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90周年之際對黨的“八大”的理性透視＊

張書林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黨建部,山東濟南 250021）

建黨90周年之際對黨的“八大”的理性透視＊

張書林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黨建部,山東濟南 250021）

從黨代會常任制的視角看,應該有“兩個八大”,分別是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和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上,八大一次會議制定了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政策方針,取得了一定成效;八大二次會議卻制定了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路線政策,并輕率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在短時間內呈現出“兩重天地”?；跉v史經驗可知,執政黨的執政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必須正確進行矛盾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確立執政黨思維、樹立執政黨意識;必須尊重價值規律、生產規律、建設規律、發展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建黨90周年;黨的八大;理性透視

今年是建黨90周年,90年來我們黨共召開了17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17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黨的八大是一次最特殊的代表大會,因為在黨史上它是我們黨決定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后,召開的惟一的一次“常任型”的全國代表大會。從廣義上講,應該有兩個“八大”,分別是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和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從狹義上講,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被習慣地稱為黨的八大（注:本文出現的“黨的八大”的提法,習慣上是指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一次會議。所以,在本文中如沒有特別說明的話,黨的八大就是八大一次會議）。八大一次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八大”之間相隔兩年,在“兩年探索”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實踐中進行了大的調整、甚至是全局性改變,使得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在短時間內呈現出“兩重天地”。

一、基于黨代會常任制理論:事實上存在的“兩個八大”

研究“兩個八大”,就必須首先弄清為什么會有兩個八大,這就涉及到黨代會常任制的問題。從概念內涵上講,黨代會常任制是黨代會的一種制度化運作模式,是關于黨代會本身如何“常任”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具體說來,黨代會常任制是在一屆黨代會任期內,以常任的黨代表為組織細胞、以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為組織形式、以設立黨代會的常設機構為組織載體,將制度化的“常態”運作機制貫穿一屆黨代會始終,保證黨代會始終成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權力機關、決策機關、監督機關的制度模式和運作模式。從概念內涵上看,黨代會常任制應該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黨代表常任制;二是黨代會年會制;三是黨代會常設機構的設置。

黨的八大是黨的歷史上惟一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全國代表大會,一共召開了八大一次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這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從黨代會常任制特別是其中強調的黨代會年會制的視角看,在黨的歷史上有“兩個八大”或者八大的兩次會議。這里的關鍵是要從研究黨代會常任制入手,從理論和邏輯上搞清黨代會常任制對黨的八大的深刻影響。

（一）實行黨代會年會制的傳統

黨代會年會制就是指在一屆黨代會的任期內,每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對黨的自身建設、黨的領導與執政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和決策的黨代會會議制度。作為黨代會常任制的重要內容,黨代會年會制最早是由馬克思創立的,列寧進行了繼承發展。我們黨在建黨之初的1921年到1928年,不僅從理論上繼承了黨代會年會制思想,在黨章中也明確作出了在黨內實行黨代會年會制的規定,而且在實踐中也基本上做到了堅持每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盡管1928年6月黨的六大重申實行黨代會年會制,但是由于殘酷的戰爭環境,使黨代會無法做到每年召開一次,只好一拖再拖。1945年4月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每三年或兩年召開一次。這就從黨章層面上改變了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實行的黨代會年會制。

（二）黨代會常任制思想的形成與確立

由于種種原因,黨的代表大會沒有能夠按期召開,但在七大到八大的11年間,特別是執政以后,我們黨一直對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的問題高度關注。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談到八大黨章修改時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么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盵1]根據毛澤東提出的設想,負責八大黨章修改工作的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并要求黨章修改小組在第二次修改稿中加寫從中央到縣一級的黨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的內容。八大召開前夕,1956年8月27日,毛澤東在審讀八大修改黨章報告稿時,對報告稿中提出的“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大為贊賞,認為八大黨章“帶有原則性的改變”之一就是“把中央到縣一級代表大會都改為常任制,每年都要開一次黨代表大會”[2]。

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在向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提出和論證了黨代會常任制思想,主要內容如下:

1.黨代會常任制的要點。鄧小平在八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認為有兩點必須包括在內:一是實行黨代會年會制,即八大“黨章草案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因此,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就不需要了”[3]。二是實行黨代表常任制,即“黨的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大大減少了代表選舉工作的負擔,代表大會在任期屆滿以前,可以隨時召集”[3]。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小平提出的黨代會常任制內含的黨代會年會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黨代會年會制思想的繼承;鄧小平提出的黨代會常任制內含的黨代表常任制則是我們黨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實際所做出的新發展。

2.黨代會常任制的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黨代會年會制,列寧繼承與發展了黨代會年會制。我們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建立的,所以黨在成立之初實行的也是黨代會年會制。后來由于戰爭原因,黨代會不能正常召開,年會制也沒有堅持下來。但我們黨在執政后,不僅恢復了黨代會年會制,還創造性地提出了黨代會常任制。這就促使我們思考:此時黨為什么能夠在理論上有如此大的突破和創新呢?回答這個問題,主要應該從當時提出黨代會常任制的主要依據入手。無論是從毛澤東八大前關于“設黨的常任代表”的談話中,還是從鄧小平在八大上關于黨代會常任制的論證中,我們都不難發現: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依據不是別的,而是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4年,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基礎上,我國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各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建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形成了人大代表在閉會期間發揮作用的一套方式、方法、程序和機制,較好地發揮了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代表的作用,大大促進了人民民主的發展。這就使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從中受到啟發,并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1]。

3.黨代會常任制的優點。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相對于黨代會非常任制來講,其優點是非常明顯的。鄧小平在其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歸納了五大優點:第一,降低黨內運作成本。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大大減少了代表選舉工作的負擔;“由于每年開會,代表大會的會議也就可以開得簡便一些”。第二,理順黨內權力關系。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就使得“黨的最重要的決定,都可以經過代表大會討論。黨的中央、省、縣委員會每年必須向它報告工作,聽取它的批評,答復它的詢問”。第三,加強黨內聯系溝通。實行黨代會常任制,“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選舉他們的選舉單位負責,就便于經常地集中下級組織的、黨員群眾的和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驗,他們在代表大會會議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這就實際上加強了常任的黨代表與選舉單位黨員群眾的聯系與溝通。第四,完善黨內監督制約。實行黨代會常任制,黨代表“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也可以按照適當的方式,監督黨的機關的工作?！边@就實際上完善了黨內的監督制約機制。第五,促進黨內民主發展。說到底,上述關于黨代會常任制的優點落實到一點上就是要“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3]。正因為黨代會常任制具有這些優點,所以鄧小平對黨代會常任制寄予厚望,希望通過實行黨代會常任制,讓黨員及其選出的黨代表成為黨的權力主體,保證黨的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促進黨內民主的大發展,使黨的肌體充滿生機與活力。

4.黨代會常任制的功效。鄧小平認為:“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它的效果,是幾年開會一次和每次重新選舉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難達到的?！盵3]這就指明了實行黨代會常任制的最大功效就是要使黨的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和監督機關”。從實際情況來看,非常任制條件下,由于黨代會發揮作用只是通過在幾年任期內召開的惟一一次會議的形式實現,其作為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的權力只存在于會議召開的幾天,會議結束以后其職權就無法行使了。黨代會閉會期間,其作為黨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的權力實際上掌握在黨委手中,甚至掌握在黨委中少數人乃至個別人手中,出現了黨委代替黨代會甚至領導黨代會的黨內權力“倒運行”問題。這就違背和顛倒了黨內權力運行的正常法則和順序。因此,必須把這種顛倒的、不正常的黨內權力運行順序更正過來。而在鄧小平看來,實行黨代會常任制,就能夠使黨代會真正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從而使黨內權力的運行回歸到正常軌道上來。

（三）黨代會常任制在中央層面的黨內實踐

八大后,為推行黨代會常任制,1956年11月中央專門作出《關于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召開的地方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問題的規定》,1957年10月中央又作出《關于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代表改選、補選問題的規定》。當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除西藏外）一級的黨代會和1500個左右的縣（自治縣、市）的黨代會都從當屆起實行了常任制。黨中央也于1958年5月組織召開了八大后的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八大二次會議,即除八大一次會議外的另一個八大。而在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前后,毛澤東還為即將于1959年召開的八大三次會議進行了思考。如1958年4月27日他為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準備的講話提綱中就寫道:“第三次黨大會（1959）,是否可行?”[4]但是八大三次會議在1959年沒有召開,本來擬于1960年7月6日召開,但1960年6月25日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我黨發起突然攻擊,為此,1960年6月26日中央決定原定舉行的八屆九中全會和八大三次會議延期。實際上后來再也沒有召開。此后,由于“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和“文革”的發動,黨代會常任制的實踐探索便被完全打斷,黨的八大所提出的黨代會常任制思想與理論沒有堅持下來。

二、基于黨內“左”傾錯誤:貫徹八大路線的“兩年探索”

1956年八大設計規劃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藍圖,確定了正確的目標和方向。從邏輯上講,在實踐中正確貫徹八大精神,應該能夠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預期效果。但八大一次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的兩年間,由于黨內“左傾”錯誤的滋長蔓延,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開始出現偏差,實際上并沒有嚴格將八大精神落到實處。

（一）1956年八大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劃設計

1956年黨的八大即八大一次會議,在黨的歷史上、執政黨建設史上、社會主義建設史上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是我們黨執政以后由革命向建設轉變、由革命黨思維向執政黨思維轉變、由革命黨角色向執政黨角色定位轉變的開端,是我們黨開始全面探索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開端,特別是它規劃設計、部署安排了我們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方案。

黨的八大是在復雜的國內、國際背景下召開的。從國內來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新建立的生產關系還存在著諸多不完善,加大探索力度迫在眉睫;從國際上看,蘇共二十大徹底揭批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與搞個人崇拜的后果,全盤否定斯大林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就使得我們黨必須破除對蘇聯經驗和斯大林的盲從迷信,從我國實際出發去尋求最適合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6年9月黨的八大的召開,標志著我們黨開始了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八大的主體內容包括三方面。第一,在理清我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上。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雖然我們還必須為解放臺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后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斗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同時決定了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因此,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第二,在經濟建設上。八大堅持了1956年5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同時提出了以國家集體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為主體、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補充的所謂“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發展方針。第三,在執政黨建設上。會議著重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命題,強調執政黨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實行黨代會常任制,開展全黨整風,加強黨與人們群眾的血肉聯系。

總的說來,八大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它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指明了前進方向,對黨推進偉大事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二）貫徹1956年八大路線方針政策上的失誤

八大召開后,我們黨積極貫徹落實八大關于調整經濟關系、經濟計劃的一系列精神。1957年的經濟工作由于認真執行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調整經濟關系和經濟計劃的實質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需要黨員干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從實際出發、注重聽取群眾意見,這就對執政黨干部的作風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中央根據八大確定的全黨整風要求,1957年4月27日向全黨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一場普遍深入的以反對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在全黨整風運動中,各級黨組織召開多種形式的座談會聽取黨內外群眾意見,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誠心希望通過整風解決黨群、干群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把黨的領導地位說成是“黨天下”,提出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種情況,引起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由于對右派分子進攻的估計過于嚴重,1957年5月毛澤東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將整風運動的主題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轉向對敵斗爭,黨內整風隨即轉向全面反擊右派的斗爭運動。

應該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一部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確實是存在的,對其進行堅決的反擊也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右派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不宜進行大規模的反擊?？墒钱敃r我們對右派分子的反擊卻是全國性的、全民性的、人人過關式的,這就導致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結果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不僅如此,反右派斗爭擴大化還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在1957年9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改變了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將主要矛盾錯誤地定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從而為以后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提供了理論支撐。我黨后來對這兩場運動總的評價是:整風過程由于受到反右的干擾導致其目的未達到,反右則嚴重擴大化,而這二者實際上都是對八大路線的背離。

更為嚴重的是,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后,在不斷強化的黨內“左”傾錯誤指引下,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更加偏離1956年黨的八大一次會議所確立的正確的路線,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引入違背客觀規律的尷尬境地和錯誤的軌道。

三、基于遵循客觀規律與否:呈現出“兩重天地”

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和推進社會主義的經濟社會發展上,1956年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體現了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尊重。八大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一度嚴格遵循了這一方針,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能夠不折不扣地、嚴格遵循八大方針、沿著正確的道路走下去,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恐怕就是一個無比欣欣向榮的天地和景象,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1956年黨的八大后在不斷強化的“左”傾錯誤的指引下,黨領導下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卻呈現出另一番天地,以致于后來造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在1959年到1961年間的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為此遭到重大損失。

究其根源主要是:1956年黨的八大后,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模速度問題一直不能很好地把握到位,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經濟發展規律、政治運作規律認識不到位,結果在“左”的思想的指導下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并在隨后為貫徹這一總路線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在短時間內呈現出“兩重天地”。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及其基本點,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違背了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發展的內在要求。在這次會議前后,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個別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結果就在總路線提出后不久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二）“大躍進”運動?！按筌S進”是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從改變我國“經濟小國,政治及人口大國”現狀出發形成的一種思想,也呼應了蘇聯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實際上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開啟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的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更是從批判反冒進入手,決定以躍進的速度完成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八大二次會議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其標志就是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的高速度、高指標。大躍進運動中,農業生產上提出了“以糧為綱”的口號,工業生產上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口號,要求爭創糧食和鋼鐵產量的高指標。以這兩個口號為基點,在糧食生產上出現了以放高產衛星為標志的浮夸風,在鋼鐵生產上出現了以全民大煉鋼鐵為標志的土法煉鋼運動。這種違背農業和工業生產規律、違背科學生產規律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和對環境資源的破壞,對我國經濟建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

（三）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初毛澤東提出了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實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張,主張要把人民公社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基本途徑。全國農村立即開始了籌建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1958年7月1日《紅旗》雜志首次提出“人民公社”的概念。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推向高潮。會后,全國農村一哄而起大辦人民公社。毛澤東視察了人民公社的樣板——河北省徐水縣,并給予高度稱贊。于是全國農村紛紛仿效,掀起了辦社高潮。到1958年底全國74萬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為2.6萬個人民公社,99%的全國農戶參加了公社,人民公社化基本實現。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推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的管理模式,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法開展工農業生產,帶有濃厚的平均主義和軍事共產主義色彩。人民公社這樣一種組織形式在我國延續了20多年,后來被鄉鎮政權所取代。

當然,八大二次會議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態勢尚是可控的,也是可以通過強有力的、正確的領導、指導使其回歸理性的。實際上,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和黨中央發現和認識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主觀主義、違背客觀規律、違背群眾意愿、頭腦發熱、急于求成等方面的錯誤及危害性,并為此召開了兩次鄭州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對人民公社進行了整頓,對大躍進的指標和生產安排進行了調整,初步糾正了左傾錯誤。

四、“兩個八大”對執政黨執政的啟示

從1956年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前后的兩年間,我們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也出現了重大失誤?？偨Y梳理“兩個八大”之間的“兩年探索”,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基于正確與錯誤、遵循規律與違背規律標準所建構的“兩重天地”,我們應該從中形成以下關于執政黨執政的幾點深刻啟示。

（一）執政黨的執政必須始終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兩個八大之間的兩年間,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出現了兩種發展趨向,呈現出雙軌制發展的態勢。一種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表現為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形成一些正確的理論觀點、政策方針、經驗啟示,主要是黨在1956年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前后的探索;另一種是錯誤的發展趨向,表現為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并將其上升為指導思想,主要包括兩個八大之間出現的:擴大化的反右派斗爭、急于求成的大躍進、盲目推進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兩種指導思想趨向的交替之下,八大一次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之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上呈現出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雙軌發展,最后是錯誤路線占據上風的態勢,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損害,使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到嚴重挫折。這就啟示我們:執政黨的執政必須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必須始終堅持以正確的指導思想引領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改革與發展;否則,一旦指導思想上出現了錯誤、偏離了正確方向,黨的領導、黨的執政就會陷入困頓,人民群眾對黨的滿意度也會隨之降低。

（二）執政黨的執政必須正確進行矛盾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執政黨不同于革命黨的地方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們化解矛盾的方法不同。革命黨為實現革命奪權的目的,通常致力于挑起階級之間、敵我之間的矛盾爭斗,它所要處理的矛盾主要是敵我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革命黨解決敵我矛盾的辦法通常是進行你死我活的革命斗爭。革命黨奪取政權成為執政黨后,敵我矛盾也就基本消除或成為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被代之以人民內部矛盾。執政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國家建設、改革與發展,所以它需要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否則就會一事無成。這就客觀上要求執政黨必須正確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并能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1956年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和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執政黨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目標狀態;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堅持“團結——批評——團結”。這些理論設計和宏觀思考無疑都是正確的。但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實際上恰恰是把許多本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當成了敵我矛盾來看待,由此傷害了許多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政治感情,無形中為黨樹立了本不應有的所謂“敵人”和“對立面”。這就深刻啟示我們:由革命黨成長起來的執政黨在執政之后,必須進行精準的國家和社會矛盾分析,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流來看待,并為之審慎地出謀劃策。

（三）執政黨的執政必須確立執政黨思維,樹立執政黨意識。1949年10月全面執政后,黨應該及時準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是執政黨應該做好的中心工作,是執政黨的執政使命,是執政思維的必然體現。偏離了這一點,執政黨就要與自身的角色定位相沖突,就要出問題。1956年黨的八大明確提出:黨執政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由此,決定了黨執政后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一心一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樣的定位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這一正確的定位并沒有在實踐中完全落實下去。八大一次會議后,從反右派斗爭擴大化開始,到后來八大二次會議前后出現“三面紅旗”,實際上都與執政黨應擔負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漸行漸遠。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我們很多時候是在以革命黨的思維去干執政黨的事情。建國后我們黨成為執政黨,進入全面執掌國家政權的執政時期。但我們黨在成為執政黨伊始,卻出現了所謂“身心”的分離狀態。這種身心的分離狀態就是指:我們黨雖然已經成為全面執政的執政黨,但由于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換沒有及時到位、思維習慣沒有完成變革,導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是在“以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在以革命黨形態存續期間確立的革命黨思維去干執政黨的事情”,出現了“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相背離的時空錯位。因此,身心的和諧統一、思想行動的融為一體,是做一個健康人的基本要件。對一個執政黨來講也是這樣。一個健康的、名副其實的執政黨,必須從成為執政黨開始就確立執政黨意識和執政黨思維,想問題、辦事情、作決策都要從自己是執政黨這個大的前提出發。而且實踐表明,以思想上的革命黨思維去創造行動上的執政黨業績將永遠無法達到。

（四）執政黨的執政必須尊重價值規律、生產規律、建設規律、發展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規律是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在規律面前,人們只能去遵循它,而不能去違背它、破壞它,否則就必然會受到規律的懲罰。規律通?？咳藗儼l揮主觀能動性去認識、去創造性地把握。但我們絕不能以人的主觀能動性去代替規律,把人的主觀能動性凌駕于規律之上。否則,那就實際上是在違背規律、破壞規律、不按客觀規律辦事。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俄國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黨在選擇革命道路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重大創舉。受此鼓舞,執政后黨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期望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開創獨特的建設道路。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總路線提出后不久,黨又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運動嚴重違背生產規律、建設規律、發展規律去爭創所謂糧食和鋼鐵產量的高指標,在糧食生產上放高產“衛星”,在鋼鐵生產上搞全民大煉鋼鐵,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破壞和極大的負面影響?？梢?執政黨如果違背客觀存在的執政規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以為單純地靠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能夠達到執政目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1]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2]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4-195.

[3]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3.

[4]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188-202.

A Reasonable Analysis of the Eigh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befor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ZHANG Shu-lin
（Department of Party Construction,Shangdong Party School,Jinan 250021,Shandong,China）

Seeing from the permanency system of the party’s congress,there should be two“Eigh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es”,which are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Eigh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September 1959 and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Eigh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May 1958.In promoting social construction,the first meeting laid down guiding principles that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d some effects;the second meeting,however,laid down guiding principles that were against objective economic laws and stag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ampaign of People’s Commune,with unfavorable effects.Historical experiences tell us that the party in power should always stick to correct guiding principles,carry out correct analyses of contradictions and deal with internal contradictions,set down thoughts of the party in power and have the awareness of the party in power,respect laws of value,laws of construction,laws of development,and act upon objective laws.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Eigh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arty;reasonable analysis

D232

A

1671-0304（2011）04-0023-07

CN KI:65-1210/C.20110607.1828.001

2011-05-11 < class="emphasis_bold">[網絡出版時間]

時間]2011-06-07 18:28

張書林（1974-）,男,山東冠縣人,中共山東省委黨校黨建部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執政黨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10607.1828.001.html.

（責任編輯:吳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