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委員會結構歷史沿革的考察與分析

祝猛昌 張 冬 劉明興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今，走過了91年的光輝歷程，“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①《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頁。。中共所處歷史方位的變化和向執政黨的轉型，也反映在黨的組織結構變化上。本文擬對中共自建黨以來中央委員會結構（主要指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府代表、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所占的比重和中央代表、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所占的比重兩方面）的歷史沿革進行分析，并從這一角度探討中共向執政黨的轉型。

一、問題的提出和相關概念的界定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成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組織制度安排上，民主集中制是黨最根本的組織原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黨章明確規定了全國代表大會及由其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決策和決定機構，而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作為黨的最高決策機構，自中共成立以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目前的結構狀況如何，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此外，分析和探討中央委員會結構的歷史沿革，對于研究中共黨史，并以此分析中共在不同時期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轉變，也有一定的意義。

1.對一些相關概念作界定

（1）關于代表身份的劃分

在第一方面中，“中共中央代表”（“黨”）是指在中共中央工作機構（如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團體組織機構（如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和共青團中央等）中任職的中央委員和不在這兩種類型組織機構中任職，但職務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或以上的中央委員。如果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或以上的中央委員同時又擔任地方?。ㄊ校h政領導人，那么他的身份既算地方，也算中央。例如，在中共六大上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山東省委書記盧福坦既算地方，也算中央。

另外，在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根據不同情況，中共中央在不同地區、根據地、解放區還設有派出機構（各中央局、分局）。它們是指導各地區黨的工作的最高領導機關，代行中共中央職權①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2），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83頁；《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5），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85頁；《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7），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21頁；《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17頁。，我們將這些派出機構也列入中共中央范圍，但計算的范圍限定于各中央局、分局常務委員及以上的中央委員和在中央局、分局任有實際職務但不是中央局、分局常務委員及以上的中央委員。以1950年為例，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在計算時算入中央。林楓當時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統戰部部長，雖然不是東北局常委及以上，但在計算時也算入中央。李先念當時是中共中央華中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由于李先念在華中局中沒有任實際職務，因此，在計算時不算入中央。

還有，在民主革命時期，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在1928年六大以后至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之前，還派出了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對于這一時期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任職的中央委員，如瞿秋白、王明等，在計算時也算入中央。

而本文中“中央政府代表”（“政”）是指在中央政府、國務院（在20世紀30年代蘇維埃時期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政務院）及其各部委任職的中央委員。

同理，“軍隊代表”（“軍”）是指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任職的中央委員，包括在中央軍委、解放軍各總部（如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等）和各軍區、部隊等相關部門中任職的中央委員。

在第二方面中，“中央代表”（“中央”）是指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等系統中任職的中央委員。

“地方代表”（“地方”）則是指在地方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委和政府及以下各級黨政機關中任職的中央委員，包括像“文化大革命”期間晉升為中央委員的縣委書記、縣長甚至更低級別的地方官員。同時，我們對“地方代表”的定義并不包括在地方各省的中央直屬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中任職的人員。由于此類人數有限，這一處理不會對分析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2）關于交叉任職的人員的算法

對于在同一系統兼任數職的中央委員，在計算時只按一次計算。如李富春在七大時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也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由于兼職的機構都是中共中央機構，所以在算做中共中央代表時只按一次計算。

對于在不同系統中交叉任職的中央委員，如同時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任職的中央委員，在計算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時則分別計算一次，在計算中央時則只按一次計算。如1950年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也是政治局委員的林伯渠，在計算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時各計算一次，在計算中央時則只按一次計算。

對于在中央和地方同時任職的中央委員，在計算中央和地方時分別計算一次。如1950年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部長、臺灣工作委員會書記，同時也擔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的劉曉，在計算中央和地方時分別計算一次。

2.關于計算方法

在計算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員任職情況時，我們采取四舍五入的辦法。如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員在某一職務上任職6個月及以上，則根據該職務的屬性（如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或地方等），把該中央委員算入相應的關系中。例如，1946年5月，高崗開始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這樣，1946年中高崗擔任這一職務的月數在6個月以上，因此，將當年的高崗按這一職務算入中共中央。

表一：各個時期“中共中央代表”的來源范圍

與此相應，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員擔任某一職務在6個月以下，不足半年，則不計入相應的關系中。

還有，如某一年某一位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以6月份為界分別在不同部門任職，則本年分別算入兩個相應的關系中。例如，1933年上半年，陳潭秋任蘇區中央局黨校校委委員兼教員，6月后，改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因此，在本年算陳潭秋時既將他算入中央，也算入地方。

另外，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改選中央委員會的年份中，該年中央委員會的結構以這次大會或全會改選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為準。比如，中共六大召開于1928年，計算1928年中央委員會的結構，就以六大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為準，而不是以六大召開之前的中央委員會為準。

3.關于數據來源

根據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②《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③《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1—19），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及其他相關出處中的中共中央委員簡歷、任職資料，筆者建立了一個包含每個中共中央委員個人基本信息和職業發展路徑的數據庫?；诖藬祿?，筆者能比較清楚地識別各個年份各位中央委員的組織機構來源。通過對各位中央委員個人基本信息和職業發展路徑的分析，筆者可以對中共成立以來中央委員會結構的變化趨勢作出比較準確的分析。

另外，由于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對問題的決策只有發言權和建議權，不具有投票決定權，因此，本文重點分析中央委員，不涉及中央候補委員。

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央委員會規模的歷史變化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自中共成立以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規?？傮w上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見圖1）各個時期的規模變化情況具體如下：

圖1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央委員會變化情況

中共成立之初，中央委員會規模很小，只有3人。大革命時期，中央委員會的規模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黨員數量的增長而不斷擴大。1925年中共四大召開時，大會選舉產生了9名中央委員和5名中央候補委員。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時，大會選舉產生了31名中央委員和14名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的規模翻倍。

土地革命時期，中央委員會的規模前后有起伏。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時，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23名，候補中央委員13名，中央委員會的規模比先前略有下降。1930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時，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規模又有擴大。到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時，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32人，候補中央委員15人，基本和五大時持平。此后，由于各種原因，中央委員會的規模出現下降。從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到1945年七大召開之前，中央委員會的規?？傮w上比較穩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人數都沒有大的變化。

抗日戰爭時期，隨著中共黨員數量的增長，中央委員會的規模擴大。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中央委員會達到空前規模。

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委員的規模下降。在1949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一部分候補中央委員遞補成為中央委員，使得中央委員的規?；謴偷狡叽髸r的程度，但中央候補委員的規模則出現了相應的下降。之后，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規模都比較穩定。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97人，候補中央委員73人，中央委員會的規模出現了更大程度的擴張。1958年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增補了王任重等25人為候補中央委員④《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9），第34頁。，使得候補中央委員的規模第一次接近了中央委員的規模。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9人，中央委員會的規模繼續擴大。之后，中央委員會的規模有所下降。但到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時，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央委員195人，候補中央委員124人，中央委員會的規模重新擴大。接著，到1977年中共十一大召開時，中央委員會的規模繼續擴大，但擴大的幅度略有下降。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組織安排上，會議“增選陳云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等9人為中央委員”①《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11），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5頁。。這樣，中央委員會的規模繼續擴大，進入了高峰。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后，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中共中央提出了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是大力調整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實現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和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②《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11），第8頁。由此，中央委員也開始實現新老交替。1985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時，增補了中央委員56人、候補委員35人，而相當一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退出了中央委員會。這樣，在1985年和1986年，中央委員會的規模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1987年召開了中共十三大，大會選舉中央委員175名、候補中央委員110名，中央委員會的規模又有所下降。其中，中央委員下降的幅度要小于候補中央委員下降的幅度。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央委員會的規模重新擴大，但幅度不大，相對比較穩定。另外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候補中央委員的規模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時擴張比較快。

三、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共中央代表比重的變化情況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從1921年到目前，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所占的比重總體上看呈大幅度下降的趨勢，由中共一大時的100％下降到目前的15％至20％（見圖2）。各個時期的規模變化情況具體如下：

圖2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軍隊代表中央委員的變化概況

地方代表（如項英）進入中央委員會是在1923年和1924年，并使得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出現下降。1925年和1926年，中央委員會又出現所有中央委員都在中央任職的局面（其中，一部分中央委員兼任地方或軍隊職務）。1927年召開的中共五大，一批地方干部（如易禮容、彭述之、楊其珊等）進入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至82％。1931年，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為使王明等進入中央領導集體，中央委員會的規模擴大，一批地方干部進入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代表的比重下降至75％。

六屆四中全會后，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中共在組織上遭受了嚴重損失，尤其是黨的地方組織遭受了嚴重損失。到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除少數地方外都已被破壞殆盡”③《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374頁。。這樣，中共中央代表比重又逐步上升。從1936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這段時期內，更是形成了所有中央委員都在中共中央任職的局面（其中一部分中央委員兼任中央政府、軍隊或地方職務）。

中共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吸收了相當一部分軍隊代表和地方代表，中共中央代表與中央委員會高度一致的情況開始改變，中央代表的比重下降至75％。到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又逐步上升，最后達到80％以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54年。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完成和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工作的即將到來，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加強中共中央的領導，充實黨的中央機構。1952年7月18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彭德懷，呈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草擬的《關于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該意見認為：“目前我們的國家正進入建設時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領導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黨中央的負責同志過少，工作卻十分繁重；另一方面黨中央的辦事機構已遠不能適應這樣的要求。因此，擬于明年初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同時加強中央現有的各部、委、辦公廳的組織及其工作，并增設一些新的部、委”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508頁。。同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轉批《東北局關于加強中央機構改變大行政區機構與任務的初步方案》，指出：“由于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必須加強，為此，中央擬于明年初調各中央局書記及其他若干同志來中央工作，并擬逐步縮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區政府的機構和職權?！雹凇秳⑸倨婺曜V（1896—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00頁。這一設想獲得了毛澤東的同意。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508頁。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行政區和中共中央各派出機構，使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數量、比重出現大的下降。從1956年中共八大至1965年，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相對穩定，維持在45％左右。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中共組織機構遭受重創，許多重要領導干部受到迫害和打擊，被撤銷職務，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急劇下降。從1969年中共九大至1973年中共十大之前，中共中央代表下降到10％左右。而從1973年中共十大至1977年期間，也僅維持在10％至14％的范圍內。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共中央代表總體上有所上升，但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大約為15％至25％，其中大多數年份低于20％，大約為15％。這個趨勢反映出：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的確立，中共對中央委員會中黨、政、軍關系、中央和地方關系作了更為科學和合理的安排。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發揮政府職能部門的功能和作用，也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黨的領導主要表現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因此，中共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所占的比重不高。

四、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央政府代表比重的變化情況

中共成立后，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央委員會內沒有中央政府代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各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客觀上要求建立一個對各根據地能夠實行統一領導的機構。因此，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中央蘇區的瑞金成立。由此，中央委員會中開始出現在中央政府任職的中央委員，結構開始發生變化。這一時期內，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到1935年達到57％。④這里需要說明的是：1931年11月7日和1934年1月21日召開的第一、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大部分中央委員同時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考慮到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務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意義大于實質意義，所以對于只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不在蘇維埃政府擔任實際職務的中央委員則不列入中央政府計算，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成員則計算入中央政府。1935年后，在臨時中央政府中任職的中央委員的比重不斷下降。1937年9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撤銷，中央委員會重新恢復到沒有中央政府代表的狀態。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委員會中重新出現中央政府的代表。從1949年到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總體上維持在50％至60％。由于中央政府是與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關系最為密切的部門，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比重較高的情況反映出此時黨的工作重心已經轉變到恢復和發展生產上來。1954年后，伴隨著大行政區制度的取消，中央政府代表的比重在總體上有所下降，在1956年到1965年間的大部分年份內都不到50％。但是，相對于中共中央代表和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而言，這一時期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內的比重仍是最高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隨著大量國務院領導干部被打倒，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從1965年的48％迅速下降到1969年的16％?！拔幕蟾锩睍r期，國務院大部分部委處于癱瘓狀態，由軍隊代表接管，大部分干部被下放。例如：國家計委90％的干部無法正常工作。①Oksenberg，Michel，and James Tong.（1991）The Evolution of Central-Provincial Fiscal Relations in China，1971—1984：The Formal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125）：1—32.財政部也在1967年至1975年間處于軍管狀態。②項懷誠主編：《中國財政50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61—162頁。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時，曾任中共八大中央委員而再次進入九大中央委員會的國務院各部委負責干部只有國防部長林彪、外交部長陳毅、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財政部長李先念和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等人。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干部受到沖擊、國家職能部門的工作受到嚴重干擾，這給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的確立，從1982年十二大開始，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上升，超過了中共中央代表和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其間，各個年份中一般穩定在30％至35％之間，在某些年份中還高于35％。

五、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軍隊代表比重的變化情況

中共成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將主要力量集中于領導和發動工人運動，對軍事斗爭和軍隊建設關注不多。1925年10月，中共四屆二中擴大會議決定建立軍事運動委員會（后改稱中央軍事部），張國燾任中央軍事部主任，中央委員會中開始出現軍事系統代表。但從1925年至1928年期間，中央委員會中軍隊代表的比重不是很高。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開始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創建人民軍隊。從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時至1936年，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從六大召開時的不到10％上升到60％。其中，在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時期，由于中央及各?。ㄊ校┛傂袆游瘑T會軍事委員會的成立，使得軍隊代表的比重明顯上升。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隨著國民黨對各革命根據地軍事“圍剿”的加劇，軍事工作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到1934年的六屆五中全會時，已達到36％，到1936年更達到60％。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人民開辟敵后根據地、發展抗日武裝斗爭，并取得重大成就，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發展到220萬人③《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27頁。，但從1938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前，軍隊代表的比重總體上比較穩定，占35％左右。1945年中共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軍隊代表的比重大幅度提升，由33％上升到了60％以上。

進入解放戰爭時期，軍事斗爭居于革命成敗的關鍵地位，各解放區實行黨、政、軍合一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很多中央委員同時兼任某一解放區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形成了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比重較大的局面，并一直延續到了1954年。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1954年大行政區制度的撤銷和1956年八大的召開，黨的工作重心開始轉變，軍事斗爭讓位于經濟建設，軍隊代表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54年，這一比重為56％。而到1955年，下降到32％。從1955年至1966年，軍隊代表的比重大致穩定，占30％至35％。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到中共九大的召開之前這3年時間內，由于對老干部的揪斗、迫害嚴重，許多軍隊的領導干部被打倒，使得軍隊代表的比重下降，低至1967、1968年的26％左右?！拔幕蟾锩敝?，由于主張“踢開黨委鬧革命”，全國處于“打倒一切”、“全面內亂”的局面中，黨和政府機構癱瘓或被奪權，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在這種局面下，軍隊出來維持社會秩序，實行“三支兩軍”（“三支”是指支左、支農、支工；“兩軍”是指軍管、軍訓），對維持政治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1969年中共九大后，中央委員會中軍隊代表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在1969年、1970年、1971年這3年都達到50％以上。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從1973年至1980年，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一直穩定在40％左右，說明軍隊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仍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這與當時政治和社會的特殊情況密切相關。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國防和軍隊建設被定位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和提供和平的環境。從1982年十二大開始，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下降，到1984年下降至24％。之后，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0％左右，其中大多數年份不到20％，在總體上保持穩定。

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央和地方代表比重的變化情況

通過分析，還可以看出，從1921年到1966年這段時期內，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處于絕對優勢（見圖3）。除1965年中央代表占66％外，在其他的年份，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都在75％以上，而相當一部分年份都在80％以上。

圖3 中央和地方代表中央委員的變化概況

相對中央而言，從1921年至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前，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長期處于少數。

從1921年至1931年，雖然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比重有所上升，甚至在1927年到1931年這段時期出現了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達到40％以上的局面，但考慮到中央代表占有絕對優勢和中央委員交叉任職的情況，如這一時期中共江蘇省委、廣東省委、順直省委等地方的領導人很多都兼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或中共中央機構的工作職務（如江蘇省委的徐錫根、彭湃、羅登賢和廣東省委的楊殷等人），仍可以反映出中共在這一時期所具有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特征。

1931年后，由于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和黨內“左”傾錯誤的指導，黨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損失，“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損失十分之九”①《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5頁。。與之相應，從1932年至1935年，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急劇下降到15％左右。從1936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之前，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一直較低。甚至在1936年至1940年期間，形成了中央委員會中沒有地方代表的局面。1941年后，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有所恢復，但直至1943年、1944年也僅為14％。解放戰爭時期，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仍然很低，不到10％。

新中國成立后，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1950年至1954年，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其中1950年達到25％。但是，在1950年至1961年，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總體上重新下降，其中1956年、1957年、1959年、1960年都不到15％，其他年份也不足20％。在1962年至1966年這段時間內，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明顯上升，但中央代表的比重相對仍處于絕對優勢，中央委員會的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長期處于絕對優勢，而地方代表長期處于劣勢的情況，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于有了變化。雖然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在1967年、1968年有所下降，但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奪權，?。ㄊ校┑鹊胤筋I導人被打倒的結果。而以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為標志，中央委員會里中央和地方的比重關系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一方面，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急劇下降，由1966年的66％下降到1969年的26％，而1973年中共十大后的中央委員會里面，中央代表也僅占30％左右，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另一方面，地方代表的比重則由1967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前的50％，而在中共十大上，地方代表的比例進一步上升，占到57％，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地方代表的比重也保持在50％左右，顯示了地方對中央的優勢。這種地方代表占優勢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80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和國家職能部門機構得以恢復和重建。由于這些部門的地位非常重要，其主要負責人往往被選為中央委員，使在中央政府任職的中央委員的比重上升。到1980年，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重新取得對地方代表的優勢。但是，地方代表仍然占有相當地位，在1979年之后總體上維持了30％至40％的比重。

七、結語：關于中共中央委員會結構歷史沿革的分析

通過以上對中共中央委員會結構歷史沿革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主要是實現了兩個方面的轉變：一方面是黨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即從意識形態上的階級斗爭等兩極對立的思維轉向以建設而非破壞、求統一而非對立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是黨的領導體制的轉變，即從領導體制上實現由權力高度集中、黨政不分等領導體制向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規范黨政等關系的轉變，實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而從本文所考察的中央委員會結構的歷史沿革來看，中共在領導體制上已經實現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

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具有典型的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從中央委員會結構看，中央代表的比重占有絕對優勢，最少的年份也達到75％。同時，軍隊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比較大，反映出革命過程中軍事斗爭的重要性。

革命勝利后，中共維持和延續了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在革命后社會中，“一方面，新政權必須通過分配社會性資源來推動其綱領和政策的實現，完成對舊的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行為模式的全盤改造”，“另一方面，革命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人們不可能馬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體系”?！斑@兩個原因，促使政治體系的活動具備特殊的形式和特點。其最基本的屬性是高度集權的政治領導方式。在革命后社會的初期，受歷史-社會-文化條件的制約，高度集權的政治領導方式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雹偻鯗麑帲骸陡锩笊鐣伟l展的比較分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正確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任務，把經濟建設提到了黨的主要歷史任務的地位，也開始了向執政黨轉型的重要探索。②參見王欽雙：《中共八大前后毛澤東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央領導體制的若干思考與實踐》，《黨的文獻》2010年第4期。在1956年至1966年間，中央政府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在47％以上，不僅超過了中共中央、軍隊代表的比重，也超過了地方代表的比重，反映出黨在指導思想上的重要轉變。但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從中央委員會的結構來看，中共仍然保持了權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這段時期內，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比重最低也維持在75％左右。另一方面，還存在著黨政不分等現象。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中，中共中央代表占44％、中央政府代表占49％、軍隊代表占36％，不考慮地方代表的話，相疊加也已經超過了100％。這種情況反映出交叉任職的現象非常嚴重，說明領導體制中存在著黨政不分的問題，也說明這一時期中共向執政黨轉變的過程非常曲折。①有學者以對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的分析為基礎，認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的知識結構、階級出身和職業構成及社會心理等因素都不利于八大所確立的路線的延續和穩固，是八大路線中斷的重要原因。見黎見春：《從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看八大路線的中斷》，《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中共真正開始實現向執政黨的轉型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后，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中央委員會結構發生了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在權力的縱向關系上，一方面，中央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的地位逐漸上升，中央代表取得并保持了對地方代表的優勢，這對于維護和加強中央的領導權威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地方代表在中央委員會中也具有相當的地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中央委員會中趨于合理，有利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在權力的橫向關系上，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也得到較大改善，黨政關系得以規范。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中央委員會中交叉任職的現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避免。以1987年十三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為例，中共中央代表占18％、中央政府代表占29％、軍隊代表占19％，地方代表占41％，考慮交叉任職的中央委員，加權數為107％，說明了交叉任職的問題已經得到有力的解決?？傊?，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中央委員會的結構來看，無論是在指導思想上，還是在領導體制上，中共都成功地實現了向執政黨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