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為賢者諱

徐慶全

《春秋谷梁傳》中說“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舉凡是尊者、賢者、親者的恥辱、過失、不足，都最好少說，對那些有失三者體面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鬃釉凇墩撜Z》中有過相同的倡導，他認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一種應該獲得尊重的情感，應加以尊重。于是乎，中國就形成了為賢者諱的傳統，甚至到了有些可笑的程度。

比如，為了為賢者諱，甚至連賢者的名字都成為忌諱的對象。人們所熟知的田燈“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故事；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區”的故事；司馬遷把《史記》中所有諱其父的“談”字都去掉了的故事。諸如此類，諱得可笑。連名字都諱，所謂賢者的“恥”“過”“疾”，就更不在話下了。此風遷延，至今不絕。近讀丁東主編的《先生之風》一書，仍有斑跡可尋。

《先生之風》，大多篇目是學生追念師長的。對于學生來說，師長自然為尊為賢，通讀全篇，為尊者、賢者諱的情感彌漫，很難發現學生眼中的師長有何“恥”“過”“疾”。從真實情感上，這倒也可以讓人理解?？墒?，有的師長的“恥”“過”“疾”，已為學術圈內所知，或者師長本人并不諱，而學生仍為其諱，就有些說不過去了。譬如書中兩位學生對著名史學家鄧廣銘、周一良先生的“諱”。

鄧、周兩位先生都是史學大家。20多年前，我在歷史系就讀中國古代史以及后來在這個領域吃飯那幾年，對兩位先生心中敬仰得無以復加。因導師之間相熟的緣故，還有幸數次見到過兩位先生，也隱約知道，兩位先生在“文革”中“有點事”。后來，在兩位先生的回憶中，也不諱言“那點事”。

就鄧先生而言，“文革”中，在“儒法斗爭”的高潮中，修訂出版舊作《王安石傳》，增加了“儒法斗爭”立意，自覺不自覺地配合了一回“四人幫”的“反黨”行為。后來鄧先生說：“老實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吃過太大的苦頭，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本鸵涣枷壬?，“文革”中“梁效”（北大、清華“兩?！睂懽鹘M）甚囂塵上之際，周先生因此被調入“梁效”，擔任顧問之類的職務。周先生在回憶錄《畢竟是書生》中，坦言地講到了當年的境況。

說起來，在“文革”泥沙俱下的荒謬年代，兩位先生這點事還真不是什么事。無論是鄧還周，后來說起來，不諱言，自然含著對歷史的反思，也是對當年大背景下行為的某種自責。但是，在本書中，先生的兩位弟子卻對先生都不諱言的事情，喋喋不休地替先生辯解。

鄧先生的學生說：要求鄧先生不做那點事，是“人們對于他們有一種不近情理近乎苛求的道德要求，那根本是圣人的標準”。周先生的學生說：我覺得一良先生也沒有什么需要愧疚的。不就是懷著遠遠超出一般知識分子的“原罪感”，被人利用做了“馴服工具”嗎？調入“梁效”難道不是至高無上的“組織”的決定？在“梁效”充當“顧問”難道不是為偉大領袖服務？??

兩位學生的辯解，是“為賢者諱”遺風的延續。這種辯解有些讓人摸不著邊際。其實，沒有人以圣人的標準要求兩位先生，至少鄙人從來沒有把這點事看作是兩位先生道德上的瑕疵。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納粹德國因希特勒起，是不是清算了希特勒，那些服務于希特勒的人都以他們都不是“圣人”而脫責？德國的歷史并不如此。如此說來，兩位學生刻意“為賢者諱”，不免捉襟見肘了?！?/p>

《先生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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