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對峙“豐田”

■崔 艷

地方立法對峙“豐田”

■崔 艷

“浙江工商單挑豐田”，被社會公認為是消費維權史上，特別是中國政府行政監管部門在探索依法治理方面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同時，浙江的一部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也被認為是迫使豐田汽車公司改變對中國市場“只道歉、不賠錢”態度的有力助推因素。

2010年3月29日下午，豐田汽車公司與浙江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簽署協議，承諾根據浙江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對2010年召回的RAV4汽車車主補償經濟損失。這是汽車召回補償在中國的首個案例。

這其中，作為目前國內極個別的對汽車召回補償作出明確規定的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豐田”不賠錢在浙江“疑無路”

2010年1月29日，豐田汽車公司宣布對中國市場75000多輛RAV4汽車實施召回，浙江占了十分之一。據報道，同樣是豐田汽車公司的汽車召回，中國與美國車主的待遇差別懸殊。在美國，豐田汽車公司將提供“上門召回”的服務，并對親自駕車返廠召回的消費者補貼交通費用，在汽車修理期間，還提供同型號的車輛使用。然而在中國，“豐田”只字未提補償。

2010年3月4日，作為消費糾紛的主管部門，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浙江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針對豐田召回事件中消費者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向豐田汽車公司提出上門召回、補償等5項要求。

2010年3月22日，一汽豐田銷售公司總經理松木秀明率團與浙江省工商局負責人在杭州進行了長達5個小時的談判。這是豐田汽車公司自1月宣布在中國召回RAV4汽車以來，第一次跟中國官方正面交涉補償問題。

2010年3月29日，在經歷了豐田汽車公司表示“只道歉、不賠錢”等過程后，豐田汽車公司與浙江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簽署協議，承諾根據浙江省相關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對2010年召回的RAV4汽車車主補償經濟損失。對浙江省工商局提出的制定時間表、上門召回、提供代步車、允許全額退還訂金和補償經濟損失等5項要求均表示接受。

2010年4月4日，杭州豐田RAV4車主陳飛軍等251人收到了浙江江干一汽豐田特約店提供的人均300元的消費券。4月7日，浙江省工商局召開“豐田問題汽車消費維權暨汽車銷售服務領域專項整治通報會”。通報會透露，浙江半數以上投訴消費者已獲誤工費、汽油費等補償。

經過近一個月的交鋒，中國消費者第一次從汽車廠商手中拿到了補償。這也使備受關注的豐田召回事件有了明確的結果?！罢憬ど虇翁糌S田”，被社會公認為是消費維權史上，特別是中國政府行政監管部門在探索依法治理方面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同時，浙江的一部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也被認為是迫使豐田汽車公司改變對中國市場“只道歉、不賠錢”態度的有力助推因素。

地方性法規讓消費者“柳暗花明”

據多家媒體報道，豐田汽車公司此前之所以不對中國車主補償，依據的是2004年由國家質檢總局等四部委聯合發布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這一規定沒有對召回廠商提出補償要求，對于發現汽車存在缺陷，隱瞞不報也不召回的情況沒有相應的處罰規定。

2010年3月1日，豐田汽車公司總裁豐田章男在北京記者招待會上道歉時表示，他將按照市場所在國法律來履行召回過程中對消費者的義務和責任。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劉俊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實際上這里面有一句潛臺詞，如果你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水準較低的話，對不起，我不可能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水準較高的美國的做法去做?！?/p>

據相關專家介紹，對于召回義務履行中發生的費用和相應的補償責任，我國現有法律法規都能夠支持豐田汽車消費者的請求，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生產者不應以中國法律規定不完備為借口來逃避責任。然而，雖然有法理層面上的支持，但是很難找到對召回補償有明文規定的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條款。

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豐田”在浙江“低頭”，一方面是因為有一個使命感和責任感強烈的浙江省工商局，另一方面是因為浙江省地方立法明確規定“三包”產品發生質量問題時，應當補償消費者的損失。人均汽車擁有量占據中國首位的浙江省，目前是我國極個別的以明確條款的形式立法規定汽車召回需由廠商支付相關損失的省份。

2000年，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浙江省質量技術監督局、浙江省經濟貿易委員會出臺《浙江省“三包”商品目錄》。其中明確規定，汽車屬于實行包修、包換、包退的商品，其“三包”期限為“一年或1.5萬公里”。同年，浙江省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其中第三十六條規定：“實行‘三包’的大件商品，應當由經營者負責修理、更換、退貨的，經營者應當上門服務或者負責運送；經營者要求消費者運送的，經營者應當承擔運輸費、誤工費、差旅費等合理費用?！睋浾吡私?，除了浙江以外，北京也有相關的規定，但對于補償的內容，僅規定了運輸費。

浙江省六和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成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面對浙江消費者，‘豐田’已經不能以中國沒有相關法律規定為由逃脫補償責任了?！?/p>

輿論紛紛認為，也正是這部地方性法規讓浙江豐田RAV4汽車車主從“山重水復”走向“柳暗花明”。

不少人士指出，浙江豐田召回補償事件背后應該反思的是中國汽車召回制度的立法部門。中國已經躍入年產銷超過千萬輛級的汽車大國行列，中國汽車工業也正在迅速發展，只有在健全法制體系的前提下，才能擁有一個健康的汽車工業。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先海認為，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之所以實行差別化策略，許多洋品牌之所以在中國能夠逃脫責任，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漏洞給了跨國公司以可乘之機。

值得關注的是，浙江的示范行為正在形成蝴蝶效應。2010年3月，浙江省工商局對豐田提出維權5項要求后，已有多個省份的工商和消保委以及消費者維權組織，紛紛派人或者致電，討教維權經驗。而浙江這部領先全國的地方性法規，也被認為將推動全國各地相關立法的進程。

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副秘書長崔東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相對于廠商，消費者是弱勢群體，而浙江依據法規為消費者維權在全國起到了示范作用?，F在感覺各個地方應根據實際情況，不斷提升自己的標準，畢竟國家標準是最低的底線，而不是最高的標準?！?/p>

“法制建設是維權的基本條件?！闭憬」ど叹志珠L鄭宇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不可否認，目前我們市場監管體系的不成熟、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跨國公司的違法行為?！?/p>

地方立法：法治建設“又一村”

在這次的豐田召回事件中，《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無疑備受矚目。正是有了關于召回補償“白紙黑字”的條文規定，才使得浙江的豐田車主有了獲得補償的底氣，更使得對消費者的保護具有了可操作性。

“豐田召回事件，讓我們看到了地方立法空間的凸顯?！蹦暇┐髮W法學院院長李友根教授長期關注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浙江的地方性立法頗有前瞻性，對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有明確的預期和詳盡的規范與指引?！?/p>

一般認為，設置地方立法權的目的有三點：一是將法律、行政法規的一些原則性規定結合當地實際進行細化，以便更好地貫徹落實；二是對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務，國家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立法，可以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進行調整和規范，以利于工作的開展；三是一些需要通過立法來調整的問題，在全國范圍內來看并不成熟，但在個別地區可能條件已具備，這時可以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先行，待條件成熟時，再由國家統一立法。

目前，無論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還是產品質量法，都沒有對“三包”問題進行詳細的規定?！皩τ凇?，各地有不同的操作，缺乏具體的規定?！闭憬∪舜蠓ㄖ莆瘑T會經濟法規處處長田夢海全程參與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的起草工作，“根據民法通則的精神，浙江的實施條例用條文的形式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p>

有學者指出，因為從屬于中央立法，地方立法具有補充性的特征，它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獨立的法規體系。然而，恰恰是這一劣勢派生出了地方立法的又一優勢。因為補充性的特征決定了它主要是“拾遺補缺”，彌補中央立法的不足，補充細化國家法的有關規定，這又使得地方立法具有了快捷便當、靈活性強的特點。

“目前一些問題，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最高院也沒有及時作出解釋，容易形成各地同案不同判的情況。這會影響法律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也有損法律的權威性?！睂τ诘胤搅⒎ǖ目臻g，田夢海處長說，“對于國家規定不明確的，地方立法可以加以明確。對于地方執行不一的，地方立法可以作統一規定。我們遇到過一些案例，比如加倍賠償問題、精神損害賠償問題，這些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地方立法就可以對此進行細化，這也是符合法的基本精神的?！?/p>

在地方立法已經走過20多年發展歷程的今天，如何完善地方立法制度，如何彰顯地方立法的空間？浙江地方立法在豐田召回事件中舉足輕重的作用，無疑具有標本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