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價值內涵與旅游開發＊

鄭偉忠, 葉 瑋

(浙江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浙江金華 321004)

人類文明的第一縷曙光是伴隨著石質工具的制作和使用開始的,而制作石質工具的第一步是采石.由于當時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水平處于起步階段,那時候的采石活動更多的是“采集”石材.從石材的采集到手工開采,再到今天的大規模機械開采,采石活動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一路走來,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留下了一串串耐人尋味的文化印痕,這些印痕就是采石文化.采石文化是人類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從事采石活動所逐漸形成的一種相對固定的物質、精神和制度模式.采石文化從屬于石文化,是石文化體系的一個子文化系統[1].由于采石文化是人類在采石活動中與地理環境相互作用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因而具有豐富的人地關系內涵.浙江擁有悠久的采石活動史,歷史上的采石活動遺留下為數眾多的古代采石場遺址,筆者結合采石文化的內涵,稱其為采石文化遺跡.

1 采石文化遺跡的價值內涵

1.1 鮮明的地域性與鮮活的民間性

采石文化遺跡呈現鮮明的地域色彩,這是由地理環境的地域差異所造成的.浙江地處東南沿海,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具有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也使得深受地理環境影響的采石文化遺跡具有了地方性差異.例如,位于浙西的龍游石窟采石文化遺跡就與浙東寧海伍山石窟采石文化遺跡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采石文化遺跡鮮明的地域性特征造就了浙江多樣性的采石文化遺跡,使采石文化遺跡的多樣性開發成為可能.采石文化遺跡創造者的主力軍是來自于底層的勞動人民,因而保留著鮮活的民間特色.采石文化遺跡的民間性洋溢著濃烈的生活氣息,使其更具有人文親和力.因此,采石文化遺跡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鄉土文化的杰作.

1.2 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雙重屬性

采石文化遺跡具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雙重屬性,是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統一.采石文化遺跡的形成既有諸如石材、采石工具之類的物質文化成分的功勞,又有諸如開采技術、開采習俗之類的非物質文化成分的貢獻,因而采石文化遺跡是在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具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雙重性.采石文化遺跡的兩種屬性是同時存在、不可分割的,對于非物質文化來說,如果沒有了物質基礎,則非物質文化就會變得無根無源,難以存在和展現出來;而光有物質基礎,缺乏了非物質文化的熏陶,則物質永遠還是物質,不可能具有文化屬性,也就談不上文化遺跡了.因為采石文化遺跡具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雙重屬性,所以在其旅游開發過程中需要同等重視,不可偏廢其一.

1.3 地質遺跡、文物古跡與工業遺產三位一體性

地質遺跡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長地質歷史時期,由于各種內外動力地質作用,形成、發展并遺留下來的珍貴的、不可再生的地質自然遺產[2].地質遺跡既包括旅游中的山水名勝、自然風光等自然遺跡,也包括在晚近地質歷史時期人類形成過程中,人類與地質體相互作用和人類開發利用地質環境、地質資源的遺跡以及地質災害遺跡等[3].人類的采石活動是人類與地質體相互作用的一種形式,而人類采石活動所留下的采石文化遺跡則屬于人類開發利用地質資源的一種遺跡.因而,人類的采石文化遺跡具有地質遺跡的屬性.浙江省國土資源廳出臺的《浙江省地質遺跡保護規劃 (2006-2020)》中列入保護的采石文化遺跡有東湖、柯巖、吼山、龍游石窟、長嶼硐天和蛇蟠島6處.浙江采石文化遺跡大量進入地質遺跡的保護范圍,可以說明人們對采石文化遺跡認識的提高和保護意識的增強.

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評定文物古跡的標準如下:能夠代表一種獨特的藝術成就;在一定時期或某一文化區域內,對建筑藝術、紀念物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方面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能為現存的或已經消失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見證;可作為一種類型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類歷史的重要階段;可作為傳統的人類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尤其是在不可逆轉的變化之下容易損毀的地點;與某些事件或現行傳統、思想、信仰或文學藝術作品有著直接和實質的聯系[4].采石文化遺跡本身就具有悠久的歷史,是人類認識與開發自然的明證,展示著人類的發展歷程.有不少文物古跡是由石材建造的,石材來源于人類的采石活動,人類采石活動所留下的采石文化遺跡因為有了為文物古跡提供石材的歷史,而成為那些文物古跡的一種見證.采石文化遺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還原文物古跡的整個建造歷史,展現出文物古跡更深厚和廣闊的文化內涵,彌補因其他資料不足而造成的歷史缺憾.從某種意義上講,采石文化遺跡可以作為文物古跡的一部分,可以為文物古跡提供獨特的注解.因此,石質文物古跡價值內涵的提升也會引發為其提供石材的采石文化遺跡的文物意義的提升,例如,埃及采石文化遺跡擁有較高的關注度就與古代埃及石質文物古跡的巨大影響力分不開[5].國內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采石文化遺跡有 3處,這 3處遺跡均有著為重要文物古跡提供石材的歷史.例如,廣州蓮花山古采石場是唯一以采石場身份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采石文化遺跡,這與該古采石場為建造南越王墓供給石材的歷史有著重要的關系.

根據《下塔吉爾憲章》對工業遺產的定義,工業遺產由具有歷史、技術、社會、建筑和科學價值的工業文化遺跡組成,包括建筑物及其機器設備、車間、生產作坊、工廠、礦山、加工提煉場地以及其他與工業相關的倉儲、物流場所和社會活動場所[6].在國內,工業遺產一般被視為某種形式的文物古跡而獲得相應的保護.采石是人類最為古老的工業形式,直到今天,采石仍然從屬于采礦業,是工業中的重工業.由采石而生的采石文化遺跡也應該是人類最為古老的工業遺產,可以追溯到遙遠的石器時代.因此,采石文化遺跡具有工業遺產的屬性,可以成為工業遺產而獲得相應的保護和開發.同時,國內外所積累的有關工業遺產保護和開發的經驗對采石文化遺跡的保護和開發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

2.1 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現狀及存在問題

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濫觴于紹興柯巖.柯巖采石始于漢代,隋代之前已經形成了眾多的石景,隋唐時期,柯巖大佛的建成又添一景.到了宋代,該處已經成為名勝之地.明清時期,柯巖逐漸形成了八大石景,成為著名的旅游勝地[7].另外,紹興的吼山、曹山、羊山及東湖等地也是傳統的游覽勝地,并都在當代接受過不同程度的再開發.當代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始于 20世紀 90年代,龍游石窟的發現和開發,以及長嶼硐天的開發建設,是當時采石文化遺跡旅游開發的重要事件,這 2個景區的旅游開發極具典型意義,代表著 2種不同的開發路線,對此后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有較大影響.到目前為止,浙江境內已發現的有開發潛力或已開發的采石文化遺跡共有 30余處,多分布于浙北、浙東和浙西一帶,具體見表 1.

表 1 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狀況

龍游石窟的旅游開發定位于“謎文化”,冠以“千古之謎”和“世界第九大奇跡”之名,將采石文化遺跡披上神秘的外衣,營造出種種謎團,僅對石窟成因的解釋就有外星文明說、巨石文化說、道家福地說、越王勾踐秘密戰備基地說、屯兵說、陵寢說、地下倉庫說、伏龍治水說、礦寇居住說、采石場說和采石非唯一目的說等 11種說法[8].多種說法的爭鳴和多家媒體的報道,一時間使得龍游石窟名聲大振.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驅使下,各路游客滿懷著破解謎團的初衷來到了龍游石窟,但當真正的謎底揭開時,往往有種名不副實之感,對龍游石窟的長遠發展不利.龍游石窟景區在 1998年至2004年 6月間,共接待游客 173.2萬人次,平均增長率為 52%,門票收入 1 993萬元,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 62%[9].經過了短時間的火熱后,游客對龍游石窟的認識更趨理性化,人為炒作的謎團對游客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拐點出現在 2008年,龍游石窟景區所接待游客數量較 2007年有所下降,下降幅度 7.92%.當然,龍游石窟景區接待游客數量的下降還有其他的原因,但龍游石窟旅游開發與其自身體內所流淌的采石文化血液相脫離,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阿喀琉斯之踵”.雖然龍游石窟的旅游開發沒有定位于采石文化遺跡,但對龍游石窟的保護和宣傳工作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采石文化遺跡的作用,并提高了采石文化遺跡的知名度.經過多年經營,龍游石窟于 2003年即成為龍游唯一的國家 4A級旅游景區,其旅游開發模式對同屬錢塘江流域的屯溪花山謎窟有較大的影響,其景區的命名方式也對此后的采石文化遺跡旅游開發具有一定的啟迪.

長嶼硐天的旅游開發走的是與龍游石窟截然相反的一條道路.長嶼硐天從一開始就將其旅游開發牢牢地定位于采石文化遺跡,使采石文化成為旅游開發的主要內容和靈魂所在.長嶼硐天位于溫嶺原長嶼鎮 (現屬新河鎮)境內,長嶼是歷史上著名的“石板之鄉”,采石歷史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時期,至今已有 1 500多年的歷史了[10].長嶼硐天已于 2002年被評為國家 4A級旅游景區,也是溫嶺唯一的 4A級旅游景區,現由八仙巖、雙門硐、崇國寺和野山 4個景區組成,被稱為“世界規模最大的人工石硐”.同時,長嶼硐天也是雁蕩山世界地質公園的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為了提高景區的知名度和旅游吸引力,長嶼硐天圍繞采石文化做足了文章.溫嶺多次舉辦“中國石文化旅游節”,向公眾大力宣傳以石文化 (采石文化是石文化的組成部分)為主題的旅游,既提高了采石文化遺跡景區的知名度,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觀光旅游.長嶼硐天景區還擁有極具采石文化特色的景點,比如巖硐音樂廳、石文化博物館,等等.長嶼硐天立足于自身擁有的地域文化,努力發掘其中的特色因子,雖然沒有籠罩在游客頭頂的謎團,但仍然具有強大的旅游吸引力,吸引著成千上萬的游客慕名前來,一睹采石文化遺跡的精髓所在.長嶼硐天旅游開發的成功為周邊地區采石文化遺跡的開發起到了示范作用,黃巖的蟠龍洞 (黃巖石窟)、寧海的伍山石窟、三門的蛇蟠島、岱山雙合石壁等地的旅游開發均立足于自身采石文化,并在此基礎上尋求特色性的突破.

浙江采石文化旅游開發的實踐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面臨著如何將采石文化與可持續旅游開發有效結合的問題.采石文化具有物質與非物質兩種文化屬性,旅游開發中往往對物質文化關注較多,而對采石文化中的非物質成分關注較少,開發中關注度的不平衡性割裂了采石文化的完整性,不利于采石文化遺跡的可持續旅游開發.例如,龍游石窟的旅游開發只是關注于采石文化所遺留的地下石窟本身,而忽略了以這些石窟為載體的非物質的文化成分,人為嫁接來的外來文化無法與石窟自身融為一體,以致于削弱了旅游景區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其次,采石文化遺跡旅游開發面臨著景區特色趨同和景觀單一的問題.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具有一定的共性原本是正常的,畢竟都屬于采石文化這個范疇.但景區特色的趨同,會大大減弱景區的旅游吸引力,不利于景區的經濟效益和長遠發展.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中,稍有不慎便會陷入景觀單一的泥淖,而景觀的單一形式會給游客造成審美疲勞.因此,對于一個成熟的旅游景區來說,光有采石文化一種景觀顯然是不夠的.再次,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中還面臨著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的問題.有不少采石文化遺跡地理位置較為偏僻,旅游開發首先要完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大旅游開發的成本.但如果不完善當地的基礎設施便進行旅游開發,會給旅游景區的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最后,開發主體的不同也會給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帶來影響.不同的開發主體,會產生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利益分配,進而影響到當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2.2 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意義

首先,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有利于區域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因為采石文化是采石文化遺跡旅游開發的主要內容和靈魂,而采石文化又是區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采石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可以有力地推動區域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增強整個區域的文化軟實力.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增進了人們對采石文化的了解,擴大了采石文化的影響范圍,為采石文化遺跡的保護與開發創造了良好的氛圍.采石文化本身便是人類在采石活動中所創造的文化,人類既是采石文化的創造者,也是采石文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旅游開發的介入,強化了人類對采石文化的影響,為采石文化注入了時代的因子.旅游開發的部分收益還可以作為采石文化遺跡保護的資金,從而解決了采石文化遺跡保護的資金來源問題.

其次,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對當地社會發展的影響.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為當地居民提供了就業崗位,增加了當地居民的收入.旅游開發所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為當地基礎設施的改善提供了契機,有利于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旅游開發使得各地游客紛至踏來,加強了當地居民與外界的溝通和聯系,開闊了當地居民的視野,有利于提高當地居民的文化素質.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下,當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也面臨著改變的危機.另外,在旅游開發的影響下,采石文化遺跡與當地社會發展的關系愈加緊密,有的甚至成為當地社會發展的風向標和助推器.

再次,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有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開創了后采石時代經濟增長的新模式,帶動了地方旅游業的發展,旅游業的發展又進一步帶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從而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對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對于那些旅游開發基礎原本薄弱的地方來說,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對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更加明顯.例如,龍游石窟的旅游開發對龍游縣的旅游業具有很大的影響.在龍游石窟旅游開發之前,龍游縣的旅游業整體發展緩慢,作為該縣唯一的 4A級國家旅游景區,龍游石窟是龍游縣旅游業的龍頭,帶動了全縣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數據顯示[11],2009年“十一”黃金周期間,全縣共接待游客19.53萬人次,其中僅龍游石窟景區便接待游客5.9萬人次,占到了總接待游客數的 30.21%.近年來,隨著民居苑等一批旅游景點的開發,龍游石窟的接待游客數和門票收入在全縣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其在龍游旅游業中的地位仍然在短期內無法撼動.長嶼硐天景區作為溫嶺市唯一的國家4A級旅游景區,其對于溫嶺旅游業的貢獻也很顯著.統計顯示[12],2008年全市旅游區 (點)共接待游客 1 346.08萬人次,門票收入為 2 925.23萬元,長嶼硐天景區雖然只接待游客數 106.23萬人次,但門票收入高達 1 159.67萬元,占到了總門票收入的 39.64%.對于旅游業來說,門票收入僅僅是一部分而已,游客在當地的吃、住、行、購、娛等其他活動對當地旅游業的貢獻更為可觀,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最后,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對地方環境的影響.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既是一種國土整治形式,又是一種工業廢棄地的改造.采石活動所形成的采石文化遺跡,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是一種對原有生態環境的強有力的干預和破壞.這種干預和破壞改變了當地的地理環境面貌,給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壓力.旅游開發的介入,可以有效地改變采石文化遺跡工業廢棄地的形象,巧妙地利用采石活動所形成的“人工地貌”,創造出富有特色的采石文化景觀.旅游開發的過程是一個文化挖掘與塑造的過程,也是一個“變廢為寶”的過程,更是一個化被動為主動的過程,突出了人類在協調人地關系時的主動性和能動性.當然,旅游開發的介入也可能給當地帶來新的環境污染和破壞,這需要有關部門在旅游開發實施的過程中加以有效地引導、監督和管理.

2.3 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策略

首先,采石文化的旅游開發需要注重與當地原有旅游資源的結合.與原有旅游資源的結合有助于提高采石文化旅游開發的起點,增加旅游資源的豐富性和吸引力.例如,位于千島湖景區的天池問石景點即是一處由采石文化遺跡開發的旅游景點,該景點很好地利用了千島湖景區這一平臺,將自身的景觀特色融入到整個景區,成為千島湖旅游景區的重要景點之一.位于新昌大佛寺景區的般若谷和雙林石窟也具有同樣的效果.這兩個景點借助于大佛寺濃厚的佛學文化,將采石文化與佛學文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既豐富了景區的游覽內容,又分流了部分大佛寺主景區的游客.由于般若谷和雙林石窟是大佛寺景區的一部分,雖然這兩個景點都是新開發的,但依然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旅游開發之前,景區存在的采石文化遺跡與景區整體風貌格格不入,經過景觀改造后,新的景觀非但不會削弱原有景觀的魅力,反而會增強整個景區的旅游價值.當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與周邊原有的旅游資源能夠彼此協調地組合在一起的時候,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往往會取得較好的效果.

其次,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需要在深挖采石文化的基礎上突出自身的特色.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離不開采石文化的挖掘和應用,但這只是個基礎,要想在眾多采石文化旅游開發景區中脫穎而出,還需要結合當地的環境條件,形成自身鮮明的特色.由于歷史上采石業的集聚效應,使得在某些區域內采石文化遺跡特別多.因而,對于這些區域內的采石文化遺跡來說,在旅游開發中形成自身的特色尤為重要.例如,三門蛇蟠島的旅游開發結合自身的海島環境,將采石文化和海島文化結合起來,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否則,面對相鄰不遠的寧海伍山石窟的影響,若沒有特色的旅游內涵,很難取得良好的旅游開發效果.對于與蛇蟠島在空間上距離更近的寧海一市采石文化遺址來說,如要進行旅游開發,就需要形成不同于伍山石窟和蛇蟠島的特色,這樣才能避免雷同,保證旅游開發的效果.

最后,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需要當地居民的廣泛參與.當地居民可以說是采石文化遺跡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缺少當地居民的參與將是不完整的.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需要充分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和福祉,為當地社會和經濟的長遠發展考慮,并想方設法地調動當地居民的積極性.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將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與當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借旅游開發之機,完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鄉村旅游發展,進而推動當地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例如,浙江境內有不少鄉村具有采石活動遺留下的洞窟,這些洞窟是夏天乘涼

避暑的好去處,將鄉村旅游與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結合起來可以形成頗具特色的“洞窟農家樂”,推動鄉村旅游的發展,起到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作用.

3 結 語

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在全國范圍來看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是極具浙江特色的旅游開發項目之一.采石文化遺跡自身的價值內涵是其進行旅游開發的潛質所在,而旅游開發又是保護和開發采石文化遺跡的有效途徑,可以兼得文化、社會、經濟和環境等諸方面之利.浙江境內已開發的采石文化遺跡有多處,浙北、浙東和浙西均有分布,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浙江采石文化的豐富和久遠.雖然目前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隨著開發程度的不斷深入,以及相關經驗的不斷積累,浙江采石文化遺跡的旅游開發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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