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與發展:現代化背景下的腹地農民
——讀彭慕蘭《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

馬 躍

(淮北市委黨校，淮北235000)

生存與發展:現代化背景下的腹地農民
——讀彭慕蘭《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

馬 躍

(淮北市委黨校，淮北235000)

彭慕蘭在《腹地》一書中描述了因治國方略的改變而導致黃運衰落和農民生存狀況惡化的過程，發達地區的發展與腹地農民的生存問題被形象地突出出來。指出腹地農民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著劇烈的服務衰退之苦，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政府拋棄了腹地農民，腹地農民也拋棄了政府，并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革命。

腹地;農民;生存;發展;現代化

一、黃運的衰落

謝維說，近代黃運地區(黃河與大運河交叉地區的簡稱，即山東津浦線以西地區)為何沒能隨著現代化的大潮走向繁榮，相反卻日趨衰落，這是彭慕蘭《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以下簡稱《腹地》)一書最為關注的問題［1］。

19世紀中期以前，黃運的情況本來是極其優裕的。直到19世紀，國家一直資助這個地區的生態穩定，在那些私人經濟無法做到的地區，極大地使用了國家的資源來保證其再生產。當石家莊還是一個村莊，而濟寧、臨清、聊城和滑縣是與濟南相比肩的城市時，黃運是華北核心地區的一部分。

19世紀中期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1852—1855年黃河改道，從這個地區的中部穿越而過。1901—1902年，清廷停止了經大運河的漕運，造成河道淤塞。1897年，德國人來到山東，鐵路接踵而至，但僅僅位于黃運的邊緣。曾被視為舉足輕重的京師咽喉的大運河，在沿海輪船和南北鐵路網絡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石家莊變成了大城市，濟南趕上并超過了濟寧，臨清和聊城式微了。此時的黃運，北部附屬于天津、青島等正在興起的沿海城市，南部變成了一潭死水。

彭慕蘭認為，黃運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治國方略的改變。由于財政困難的加劇，并由于面對一個競爭性的世界，其治國方略開始著重于像效益和國力這樣的目標，把它們看得高于穩定和國家社會的重建。政府重視那些將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維護其政治獨立、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有助于百姓福利的項目。

轉向自強邏輯后，維持對富有競爭力的地區的控制、現代化建設及從總體上減少威脅國家主權的債務成為國事的焦點，財富再分配的方向轉變到更富裕的地區。這種轉向實際上是國家對其服務的重新配置，國家在被視為核心的沿海地區，改善并增加了諸如治理水災、維持公共秩序、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服務，在被視為邊緣的腹地，則減少了服務?！爸醒胝某樯硗顺霭▋煞矫?，一是政府所面臨的側重點和壓力改變了，而且河務資金被挪用到其他事情上。60年代用到長江下游地區的減稅和平叛，以及90年代的新軍、賠款和北京天津的現代化項目上。二是90年代的改革對剩余的河務資金和人員不是按照減少水患、而是按照改變水患發生地的方法進行了重組，水患問題從更受重視的地區重新分布到黃運地區?！保?］1905年，河南巡撫陳夔龍抱怨清廷的資金轉移政策是用內地的血汗來資助沿海的發展。

近代以來，中國面對的是用現代工業裝備起來的強國。為了不被殖民地化，快速現代化是必然選擇。作為后發展國家，要在最短時間內趕上或者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就必須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讓一部分產業優先發展起來，鼓勵某些地區先富起來?！翱缭桨l達國家所經歷的歷史階段，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趕超成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一個突出特征?！瓕鴥鹊馁Y源、有限的財力和生產要素，盡可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集中運用于國家的發展目標，才有可能在一個或幾個領域中取得突破?！保?］

趕超戰略是非均衡的發展戰略。若在一切領域均衡發展，或許像西方那樣經歷很長的時間，這是后發展國家無法等待的。這種非均衡戰略是要付出代價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必然忽視某些地區百姓的小事。后發展國家的現代化就是部分地區作出犧牲的過程，腹地農民總是最大的犧牲者。

在《腹地》一書中，我們看到，不僅是治國方略的改變，還有利益集團的博弈。黃河改道后，一部分官員試圖把黃河弄回到原來的河道中，但遭到代表南方利益的李鴻章的反對。在山東，民國前10年，西南地區的人控制著政府和議會的領導席位，并負責把省經費投入到黃運南部的項目。袁世凱死后，更多的魯東人掌握了權力，黃運成為更加次要的地方。在近現代歷史上，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一個地區越受到關注，就越富裕，產生的高層官員越多，并回報越多，這個地區就越富裕，于是形成一個良性循環;而貧窮落后地區恰恰相反。中央與地方緊密相聯的特殊政治結構和在高層博弈中某些利益集團的優勢地位，只能加大區域結構的更大不平衡。

二、地方治水的失敗

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馬克思說:“在東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廣大，不能產生自愿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保?］黃仁宇說:“按理說來，有一個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權，又有威望動員所有的資源，也能指揮有關的人眾，才可以在黃河經常的威脅之下，給予應有的安全。當周王不能達成這種任務時，環境上即產生極大的壓力，務使中樞權力再度出現?！保?］

作為以農業稅為財政基礎的國家，中央政府歷來重視水利工程，但其提供水利產品的狀況呈現周期性變化。王朝衰微之時，大量治水經費被挪作制止動亂等其他用途，因為治水不力又導致更大動亂。1891年，清廷改革黃河管理體制;1901年，改變漕運體制，把這個地區的負擔轉移到當地人身上。在山東，地方治水費用急劇減少。漕運廢棄后大運河治理費用的預算從白銀16萬多兩削減為7.5萬兩;1894—1900年，黃河的治理費用每年為99.2萬兩，1900—1906年每年為67萬兩，20世紀20年代再減為37萬余兩。

越來越少的水利資金集中用于它認為最需要的地方——東部沿海。1891年后，由地方政府負責管理的1 256里的黃河堤壩中，約5/6位于濟南以東，這些河段作為官堤，工程資金來自國家預算;黃運的大部分河段被認為是最不危險的，改為民堤。正如《腹地》所說，資金轉移到東部，水患轉移到西部。19世紀末水利體制上的經費削減和制度性的變化，不僅把治水(特別是黃河的治理)的負擔轉移到、而且把水患問題本身從靠近沿海的地區(及后來靠近鐵路的地區)重新分布到濟南和北京均認為較不重要的內地地區。

地方治水除資金不足外，還面臨技術、合作及官員腐敗等問題的困擾。由于缺乏石料、磚頭和木材，堤壩的修筑者使用了各種劣質的材料，最常見的是高粱稈。由于秸稈會漫漫地在水中腐爛，至多維持3年，通常為1—2年，這種秸稈不會像石頭那樣用得那么久。短期外派的委員們，寧愿修筑高粱稈堤壩，因為不斷開工有利于承包人。非正式的交納秸稈制度還給村莊頭面人物和土豪提供了機遇。50%—60%的款被侵吞了。漕運結束后，當地官員把運河的河床當作農田來出售。濟寧地區，都市居民想讓運河灌滿水，而農村居民更愿意讓它成為一條無用的、卻沒有威脅的干涸的河道。衙役們通過私自開墾靠近運河以及與私自開墾河道中土地的人相勾結而大飽私囊。

省際合作是有限的，最嚴重的失敗是同一省份的縣際和縣內合作?！柏撠煷蟮痰娜藦膩矶荚诰S修一邊;《北華捷報》報道說，(例如，用修筑凹形大堤的辦法)把這條河逼向對岸是中國人的一種老習慣。另外，一旦大洪水到來時，讓另一邊受災通常是最容易的自保辦法?！保?］政府官員如走馬燈一樣，無力整合資源，許多治水方案都無果而終。

《腹地》提供了魯西南地區借助省河務局和村級勢力對萬福河成功維修的事例。但由于整個流域沒有根本治理，這一成果失去意義。1933年，河南蘭封，黃河發生了一次大洪水，造成了一些河流流經一條舊河床并沖進萬福河，大約200萬畝莊稼被淹。兩年后，黃河的洪水掠過大運河，并侵入萬福河，沿河各縣傷亡慘重，難民最多。

“黃運地區由于交通問題和水災所造成的每年水利衰敗的損失至少達4 800萬元，……每年的損失可能超過了1億元?！保?］漕糧停運和中央政府退出后，從黃河至臨清一段變得無法通行，因此結束了長途運輸。水利衰敗除對商業產生重大影響外，還嚴重影響了耕作，有些土地完全棄耕了，有些地方形成了淺湖。由于洪災期間鹽份的積淀，土壤遭到了長期的損害，更少的支出意味著更多的水災?！翱偟膩碚f，從19世紀90年代以來比1855年黃河改道到1890年這段時間的水災要大得多?！綎|境內黃河的上段……從1855—1879年與1879—1890年各發生2次大水災，到1891年以后的10年里發生3次及1902—1911年之間發生了另外的9次大水災。在民國時期的前20年里，它遭遇了另外的11次(而在1931年至1938年的人為決堤之間共發生了另外的 2 次)大水災?！保?］

三、農民生存狀況的惡化

因石頭和木材不能運進來，大量的高粱稈被用來修筑大堤?！懊磕暧脕硇拗虊蔚臄盗繋缀蹩隙ǔ^了1億斤(1斤約等于1.33磅)，并很可能超過了4億斤?！保?］燃料短缺使負責拾柴和燒飯的婦女兒童花費了不計其數的額外勞動。人們在一些寒冷的日子里不生火，在冬天盡量不離開坑，少吃熟食。農民不但很快用完了木材，而且很快用完了其作物的糠秕及周圍土地上的樹枝、樹根和雜草，他們被迫燃燒畜糞。在許多地區挖掘地表以下的泥炭，是另一種常見的補充燃料供給的方法，環境更加惡化?？撤バ涿缱魅剂?，植樹造林遭到破壞。人們在光山禿嶺上打柴和揀拾植物，加劇了土壤流失和水患，減少了未來的收成和農作物的剩余物。由于侵占河堤并砍伐樹木，許多小河的排水變得緩慢起來。

基于進口替代和工業及城市的需要，政府開展了巨大而又零散的植樹活動，組建了林業公會?！昂蓾刹粌H擁有27個林業分會和地方自衛隊來保護樹木，而且擁有一支升級為警察、超過平均數量、24小時日夜守護的隊伍，許多地方建立了帶薪的森林巡查人員。黃運大多數縣擁有50—100名帶薪的警察?！保?］林業公會對打柴者劃下了極為苛刻的界線，處罰從100元開始，直到1 000元，可用現金支付，也可用勞役代替?！耙蚋甙旱拇鷥r及打柴幾乎全都成了非法行為，他們似乎受到了打擊?！保?］

推廣新棉的現代化運動，極大地激起了貧困者的反對?！柏毨д邔γ烂薜目咕茉从谶@種新作物看似無傷大雅的特征:它們需要比土棉多花2—4周成熟。因此，在魯西地區結束收割的傳統日子里，新品質尚未成熟，并與收割后允許拾荒者進入田中拾取任何剩余物的當地慣例相沖突?！保?］“對魯西南的窮人來說，拾荒極其重要。每當秋收到來之時，人們僅有很少的時間來為冬天收集足夠的燃料。即使一位找到了充足供應地的高效拾柴者，在田中也需要16—25天才能拾到足夠的殘秸剩葉以滿足一個五口之家一年的燃料需求?！保?］

20世紀20—30年代后，政府組建了棉業公會，被雇傭的是檢查員，要求有文化并得到縣長的確認，打破了看青組織雇傭窮人的傳統。對拾荒者使用了更多的強制?！?929年，臨清(北部)的棉業公會稱，僅在該縣的東部地區，就有2 000多名會員和1 000多條現代槍支?！词故菃为毜姆謺ǔＲ矒碛辛钊顺泽@的武裝。大部分縣級公會的規章還具體規定了縣警察和自衛隊在收獲時節將配合它們工作;有些公會中還加入了縣林業隊，在省勸業所的要求下，20世紀20年代早期還創建了一支領賞的武裝力量?！保?］棉業公會還有一種非暴力的、不可預測的并且極為進步的武器:實驗站及下屬機構，能培育出更早成熟的品種。

官府對農民的榨取越來越厲害了。治水過程中，農民還要交納大量的非貨幣資源?！斑@些當地捐獻的物品對農民們來說是一項極為沉重的負擔:它們每年至少值110萬元，并可能高達420萬元?！褂媒斩捫拗蟮虝r，比用更耐久的石頭對勞動力的征用也更多，使用秸稈修筑大堤，需要經常維修?！保?］“看上去轉為民堤的最好地區，勒索問題進一步惡化，百姓已經被盤剝得一無所有，堤壩坍塌得非常厲害?！保?］隨著黃運的衰落，地方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于是征稅時按高比率征收銅幣，然后再按市場兌換率兌成銀子，使實際收入增加一倍。

發達地區的發展與腹地農民的生存問題在本書中被形象地突出出來。生存與發展有相互沖突的一面。不管是晚清政府，還是北洋及國民政府，都希望通過現代化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罢谕苿咏洕鲩L、特別是工業增長方面，做得遠遠好于我們以前所認識的那樣。例如，在20世紀前期的中國，金融和交通……實際上極具活力，一般現代部門的增長非常之快?！保?］現代化沒有挽救這些王朝滅亡的命運。因為政府忽視了腹地農民的利益。腹地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著劇烈的服務衰退之苦;既承受著內卷化，又承受著退化，底層農民的生存更加艱難。

共同生存是最原始的道義，這是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的基礎。發展是硬道理，生存更是硬道理。為了生存，可以喚起最原始最野蠻最強大的力量。只有底層農民的生存，才決定了近現代歷史前進的根本方向。西學東漸、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改朝換代，不過是上層建筑領域的風云變幻。生存原則是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最重要線索，而這一點恰恰為許多歷史學家所忽視?！陡沟亍逢P切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共產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更接近歷史的根本所在。馬俊亞認為，彭慕蘭從國家政策轉型的角度解釋由于國家拋棄了腹地，從而造成該地區農民對清朝和國民政府離心離德的說法，比杜贊奇等學者的觀點更具說服力［6］。

高層領導人考慮國家的強大和尊嚴，底層百姓考慮柴米油鹽。政府的失敗主要在其傳統使命包括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軍事防御等方面，并且對大眾福利和人民生活影響極大，對政治合法地位的損害，遠遠超過了它在現代使命中所獲得的有限成功。政府逼迫腹地農民用生命來博弈生存。許多農民選擇了共產主義途徑，“這種途徑至少首先答應腹地的人們，他們不需等待核心地區的發展浪潮蔓延到他們那里時，就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保?］事實上，共產黨不僅答應了農民的要求，而且通過土地改革、治水等實際行動做到了這一點。

［1］謝維.現代化和邊緣化——讀彭慕蘭《腹地的構建》［J］.史學理論研究，2010(3):145.

［2］彭慕蘭.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62 －163，186，234，227 － 228，135，144，146，67，68，87，201，225，21，310.

［3］ 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346.

［4］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A］.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

［5］黃仁宇.中國大歷史［M］.北京:三聯書店，1997:22－23.

［6］馬俊亞.國家服務調配與地區性社會生態的演變——評彭慕蘭著《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J］.歷史研究，2005(3):5.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hinterland peasants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after reading Kenneth Pomeranz's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 －1937

MA Yue
(Huaibei Municiple Party School，Huaibei 235000，China)

Kenneth Pomeranz described the decline of Huang-Yun area and the degradationof survival conditionof peasants，because of changes of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state affairs，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ed area and the survival problem of hinterland peasants were visually highlight.Hinterland peasants born not only big compression but also severe suffering of service recession，they become victim of modernization.Government discarded hinterland peasants，hinterland peasants discarded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finally select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hinterland;peasants;survival;development;modernization

K25

A

1009-8976(2011)01-0001-04

2011－01－17

馬躍(1961—)，男(漢)，安徽淮北，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農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