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恩范式的不可通約性
——從意義與指稱的角度看

趙亮英

(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006)

庫恩范式的不可通約性
——從意義與指稱的角度看

趙亮英

(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006)

庫恩認為范式之間具有無法避免的不可通約性，同時指出不可通約不是不可比，這成為哲學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以謝夫勒通過區別意義和指稱對這一問題所做的解釋為基礎，著重分析庫恩的“意義不可通約”思想，并指出庫恩的實在論立場為其不可通約而又可比的理論提供本體論上的依據。

不可通約性;意義;指稱;實在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以下簡稱《結構》)一書中，首次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并使用了“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一詞，認為在科學革命過程中，競爭范式間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可通約性。此后，“不可通約性”成為20世紀科學哲學領域中最具爭議性的概念之一。隨著庫恩在《結構》一書中強調的范式間完全不可通約的觀點受到的批評越來越強烈，同時對該論點討論的日益深入，庫恩也試圖不斷修正和完善其理論:對不可通約性的解釋由最初的完全不可通約發展到局部不可通約，并把不可通約問題轉為語言哲學問題。庫恩后期關于不可通約思想的變化，也主要是對不可通約思想進行了弱化處理或者說是轉到語言哲學的問題上來處理。筆者認為，庫恩所提出的范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結構》一書中，庫恩的文字的確存在很多混亂之處，加上其后期思想表現出來的困惑和游移不定，使其不可通約性思想造成了很多誤解。筆者將嘗試從分析哲學的角度，著重分析“意義不可通約”，并對其中隱含的形而上學思想加以挖掘，以厘清庫恩的不可通約思想及其本體論立場。

一、不可通約性的含義

以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進步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科學發展觀認為:科學的發展是累積性的，是內容多的理論取代內容少的理論，類似于中國的“套箱”。不同的理論之間具有可比性和通約性，其理由是存在具有獨立意義及理論中立的觀察語言。而不可通約性的來源之一是庫恩的范式理論，其要點之一是“觀察滲透理論”。也就是說，任何科學觀察都受到一定的科學理論的影響或支配，相應地，包括觀察在內的任何科學術語的意義會隨著理論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在不同的理論論域，相同的術語也具有不同的意義，這樣導致的結果就是理論間的不可通約。

在《結構》一書中，庫恩提到競爭范式的支持者之間存在不可通約性，理由主要有三點:首先，不同的范式并不具有共同的、客觀的方法論標準，它們要解決的問題清單也不相同。因此，他們的標準和科學定義也不一樣，這就會造成方法論和評價標準的不可通約性。其次，在新的范式中，科學家使用的術語、概念和實驗的意義都會發生變化，彼此間處于一種新的關系中。處于不同范式的理論不能用具有共同意義的術語或詞匯來表達，這些理論的內涵就不能直接進行比較。因為缺乏共享的、意義中立的詞匯，使得理論之間不具有邏輯聯系，從而理論之間的比較是不可能的。這種意義的變化就造成了新舊范式或競爭范式間語義的不可通約性。最后，世界觀的不可通約性。庫恩認為在相互競爭的范式中，科學家知覺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樣的，它們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庫恩的理論中，這三種不可通約性是相互滲透和影響的;由于這些不可通約性的存在，競爭范式的支持者之間就很難有完全的溝通。

但是由于庫恩在《結構》一書中表現出來的相對主義色彩過于強烈，受到的批評也越來越多。在其隨后的著作和論文中，為了避免使自己成為一個極端的相對主義者，庫恩對不可通約性的解釋作了多次修改:主要是把完全不可通約的觀點弱化為局部不可通約，同時指出“不可通約性”是一種隱喻的用法，“沒有共同的量度”并非是指不可比，不可通約的理論并不意味著相互比較是不可能的。其次，庫恩還把競爭范式的理論之間沒有“共同的標準”轉換為沒有“共同的語言”，進而把通約問題轉換為翻譯問題。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之所以可能就表明它們之間具有可比性，但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義損失則表明兩種語言在其本質上是不可通約的，盡管這種不可通約性只是局部的。

一般認為庫恩的不可通約性思想是以不同的世界觀為基礎，主要分為意義(或語義)的不可通約和方法論及評價標準的不可通約。由于“觀察滲透理論”，沒有相互理解的語言意義為基礎，就無法對科學理論做出判斷和評價，造成理論的不可比。因此，方法論和評價標準的不可通約性說到底還是意義的不可通約性。如果意義的不可通約性問題得到恰當的解釋或解決，理論的不可比問題也可以得到相應的解決。但是，庫恩認為不同范式的科學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們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如此，兩個人是以不同的方式感知這個世界，即使用同樣的詞匯去討論，也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這些詞匯，他們如何能彼此交流和比較呢?

二、意義與指稱

當庫恩把科學范式的不可通約轉化為兩種語言之間的不可通約性的時候，構成語言的基石即語詞的意義問題便凸顯出來。于是，有哲學家借用分析哲學中關于語詞的意義和指稱的理論來嘗試性地解決該問題，以澄清庫恩的不可通約思想。

分析哲學中對專名的意義和指稱問題的討論，弗雷格和羅素是各持一端的。羅素認為，專名的意義就是其指稱的對象，除此之外不再有別的意義。但在弗雷格看來，一個專名的意義不是它的指稱對象，而是與之相聯系的摹狀詞，專名是通過摹狀詞而具有指稱的。由于意義和指稱畢竟是不同的，所以改變一個專名的意義未必改變其指稱，也就是說，不同的摹狀詞可以具有相同的指稱。例如，“晨星”和“暮星”這兩個摹狀詞具有不同的意義但卻具有相同的指稱對象即金星。與之不同，由于羅素把專名的意義和指稱看作一回事，因此，改變專名的意義就意味著改變專名的指稱。

如此，倘若接受羅素的理論，在范式發生轉變后，我們改變一個專名(或術語)的意義，那么它的指稱也會隨之改變。換言之，在范式轉換后，舊范式中與該科學術語相聯系的描述語被新范式中的新的描述語所替代，其結果是，該科學術語的意義發生改變，指稱也隨之變化。根據庫恩在《結構》一書中明確提到的理論整體概念，范式轉換的結果是整個思想和實踐的網絡必須重建，不同范式中的新舊理論不再是談論同一類事物，從而產生不可通約性。謝夫勒(Israel Scheffler)認為庫恩的不可通約性思想是因為接受了羅素的觀點，把意義等同于指稱，意義變了，代表實在的指稱也就必然發生變化，從而把庫恩的不可通約思想納入了分析哲學的討論中。既然謝夫勒把庫恩的不可通約思想的根源歸結為羅素的專名理論，那么他糾正庫恩這一思想的工具自然要從弗雷格那里去尋找。事實上，謝夫勒借用了弗雷格的“共指稱”(co-refer)觀點，即不同的摹狀詞可以指稱同一個對象，以此實現范式轉變過程中的理論可比性，避免范式意義的不可通約性。

謝夫勒認為即使科學理論術語的意義不一致，也不意味著他們的指稱不一致。不同的術語可能具有不同的意義，但是可以具有共同的指稱。也就是說，一個理論術語的意義發生變化，如果保持相同的指稱，這仍舊使得理論之間的比較成為可能，而不必理會他們的內涵［1］。例如:“暮星離地球比太陽遠”和“晨星離太陽比離地球遠”，雖然“晨星”和”暮星”具有不同的意義，但由于他們是“共指稱”的——都指稱金星，因此，我們可以比較這兩個理論并認為二者是不相容的，因為關于同一事物相互矛盾的斷言不可能都是真的。如此，倘若相互競爭的理論具有相同的指稱，對于理論的比較就不需要強調它們必須具有共同的意義。這樣，謝夫勒就把庫恩的意義不可通約問題轉到了共指稱問題上，或者說是指稱的穩定性問題上，從而把關于不可通約性討論的重點轉向了科學語言［2］。但謝夫勒的辯護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其辯護必須明確說明指稱如何在意義發生變化的范式轉換中保持不變。相應地，關于意義不可通約性的問題又轉向了科學理論術語的指稱是如何確定的。

對于這一問題，普特南借助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稱理論試圖加以說明。普特南認為科學術語的指稱取決于說話者和客體之間的直接因果聯系，而不是通過說話者描述的內涵使術語和客體發生聯系。按照這一觀點，一個術語的指稱在最初命名時就已經確定，之后對該術語的使用都會通過一種歷史的因果鏈條使之具有同一指稱，指稱的確定獨立于描述內涵(或者說摹狀詞);這樣，一個科學術語即使具有不同的概念內涵，指稱仍然可以保持穩定。但是隨著語言哲學對指稱理論研究的深入，這一理論本身仍存在許多問題:如果在初始命名時指稱就一勞永逸的確定了，這在原則上就排除了對一個科學術語指稱的改變，這是與科學史不相符合的。事實上，指稱在傳遞的過程中還會發生轉移、中斷、誤解等，指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在初始命名就完全確定，歷史因果指稱理論也沒有告訴我們不可觀察的理論術語的指稱是如何確定的［2］。這都表明，因果指稱理論必須允許指稱在初始命名后發生變化，同時也必須允許描述內涵在確定指稱時的作用。普特南試圖通過歷史的因果指稱鏈尋找科學術語指稱的穩定性，以解決謝夫勒面臨的問題是不成功的。

指稱問題作為語言哲學的一個核心論題，它是連接心靈與實在的媒介，這仍然是當前語言哲學值得討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我們還不能對指稱問題給出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答案，又怎能用一個理論的不確定性結論來解決謝夫勒的上述問題呢?但謝夫勒的觀點使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指稱問題上，注意到了屬于不同范式的科學術語在意義變化過程中保持指稱穩定的問題，特別是科學理論術語的指稱是如何確定的問題。且不論庫恩本人對謝夫勒的這些觀點的認同與否，實際上謝夫勒利用共指稱并不能解決不同范式之間意義不可通約但又可比較的問題，這一問題仍然橫在人們面前。

事實上，庫恩對于謝夫勒和普特南對“不可通約性”的如此理解與解決都是不置可否的。庫恩在《結構之后的路》一書中明確指出:“我不懷疑歷史學家在處理一些舊的科學文本的時候，能夠并且必須用現代語言來識別一些過時的術語的指稱……引入現代術語使得其有可能解釋為什么以及在什么領域這些舊理論是成功的”［3］。之后庫恩在該書中還指出，翻譯不同于解釋，歷史學家中能做到對陌生文獻研究的也必須是掌握了兩個不同范式的詞匯系統的人，否則，不可通約性仍然存在。此外，庫恩在1969年對《結構》一書所作的后記中，明確表明不可通約性不是不可比，那種認為不可通約的理論之間不可比是對他理論的嚴重誤解。理由很簡單:庫恩認為不同范式的科學家共同體，雖然在他們各自的理論中存在一些理論術語是不可通約的，但是“他們共有日常生活與大部分科學世界和語言。擁有如此多的共同之處，他們應該能找到許多使他們得以不同的東西”［4］。也就是說，他們有這么多的共同之處，這就是他們可通約的平臺，或者說是可通約的部分。也正因為人們擁有共同的語言平臺，才能知道他們之間的不可通約之處是什么，可見這樣的不可通約只是局部的而不是整體的。由此看來，導致不同語言或不同理論之間的局部不可通約或局部可通約的根源是人們的生活背景，其中包括共同的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某些部分是超越語言的，就好像人與人之間的思想總是存有差異但又可以交流，并且有些東西只能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三、語言與實在

庫恩在《結構之后的路》中明確表明，“在一定范圍內，不可通約性就是一個關于語言和意義變化的主張”［3］。筆者進一步認為，語言的意義涉及人類的思想、語言與實在的關系問題。換言之，涉及語言能否完全表達人類的思想，當思想發生變化時，語言的意義與實在的關系是否變化等問題。因此，要理解或解決庫恩范式不可通約而可比較的問題，不僅要考慮語言問題，還必須從本體論上進一步分析。

“實在”是一個容易引起歧義的概念，對于科學實在論的爭論就更多，但是大多數的科學實在論者都首先承認存在著一個確定的世界，并且這個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獨立于人類，科學的目的就是不斷在認識上接近他所認為是可能的那種確定的世界結構。換言之，科學實在論立場都包含了兩個觀點，一是認為存在物自體的本體世界，秉承康德關于實在的基本理念:“只有物自體才具有實在論所要求的客觀性和獨立性”［1］。另一個則認為科學是研究現象世界的人類活動，這樣的活動是在認識上不斷接近真理的過程。

庫恩在《結構》中，把范式轉換的過程看做是一種格式塔的變化，范式轉換后的科學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從事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說，在庫恩看來，范式不同，世界亦不同，世界是范式化的知覺的產物，世界是依賴于人類心靈的東西［5］。這就和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構造論者的觀點極為相似:“關于世界的理論是由我們構造的……語言不同的社會就是處于不同的世界當中，所謂‘實在’的世界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一群人的語言習慣之上”［1］。沃爾夫構造論的結果就是:不同的語言會導致不可通約的世界觀;而庫恩也認為新舊范式之間的語言不能完全翻譯，因而會產生不可通約性。從庫恩在《結構》中表達和描述的不可通約性觀點來看，庫恩似乎受到沃爾夫觀點的極大影響，與沃爾夫的觀點極為相似。因此，有學者認為庫恩是一個“科學上的沃爾夫主義者”［1］，甚至是科學上的沃爾夫構造論者。大多數的反實在論者就是從這個角度理解庫恩的不可通約性并把庫恩拉入了反實在論者的陣營。此外，筆者認為，還需注意庫恩的科學發展觀。庫恩拒斥真理符合論，認為接受或拒斥一個理論不是因為該理論為真或假，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其真值?？茖W發展的圖景并非如邏輯實證主義者所描述的積累式發展和不斷接近真理的進步過程。庫恩把自己的真理觀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相類比:科學的進步就像物種的進化，不朝向任何目標。在這一點上，庫恩的反實在論立場的傾向似乎就更加明顯了。

要注意的是，庫恩在《結構之后的路》中明確談到:世界不是被發明或構造的，它在生物發明或對世界負構建之責時，世界就已經存在［3］?！耙粋€依賴心靈的世界的隱喻——就像是它的表兄弟，構造的或創造的世界——完全是一種誤導”［3］。庫恩還提到:“到目前為止，很明顯我發展了一種立場——后達爾文主義的康德主義者?！薄霸谒羞@些有差異和變化的過程(指范式革命或知識進化等，筆者注)之下，必定存在著一些永恒的、確定的和不變的東西;但是，如康德的自在之物，這些東西是不可言喻的，不能描述也不能討論的”［3］。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推斷庫恩是反對構造論的，把庫恩拉入反實在論的陣營是對他的一種誤解。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庫恩其實對“世界”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其中一個是物自體的本體世界，另外一個是可通達的現象世界。庫恩在《結構》一書中提到的“世界”大都是指現象世界，但是由于在表述上的含混，沒有明確把現象世界和不可說的物自體世界區分開，多處混淆了這兩個概念，以至造成誤解。更確切地說，庫恩的現象世界主要是指一個由科學理論術語和對象一起構成的“概念化世界”，這個世界是可通達的［5］;而自在之物的世界是獨立于人類，是不可通達的。因此，庫恩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康德式的實在論者，這樣我們就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庫恩所執著的不可通約性。

謝夫勒的主張實際就是期望借助實體，從外部的實在世界中找到科學術語的對應物，并根據理論對實在世界的符合程度來比較理論。因此，雖然概念的意義之間存在不可通約性，謝夫勒認為共有的實在世界可以為概念之間的比較提供一個共同的參照物。但是庫恩認為，整個現象世界就是一個概念化的網絡世界，每個概念都與其它概念相互聯系，概念和對象一起構成了現象世界，人們在學習概念過程中獲得關于世界的知識［6］。范式轉換之后，科學家在討論實驗和觀察時，即使使用了相同的詞匯，他們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將這些詞匯與自然界相聯系。因此，在庫恩這里，概念和對象的意義，必須放到由概念和對象共同構成的現象世界中才能獲得，所以，當概念發生變化時，現象世界會隨之變化，對象的意義當然也會發生變化。

相應地，在庫恩看來，指稱也只能是在一定的語言框架內人們約定所使用的語詞與對象的聯系，不能脫離人的概念框架來談論對象的客觀存在。對象也始終是存在于人類的語言或概念框架之內的實在，因此，語言的指稱就是由一個共同體所建立的范式決定的。庫恩的這種康德式的本體論與普特南的內在實在論極為相似，事實上，普特南也是非常贊同康德的本體論觀點:“我想說的是，我們讀康德時最好把他理解成第一次提出我所謂的‘內在論的’或‘內在實在論’的真理觀的人，盡管康德本人從未道破這一點”［7］;而庫恩就是一位內在實在論者。

因此，不可通約性問題最終是與本體論相聯系的，而不僅僅是謝夫勒意義上的關于語言的認識論問題。但不可通約不是不可比，兩個不同范式之間的關系就是兩個世界之間的關系，而兩個不同世界之中的人畢竟都是人，甚至都是科學家，他們或多或少地具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和知識背景，相應地或多或少地具有共同的語言。這些共同的生活背景或共同語言就是不同范式之間可比較的基礎，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處于不同范式的成員才能知道哪些方面在彼此之間是不可通約的。

［1］Michael Devitt，Kim Sterelny.Language and Reality: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language［M］.2 nd.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

［2］Paul Hoyningen-Huene，Howard Sankey.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lated Matters［M］.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

［3］Kuhn Thomas S.The Road since Structur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4］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81.

［5］宋志潤.詞匯系統、真理和不可通約性——庫恩的“結構之后的路”［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5):39－40.

［6］段方雪.關于詞項和概念之爭［J］.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9(8).

［7］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歷史［M］.童世駿，李光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Abstract:According to Kuhn，there exists an inevitable in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different paradigms，which，however，are not incomparable.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s.In this paper，it discussed the semantic incommensurability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Scheffler’s interpretation on the problem of comparability，and finally illustrated the realist position and ontological basis of Kuhn on the issue of incommensurable but comparable paradigms.

Key words:incommensurability;meaning;reference;reality

Analysis on Incommensurability of Kuhn’s Paradigm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aning and Reference

ZHAO Liang-y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B81

A

1674－8425(2011)10－0010－05

2011－06－15

趙亮英(1981—)，女，江西分宜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學技術哲學。

(責任編輯 王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