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田園詩的奠基石——論南星的詩歌創作

陳芝國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廣東廣州 510303）

現代田園詩的奠基石
——論南星的詩歌創作

陳芝國

(廣東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廣東廣州 510303）

作為中國古代詩歌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田園詩,在中國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逐漸加劇的現代化轉型進程中,似乎難以再獲生機。南星雖然長期遭到新詩史的忽視,但他在中國古代田園詩歌傳統和英美現代詩人崇尚自然觀念影響下,以其親近自然的獨特心性、敏銳的觀察能力和杰出的語言表現能力,創作了大量“溫情”的田園詩,為田園詩的現代性再生做出了成功的嘗試,可以視作中國現代田園詩的奠基石。

南星;田園詩;現代性;奠基石

在中國古代詩歌長河之中,田園詩綿延千年而不絕,一直是中國古代詩歌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新詩在創生之初往往以現代性為旨歸,田園詩傳統一度被中斷。天才詩人吳興華曾著文談論過田園詩的問題。他認為:“新詩繼舊詩而起后,田園詩十分衰替,一大部分詩歌,都是戀愛,和說理的,劉復的《一個小農家的暮》可以算比較使人滿意的作品。然而除了那篇兒歌似的詩以外,就沒有一首夠得上稱為田園詩的作品了,直到后來湖畔社的馮雪峰和潘漠華寫了《若迦夜歌》、《溫靜的綠情》后,中國才算有了比較像樣的田園詩?！盵1]在指出馮雪峰和潘漠華的兩首詩是比較像樣的田園詩之后,吳興華接著說道:“南星的詩,好像馮延巳的詞的‘堂廡特大,開有宋一代風氣’一樣,正中的詞淺近而流麗,易于模仿,后來的晏殊、晏幾道、毛滂等,都是模仿他的詞。南星的詩也是一樣,以他這幾首詩,將來一定能開出一派田園詩人來,正像孫大雨先生的幾首商籟體,開出一派十四行的詩人一樣?！盵1]由此可見,在眼界甚高的吳興華那里,南星才是中國現代田園詩的開創者和奠基石。

一 南星與“廢名圈”詩人的關系

1932年,就讀于北京大學西語系的南星,在張友松編輯的《春潮》月刊上發表了第一首詩;1933年,他又在于庚虞主編的《茉莉》月刊上發表了第二首詩。此后,他的詩和散文的創作,便頻繁出現在《現代》、《文學季刊》、《水星》、《文飯小品》、《新詩》等知名刊物上。在抗戰爆發以前,新詩社已出版了他的兩本詩集:《石像辭》和《離失集》。同時,他還與人合作編有純文藝雜志《綠洲月刊》,其師朱光潛不僅題寫刊名,而且還饋贈佳作多篇。梁實秋、李健吾、卞之琳、曹葆華、李廣田、馮至、何其芳、辛笛、陳敬容、方敬、金克木等人都有詩文在這本刊物上發表。南星雖然“有些癡”,“常常像是心不在焉的樣子”,“忽此忽彼”,常常令人“感到莫明其妙”,[2]309令朱英誕認為其“人品”有問題,①朱英誕在《讀〈災難的歲月〉》中寫道:“戴望舒先生的人品也是有限的;還有詩人南星也是這樣?！币姟度A北日報·文學》第39期,1948年 9月 26日。但他通過發表詩文、出版詩集與編輯刊物,與很多作家、詩人和編輯都結下了很深的友誼。比如金克木和辛笛,他就多次賦詩撰文表達思念之情。他在 1944年亦曾滿懷深情地回憶道:“那些編輯人,無論識與不識,都是異常地誠懇,柔和,熱心,甚至在同一刊物發表過作品的人們也寫起友情的信來,那種空氣實在可以說是造成當時我的生活情趣的原因之一?！盵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星留下來的文字當中,他從未以詩文酬答過林庚、廢名、朱英誕與沈啟無。因而,對于陳均將南星算作“廢名圈”中詩人的說法,似乎有略作補充的必要。

南星 1935年從北大西語系畢業以后,曾到中學去教書,“因為像是漫不經心,又同學校當局少來往,總是任職不長”,[2]由于在北京找不到職業,也曾一度到貴州花溪謀生,由于水土不服,一年多以后,又重返北京,經常囊中羞澀。在 1940年,這位對社會事務不甚在意的詩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的壓力,開始在周作人主持的北京大學文學院英文系任英文翻譯課講師。至此,開始與周作人、沈啟無、朱英誕等人相交往,但他與這些人的交往似乎并不深。其實,像南星為了在艱難的時代生活下去,在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學講授與殖民統治無關的英文翻譯,應該得到后人的理解。彼時彼地,正如郭蕊所說的那樣,“留在北京要想找一個和敵偽不沾邊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4]況且,直至光復,南星并沒有像周作人那樣為日本殖民統治“東奔西走”,也沒有像沈啟無那樣為了掌控北京以至整個中國淪陷區的文壇而用盡心機,當然也沒有像朱英誕那樣充任過偽北京市政府機構的職務。沈啟無確曾約集南星、朱英誕、李曼茵與李道靜等人,一起談論詩歌,但這都是 1940年以后的事,而且與沈啟無等人談論詩歌,并不能證明南星就與他們一樣,也認同廢名的詩學觀念。其次,據筆者看來,與沈啟無、朱英誕、李曼茵、李道靜等人相比,南星戰前已在詩壇獲得了名聲。甚至可以說,他在戰前的詩名也不低于林庚,這既可以從二人在《新詩》上發表的詩作數量得到證明,不算譯詩,前者發表 25首,后者僅發表 8首;而以詩集出版而論,前者也不輸于后者;在林庚受到朱英誕等更年輕詩人欽慕的同時,南星也備受天才詩人吳興華的推崇。換言之,南星走進“廢名圈”,主要不是因為他與沈啟無、朱英誕、李曼茵等人有著相同的詩學追求,而是因為生活所迫而致的人事交往。再次,南星在抗戰爆發以后曾約吳興華、林以亮等燕大學子創辦過詩刊《籬樹》,南星的詩《水畔》完全集自吳興華的詩句,這也表明南星在詩歌觀念上不是與所謂的“廢名圈”詩人一致而是與吳興華相似。

二 詩化生活與外國影響

南星之所以鐘愛田園詩,并能使這一詩歌類型在他手中完成現代性的轉換,首先與他的詩化生活有關。張中行在回憶南星時曾說:“有些人慣于從表面看他,沖動,孩氣,近于不達時務。其實,南星之為南星,也許正在于此。我個人生于世俗,不脫世俗,雖然也有些幻想,知道詩情琴韻之價值,但是等于坐井中而夢想天上,實在是望道而未之見。南星則不然,而是生于世俗,不粘著于世俗,不只用筆寫詩,而且用生活寫詩,換句話說,是經常生活在詩境中。我有時想,如果以詩境為標準而衡量個人之生,似乎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完全隔膜,不知,當然也不要;另一種知道詩境之可貴,并有尋找的意愿;還有一種,是跳過旁觀的知,徑直到詩境中去生活。南星可以說是最后一種?！盵2]312這種跳過旁觀的知,亦即跳過社會通行的生活禮俗和意識形態,而徑直在詩境中生活,也就更容易將那些被社會現代性的意識形態遮蔽的存在通過詩歌的語言加以敞開。旁觀的知,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是“日常的言談”,是“一種被遺忘了的、因而被用濫了的詩歌,從那里幾乎不再發出某種召喚?！倍鴱街钡皆娋持腥ド钏a生的詩,恰恰是一種“本真的詩”,“本真的詩”乃是一種“人之說”,而“人之說是命名著的召喚,亦即那種從區分之純一性而來令物和世界到來?！盵5]這種“徑直到詩境中去生活”的詩化生活,在南星這里主要表現為親近自然,傾心田園。

抗戰爆發以前,南星曾在貴州花溪工作一年,這一經歷對他的人生與文學影響都很大?；ㄏm曾令他的內心感到“寒涼”,以致他認為是對他的“最重的刑罰”,但一旦經過時間的過濾,留在他記憶中的都是“可喜的情景”。到了 1941年,他在散文中這樣對比花溪和北京。首先是花溪:“城中四分之三是田地。我看見自己做了一個清晨的巡游人,滿腳是泥土,滿身是露珠,禾苗如同美麗的海浪,一直涌到城墻的盡頭。城角才有幾間茅屋,靜靜的,連車輪聲也聽不見。樹下有幾只沒有看守的驢在散步覓食,我也就在那兒久立不去。有時候黃昏,我的道路通著那個廣闊的湖沼,水淺不能行船,但月亮把它變得又光輝,又神秘,我守在岸邊,必須等到湖水暗下來夜風使人悚懼的時候?！盵6]城中充滿田園氣息,“城外更是無邊際的碧綠”,稀疏的村落、曠野、滿枝花朵的老樹、蜂叫和鳥鳴、叢林、小橋、蘆葦草葉、渡口、舊帆船和船家口中出來的神異的故事,這一切都使他不忍離開,使他留戀忘返。然而,當他為了生計回到北京,只有“一半是個文化社會的都市”的北京,也使他不快:“給我那孤獨吧,但是,也給我那豐富的田野吧。在這個都市的城里住得太久了。田野如夢,似乎再不能相見。在街上,過多的聲音,過多的車馬,過多的同行者,以塵土互相饋贈。在屋里,一行行陳舊的書籍,每天作重復的絮談?！盵6]南星能夠成為一個田園詩人,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他對現代城市生活中世俗性的嫌惡。王光明曾以國統區和解放區的詩歌都趨向于鄉村題材的現象為例,指出:“中國新文學自它在西方近、現代文明影響下成型以來,在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的緊張沖突中,愈來愈向本土農村文化認同的現象,從一個側面非常深刻地反映了落后民族在世界現代思想文化思潮沖擊下的內心焦慮和精神失調,由此也可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身的問題?！盵7]南星一系列贊美寧靜田園的詩文,也表明這一說法也適用于淪陷區詩壇。

直接從外文大量閱讀外國詩歌對于北大西語系畢業的高材生南星來說,是填補日?？仗摰膼酆?。雖然我們由于文本的可得的有限性,如今還無法對南星所受外國詩人的影響詳加清理,但似乎應該注意他對于德拉梅爾、勞倫斯和彭斯等親近自然的詩人的喜愛。南星在思念朋友金克木的散文中曾說道:“四年前,秋天,我住在大學宿舍里?！菚r候我已經喜歡德拉梅爾和勞倫斯了?！盵8]南星譯有 D.H.勞倫斯的詩 5首,分別為:《病》、《憂懷》、《萬靈節》、《困苦》和《寒冷的花》,載于 1935年 6月25日出版的《文飯小品》第 5期;該刊同期也發表了他的詩論《談勞倫斯的詩》。他在這篇詩論中寫道:“有人稱他為‘神秘的唯物論者’,我以為倒不如稱他為‘極端的自然主義者’。一生沒有改變這種思想的勞倫斯,生在現代的英國顯然是不適宜的。他厭惡所見的一切有規律的人類的活動,那種活動違反自然,使靈魂失去自由,完全是‘罪惡’?！盵9]因而,我們不能否認勞倫斯對于現代都市文明的厭惡和德拉梅爾、彭斯的田園詩創作在跨語際的轉換中也不同程度地“傳染”給了他,使他的田園詩在詩質和詩形兩個方面都與中國古代田園詩有了很大的不同。

三 自然的詩意與自由的詩形

“廢名圈”詩人的詩作,大多與廢名的詩學和廢名的詩作一樣,傾向于晦澀一路。沈啟無甚至將晦澀作為新詩發展的必然趨勢,他在寫給李道靜的信中曾說到:“私意覺得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詩與散文,至今日的狀況之下,很有一個必然性在那里。由胡適之的愛清淺,新月派的愛整齊,再進而到現在的晦澀境地,正是新詩的進步現象?！盵10]然而,南星的詩作,從他早期的《石像辭》到他后期的《三月·四月·五月》,用語都不像“廢名圈”詩人那樣晦澀難懂,而是用說話的調子,淡而有味地表現一種清新自然的詩意。例如他的組詩《九歌》的第一首:“田野讓行人顯得渺小了。/草棉之叢是最后的站立者/用它們干枯的枝葉說深秋。/田邊的古井終日無聲,/井臺上已有堆聚的棉果了,/誰是殷勤的采集者呢?/我看見一個屈身的女人,/停在她的棉田中如有所思,/于是我望著遠處的列樹/對那些長影子默默地說憶念,/直到天上有聲音疾馳而來,/讓我仰看無數山鳥之飛過?！盵11]開篇“田野讓行人顯得渺小了”,短短的一行,看似極自然的描繪,卻給全詩定下田園詩特有的情感基調:寧靜樸素而又恬淡曠遠。詩中的言說者,置身于田野的行道之上,用一雙柔和而明亮的眼睛,觀看著深秋田野上的一草一木。他的目光在草棉、田地、古井之間自由自在地游移,因為他的目的就是為了營造和言說田園生活寧靜素淡的整體之美,而不是滿足某種外在的意識形態的需要,去專門捕捉田野中的某一點,加以夸大和鋪排。從井臺邊的“堆聚的棉果”,想到殷勤的采棉人,于是“屈身的女人”自然地走進視野之中。她的“如有所思”使得言說者也不由自主地沉入想象之中,對著“列樹”的“那些長影子默默地說憶念”。好的藝術在于收放自如,最后的兩行,天空中疾馳的鳥聲將言說者的思緒重又拉回現實的田園世界。

與“五四”白話詩人相比,南星在面對田園世界時,在抒情寫景兩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劉復的《一個小農家的暮》以摹寫鄉村生活而出名。雖然我們在該詩中難以找到明確的言說者,但言說者卻始終試圖以客觀的立場冷靜地注視這個暮色中的小農家,抒情視角的改變使得這首詩與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風味相距甚遠。劉復在這首詩后標注的寫作地點為“倫敦”,恰好說明這只是詩人對鄉土中國的某種國族式想象。胡適說:“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里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盵12]劉詩雖然還淺淺地流露出中國古代田園詩特有的詩味,但由于采用的是“具體的做法”,畢竟已不再像中國古詩那樣,抒情主體處于未定狀態,每個讀者都能夠以抒情主體的身份走進文本所呈現的世界。由于劉詩所使用的現代白話句式已對語言的邏輯關系進行了極大程度的限定,它雖然依舊留有舊體詩詞的影子,但古代田園詩的光暈卻不復存在。劉詩中“他”與“她”的使用,拉開讀者與詩歌呈現的世界之間的距離,而南星的《九歌》,雖然抒情主體以第一稱“我”出現,但言說者“我”卻以行人的身份置身于田野之中,而且由于“我”的目光在漫無目的游走,讀者就更容易參與到文字營造的世界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南星雖然和同時代的許多詩人一樣,在年少時代就受到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熏染,但他很少像林庚那樣寫古詩氛圍濃厚的四行體田園詩。南星的田園詩幾乎都是自由體,讀者從他留下的作品中,無論是詩集《石像辭》、《離失集》、《春怨集》與《三月·四月·五月》,還是發表在各類報刊雜志中的其他詩作,都很難發現格律謹嚴的作品。南星的舍格律而取自由與吳興華和林庚是很不一樣的。吳興華非常推崇南星的組詩《九歌》,后來他也曾以此為題,寫過 9首短歌,不僅講究押韻,而且每首皆為 9行,每行皆為 9字,格律非常謹嚴。林庚的《北平情歌》曾招來錢獻之和戴望舒的批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格律謹嚴,多數詩歌在戴望舒看來無非是詩行延長了的古典律詩。比如他發表在《新詩》上的《四行詩三首》,前 2首各 4行,每行 11字,第 2、4行押尾韻,第 3首由兩個 4行的詩節構成,第 2、4、6、8行押尾韻,格律之嚴,惟有在律詩中才能看見。南星之所以絕少創作格律體新詩,主要與他對新詩發展趨勢的思考相關。在 1935年前后,仍是北大西語系學生的他,就認為:“中國的新詩則剛剛算是展開了它的新形式,盡量脫去腳韻和字數行數的束縛,與世界新詩形式取同一動向了?！盵8]

四 “溫情”詩風的追慕與創造

田園在南星的眼中呈現出和諧寧靜的一面,而不是像艾青那樣呈現出苦難悲憤的一面,既與他親近自然的詩化生活有關,也與他對“溫情”詩風的追慕相連,二者形成了一種相互觸發的關系。南星曾試圖從近 30年的新詩歷史中梳理出一條“溫情”的路線。他在《談“溫情”詩選》一文中對朱自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和艾克頓和陳世驤英譯的《中國現代詩選》頗有微詞,原因在于他認為他這兩本詩選各自都沒有一個清晰而統一的編選原則。他自己則想編選一部“溫情”詩選,因為在他看來:

嚴格說起來,好詩很足以使我們由紛亂入于寧靜,由煩躁入于柔和,由空虛入于舒暢。我們無論過的是閑暇的或忙碌的生活,都愿意常常有一種“溫情”陪伴著我們,使我們的心靈滋潤。如果我們在寒冷的暗夜中徘徊,望見一個小小的窗子,其中透出淡紅的燈光;如果我們走在遠鄉的道路上,臨近自己的村莊了,親切地看著道旁的一草一木,聽著幾聲蟲叫或蛙鳴;如果我們在春天黃昏的細雨中,打一把傘在林道上散步:我們不會覺得心里充滿了“溫情”嗎?然而,這些情景是我們愿意常常有而不能的,只余下對于充滿“溫情”的新詩之渴望了。[13]

他對于“溫情”的新詩渴望與實踐,表現出了現代漢詩中少見的對于以城市化為表征的社會現代性的拒斥和批判。這種審美批判與西方現代主義的反城市傾向無疑存在共通之處。這既是西方審美現代性的一次跨語際旅行,當然也體現著詩人渴望完成古代山水田園詩傳統的現代性轉換。例如《長安街獨立》:“石橋的陰濕夜天空/掛著一兩顆有面幕的星斗,/在酣睡的列樹覆蔽下的/警士如一個剪貼的人形。/只有三五個緩步者互相追隨,/帶著他們夢寐的喃語。/我想開口學一聲春宵鳥啼,/但寒冷通過列樹而下降了,/群葉似將同時墜地,/余下無生意的凝凍的世界,/和這孤獨的雪夜街頭人?！盵14]長安街無疑是 20世紀北京城中最繁華的街道之一,卞之琳寫過《西長安街》,吳興華也寫過《西長安街夜》。在吳興華的筆下,長安街究竟如何,讀者始終不得而知,只知道言說者不喜歡夜晚的長安街而喜歡夏夜家鄉的田園。卞之琳視野中的長安街雖然也有不盡人意之處,但也不是完全令人感到生疏和冷漠。在南星的詩中,言說者獨立于冬天雪夜的長安街上,凝凍的長安街只給了他陰濕、寒冷、無生意和孤獨的體驗。如果說隱喻田園情調的“春宵鳥啼”在這樣的城市夜晚,是難以實現的奢望,那么“警士如一個剪貼的人形”,則更是將冬夜的城市街道上的寒冷、孤獨與死亡細致逼真地展示出來。古代田園詩人筆下對于仕途官場的普遍性憎惡,在接受了西方現代詩歌審美現代性體驗的南星筆下,初步完成了現代性的轉換,呈現為城市對人的壓抑和異化。

描寫喧囂和孤獨的城市生活的筆觸,在伸向田園的風景和人物時,往往變為寧靜與和美。他的《田園九章》,就由 9首描寫田園生活的小詩組成,如其中的第 5首《暮雨》:“群兔藏在磚覆的洞中,/馴鴿伏在屋檐之下,/只有負著濕痕的老樹,/是穩定的,如多年前。/這暮雨帶來了多少寒冷。//告訴我:/是否有聲音透過你的小窗,/院里的稻束是否濕潤了,/從那高聳的白楊枝上/是否有積聚的水珠滴落下來。//莫離開你的屋子,/讓你的雙腳受泥的浸染。/等清朗的早晨時/你再走入門外的田郊/為我看視我們的荊榛和土粒?！盵15]這首詩開篇以群兔藏洞、馴鴿伏檐、老樹安定三組鄉村傍晚的意象描繪出夜雨時分安詳的田園生活。三組靜止的意象表明詩人對田園生活的熟稔,詩人采用的也是陳述的語氣和句式。然而,詩人的抒情視角在第 2節有了一個位移,通過“告訴我”和 3個“是否”,詩人采用疑問的語氣和句式,在表示對雨夜中田園生活的關心的同時,其實也是換一個花樣,描繪出了暮雨中鄉野的其他場景。到了第 3節,詩人又換成請求或祈使的語氣和句式,希望“你”不要在雨夜出門,免得“雙腳受泥的浸染”,只是詩歌表面的意涵,詩內隱含的東西是詩人希望“你”對暮雨的田園,保持敬畏,不要打擾世界的寧靜,因為暮雨正在屋外創造著自然的美。而欣賞這份雨后的田園之美的時機,莫過于清朗之晨。因而,最后一行明說“為我看視我們的荊榛和土?！钡摹翱匆暋?既是一次普通的觀看,也是一次審美的過程。李景慈認為南星的詩“有很好的思致和辭藻”,[16]從這首詩即可得到證實。

五 結語

南星在中國古代田園詩傳統和英美現代詩人崇尚自然的觀念影響下,以其特有的柔和溫情的心性、敏銳的觀察能力和杰出的語言表現能力,從容地避開了其他追摹城市現代化和社會革命進程的新詩人可能落入的社會現代性的進步神話陷阱,不僅為新詩寫作如何面對田園或者早期城市中正在消失的田園,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想象方式,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已有之的田園詩傳統,使中國偉大的田園詩傳統在現代性語境中獲得了再生。就作品本身所體現的意義而言,在城市化進程急劇加速的今天,他的田園詩也是需要不斷回望的存在。從詩歌史的角度而言,開中國現代田園詩風氣的南星,完全稱得上中國現代田園詩的奠基石。

[1]吳興華.談田園詩[J].新詩,1937,2(2).

[2]張中行.留夢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3]南星.詩作者的命運[J].新民聲半月刊,1944,1(1).

[4]郭蕊.人生·友誼·愛情——郭蕊詩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118.

[5]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0.

[6]南星.蠹魚[N].沙漠畫報,1941-02-20.

[7]王光明.面向新詩的問題[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36.

[8]南星.憶克木[J].朔風,1939(5).

[9]南星.談勞倫斯的詩[J].文飯小品,1935(5).

[10]沈啟無.閑步庵書簡鈔[J].文學集刊,1943(1).

[11]南星.九歌[J].新詩,1936,1(3).

[12]胡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M].北京:中華書局,1993:397.

[13]南星.談“溫情”詩選[N].晨報副刊,1938-11-26.

[14]南星.長安街獨立[N].新北京報,1939-01-13.

[15]南星.田園九章·暮雨[N].晨報副刊,1938-08-26.

[16]李景慈.三十二年的北方文藝界[J].中國公論 1944,10(4).

A Talk on Nan Xing’s Verse Creation

CHEN Zhi-guo

(Department of Chinese,No.2Nor mal College of Guangdong,Guangzhou510303,China)

As an importantpartof ancientChinese verse system,the idyll has seemed hardly able to regain its vitality in the process of increasingly intens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In sipte of his long-ter m neglect in the history of new verse, Nan Xing,under the impact of anciant Chinese tradition in pastoral poetry and of the view of revering nature on the part of poets in Britain and USA,has written lots of“idylls”featuring“tender feelings”and has made successful attempts at reinvigorating idylls byway of his unque temperament of being close to nature, his sharp observation and his outstanding capacity in language expression.Hence the cornerstone ofmodern Chinese pastoral poems.

Nan Xing;tender feelings;idyll;modernity;cornerstone

I207.2

A

1674-5310(2011)-02-0064-0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抗戰時期北京詩歌研究”(10YJC751008)

2010-12-10

陳芝國(1978-),男,湖北江陵人,文學博士,廣東第二師范學院中文系教師,主要從事中國詩歌研究。

(責任編輯畢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