黎

（1.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西安710062；2.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安710069）

基于區域差距視角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實證分析
——以陜西省為例

何煉成1,2，賀黎黎1

（1.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西安710062；2.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安710069）

基于區域差距的視角，以經典的二元經濟理論為基礎，采用二元對比系數、二元反差指數等指標，對轉型期以來陜西省經濟發展的特征進行分析，發現陜西省經濟結構轉換具有波動性，總體呈現出“重-輕-重-輕-重”的波動特征；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較高并有進一步增強的趨勢。進行制度改革與創新、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弱化二元經濟結構的有效措施。

陜西??；二元經濟；區域差距；實證分析

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國經濟最為突出的特征，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出發點。由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政策傾斜，使得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不斷固化、加深。近年來，為了改變二元經濟結構，國家相繼出臺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如新農村建設、逐步取消農業稅、新農村合作醫療、農村義務教育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迄今我國經濟仍然在城鄉二元格局下運行并有加劇的趨勢。本文選取位于西部地區的陜西省，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較，考察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狀況，以期尋找癥結及對策。

一、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實證分析——以陜西省為例

二元經濟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他指出“農業上勞動力的增進，總跟不上制造業上勞動力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1]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劉易斯則較早地揭示了發展中國家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部門和以城市工業為主的現代化部門并存的現狀，并構造出了二元經濟轉換的二階段模型。[2]此后，費景漢和拉尼斯修正了劉易斯模型中的假設，在考慮工農業兩部門平衡增長的基礎上，完善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思想。[3]由此，劉-費-拉模型成為在古典主義框架下分析二元經濟的經典模型。本實證分析基于二元經濟理論，采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測度指標進行。

（一）指標體系的建立

對于二元經濟的研究指標，概括起來有不同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產業平均利潤率、城鄉間物資流和信息流狀況（反映社會經濟聯系和市場發育程度）、三次產業構成比重、城市化水平、城鄉恩格爾系數差異度（反映生活質量）、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反映生活水平）等。本文主要采用如下指標：

1.比較勞動生產率。即某一部門的產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的比率。通常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于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1。農業和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越大，經濟的二元性越顯著。在二元經濟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時，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從小于1的方向向1靠近，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從高于1的方向趨近于1。[4]

2.二元對比系數。即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與非農產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越小，經濟的二元性越強。發展中國家的二元對比系數通常為31—45，發達國家一般為52—86。[5]

3.二元反差指數。即兩部門產值比重與勞動力比重之差的絕對數的平均值。二元反差指數反映的是經濟中產值或收入轉換與勞動力轉換的速度差異。[6]從理論上說，二元反差指數的最小值為0，此時意味著二元經濟轉換為一元經濟。

（二）二元經濟結構的測度與比較

1.動態縱向衡量

選取陜西省1978年到2008年之間比較有代表性年份的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產值數據與勞動力數據，整理并計算上述三個指標的變化情況如下表：

表1 陜西省1978—2008年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程度

表1數據表明轉型期以來陜西省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具有如下特征：（1）陜西省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比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從1978年到2008年，農業的產值比重不斷下降，1978年農業的產值比重為30.5%，2008年下降至11.0%，農業的勞動力比重則由1978年的71.1%降至2008年的46.8%；與此相對應，非農產業的產值比重由1978年的69.5%上升至2008年的89.0%，非農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由1978年的28.9%增加至2008年的53.2%。陜西省農業與非農產業的這種此消彼長的關系，驗證了配第——克拉克定理：隨著經濟發展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相對下降，第二、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則相對上升。[7]（2）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具有波動性，總體呈現出“重-輕-重-輕-重”的波動特征。1980年，二元對比系數為16.8，二元反差指數達到了41.8，隨后經濟的二元性有所減弱；1985年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指數分別為22.9和35.1，此后二元結構又趨于嚴重；1999年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指數分別為15.8和40.1。（3）二元經濟結構強度較高并有進一步增強的趨勢?？v觀轉型期以來陜西省二元結構的變化，不難發現，二元對比系數處在14—23之間，與發展中國家的31—45、發達國家52—86的平均水平相去甚遠；二元反差指數處在34—42這個較窄的活動空間，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就表明，陜西省的二元經濟結構沒有得到根本轉換，反差依然嚴重。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1978—1985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城鄉二元性減弱；1985年后，城市和工業的改革，又使城鄉二元性增強。二是我國農業基礎薄弱、農業發展滯后、農民增收困難的局面至今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2.靜態橫向比較

（1）與全國的比較。

圖1 陜西省與全國二元對比系數的比較

圖1顯示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陜西省與全國平均水平二元對比系數的變化情況。90年代中期到2005年，陜西省的二元對比系數與全國整體水平趨于一致，但是經濟二元性始終強于全國整體水平；自2005年以來，陜西省的二元對比系數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而全國整體水平則不斷上升，陜西二元經濟日益顯現出嚴峻性。

（2）與東部發達省份的比較。目前我國東、西、中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非常大?，F選取2008年東部省份人均生產總值前四位的浙江、江蘇、廣東、山東四個省份作為參照，把陜西省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狀況與這些省份進行橫向比較：

圖2 五省份二元對比系數的比較

圖2表明，2005年以前，陜西經濟的二元對比系數與廣東、山東相比較沒有明顯劣勢，甚至在90年代后期還好于這兩個省份。然而2005年以后，這一指數卻呈現出不斷下滑的趨勢，說明陜西城鄉經濟的差距不斷拉大，經濟發展的結構和質量不斷下降。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結構和質量狀況，2008年，陜西的城市化率為42.1%，而東部四省份分別為：浙江57.6%、江蘇54.3%、廣東63.4%、山東46.75%，表明陜西的城市化率遠遠低于東部發達地區。因此我們得出結論：陜西經濟的二元結構強度過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結構與東部地區差別很大。

二、阻礙陜西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原因

（一）體制政策至今未得到松綁

建國初期，中央政府迫于外界壓力，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由此內生出人為扭曲產品和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以及缺乏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8]全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形成。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管理條例》的發布，徹底界清了居民的農戶和非農戶身份，城鄉之間嚴格的戶籍制度安排，使這種二元結構具有高強度和超穩態的特征。轉型期以來，雖然各地區已經逐漸放棄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是城鄉之間嚴格的戶籍制度安排仍然沒有改變，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受到了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困難，隱形失業增加。

土地制度問題歷來是經濟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農民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沒有落到實處，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諸如產權界定不清、村干部“尋租”、土地征用困難等。[9]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我國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轉合法化作出了相關安排，但此改革步伐仍然太小。

（二）發展緩慢的第三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限

研究發現，經濟發達省份經濟發展的很大比例都是靠第三產業拉動的。2008年，浙江省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1%，江蘇省為38.1%，廣東省為42.9%，山東省為33.4%，而陜西省僅為32.9%。陜西省第三產業的比重和農業大省山東省相差不大，卻與廣東省、浙江省相差了近10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其帶動經濟發展的作用還沒有體現出來。

（三）特有的“城墻文化”延緩了陜西人走出去的步伐

文化是一個地區發展的源動力，開放、包容的文化帶動了沿海的迅速發展。陜西地處中國西北，陜西人思想觀念守舊，固步自封，不愿意走出去謀發展。據調查了解，陜西省的農民工出外打工僅僅為了掙錢養家糊口，很少有出外安家的想法；陜西省本地的大學生畢業后一般都選擇在本省內謀求一份穩定的工作，不愿意外出發展。保守、不求發展的思想觀念從根本上限制了陜西省的經濟發展。在這里，姑且稱這種文化為“城墻文化”。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大刀闊斧進行制度改革，破除制度堅冰

如今的戶籍制度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福利的含義，因此，戶籍制度改革首先要剝離戶口的福利含義，將其還原為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10]同時，建立可攜帶的社會保障制度，把社會保障的可攜帶性納入制度改革的要求之中，提高社會保障的城鄉統籌水平和社會化程度。此外，要消除公共服務的城鄉差別，建立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教育體制，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教育條件。

關于土地制度改革，經濟學家們意見分歧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私有化和要不要實行私有化。陳錫文認為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制度是中國憲法所規定的，不存在私有制問題；張五常、楊小凱等主張對于土地應該徹底實行私有化；溫鐵軍等認為土地是農民的保障，不宜實行私有化；何煉成等認為農村土地同城市土地一樣，全部歸國家所有，但農村土地的產權應交給農民及其家庭，使其自行經營和支配，不規定年限，農民可以將土地產權出租、轉讓、抵押、贈送、遺傳等。[11]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還不夠成熟，在土地所有權問題的處理上，何煉成等經濟學家的觀點和建議，不僅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同時也有助于提高農民及其家庭的經濟及社會地位。

（二）提高教育水平和質量，推行素質教育

教育關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和民族的興衰。陜西省的教育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①繼續推行九年義務教育，創造條件使高中教育義務化，使農村兒童可以享受平等的受教育的機會，提高他們的受教育水平。②積極發展農村各種職業教育，建立農村中專、職業高中和技術學校相結合的農村職業教育體系，提高農民的知識素養和勞動技能。③鼓勵大學生下鄉，把開放的思想觀念和現代化的信息工具帶入農村，更好地服務“三農”。

（三）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經濟結構轉型

陜西省產業構成很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嚴重不足，僅占總GDP的32.9%，第二產業則占據了半壁江山。第二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對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有限，因此難以推動經濟的持久健康發展。而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具有高就業彈性的特點，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極強，隨著發展第三產業將會不斷增強其對整體經濟的帶動作用。因此，陜西省應該通過優化第三產業發展環境、優化第三產業發展布局等措施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應努力推進以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型為主要特征的新興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在產業主導方面應向第三產業傾斜，使陜西省的產業發展符合產業結構演進規律，最終實現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

[1]亞當·斯密.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研究[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

[2]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ted Sup plier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1954,22(2).

[3]費景漢,古斯塔夫·拉尼斯.勞動力剩余經濟的發展[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4]王秀麗.陜西省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現狀探析[J].理論導刊,2004,(11).

[5]楊治.產業經濟學導論[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6]高翔.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現狀和發展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經濟學院,2007.

[7]高帆.論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化趨向[J].經濟研究.2005,(9).

[8]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何煉成.對農地制度改革的意見和建議[J].西部大開發,2009,（1）.

[10]王美艷,蔡昉.戶籍制度改革的歷程與展望[J].廣東社會科學,2008,(6).

[11]何煉成,何林.我國現階段農地制度新探[J].當代經濟科學,2004，(5).

F127.4

A

1002-7408（2010）12-0079-03

何煉成（1928-），男，湖南瀏陽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中國發展經濟學；賀黎黎（1986-），女，陜西渭南人，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發展經濟學。

[責任編輯：孫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