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明代的內閣制度

陽 桃

（長沙市麓山國際實驗學校 湖南 長沙 410006）

略論明代的內閣制度

陽 桃

（長沙市麓山國際實驗學校 湖南 長沙 410006）

明代內閣制度是明朝中樞機構的核心部分，它是在廢除傳統的宰相制度基礎上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有效地維持了明代國家政治機器的正常運轉。明代內閣的職權廣泛、職官選拔方式多樣，其與皇權、司禮監之間的關系比較微妙，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

明代；內閣制度；核心；職權；選拔；關系

明代內閣制度是在廢除傳統的宰相制度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它是明朝中樞機構的核心部分，對明代國家政權運行機制產生了重大政治效能，其萌芽于太祖,草創于成祖，初步形成于仁宗,正式形成于英宗，變化在明代中后期,一直實行到明朝的滅亡。本文將從內閣與內閣制度的形成、內閣的職權范圍、內閣的職官及選任及內閣與皇權、司禮監之間的關系四個方面簡要論述明代的內閣制度。

一、明代內閣與內閣制度的形成

明代內閣是一個不斷演變的政治機構。它可追溯至朱元璋廢相后的權力分流，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罷丞相，設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保?］然而，相權消失后，必須有機構維持封建國家政治機器正常運轉，于是朱元璋相繼設立了四輔官、殿閣大學士，試圖填補廢除宰相后留下的空白。四輔官在明初政壇上只是曇花一現，殿閣大學士卻逐步形成規模，其“備顧問”的職掌為后世的大學士所繼承，并逐步向參預機要的方向發展。永樂時為配合翰林學士參預國政的需要，設立了一個附屬于文淵閣的皇帝秘書班子：內閣。永樂初，明成祖特簡翰林學士解縉、楊榮、楊士奇等七人參預軍國大事，以奉天門外的文淵閣為入直名號，并在奉天門內東角僻靜處增開數間廂房，作為君臣商議國政時的辦公地點，號稱內閣，以避外廷之名，這就是明代內閣的由來。

不過此時閣臣的主要活動地點仍在文淵閣，由于文淵閣具有多重的政治功能，地位顯赫，而這時的內閣只是它的一個小的附屬機構，因而閣臣喜歡籠統地將內閣與文淵閣混為一談，更愿意戴上“入直文淵閣”的頭銜。終永樂一朝，閣臣品秩不過五品，職掌只是“扈從行機營”和“獻納預機務”，然而內閣作為一種新的政治機構，已開始滲入到君主專制的國家機器中。到了正統七年(1442年)，翰林院新署落成，翰林院遷出文淵閣，文淵閣遂成為內閣專門辦公場所，直到這時，作為官署的文淵閣和作為機構的內閣才真正統一起來，入內閣便是“直文淵閣”，內閣正式形成?？傊?，明代內閣是相權被廢后權力分流的產物，它無相權相名，卻有相職相責，它肇建于永樂朝，以正統時將文淵閣變作專有官署為正式形成標志。

而明代內閣制度是建于內閣政治基礎上的政治制度，它有一系列完整的政治設施作為保障，如具有鮮明的內部等級分工，擁有一定的政治權力、固定的辦公地點與辦事人員等等。明代內閣制草創于永樂朝，為應付復雜多變的政治局勢，明成祖朱棣即位初便創設內閣，永樂五年（1407年），明成祖又要求吏部對考滿的閣臣不派外任，這意味著內閣成為永久性機構。洪熙至正統年間，內閣制度逐步形成，是時，閣臣品秩并列七卿，形成了文淵閣、東閣、制敕房、誥敕房的業務與權力的主干機構，內閣通過“票擬”迅速提升了自身的權力。正德至嘉靖年間是明代內閣制度完善時期，首輔制確立后，閣臣群體之間的等級逐步森嚴，權力差異拉大，內閣組織日趨完善。綜上所述，明代內閣制度形成及完善有三大標志：內閣過渡為永久性政治機構、內閣掌握“票擬”權決策軍國大事及首輔制確立。

二、內閣的職權范圍

明代內閣的主要職權為：“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保?］

“獻替可否”：它是內閣大學士輔佐皇帝裁決政務的主要方式。所謂“獻”，即大學士根據皇帝的咨詢,發表個人意見,上書而奏，如果意見得到皇帝的認可并推行就稱為“獻可”；“替否”就是內閣大學士對皇帝所采取的意見措施可以持不同見解，并提出諫止，此為內閣大學士的封駁權。即如果閣臣認為皇帝的諭旨不妥，或者是太監假傳圣旨，可以封還不受，或拒絕草擬。由于皇帝的詔敕需由內閣擬定，這就意味著皇帝的意志無法向下傳達，也就不可能予以貫徹執行?？梢妰乳w大學士權力較大。

“奉陳規誨”：“陳”就是歷代皇族的遺訓、明君的政績和儒家經典；“規”即規范,訓練和教育帝王；內閣大學士通過授課的形式向帝王傳授治國之術和儒家經典,把他們培養成為賢明的君主，這就稱為“奉陳規誨”。明代這種授課形式就是經筵日講，即閣臣為皇帝講解治國、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明初，每月上課三次，后來由于皇帝偷懶,，上課減到每年二月、五月、八月三次。

“點檢題奏”：“題”是因公上書,“奏”是因私上書。內閣大學士對于下面諸司的各種奏章有審閱的權力統稱為“點檢題奏”。

“票擬批答”：即內閣大學士對各衙門、臣僚進獻的奏章，草擬答復或處理意見，以供皇帝參考決策。它是明朝中后期,內閣大學士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方式。正統初年,英宗年幼登基,太皇太后委政內閣,令當時的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人對題奏本章擬出處理意見,交皇帝裁決。這就開創了明朝的“票擬”制度［3］。

此種權力極大。

“票擬批答”的具體實施過程如下：1.內閣閱覽上報的奏章,寫出內容提要,即“引黃”,亦稱“貼黃”；2.閣臣再用小票寫出所擬的批答,叫做“票擬”；3.閣臣將小票貼在奏章上,再把奏章和“貼黃”、“票擬”一起呈送皇帝，皇帝如果同意“票擬”意見,就在上面批示,由于皇帝通常用朱筆批答奏章,所以批語叫或“批朱”或“批紅”（即為現代的同意審批之意）。一般情況下，皇帝并不親筆批語,而是由自己口述,讓司禮監秉筆太監用朱筆記錄旨意，內閣就根據“批朱”起草詔令；4.皇帝如果不同意閣臣的意見,就可發還內閣,令其重新提出意見,叫“改票”，皇帝如拿不定主意時,也可以停放一段時間再說,叫“留中”。

“票擬”大約經歷了“同宣協恭”、首輔專票、分票三個時期。早期，眾閣臣集體商議擬票，再交由皇帝斟酌，若意見不合，則發還改票，多時可至五改，形成眾閣臣與皇帝之間的政治協商。弘治以后，首輔權勢日益加強，嚴嵩、高拱、張居正等首輔政事皆決于一身，都是個人“專票”。天啟年間，魏忠賢矯旨命內閣分票，首輔不得專權“票擬”，漸成定制，但是首輔的權力依舊遠大于其余次輔。

除了以上四種權力外，內閣大學士還擁有起草詔令、撰實錄國史等權力。到了明朝后期,內閣大學士還擁有選拔、任用官吏之權。例如，明神宗時,張居正進行改革,對于官吏的選拔、賞罰,張居正強調唯才用人,官吏的“用舍進退,一切功實為準”［4］,裁汰了許多冗官,又提拔了潘季馴、戚繼光等一大批能干、清廉的官員。到了崇禎帝時期,內閣大學士甚至擁有了軍事指揮權,在戰爭爆發時，大學士可領兵作戰,指揮千軍萬馬。例如,崇禎二年(1629年)后金侵入大安口,明廷用大學士孫承宗視師通州、招撫軍隊，與后金作戰，孫指揮有方，收復了一些失地；在鎮壓農民起義時，大學士也上陣督師,如崇禎十二年(1639年)大學士楊嗣昌率明軍主力鎮壓四川張獻忠部, 1641年畏罪自縊［5］。從明初到明末,內閣大學士的職權范圍逐漸擴大,總體上說其權力呈現出日益增強的趨勢。

三、內閣的職官及選任

明朝的內閣職官,一般情況下有三至五人，特殊情況下曾經增加至九人。但有時也有例外,比如萬歷年間,明神宗倦于理事,一度二十多年不上朝，未曾接見一位大臣,閣臣有缺他故意不補上,竟常出現閣中只有一人,成了一人獨“相”的局面。

明朝前期,內閣成員沒有主從高低之分。到了英宗天順六年（1462年），李賢“掌文淵閣”，內閣成員開始有輕重之分，始有首輔、次輔和群輔之名。

內閣大學士統稱為輔臣,其中資歷最深的一人稱首輔,亦稱元輔、首揆，其下為次輔、群輔。嘉靖、隆慶和萬歷初期,首輔與次輔界限嚴格,首輔職權最重,主持內閣之大政,次輔不能與之相比。首輔位高權重,一切朝政都歸其調度。次輔和群輔僅是首輔的僚屬而已。當時,夏言、嚴嵩、張居正等先后居于首輔地位,獨斷專權,壓制大臣,儼然成為宰相。

明朝皇帝非常注意對內閣大學士的選拔。入閣資格上，在隆慶朝之前，“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6］，皆由翰林中選拔，以典誥敕為考試內容。至隆慶朝，“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7］，始參用諸司大臣。至崇禎時，國事多變，內閣選用已不以文辭為先，多以策對、票擬為選拔依據。崇禎帝還提出從六部每部擢拔閣臣。但隨著明朝覆亡，此議未來得及實行。

明代內閣閣臣大部分都有翰林院經歷，在明代170余位大學士中,有134人是翰林出身,因而,翰林院有“清要之地”、“儲才之所”的稱譽。另外大學士的可選資格還受到其它客觀因素的限制,比如,勛臣不能進入內閣，南京六部的官員很少有機會進入內閣，福建人由于閩話難懂而很難進入內閣。

有明一代，內閣閣臣的選拔方式主要有兩種：“特簡”和“廷推”。1.“特簡”是指由皇帝不通過吏部，而直接以親自下旨的方式任命閣臣。這種方式大致又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由現任閣臣們推舉若干名人選，再由皇帝點用；二是由中官（宦官）們的援引或皇帝采納大臣們的薦舉而任命；三是皇帝本人親自選拔出閣臣。這種形式，要求皇帝對被選拔者有較深的了解，因此選擇范圍較小，而且有給權臣以任用私人之弊。2.“廷推”也叫“會推”，即由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舉若干名人選，再由皇帝選擇點用。此法相對較為公道。萬歷以前，閣臣的選任大多是通過“特簡”；從萬歷開始，則多是由“廷推”。

“特簡”和“廷推”雖然方式不同，但選拔閣臣的最終決定權還是在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主觀意志起關鍵作用。在“廷推”中如沒有推舉出讓皇帝滿意的人選，他便不予任用，直到自己中意的人被推舉出來為止。但是“廷推”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限制皇帝的權力，對皇帝選擇任命閣臣具有較大的參考作用，可以避免其一意孤行。

然而隨著晚明黨爭加劇，“廷推”逐漸陷入困境，選任閣臣的方式出現了一些變化，隨之產生“枚卜”之法?！懊恫贰笔怯衫舨客扑]候選名單，然后由皇帝抓鬮決定閣臣人選。它初行于萬歷晚期，盛于崇禎年間。但“枚卜”一般情況下不舉行，只是在各方意見相持不下，閣臣人選難產時才會采用。另外,還有一種“考審”的形式,多數是從翰林官中選拔。

明代皇帝通過“特簡”、“廷推”、“枚卜”、“考審”等形式選擇內閣大學士,可使其更有效地控制內閣成員。

四、內閣與皇權、司禮監之間的關系

明朝歷代皇帝對權力分配體制以及中央政權體制的變革,均是以防止大權旁落、強化皇權為根本出發點。內閣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作為皇權的輔助工具而登上政治舞臺并逐步發展起來的。內閣與皇權、司禮監之間的種種紛爭、制衡,也皆源于皇權的不斷強化而對中央權力分配體制做出的調整。

1.內閣與皇權的關系。內閣設立后,由于閣臣是皇帝御前顧問,作為天子的近臣，可以施加一定政治影響,因而權力容易發展；加之封建嫡長子繼承制下容易出現年幼、素質低下和怠政的皇帝,因而也需要內閣擁有一定的權力便于輔佐,所以內閣權力逐漸增長,并對皇權產生了一定的制約作用。但內閣權力的膨脹絕不意味著皇權的下降，因為明代的內閣并非法律化、制度化的決策機構，始終未能成為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它只是皇帝與官僚系統間的中介,是一種行政執行權和決策權的間接結合體。明代內閣的設立與發展多出自皇帝的決策或支持，內閣成員的升降、去留基本上由皇帝決定。內閣擁有“票擬”權，但要經過皇帝的“批紅”才能生效。內閣可以封駁詔旨，勸諫天子，但能否奏效，則取決于皇帝的主觀態度，如果皇帝不容忍，甚至可迫使閣臣辭職。正因為皇權對內閣有較大的控制權，所以明代內閣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所起的政治作用是動態和變化的。

2.內閣與司禮監的關系?！捌睌M”是明代內閣行使職權的最主要形式。宣宗、英宗時期,內閣票擬權得到逐步完善,使內閣具有了制度化的決策權,從而使內閣參預國政的力度大大加強了，這與朱元璋廢除宰相制的初衷是相悖的。為了防止內閣權勢坐大，皇帝賦予宦官的首腦機構—司禮監以“代帝批朱”的大權來制衡內閣。所有軍國大政的章奏除皇帝御筆親批數本外,其余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批，以“批紅”牽制“票擬”,從而達到平衡政局的目的。嚴格說來，司禮監秉筆太監的“批紅”只能“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朱筆楷書批之”［8］。但皇帝不可能盡覽所有章奏，所以司禮監很大程度上把持了“票擬”的審核權。而內閣大學士若認為司禮監“批紅”不當，也可據理力爭，甚至拒不票旨，在明朝歷史上此類事情并不少見。而兩者無論協作或是制衡，任何一方要想發揮應有的作用，都必須想方設法取得皇帝的支持和信任，誰在皇帝面前得寵，誰就會占據優勢地位，壓倒另一方。這樣皇權、內閣、司禮監三者就構成了一個權力三角，但它是一個不等邊三角形，其中皇帝高踞于頂端，內閣和司禮監位于底邊的兩端，孰長孰短，孰強孰弱，完全視皇帝與其關系的密切和信任程度而定。這樣內閣和司禮監在職能上既協作、又制衡，從而起到了鞏固皇權的作用。明代皇帝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制約內閣的權力，將權力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因此，有明一代，皇帝無論年幼、懶散還是無能，朝廷上都沒有出現權臣挾持天子、廢立君主的局面。

五、結語

朱元璋出于加強專制皇權的需要廢除了宰相制度,從而導致明代的中央行政中樞體制嚴重失衡。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內閣開始崛起并逐漸成為明朝政治舞臺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明朝的內閣大學士參與中樞決策，擁有一定的決策權,其雖被稱為“閣臣”，表面上位尊權重,但畢竟與宰相不能同日而語，很少能像漢唐時期的宰相那樣獨立發揮作用。宰相是百官之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內閣大學士僅是皇帝的政治顧問、助手而已。明中期后,內閣漸尊,但直到明末,內閣始終不是六部等中央行政部門的上級，“不得專制諸司”［9］。即使是明后期,出現了嚴嵩、張居正等權傾朝野的內閣首輔，其權力幾乎與漢唐時的宰相不相上下,但也要受到宦官的制約，皇帝集權時,就要聽命于皇帝，所以說內閣基本上依附于皇權,本質上是皇權的外延與擴張。因此,明代的內閣制度是明朝最高統治者推行專制獨裁的產物，是為君主集權的需要而產生的,它的建立標志著我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

［1］《皇明祖訓·首章》.

［2］［9］《明史·職官一》.

［3］《明史·楊士奇傳》.

［4］《張太岳文集·陳六事疏》.

［5］《明史·楊嗣昌傳》.

［6］《明史·選舉志二》.

［7］《明史·駱問禮傳》.

［8］《酌中志·內臣職掌紀略》.

陽桃（1974—），長沙市麓山國際實驗學校，從事高中歷史教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