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用“溫情與敬意”詮釋歷史

郝一默

梁漱溟被稱為“最后一個大儒”，錢穆則被稱為“最后的國學大師”。但是相對于前者的聲譽日隆，錢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對他的印象，恐怕僅停留在毛澤東對他的點名批評上。

怎么會找到我頭上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尚在離華返美途中，美國政府就發表了《中國問題白皮書》。作為反擊，新華社連續發表了6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5篇都出自毛澤東之手。

在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毛澤東點名批評了胡適、傅斯年和錢穆，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控制的“極少數人”。

被點名時，錢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對于這次點名，他反應激烈。胡適、傅斯年和國民黨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一個跑到美國做寓公，一個追隨國民黨去了臺灣。錢穆的情況與他們不同，他既沒有留學背景，也沒有上過大學，抗戰勝利后，他的“足跡不到京（南京）、滬、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單槍匹馬，一介書生”“怎么會找到我頭上”。

如果當初錢穆選擇留在內地，戰犯名單上就不會有他的名字，也不會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1949年，解放軍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留的抉擇。

很多人選擇留下來，輔仁大學校長、史學家陳垣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曾提及自己不離開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是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著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我要留下來和青年們一起看看這新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p>

在《師友雜憶》中錢穆提到，當年兄長錢基博勸他留下來，他問兄長：“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布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

錢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澤東所寫。毛澤東曾在湖南一師跟隨袁吉六學古文辭達6年之久，其白話文也被胡適贊為第一。這篇在常人看來氣勢恢弘的布告，被錢穆解讀出了不一樣的意思，而不同的解讀，也決定了各人命運的不同。

錢穆離開之前，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邀請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絕；之后他又去鄉間邀請熊十力，對方也無意離開；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沒有得到回復；他又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楊也無意離開。

一生為故國招魂

魯迅曾經這樣告誡青年：多讀外國書，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

在魯迅看來，線裝書應該被扔進茅廁，因為儒家禮教中寫滿了“殺人”二字。

在人人追求“進步”的激進年代，多數人沉浸在將傳統一股腦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的豪邁中，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們可以對昨天毫無眷戀，甚至全部拋棄。

錢穆是少數對舊世界鐘情的“頑固派”，他做出了與主流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選擇。

錢穆自學成才，36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

他在鄉間當了18年小學、中學老師，然后走向大學講臺。推薦他的人是顧頡剛。

作為中國學術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顧頡剛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過他的作品后，對其史學功底大加贊賞：“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p>

1930年，因為顧頡剛的鼎力相薦，錢穆進入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為他把“M”樓改為“穆樓”。之后，顧頡剛又把錢穆推薦給了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焙髞?，錢穆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與胡適并稱“北胡南錢”。

錢穆所處的年代，西學東漸，勢不可擋，儒學被認為是“弱國愚民”的根源，國學漸漸失寵。中國人出現了嚴重的認同危機。

臺灣學者胡昌智曾對這種認同危機做過形象的說明：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里，有一次歐陽鋒忽然忘了自己是誰，像得了失心瘋一樣，把石壁上的影子當做敵人來打。

近代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這段故事有相似之處，而不同之處在于，人們不是忘了自己是誰，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誰。

在大變局的時代中，錢穆也有過疑惑。上學時，一位體育老師得知錢穆讀過《三國演義》，對他說：“這種書以后不要再讀。這種書一開始就寫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這使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后正該學他們?！?/p>

這番話對錢穆影響深遠，自此，“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困擾了他一生，也引發了他畢生的治學宗旨：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究竟該何去何從？

面對洶涌而至的新思想，錢穆堅持不為時代潮流裹挾，他選擇在古籍世界里尋找另一個世界。他始終相信，沒有什么比歷史更能寄托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感。他寫了《國史大綱》，他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里，將來一定有用?！?/p>

這部成書于戰火紛飛年代的歷史著作，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全國大學用書，風行全國。幾十年后，歷史學家許倬云這樣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題目?！?/p>

在《國史大綱》的開篇，錢穆對讀者提出了四項對待國史的殷切期望，其中一條就是對本國歷史要持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而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讓錢穆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家中最具中國情懷的一位。他的學生余英時說，錢穆的一生，是“為故國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隱憂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

他曾經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結論：“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p>

錢穆認為，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避居香港后，錢穆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在租來的4間教室里，錢穆想努力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韻。

“新亞”之名由錢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亞洲”，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

新亞書院成為20世紀后半葉中國教育的奇跡之一。而辦學的16年，是錢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錢穆到臺灣“謀建一家，以求終老”，得到了蔣氏父子的禮遇，蔣介石為他建造了素書樓，蔣經國則聘請他為“總統府”資政，在錢穆之前，沒有學者出任過此職。

晚年的錢穆依然堅持在素書樓傳道授業。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課時突然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并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愿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

但是在“現代”的沖擊下，“傳統”早已無招架之力，錢穆所贊美的那個“禮”的世界早已崩潰。這讓錢穆的學術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國人對歷史拿出溫情的訴求，卻無法獲得商業市場的認同。

錢穆生前曾對妻子說：“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后?！卞X穆始終認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

（王國平摘自《都市·翻閱日歷》2010年第10期，李 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