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史成虎

(華中科技大學 文華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山東瑯琊郡陽都縣人，不僅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當時民族理論的專家。但學術界大多傾注于諸葛亮生平事跡及政治、經濟、法制、軍事、哲學和倫理等思想的研究，而對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探究尚顯薄弱*王留想.淺析諸葛亮的民族思想[J].商丘師專，1987(1):95—98；侯紹莊,冷天放.諸葛亮對“南中”寬緩和善的民族政策[J]，貴州文史叢刊，1989(3):36—38；黃崇成,高宏.諸葛亮的民族政策及其對蜀漢政權的影響[J].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4):33—35；李小龍.論諸葛亮民族政策的啟示意義[J].絲綢之路，2010(16):22-23。另外，關于民族政策思想研究還零星散見于諸葛亮研究的理論著作中。，尤其是在“西和諸戎”民族政策思想方面的研究更是空白。筆者認為，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缺乏全面系統的深刻認識，也沒有形成有較大影響的理論成果。當前，在民族和民族問題日益凸顯的時代背景下，加強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研究尤顯必要。

一、“南撫夷越”

蜀漢管轄的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南中四郡(主要包括今天的云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面積約占蜀漢全境的一半。這一地帶散居著諸多少數民族，主要是兩大族系：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等族；百越族系，如“濮”、“僚”、“板楯蠻”等族。劉備入主西川以后，重用南郡人鄧方、南中人李恢等，在他們的治理下，南中尚能維持基本穩定。劉備夷陵兵敗后，南中地區的一些部族首領及漢族中的豪強大姓蠢蠢欲動，暗地彼此勾結，先后舉事，企圖割據稱雄。乘蜀漢政權勢力式微之際，孫吳勢力也挺身西進，通過遙授雍闿為益州郡太守，劉闡為益州刺史等方式插足南中，這使南中政治局勢更趨復雜化。南中復雜多變的政治局勢，對有著“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1]之志的諸葛亮而言，無疑是心腹大患。為此，諸葛亮積極推行《隆中對》中的戰略謀劃：“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以開拓疆土，穩定局勢，彌補蜀漢與曹魏、孫吳相比在人力、資源及地域上的不足。

劉備駕崩，少主愚暗，蜀漢政權隨時有傾覆之險。但在諸葛亮的治理下，經過近兩年的休養生息，蜀漢元氣日漸恢復。建興三年(公元225年)春，諸葛亮果斷決策，不顧長史南陽人王連“南中是不毛這地，瘟疫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的良言苦諫，決定率兵三路，親自南征。建興三年秋，南中叛軍勢力基本消滅，三軍克期會于滇池，南中四郡悉平。蜀漢的戰略重點是“傾國北伐，以事強賊”[2]，平定南中繼而保持其穩定以助北伐才是上上之策，這點從諸葛亮的《出師表》中亦得以見證。為有效經營南中夷地，達到“夷漢粗安”的目標，諸葛亮對南中諸郡采取了以“和撫”為主，兼施武功的民族政策。

(一)堅持“攻心為上”、“心戰為上”的指導思想

諸葛亮南征誓師，參軍馬謖不忍離去，送至數十里外。臨別之時，諸葛亮向馬謖征詢破敵良策。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盵2]馬謖的建議與諸葛亮“南撫諸戎”的民族政策思想不謀而合，因而深得諸葛亮賞識，其建議也被諸葛亮所授受。

諸葛亮南征中始終秉持“心戰為上”的指導思想。諸葛亮南征平叛，夷王高定元實力最強、氣勢最兇，是最先討伐的對象。在討伐高定元叛軍時，諸葛亮鎮定自若，洞察戰局，決定立營卑水，斂兵守險，意欲“俟定元軍集合，并討之”。[3]在雍闿遭高定元親信襲殺，王士遭遇不測之后，諸葛亮見戰機成熟，率領眾將士直搗高定元老巢，獲其妻小。高定元“敗北”后，諸葛亮依然堅持“心戰為上”的原則，沒有窮追。直至高定元糾合殘部卷土重范，才將其斬于馬下，蜀軍攻克越嶲郡，夷將孟獲被迫南逃。孟獲是少數民族的首領，在南中享有崇高威信和較大影響。在追擊南逃的孟獲時，諸葛亮也始終持守“服其心”之策。蜀漢三軍將孟獲叛軍圍于南盤江上游，經激烈苦戰之后，生擒孟獲。為使孟獲誠心歸服，諸葛亮將其“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烈苑絼赵诒?，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惡矣’”。[4]353由于諸葛亮的心戰之術，使孟獲及其殘部反叛之心無存，甘愿誠心歸漢。不僅如此，在南中平定后，諸葛亮亦堅持“攻心為上”的思想，積極爭取南中豪強大姓及在各民族頗具威信的酋長支持，使南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夷漢粗安”。

(二)調整南中郡縣設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帥的勢力

南中諸族發生叛亂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叛軍首領的來源看，主要有兩個方面：或南中“大姓“，多為漢民及部分地方豪強；或夷王或夷帥，即各少數民族的首領或酋長。長期以來，南中各地首領，擁兵自重，雄居一方。隨著勢力的不斷增強，他們的政治野心就會膨脹，進而借機發動叛亂。對這一點，諸葛亮是有深刻認識的。為穩固蜀漢政權在南中的統治，削弱地方豪強、夷帥的勢力。諸葛亮對南中郡縣作了進一步地調整，將南中由原來的四郡擴編為七郡，即建寧郡、云南郡、興古郡、朱提郡、牂牁郡、越嶲郡、永昌郡。諸葛亮在南中所轄地域并未延展的基礎上對郡縣進行細分和對郡守的適當調整，使南中郡縣之間彼此牽連、相互制衡，以達到限制和削弱南中豪強勢力的目的。此外，諸葛亮還“移南中勁卒、青羌萬余家于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飛軍”[4]357。這種有計劃的將“勁卒”、“青羌”遷徙到巴蜀等地的措施，充分發揮他們優勢和長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蜀漢北伐曹魏兵力不足的矛盾。而且，在李恢任庲降都督期間，又“遷濮民數千落于云南、建寧界，以實二郡”[4]435?？たh調整和民族遷徙等措施，極大地削弱了南中豪強和夷帥的實力，有利于南中的穩定和蜀漢中央政權的統治。

(三)推行夷漢官吏交流制度，加強蜀漢中央對南中的管理

平定南中以后，諸葛亮對南中總的思想是“不留兵、不運糧”，讓夷人自己管理自己，即“以夷制夷”。為加強蜀漢政權對“南中七郡”的有效管理和實際控制，諸葛亮開始在南中積極推行夷漢官吏交流制度。首先，“南中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1]，選拔在各部族中具有威望的上層人士擔任郡縣官吏。依照封建政治體制和官吏任免慣例，地方政府官吏由中央委任。南中郡縣是與蜀漢中央相對應的地方政權，地方大小官吏都應該由蜀漢中央直接委派，不能大量任用當地人，尤其是夷越人。南中郡縣官吏由蜀漢中央委派，可以免除地方勢力盤居、尾大不調局面的再次出現。對南中郡縣官吏委派，諸葛亮以“夷漢粗安”為目標，考慮群臣建議并結合南中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實際，決定延續秦漢羈縻制度，不僅不改變南中夷越諸族原有的組織形式，還繼續任用原有的南中豪強大姓和夷帥擔任當地官吏，實行對南中地區管理權。對南中大姓適度擴張勢力的舉動不僅不限制反而是有限度的倡導，甚至直接支持。其次，吸收南中大姓中的代表人物或夷越首領到蜀漢中央任職，以示信任。諸葛亮對夷越首領的考察任用，堅持“待眾寬而不忌，記人功而略而瑕”[5]的原則。夷越諸族首領有的人確有反叛之心，諸葛亮將其遷至成都，就近管束。而對蜀漢忠貞不二的夷越諸族首領，且在夷越中頗具影響力的顯要人物，諸葛亮為表獎賞，同時也為夷越首領樹立典范，將這些顯要人物調到中央，量才適用。如提拔大姓爨氏首領爨習任領軍，提拔孟獲到蜀漢中央任御史中丞，提拔孟琰蜀漢中央任輔漢將軍等。通過他們的作用和影響，蜀漢加強了對南中諸郡的實際統治。再次，蜀漢政權選派具“雙重身份”的良吏到南中任職，以鎮撫地方。所謂“雙重身份”是指一方面官吏要對蜀漢忠心耿耿，另一方面要出身于南中大姓，他們不僅熟悉當地情況，而且與當地大姓仍保持聯系。如委派李恢(建寧俞元人)任建寧太守、馬忠(巴西閬中人)任牂牁太守、張嶷(巴郡南充國人)任越嶲太守。派遣具雙重身份的良吏治理南中，既有利于團結南中大姓，獲得他們的支持，又有利于蜀漢政策在南中的順利推行。委派蜀漢良吏到南中諸郡任職，使蜀漢在南中的民族政策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確保了南中的安定。

(四)重視先進經濟文化傳播，以推動南中經濟社會發展

南中地區地廣人稀，物產豐富。但與漢族地區相比，南中地區總體上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文化落后。南中夷越諸族是由多個少數民族構成的，各少數民族之間發展水平相差甚大，有的少數民族仍處于原始社會末期，有的少數民族還處于奴隸社會初期，也有個別少數民族與漢族發展水平相差無幾，處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或封建社會初期。為改變南中地區生產力落后的狀況，諸葛亮積極推廣漢族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諸葛亮不僅委派良吏到南中任職，允許漢族人遷徙南中地區，而且還命人教打牛以代刀耕，夷眾感悅”[6]。這樣，夷越諸族逐漸掌握了鐵制農具進行生產技術。諸葛亮帶牛耕的傳說直到今天仍在云南德宏傣族中廣為流傳。興修水利是諸葛亮重視南中地區發展的又一突出表現。南中地區多為山地，農田灌溉主要依靠自然力量，這樣農業收成好與壞，地利和天時是決定性因素。諸葛亮為改變南中靠天吃飯的現狀，發動當地官吏和民眾積極興修水利工程，引水灌溉農田。這樣，就擴大了南中地區的耕地面積，提高了農業產量，增強了農業收入。同時，蜀漢政策的宣傳和誘導，長期過著狩獵生活的夷人也走出深林，徙居平地，主動從事農業生產，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對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重視是諸葛亮發展南中的又一舉措。南中諸郡積極落實諸葛亮的政策措施，將原來的私人占有的鹽井和礦山收歸官有，設置專門負責鹽鐵業的鹽鐵官，統一經營管理鹽鐵生產。而且，諸葛亮還大力提倡和傳授手工生產技術。這些切合南中地區實際的民族政策，促進了當地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推動了南中地區的經濟發展。

隨著南中地區與蜀漢內地交往日益頻繁，彼此聯系逐漸增多，后來部分漢族人移居南中，他們在帶去先進生產技術和手工技術的同時，也帶去了內地傳統優秀文化。在遷徙漢族人的影響和示范作用下，夷越許多部族結束了沒有文字，沒有姓氏的歷史，文化落后的狀態開始改變。漢族文化的傳播，促進了夷越諸族的進步。

(五)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以籠絡南中各少數民族

南中地區多為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南中地區少數民族俗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為緩和并改善與南中少數民族的關系，諸葛亮相當尊重南中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在治理中充分利用當地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以加強對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據《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南中地區夷越諸族信奉巫教，迷信鬼神，諸葛亮利用這一風俗特點，諸葛亮借助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后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赍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以呈詣，動亦如之”[7]。這充分表明諸葛亮積極利用夷越諸族宗教信仰，借助宗教畫以使他們服從于蜀漢政權統治。對夷越諸族的風俗習慣，諸葛亮自己也是相當尊重的。不僅如此，他還要求駐守南中的大小官吏與夷越諸族中有“投石結草”風俗民族盟誓，通過盟誓的方法來降低他們對蜀漢統治的敵對情緒。史料表明，諸葛亮的這些措施與策略基本上得到了貫徹執行。例如在夷越勢力很大越嶲郡，為開通旄牛道，得到旄牛地區少數民族的支持，張嶷與其首領狼路“盟誓”，“遣左右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王，遣使將路朝貢?！盵8]在當地少數民族的支持下，這條古道修通，方便了少數民族與漢族地區的商旅往來，加強了與內地的聯系。這都有力的證明了尊重夷越諸族風俗和宗教信仰是深得他們信任的，蜀漢在南中的統治也更加深入。

二、“西和諸戎”

在蜀漢西北部與曹魏的交界地帶，有漢嘉郡、汶山郡、陰平郡和武都郡等四郡，這里是氐、羌兩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分布著氐、羌民族的眾多支系，例如陰平郡，“多氐叟，有黑、白水羌、紫羌”[9]。蜀漢南征后，在實施“南撫夷越”民族政策的同時，也積極推行“西和諸戎”的民族政策，以獲得氐、羌等少數民族的支持，從而擴大蜀漢政權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建立蜀漢政權的統治。

蜀漢西北部四郡位于川陜甘交界地帶，其中漢嘉、汶山兩郡離曹魏屬地較遠，而陰平、武都兩郡與曹魏毗連，基于軍事地位的重要性，成為蜀漢與曹魏的必爭之地。在劉備入主西川以前，陰平、武都為曹魏控制。在劉備取得漢中不久，氐人雷定率部七萬余眾棄魏降漢，氐、羌族分布區域部分統歸蜀漢，成為其屬地。由于這些地區屬蜀漢與曹魏的邊界，所以歸屬問題時有變動，諸葛亮“西和諸戎”的民族懷柔政策，試圖與氐、羌等族建立良好關系，進而最大限度地讓少數民族服務蜀漢政權。與南中“南撫夷越”的民族政策相比，諸葛亮對氐、羌等族采取的是和撫懷柔與軍事鎮壓并用的政策，其中鎮壓為主，和撫為次。

在推行“西和諸戎”的民族政策時，在軍事方面諸葛亮善于借助在氐、羌族中有頗具威望和較大影響力的馬超、姜維兩位將軍，以贏得氐、羌等當地少數民族的支持。關于馬超與羌胡特殊關系，《三國志·蜀志·馬超傳》有“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10]的記載。馬超將軍與羌胡族有著特殊的關系，其父馬騰原籍扶風茂陵，系羌胡女所生，不論是馬騰還是馬超都在羌胡族活動地域內生活，因而他們與胡羌族之間有著深厚的感情。在馬騰、馬超能擁兵一方，也多借助氐羌之力。姜維將軍(天水冀縣人)經歷與馬氏父子相似，從小生活在氐羌族活動區域的周邊，在當地也有一定影響。而對氐、羌等民族的治理，諸葛亮則委派馬忠、張嶷等到此任職，積極推行溫和安撫政策。他們在北伐曹魏或推行“西和諸戎”的民族政策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隴右諸羌介于蜀漢與曹魏之間，因而是他們爭奪的焦點，戰爭相當頻繁，氐羌族活動地域成為重災區。在此期間，蜀漢也不得不積極爭取西北部少數民族支持以彌補自己在兵力和糧草方面的不足。建興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戶于廣都”。[11]甚至不惜一切對不堪忍受戰亂之苦而反叛的羌族進行鎮壓。這不難得出結論，在戰爭頻繁的歷史條件下，蜀漢“西和諸戎”的民族政策執行力是相當有限的。相比而言，蜀漢“西和諸戎”的民族政策稍遜于“南撫夷越“的民族政策，而且軍事鎮壓多于和撫懷。既使這樣，與曹魏在這一地區實行的民族政策比較起來，不知要溫和多少倍。

三、對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粗淺評價

要對歷史人物的思想有客觀全面的評價，需要有正確的立場和科學的方法，不能帶有任何主觀性、隨意性。如何去評價歷史人物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范。評價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要遵循兩條思路：一方面，不能苛求于古人，要將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放在當時的特定時代去考察；另一方面，評判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對當下處理民族和民族問題有無借鑒價值和參考意義。

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是三國時代背景與蜀漢民族國情相結合的產物，蜀漢民族政策是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表現的最重要載體。因而評價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在以蜀漢民族政策為切入點。從橫斷面看，蜀漢民族政策與曹魏武力征服的民族政策(核心是剿殺或強制遷徙少數民族)和孫吳軍事鎮壓的民族政策(核心是掠奪少數民族資源)相比，蜀漢和撫懷柔的民族政策明顯略勝一籌；從縱斷面看，與秦漢羈縻民族政策及兩晉強勢民族政策相比，蜀漢民族政策也毫不遜色?？v覽蜀漢民族政策不難發現，“和撫懷柔”是諸葛亮“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民族政策思想的核心。在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指導下，蜀漢政府能夠結合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實際，充分考慮少數民族的特點，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制定比較切合實際的民族政策。這對調整漢族與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加強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是有積極意義的。這點，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諸葛亮畢竟是蜀漢地主階級的代表，不可能超越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他的民族政策思想是以維護蜀漢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為目的的，不可能實現各民族的真正平等，消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清除民族隔閡和民族仇視，民族矛盾有所緩解但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板阈U心異”、“糾合其類”等語還表現出諸葛亮有歧視少數民族的傾向。既便如此，歷史的印跡絲毫不能遮蔽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的光輝。諸葛亮重視少數民族的特點、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等諸多思想對當下處理民族和民族問題仍具有借鑒價值和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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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柳春藩.正說諸葛亮[M].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237.

[7] 曹璩.華陽國志·南中志:卷4[M].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364.

[8] 曹璩.華陽國志·南中志:卷43[M].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1008.

[9] 曹璩.華陽國志·南中志:卷2[M].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巴蜀書社，1984:165.

[10] 陳壽.三國志·蜀書·馬超傳:卷36[M].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983.

[11] 陳壽.三國志·蜀書·后主傳:卷33[M].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