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梁思成先生逝世40周年梁思成的城建之痛

王軍

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個單中心的城市結構，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須進城上班、出城睡覺，試問，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以這樣的結構來布局一個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嗎？這種因為戰略選擇不當而導致的擁堵，光靠架橋修路等技術手段來解決，能成功嗎？

2009年，北京東城區火藥局胡同遭受大范圍拆遷。北京胡同至今已有700多年歷史，它是久遠歷史的產物，是北京文化的象征更是老北京人的文化遺產。但由于北京城市發展進程的加快，許多胡同遭到拆除，老北京的胡同建筑與內在的胡同文化在逐漸消失。

“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這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對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說的話。

他在1957年說：“在北京城市改建過程中對于文物建筑的那樣粗暴無情，使我無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p>

他在20世紀60年代曾作出這樣的預言：“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它還沒有長大，所以它還不會得心臟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病。它現在只會得些孩子得的傷風感冒?？墒鞘澜缟虾芏喑鞘卸奸L大了，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沒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門科學，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p>

梁思成確實非常強硬，盡管1955年他遭到了批判，在那場批判中，林徽因撒手人寰。

雖然我們不能再回過頭去實施“梁陳方案”了，但這個方案的內在精神——平衡發展城市——是值得我們去理解與繼承的，它仍有強大的現實意義。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

梁思成先生逝世前，曾在病榻上對陳占祥（編者注：著名城市規劃專家）先生說：“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對祖國一定要忠誠，要為祖國服務，但在學術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p>

梁思成先生的痛苦，來自他與陳占祥先生1950年擬定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不被理解與接受，以及此后北京城遭遇的悲劇性命運。后來，這一“建議”被稱為“梁陳方案”。

我是1991年到新華社工作的，從那時起，如何解決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一直是我關注的課題。北京修了那么多條環路，那么多立交橋、放射路，而為什么城市的交通卻是越來越堵？

有一天，我讀到了“梁陳方案”，心中豁然開朗——這個方案不僅僅是為了保存作為偉大遺產的北京古城，它更是一個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它告訴我們，必須平衡地發展城市，要在全市范圍內促進各個區域居住與就業的平衡，不能搞得市中心全是上班的地方，郊區全是睡覺的地方。只有平衡地發展城市，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跨距離交通的發生，使北京成為便利而藝術的首都。

而今天的北京，正是落入一個單中心的城市結構，才使得那么多市民必須進城上班、出城睡覺。試問，多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以這樣的結構來布局一個巨型城市，它能不堵嗎？這種因為戰略選擇不當而導致的擁堵，光靠架橋修路這種技術手段來解決，能成功嗎？

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城內人口密集，在市中心建設中央行政區，必導致大規模拆遷?！傲宏惙桨浮闭J為：此項決策關系北京百萬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北京作為故都及歷史名城，大量的文物及城市的體形、秩序不容傷毀；這樣遷徙拆除，勞民傷財，必產生交通上的難題，且沒有發展的余地。

它指出：“行政區設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積甚大，勢必不能在城內解決，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區同辦公地點的距離便大到不合實際。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萬至十五萬人在政府辦公地點與郊外住宿區間的往返奔波，產生大量用交通工具運輸他們的問題。且城內已繁榮的商業地區，如東單、王府井大街等又將更加繁榮，造成不平衡的發展，街上經常的人口車輛都要過度擁擠，且發生大量停車困難。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時，唯一補救辦法就要想到地道車一類的工程。一一重復近來歐美大城已發現的痛苦，而需要不斷耗費地用近代技術去糾正。這不是經濟，而是耗費的計劃?！?/p>

“梁陳方案”希望將中央行政區放在舊城以西的近郊地帶建設，并在行政區以南，建設一個商務區，其用意在于形成一個多中心的有限制的市區，既保護舊城，又促進各自區域內的職住平衡（即職業與居住的平衡），降低長距離的交通量。

梁思成、陳占祥強調，他們提出這個方案（“梁陳方案”），是根據大北京市區全面計劃原則著手的，如果該方案通過，他們將依此進一步草擬大北京市的總計劃?？墒?，連“梁陳方案”都不被接受，大北京計劃更是無從談起了。

“梁陳方案”所代表的平衡發展城市的理念未獲接受，其后果，我們已能痛切感受。

可是，直到今天，有人一提起“梁陳方案”，就認為它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說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還要抗美援朝，哪兒有錢建新都呢？

但那個時候，就有錢去拆舊城嗎？要知道，“梁陳方案”對抗的是拆舊城建新都的方案。后來，擺在舊城內的長安街行政中心區，到現在也沒建完?！傲宏惙桨浮笔前倌甏笥?，也是可以分階段實施的。

事實上，把中央行政區放在舊城內建設，當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難。

1954年，北京市的一項調查發現，全市新建的房屋，約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原因就是怕拆遷太花錢。

1956年，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會上說：“一直說建筑要集中一些，但結果還是那么分散，這里面有它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困難。城內要蓋房子，就得拆遷，蓋在城外，這方面的困難會少一些?！?/p>

蘇聯專家跟梁思成爭論時說，舊城內的基礎設施是現成的，把行政區放在舊城內建設，就可以省掉基礎設施的投資，因此是經濟的。

要在城內搞建設，就得把城內的老百姓都搬出城去，這樣一來，還是得給百姓新建基礎設施。

“梁陳方案”還寫道：“我們若遷移二十余萬人或數十余萬人到城外，則政府絕對的有為他們修筑道路和敷設這一切公用設備的責任，同樣的也就是發展郊區。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費用?！?/p>

然而，這個費用，當年在不少遷居區被縮減了。以至于1956年，甘家口居民區（北京市在城外開辟的15個外遷居民安置點之一）41位居民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甘家口新居住區沒有一條正式的道路；沒有一個診療所；沒有一個公用電話；也沒有自來水，要求增設居民必需的公共設施”，惹出一場風波。

說到底，就是因為拆建舊城投資甚巨，經濟上代價太高，建設單位才去“克扣”遷居區的基礎設施，甚至降低安置房的建設標準。

鄭天翔（編者注：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在規劃局關于甘家口居民區等遷居區的情況報告上批示：“城市居民遷出城外，會生活無著?！?/p>

了解以上史實，我們還會說“梁陳方案”在經濟上不可行，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嗎？我們得不出這個結論。

1958年，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北京市擬定了總體規劃，確定了“單中心+環線”的發展模式。這個總體規劃甚至提出“故宮要著手改建”。盡管周恩來曾在1960年提出“故宮保留，保留一點封建的東西給后人看也好”。1963年，故宮改建還是進入了論證階段，甚至有人提出了完全拆除的方案。

這才是梁思成真正的對手。連故宮都要改建，還有什么不能改建？“梁陳方案”不被接受，哪里是經濟上可不可行的問題？難道今天還有人要論證，拆故宮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嗎？

“新老北京之戰”

1958年北京的總體規劃，希望以“單中心+環線”的結構來建設一個已確定要發展為1000萬人口的巨型城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如何認識其中的弊端并加以調整，成為接下來的故事。

我們看到，1979年，吳良鏞（編著注：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建筑與城市規劃專家）先生在《北京市規劃芻議》中提出多中心方案。在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大發展之初，北京又面臨一次選擇。

可是1983年版總體規劃依然維持了單中心城市結構；1993年版總體規劃也未能改變這樣的情況。

吳良鏞先生沒有放棄努力。2001年，他帶隊完成《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提出面向更大的區域，有機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2002年3月，新華社針對北京市申辦奧運會過程中在交通、環境等方面遇到的巨大挑戰，完成了“北京城市發展模式調研”，引起了高層關注。

這項調研指出：疏解中心區的人口壓力，一直是北京市城市建設的一個主導方向。1993年經國務院批復的城市總體規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改變人口過于集中在市區的狀況，大力向新區和衛星城疏散人口?？墒?，這項規劃提出的目標與執行的結果，出現不盡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業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區，人口疏散很難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規劃是以改造與發展中心區為導向，大量房地產項目涌入舊城，使市中心區的建筑密度越來越大，人口密度也越來越高。

千呼萬喚之后，北京市認識到單中心城市結構存在的弊病，于2004年啟動了總體規劃修編工作。2005年1月，國務院批復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至2020年）》。這一版總體規劃的立意，終于回到了當年梁思成先生的立場——整體保護舊城、重點發展新城，多中心、平衡地發展城市。

在這一輪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再次出現中央行政區建設之爭。代表人物是趙燕菁（編者注：時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先生，他提出將新的中央行政區設于通州，以此帶動城市結構的調整。

2004年，我在《瞭望》新聞周刊對此事件進行了公開報道，引發社會討論。

北京工業大學的調查顯示，當時在北京，僅中央機關馬上需要的用地，加起來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4平方公里，相當于5個半故宮的占地面積。

北京中心城區的規劃空間容量已趨于飽和，中央企事業單位及其附屬功能的占地高達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環以內。在這一范圍，減去道路、基礎設施、公園、學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職能有關，而北京市政府相關的占地只有中央的十分之一左右。

據此，趙燕菁認為，只有中央行政區的調整，才能帶動北京城市結構的調整。

但是，這個問題在總體規劃修編過程中，未獲得充分討論，也未形成決策成果。

最后的老北京

即使有了2005年版總體規劃，對老北京的拆除仍保持著強大的慣性。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2010年3月向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所作的《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情況匯報》介紹，舊城的“整體環境持續惡化的局面還沒有根本扭轉。如對于舊城棋盤式道路網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的保護落實不夠，據有關課題研究介紹，舊城胡同1949年有3250條，1990年有2257條，2003年只剩下1571條，而且還在不斷減少。33片平房保護區內僅有600多條胡同，其他胡同尚未列入重點保護范圍內”。

據對相關材料的分析，2003年至2005年之間，舊城之內的胡同數量已從1571條減至1353條，兩年內共減少218條，年均減少109條。

截至2005年，舊城區還有相當一批擬建和在建項目，涉及419條胡同，處理原則是：保護區內必須保留，協調區內和其他區域保留較好的胡同?！侗本┡f城胡同實錄》課題組據此作出胡同數量再度減至1191條的預測，即還有162條胡同在2005年版總體規劃施行之后仍將被繼續拆除。

2005年1月25日，北京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向政協北京市第十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提交黨派團體提案，建議按照新修編的總體規劃要求，立即停止在舊城區內大拆大建。

2005年2月，鄭孝燮、吳良鏞、謝辰生、羅哲文、傅熹年、李準、徐蘋芳、周干峙聯名提交意見書，建議采取果斷措施，立即制止在舊城內正在或即將進行的成片拆除四合院的一切建設活動。

意見書提出：對過去已經批準的危改項目或其他建設項目目前尚未實施的，一律暫停實施。要按照總體規劃要求，重新經過專家論證，進行調整和安排。凡不宜再在舊城區內建設的項目，建議政府可采取用地連動、異地賠償的辦法解決，向新城區安排，以避免造成原投資者的經濟損失。

2005年4月19日，北京市政府對舊城內131片危改項目作出調整，決定35片撤銷立項，66片直接組織實施，30片組織論證后實施。

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中南海與科學家們交談。左起：周恩來、孟昭英、梁思成、馬大猷。

2010年7月，北京舊城四區合為二區，有關部門表示：“區劃調整后可以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區改造，加大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力度?！边@兩句話似有互相矛盾的嫌疑，難道“集中力量加快老城區改造”，就可以“加大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力度”？

宣南地區是北京最早建城與建都的地方，文化積淀極其深厚，擁有大量城市早期的街巷，以及最為密集的會館建筑，那里是中國古代士人最后的家，卻在過去5年遭到大規模拆除，只是為了讓開發商搞房地產。

皇城地區的保護，也是一大問題，一些機構仍在其中擴建。

雖然北京市在舊城內劃出了33片保護區，但它們只占舊城面積的29%，而且，以大拆建的方式，以房地產開發的方式——違反總體規劃的方式——來施行“保護”，保護區也難保不失。

北京舊城只占中心城（1085平方公里）面積的5.76%，現在已剩得不多了。再這樣拆建下去，單中心的城市結構就無力回天了。

2011年一季度北京地鐵出行人數超4億人次！如此驚人的出行規模，有多少是被城市結構逼出來的？

梁思成先生之痛苦，實為今日我們之痛苦。這種痛苦，每一個北京人都不難感受。

雖然我們不能再回過頭去實施“梁陳方案”了，但這個方案的內在精神——平衡發展城市——是值得我們去理解與繼承的，它仍有強大的現實意義。

我寧愿說，哪怕“梁陳方案”不涉及遺產問題，不涉及情感問題，它只是一個數學問題——一個在上世紀50年代就確定要發展為1000萬人口的城市，一個今天已是2000萬人口的城市，我們是把它建成單中心好，還是多中心好？哪怕根本就沒有一個老北京存在，我們是在空地上造這么一個城，什么樣的結構才是合理的？

何況，我們分明擁有一個偉大的老北京，她是我們應該為子孫后代永續保存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