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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的建都之爭

2011-10-31 05:56季劍青
北京觀察 2011年9期
關鍵詞:革命黨人臨時政府章太炎

季劍青

民國元年的建都之爭

季劍青

清帝遜位后孫中山率臨時政府官員祭祀明孝陵

南北建都之爭

辛亥革命期間,關于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定都南京還是定都北京,曾經發生過一場爭論。按照南北和議達成的協定,孫中山在南北和平統一后,將把臨時大總統一職讓給袁世凱。不過孫中山也提出了若干條件,其中一條就是“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臨時政府公報》第17號)。如果袁世凱南下就職,顯然便于革命黨人利用共和體制對其進行約束。另外,從法理上說,南京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臨時約法》的誕生地,也是臨時參議院所在地,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設于南京,自然具有無可爭辯的法律效力。南京是新生的共和體制的發源地,理應成為民國的首都。從種族記憶上看,南京是驅逐胡元、克服漢土的明太祖的奠都之地,“昔明太祖掃蕩胡元,惡燕北之夷風,別具卓識,定鼎金陵”,如今清王朝已被推翻,光復大業告成,定都南京也是一種光榮的紀念。清帝遜位后孫中山率臨時政府官員祭祀明孝陵,即是此種種族意識的反映。相比之下,北京既是長期被“胡虜”占據的腥膻之地,又是君主專制統治的巢穴,已然污穢不堪,絕無做民國首都的資格。定都南京,意味著從政治體制和種族兩方面與清王朝斷裂,這也符合“革命”題中應有之義。

讓人頗感意外的是,孫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張,竟然遭到包括革命黨人自身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反對。不僅袁世凱陣營和張謇等立憲派人士主張建都北京,帶有革命黨機關報性質的《民立報》、革命黨人中的領袖人物章太炎、宋教仁以及大多數獨立各省的都督也都主張建都北京,甚至連曾經主張或參加北伐的革命黨軍隊高級將領朱瑞、姚雨平等人也贊成建都北京。大體而言,主張建都北京者的理由不外以下幾條:首先,北京交通便利,已有都城規模足資憑借,不必多事更張,可省經費;第二,建都北京利于控制東三省和內外蒙古,足以謀五族共和,鞏固統一;第三,建都北京可避免外交糾紛,若遷都必將遷移使館,各國均不贊同;第四,建都北京可統一兵權,北方軍隊如林,遷都易動搖軍心,生出他變。由此可見,論者多從現實形勢及可能引發的后果出發來論證建都北京的合理性,與孫中山從法理和種族角度立論顯然有別。

面對反對者的洶洶聲浪,孫中山仍然強調首都選擇應能體現民國共和體制之新,1912年3月2日,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懇切陳詞:“今所急要者,但以新國民暫時中央機關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懷廟宮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則燕京暫置為閑邑,寧府首建為新都,非特公之與文必表同意于國民,即凡南北主張共和疾首于舊日腐敗官僚政治之群公,寧有間焉?!痹绖P對此置之不理,大多數革命黨人也不能體會孫中山的苦心。在建都之爭中,孫中山極為孤立,革命黨領袖人物中只有黃興一人站在孫中山一邊。輿論方面,只有戴季陶、李懷霜主持的《天鐸報》上能看到反對建都北京的聲音,其中柳亞子、鄒銓等南社文人態度尤為激烈。不過,大多數南社文人并未直接加入到此次論爭中來,這可能是因為柳亞子所說的:“群奸賣國,巨憝竊位,遂使革命大業,功敗垂成,徒于國都地點,南北爭持,亦已末矣?!保ā陡婷褴姼鞫级健?,《天鐸報》1912年2月21日)南社文人熱切盼望的北伐未能實現,袁世凱成了民國臨時大總統,意味著革命已經失敗,再討論建都問題也沒有什么意義了。

對于北京作為“胡虜”專制之巢穴的污穢性質,主張建都北京的革命黨人也并非全無顧慮。2月13日,《民立報》上登出王空海的《建都私議》一文,從政治、經濟、外交、邊防等角度系統討論建都北京的必要性,其中提到建都北京可“達光復之目的”,滿清盤踞北京二百六十余年,今民國新建,國體既改,必須“直驅燕京,據為首都,拔趙幟易漢幟,一新天下之耳目”,又云建都北京可“鞏固共和之基礎”,北方人民思想尚處于專制階段,須“建都北京集文明于中央,汲新思潮以為之洗心而滌面”。作者也認為北京亟待革新,然而僅僅通過建都北京就能夠“一新天下之耳目”,顯然是一種過于樂觀的看法。南社社員寧調元針對此點即提出反問,“不知北京為胡虜舊穴,彼輩果有勢力圖謀不軌,則政府有危險,則全局受其影響,較之論者所慮者,不更不堪設想耶?”不過與孫中山、柳亞子不同的是,他并不主張建都南京,而是主張建都武昌,這可能與他當時立場上接近湖北革命黨人有關。

章太炎的“文化立場”

另一位觀點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章太炎在建都之爭中表現得相當活躍,他原先主張建都武昌,以金陵為陪都,后來立場發生改變。章太炎也認為建都北方有利于“控制北維”,保證國家統一,但與一般主張建都北京者不同的是,他引入了一種文化視角,指出建都北京有助于恢復北方已經凋殘的中原文化,這當然是一種漢文化。在致南京臨時參議院的信中,章太炎明確提出建都北京可收變革文化之效,“北方文化已衰,幸有首都,為衣冠所輻輳,足令丕變”(《致南京參議會論建都書》)。針對黃興“文化相較,南優于北。安得以都不在北,北方退化,為不可遷都之確諦”的反駁,章太炎承認北方文化在游牧民族長期熏染下衰落已極,“成祖肇建北京,猶未能挽其末緒,滿洲間之,益滋污俗”,然正因為此,建都北京方有必要,“夫建都北京者,逆挽之使不退于蒙古,非能順進之使比跡于南方也”(《駁黃興主張南都電》)。從與孫中山、黃興同樣的前提出發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章太炎的立場有其現實和思想上的根由。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重要職位基本上為同盟會所壟斷,這引起了首義的湖北革命黨人的不滿。章太炎所在的光復會本來就與同盟會有隙,此時也站在湖北革命黨人的立場上,反對同盟會的“一黨專制”,并與張謇等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旋改組為統一黨,與同盟會相頡頏。同時章太炎對促成南北和平統一的袁世凱也抱有很大希望,這是他反對建都南京主張建都北京的現實政治背景。從思想上看,章太炎強調的是歷史連續性對建構政權合法性的意義,與孫中山從法理角度建構南京政府之合法性完全不同。他認為,“夫制大法者,當察于歷史,不在法理懸談”(《新紀元星期報發刊辭》),“政事定式,惟循舊而因革之爾”(《先綜核后統一論》)。他指出南方臨時政府與統一政府不同,統一政府須能接收前朝“圖籍”,而“南方雖有臨時政府,本無圖籍,所可接收者安在?”中華民國必須承繼清政府的文獻制度和領土疆界,才能保證政權的合法性,如此建都北京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然而,這種歷史主義的觀點與革命邏輯卻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矛盾。當革命尚未成功時,可以用“漢種的歷史”“激動種性”,激發排滿革命的沖動,歷史意識與革命熱情可以相得益彰,一旦革命成功,需要建構容納漢滿各民族在內的統一的中華民國的時候,兩者之間的裂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了。

終結“民國之都的想象”

事實上,論爭雙方觀點之間的沖突與這種矛盾具有某種同構性,它們涉及對中華民國不同的想象。主張建都北京者一個相當有說服力的理由是北京對于控制北方邊境地區的重要戰略意義,他們看重的是一個統一的、容納“五族”的中華民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而在地緣政治上,北京是聯結中國本部(二十二行?。┡c蒙藏等藩部的樞紐,也是清王朝能夠有效統合兩者的關鍵所在。中華民國承繼清王朝的疆界,從國家統一和“五族共和”的角度看,北京的“胡化”和“夷風”恰恰是一種優勢。然而對于孫中山這樣的南方革命黨人來說,中華民國應該是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產物,是一個能夠體現嶄新的共和價值和以漢族為主導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對藩部的離合缺少切膚之感,對滿族等北方民族以及北京都懷有一種刻板的消極印象。雖然在民國成立后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號,但是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體認。

孫中山等人建都南京的動機,黎元洪可謂一語道破:“建都金陵之議,原欲改弦更張,從新締造,宅心未嘗不美”。然而形格勢禁,局勢正朝著有利于袁世凱的方向迅速發展。主張建都北京者越來越多,“甚且有前主都南今又翻然主都北者”,《民立報》據此評論道:“方其議論之起也,博辯滔滔如挾風霜幾不相下,及利害得失緩急輕重豁然有所洞悉,遂交相讓步,雖全取消其前案亦毫無所于惜,是何也?蓋一時之感情終不敵其天賦之理性,而其希望少數便宜心終不敵其希望全國統一心之切也”?!吧贁当阋诵摹钡恼f法未免不公,但多數主張建都北京者是洞悉“利害得失緩急輕重”后做出“理性”選擇卻是實情。這里把主張建都南京者歸為感情沖動好發議論之輩,顯示了現實政治邏輯的強大力量。特別是在2月29日北京兵變后,建都北京的觀點更是占到了絕對上風,孫中山只得退讓。平心而論,除了依附袁世凱集團的北洋派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外,多數主張建都北京者(無論是立憲派還是革命黨人)確實是把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置于首要地位來考慮,希望通過盡早定都北京來實現南北統一。4月1日,孫中山宣布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黃興為南京留守使。4月5日,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于北京。這場為時雖短卻甚為激烈的建都之爭以主張建都北京者的勝利而告終。

臨時政府北遷后,統一黨、同盟會、共和黨本部亦紛紛遷往北京,“十余年前專制之根據地,而今為政團之活動區”(梁啟超《答禮茶話會演說辭》)。章太炎也北上成了袁世凱總統府的高級顧問,隨后又被任命為東三省籌邊使。然而他期待中的北方文化“丕變”的景象并未出現,反而很快感受到北京政治的腐敗和風氣的污濁,連自己也身陷袁世凱的羈紲之中。章太炎對自己建都北京的倡議流露出悔恨之意,1916年他在給黃宗仰的信中說:“此北京者,乃仆倡言所建,而今卒為自縛之區。春蠶作繭之喻,豈不信然?”在給吳承仕的信中,更是痛陳北京“人心頹靡,日趨下流”甲于各省,“同是各省所產之人,而一入都城,涇渭立判。此則咎不在社會,而在政治審矣。若中央非有絕大改革,雖日談道義,漸以禮法,一朝入都作官,向惡如崩,亦何益乎?”北京已墮落為腐敗的官僚政治的大本營,此時重提“絕大改革”似為時已晚。政治革命既歸于無效,通過建都北京來控制北部邊境地區的設想也沒有完全實現,“宛平既建,漠北卒不守,遼東粟末以上亦受制于佗人。自以所策無效,天保未定,終后不知其所說為駕也”。民國的新都似乎很快就蛻去了人們賦予它的光環,露出它腐朽污穢的本色來。這座都城給那些像章太炎一樣抱著希望北上的革命黨人留下的,只是苦澀和失望。

作者系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 薄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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