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梯田灌溉系統中的生態文化

黃紹文，關 磊

（1.紅河學院，云南 蒙自 661100；2.云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昆明 650100）

哈尼族梯田灌溉系統中的生態文化

黃紹文1，關 磊2

（1.紅河學院，云南 蒙自 661100；2.云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昆明 650100）

水是紅河流域哈尼族梯田生態文化的生命“血源”， 梯田灌溉系統是梯田生態文化的“血脈”。水資源的利用和管理始終貫穿于哈尼族整個生態系統中，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態文化機制。

哈尼族；水資源利用；梯田灌溉系統；木刻分水

哈尼族在早期的社會生產活動中，做出了各種生境的選擇，他們尤為注重自己的生存環境的選擇和構建，對自然生境選擇的基本模式就是村寨后山要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寨子兩側要有斜插的山脈延伸，要有常年不斷的箐溝溪水流淌。他們將溪水泉流以開挖水渠引至寨中或寨腳便于利用。村寨下方延伸的緩坡地帶，開墾出來的層層梯田連接著村寨。這就是哈尼族土地利用模式的一種景觀組合，也體現了哈尼族水資源利用的基本模式。森林—水渠—村落—梯田四位一體的有序布局，達到了天然的景觀組合，在空間上已經成為缺一不可的生態復合體。

水是人類重要的物質基礎，與哈尼族的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生活飲用的泉水是村落布局的重要條件，沒有出自地面的泉水，最好的地形條件哈尼族也不會在此建寨立業。找到了生活必要的水源后，又要看寨址上方是否分布著茂密的原始森林。沒有水源林，寨址下方就無法墾田。因此，哈尼族諺語常說：“有了森林才有水，有了水源才能開出好田，有了好田才能養出好兒女?！边@深刻地道出了森林—人—梯田之間血脈相連的哈尼族生態文化。

一 哈尼族傳統水利建設方式：水溝

梯田灌溉系統是梯田生態文化的“血脈”。由于哀牢山區地質構造巖體支離破碎，地形、地勢復雜。水利建設方面，哈尼族自古以來就是修筑溝渠，引高山溪流匯集而成的河流水系灌溉梯田。因此，哈尼族修筑了大量的溝渠引水灌溉，而灌溉的梯田面積又不均等，于是哈尼族從修筑灌溉系統到合理分配水資源形成一整套社會規范。

從自然水系的分布狀況來看，紅河流域哈尼族聚居的紅河、元陽、綠春、金平4縣內的主要干支河流有43條，流域面積11萬平方千米 ，年均流量在每秒30～50立方米。這些河流中，枯水季流量最大的紅河水流量是每秒15.5立方米，而其支流流量最小的也在每秒0.5立方米。

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修筑大中型水渠系統往往是當地土司出錢或村寨聯合出資、合資，有的甚至是個人出資而修建。在水溝權屬問題上，是當地土司派百姓開挖的，溝權屬土司所有；百姓集資投勞開挖的，溝權屬村民所有；田間小溝由受益者自己開挖，溝權私人所有。據《元陽縣志》載，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元陽縣境內的老克、糯咱、絞緬三寨合議，決定在壁甫河源頭（今紙廠村）開挖水溝。三寨出銀160兩，米48石（每石約150千克），鹽80千克，投工近1000個，結果溝未修通。嘉慶十一年（1806年），三寨再議修溝，并決定每“口”水（“口”是當地以木刻凹口的大小為放水的計量單位）出稻谷75千克，銀180兩，米20石，鹽50千克重修。經2年多的努力，終于將長15千米，流量為每秒0.3立方米的糯咱溝修通。此為境內由群眾集資投勞開挖的第一條水溝。[1]150-151

開溝的技術來看，哈尼族在開鑿溝渠時利用地勢高低發明了特殊的“流水開溝法”，即先觀察選定引水源，再勘察水溝要通過的地形，以目測引水溝經過的大致路線，開溝時從源頭至尾逐步修筑溝基，并在施工中邊開溝邊放水，溝基修到那里水位流到那里，溝基深度以小水流自然流過為宜。水溝剖面上寬下窄的梯形，根據流量大小，溝壩寬50～200厘米不等，以便能承受水壓力。所選的地形條件是，盡量減低水溝的坡度，一般在30度以下，防止大量泥沙夾帶沖到田里，并能適應溝基兩側溝壩承受的壓力范圍。在開溝過程中還會常常遇到石頭攔路的情況，對于石材酥松的巖石，就用鐵釬一點一點地鑿開，直到鑿出一條足夠水源流過的通道。如果開溝過程中遇到堅硬的大石頭，以木材燒紅石頭，然后潑涼水在其上，使其改變物理性質后發生石頭炸裂，再用鐵釬慢慢鑿開通道。哈尼族的水溝溝基三面內側均為土方，由于長期被水浸泡后，某些地段的土質會松軟并出現滲水，為了防止溝壩塌翻，就在這些地段的溝壩外側釘上竹木樁，木樁之間要用長條竹篾固定，再用混有草根的粘土反復夯實來阻止滲漏，草根生根發芽，穩固土基，有的在容易塌翻的地段打進柳樹條樁和栽進竹子后，來年草木發芽，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穩固了溝基。

截止1949年，紅河、元陽、綠春、金平4縣境內共修建水溝12350條，灌溉梯田面積30余萬畝。20世紀下半葉，國家實行統一規劃，各級政府組織實施建設，加之現代化工具的大量運用，使水溝建設有了一定規模和質量。據各縣志書記載，至1985年，上述4縣共修建擴建水溝24745條，灌溉梯田面積90多萬畝，其中，流量在每秒0.3立方米以上的骨干溝渠125條。又據2004年筆者調查統計，紅河縣的大小水溝共3022條，其中，建設成三面被現代水泥光滑抿糊的有34條，流量在0.3立方米/秒的有20條，最長的水溝有22千米。元陽縣大小水溝4653條，其中，建設成三面被現代水泥光滑抿糊的有12.13千米，流量在0.3立方米/秒的有45條，最長的水溝有25千米。綠春縣大小水溝7000多條，其中，建設成三面被現代水泥光滑抿糊的有21條，流量在0.3立方米/秒的有13條，最長的水溝有65千米(黃連山水溝)。[4]156-157

二 富饒的貧困：一條水溝的故事

元陽縣小新街鄉者臺村農田引水主要靠梭山河（芒鐵河上游分支）及轄區內的大小溪流箐溝。者臺大溝引自海拔1900米處“猴子巖”腳的梭山河上源，由西南向東北流入村寨供人們生活生產用水后流向梯田，全長7千米，流量為0.3立方米/秒，灌溉梯田面積1000畝。20世紀70年代初期利用其溝水修建了一座裝機容量為26千瓦的小型電站，供村民照明使用，到80年代末期，由于管理、機件質量、技術服務等原因停止運作后一直未修復。90年代村民靠點煤油燈照明，2000年縣內10千伏的高壓輸電線只架到鄉政府駐地，各村委會要求自己集資架線，2003年者臺村委會將集體聯合林場木材出售10萬元，各自然村每戶村民集資80元，共集資18萬元，將高壓輸電線從鄉政府駐地架到各自然村。從此解決了村內的照明和電器用電問題。自古以來村民利用溝水修建水碾、水磨等傳統動力加工工具，目前，利用者臺大溝水源修建的水碾房尚有5座，其中兩座屬于外村，村民作脫離谷殼用。流經村寨溝水平時作洗菜、洗衣，也供禽畜飲水用，然后流向梯田，一年四季，流水不斷。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據筆者調查，者臺大溝于清康熙年間開挖。這與有關史料記載時間基本吻合。據《元陽文史資料?第一輯》“納更司土巡檢”一節載：康熙12年（1673年），納更土司龍天正病故無子，以胞弟長子龍得云頂襲伯職，1687年，得云身故，其長子在田本應承襲父職，但因年幼而奉文以其叔龍得海撫孤代辦10年。1697年，龍得海代辦10年期滿卸任，于是與其侄龍在田協議分家。其地界西起納更梭山河、北至大喇卡河、東至逢春嶺河的所有梯田、村寨是得海代辦10年期間率民開墾出來，今應劃歸得海管理。于是龍得海攜帶司署分界文約率六子來到紅河南岸的半山區大喇卡居住，并著手分家：長子龍在源分居小喇卡，管轄三丘田等十寨；次子龍在汶分居石巖寨，管轄火山等十寨；三子龍在淵分居大喇卡，管轄哈尼寨等十寨；四子龍在朝分居克甲，管轄老烏寨等十寨；五子龍在延分居者臺，管轄扒倮等九寨；六子龍在渭分居稿吾卡，管轄蠻板等九寨。[2]32-33所有這些村寨均在今元陽縣小新街鄉境內。

據村中老人介紹，當時修筑者臺大溝的是董氏（漢族，為當時富裕人家，但董氏家族人口增長緩慢，原有的人口負增長，至今只有2戶）出鐵錘、鐵撬桿等工具，由建寨初期的10來戶人修建，以土石為壩，順著山勢從高至低蜿蜒而下。

2009 年至2010年冬春季節，中國西南地區持續高溫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許多河流水位大大降底，甚至斷流，中小型水庫露出干涸的庫底。大旱導致西南五省區市許多地方小春作物大面積絕收，經濟損失超過幾百個億元，對當地人而言，更加深了貧困程度。這樣的背景下，筆者懷著焦慮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家鄉，于2010年4月12日考察了者臺大溝。讓人喜出望外的是，筆者來到水源頭，一兩千米之外就聽到了嘩啦嘩啦的流水聲，走近源頭一看，清澈見底的流水撞到河道中央的石頭上，激起白花花的水花，濺在人的身上是那樣的清爽，由于水源均為來自原始森林中的泉水溪流，水質不要凈化就可直接飲用。由于溝壩均為土石方結構，故沿途滲水特別嚴重，流到溝尾的水流只有溝頭的一半，但根據目測水流還是不低于0.2立方米/秒，因為這樣的水流量才能帶動水碾、水磨。百年不遇的大旱之年，這樣的水源應該是值千金的水資源，但這里的哈尼族人民仍然是富饒的貧困！

由于直到現在溝基為土石結構，沿途滲水相當嚴重，水源流失較大，筆者及當地村民曾多次向元陽縣有關部門做了反映，申請水溝建設項目，將其建成“山面光”①的溝渠，這樣可大大提高水資源利用率，但一直未能立項。相反，筆者的調查發現，在一些水源缺乏的地方又修建了“山面光”溝渠，到了枯水季變成干涸的水溝。

筆者沿溝頭至溝尾考察時，水溝兩側大部分地段都長滿森林、灌木、草叢，既便外露的兩側地段也多為旱地。因此，沿溝壩行走困難，許多地段只好繞道而行。者臺大溝是哈尼族傳統生態灌溉系統的實證案例，也是哈尼族梯田生態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一條具有200多年歷史的生態土溝，今天仍然擔負著哈尼梯田的可持續發展！

三 傳統灌溉管理方式：木刻分水

管理是一門科學，管好用好水溝及其設施，充分發揮應有的效益，是哈尼族梯田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明清至民國時期，哈尼族的水溝無統一管理機構，土司為一方之主，其勢力范圍的土地及其水溝皆屬土司所有。但在管理層面上實行因地制宜，凡幾村共同受益的大溝渠，每村固定2～3人專門管理，按受益面積的多少收取水利谷，或分給管理人員一份公田耕種，以作報酬。水溝的維修，若工程不大，一般由管理人員自負；較大的工程維修，由受益村出錢出力共同修理。發生水利糾紛，則由當地的土司、里長、招壩和村寨頭人出面調處。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前，元陽境內主要大溝為地主、富農把持，隨田出租，收取租谷，由佃戶管理。納更土司轄區由土司直接管理“官溝”，并實行木刻分水，收取溝谷，每刻口水收取溝谷2.5斗（37.5千克），年收溝谷20石（約3000千克）。公用水溝由村民推選溝長負責管理，以木刻分水，用水戶按木刻交納維護水溝谷，整修溝渠時，也由受益戶按木刻投勞。溝長每年召開一次群眾會，祭溝會餐，商討管溝事宜，改選溝長，修訂管理制度。[1]160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水溝管理仍沿襲了老規矩，按木刻合理分水。但是，1958～1980年生產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期間，因土地集中經營，水溝統一由生產隊安排人員管理，稱“趕溝人”，大溝5～10人，中溝3～5人,小溝1～2人。趕溝人的報酬隨著生產隊的分配制度變化而變化，除了1962～1964年實行傳統的分配制，由趕溝人的受益戶共同承擔報酬外，評工分參加生產隊分配是這一時期的分配制。1981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恢復了傳統的水溝管理辦法，即由群眾推選有經驗的趕溝人，其管理人員根據溝渠的大小安排1～5人不等，其報酬問題，按木刻分水口的大小計算稻谷，秋收后由村長追收，兌現給趕溝人，有部分小溝由受益戶輪流管理。由此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據李國發、宋恩常于1959年1月在金平縣馬鹿塘村寨哈尼族的水溝管理調查來看，受益戶以木刻分水的標準分成大口與小口，大口水直徑約10厘米，小口或半口水直徑約5厘米。大口出谷5斗（約75千克），小口出谷2.5斗（約37.5千克），一絲水口出谷約15千克。[3]47-48

1988 年，筆者在元陽縣黃草嶺鄉哈更村也作了哈尼族水溝管理調查。該村367戶，1596人，經營1008畝梯田，分布在海拔700～1500米之間。主要水溝有6條，管理人員6人。管理人員由村民選舉，稱其為“溝頭”。溝頭任期一年，可以連任。溝的受益戶每年在栽插之際聚眾祭溝會餐，清理木刻口，商討管溝事宜，改選溝頭，完善管理制度，違者受罰。一般來講，木刻凹口寬窄與所灌溉的梯田面積有關，凹口寬60厘米刻口所流經的水灌溉面積為52.5畝，收取150千克谷子作為溝頭報酬。凹口寬30厘米刻口所流經的水灌溉面積26.25畝，收取75千克谷子作為溝頭報酬。在制定木刻口的大小時，沒有固定模式，各地大小不一，但都很注重木刻凹口的寬窄，一般不注重凹口的深淺。

木刻分水是哈尼族在長期的梯田農耕活動中形成的一種不成文的水規和制度。其形式為：根據一條溝渠所能灌溉的梯田面積，經過村與村、戶與戶有關田主集體協商，規定每份梯田應得水量的多少，在大家一致認同的前提下，按溝頭、溝腰、溝尾流經順序，在梯田與水溝結合部設置一根橫木，并在其上刻定各份梯田應得的水量，讓溝水通過木刻凹口自然流進梯田里。因枯枝落葉堵塞橫木刻口不追究責任，若人為堵塞、刻口加大、移動橫木而導致彼多此少的，則視為違約予以罰款。如上述哈更村于1997年5月時值秧苗抽穗，該村有一位村民偷偷地任意加大刻口而被罰75千克谷子交給溝戶集體聚餐使用。歷史上屬于戶與戶之間的違約由村民集合議處；屬于村與村之間的違約則由片區的頭人集合議處。這是哈尼族村與村、戶與戶之間為了確保合理用水，避免因用水而可能引起的紛爭，達到保耕保種目的的一種世代相傳的水規，為維護哈尼族梯田持續發展發揮了良好的作用。[4]157～158

哈尼族引高山水源灌溉梯田，引水渠都建立在坡度20度以上的半山腰，雨天沖刷坡面時地表徑流難免攜帶泥沙沖入梯田。因此，每一片梯田引水溝水源入口的接合部都設有3～5平方米的一個池塘，稱泥沙塘，一般設在每一片梯田上方前緣，作為溝水攜帶的泥沙沉積之用，中耕管理中，定期和不定期地清除沉積的泥沙，以免流入梯田后破壞田中的土壤結構。

從各個時期的運行機制來看，哈尼族從古至今，梯田灌溉系統的水資源管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木刻分水，哈尼語稱“歐斗斗”（eeltevqtevq）。這是哈尼族長期耕作梯田經驗的總結，是哈尼族梯田灌溉生態文化的重要標志，顯示了其在梯田可持續發展中的生命力。

注釋：

①“山面光”:指溝基內側的梯形壁面用水泥抿糊光滑后就不易滲水，充分利用水資源.

[1]云南省元陽縣志編纂委員會.元陽縣志[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0.

[2]元陽縣政協文史委.元陽文史資料?第一輯(內部資料)[G].1992.

[3]《云南省》編纂委員會.哈尼族社會歷史調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黃紹文.諾瑪阿美到哀牢山——哈尼族文化地理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The Eco-culture Embodied in the Hani’s Terraced Field Irrigation System

HUANG Shao-wen1,GUAN Lei2
(1. Hong he University, Mengzi Yunnan 661100,China;2.The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100,China)

Water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Hani’s terraced eco-culture along the Hong he River; the terraced irrigation system is the lifeline of the culture.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resources has been through the whole ecosystem, and therefore a complete eco-culture mechanism has been formed.

Hani;use of water resources;terraced irrigation system;water distribution

C912.5

A

1008-9128（2011）06-0006-04

2011-08-28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08XMZ033）

黃紹文（1965-），男（哈尼族），云南元陽人，紅河學院客座教授，紅河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民族文化，地理與生態文化。

[責任編輯 張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