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視域下的一九四六年上海攤販風潮探析*

胡俊修 田春麗

1946年，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在百業蕭條、民生凋敝時期嚴厲取締攤販，傷及小民生計，誘發了空前的攤販風潮。攤販事件驚擾了全市，也轟動了全國，引起各大中城市的響應和國內外媒體的報道評論。

近年學界對1946年上海攤販風潮有所關注。已有研究比較重視翔實的敘事，同時對某一問題進行粗略探討：有的討論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市政府、參議會、警察局在風潮中的博弈及其社會政治意義；有的認為攤販風潮開始時間應上溯半年至1946年7月①參見李三星：《發生在60年前的上海攤販事件》，《上海黨史與黨建》2007年第2期；姚勝祥：《震驚中外的上海攤販抗爭運動》，《黨史縱橫》2008年第1期；宋波：《1946年上海攤販抗爭事件研究》，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蔣淵、張金庫：《略論1946年上海攤販請愿事件的幾個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1年第3期。。已有成果也注意到攤販風潮里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與作用，但有所分歧。一種觀點強調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警委”）尤其是地下黨員王振煊對攤販風潮的領導與組織作用①參見姚勝祥：《震驚中外的上海攤販抗爭運動》，《黨史縱橫》2008年第1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警委”和王振煊起到了促進作用，但還遠達不到領導程度，攤販斗爭及由此引起的市民騷動，更多的是由群眾自發組織開展的②參見李三星：《發生在60年前的上海攤販事件》，《上海黨史與黨建》2007年第2期。。筆者比較贊同后一觀點，因為“目前并沒有發現能夠證明在攤販中存有中共地下黨組織及對攤販事件發出指令或指示的文件，而且面對成千上萬的攤販，僅憑王振煊一個人是無法組織領導的”③宋波：《1946年上海攤販抗爭事件研究》，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41頁。。依筆者所見，中共的工作重心似乎更多地體現在對風潮的后續影響和民眾動員上。

概言之，學界多停留在對事件經過的重現，或從國共兩黨博弈的角度考量，而鮮從城市治理的視角進行分析。本文擬在縷析攤販風潮演進過程的基礎上，來剖析市政當局、攤販、警察、下層民眾和報刊輿論的作為，探討城市治理的諸種力量在攤販風潮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一、多邊力量的較量與博弈——攤販風潮的過程縷析

1946年11月30日爆發的上海攤販風潮，表面上以市容整飭與民生沖突呈現；然而，它并不是單向力量的逞威，而是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攤販群體、城市激憤民眾以及社會輿論等多邊力量的較量與博弈。

（一）市政整頓危及攤販生計

1946年的上海，由于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全面爆發，民族工商業大受創傷，“百業蕭條，失業者多”④《從美貨攤販到聯合商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購買力薄弱，影響生意清淡》，《申報》1946年11月25日。。民眾生活極為困難，攤販行當為廣大低收入的貧民階層提供了生活來源。攤販中尤其以逃避兵役和災荒的農村難民、城市工廠失業工人、破產小商人、復員軍人和被裁汰公教人員居多，至1946年下半年，“靠此維持生活者至少有十萬余人”⑤《攤販生計堪憂》，《文匯報》1946年8月27日。。雖然當局認識到“攤販營生乃迫不得已”⑥《上海市參議會關于救濟攤販體恤民困、從緩取締事的往來公函》（1946年9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09-1-1594。，但仍采取了不當的整頓與取締措施。以“攤販林立，非但有礙交通，抑且影響市容”為由，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7月，接二連三地發布訓令、規則，限制和取締攤販⑦《上海市警察局關于攤販管理規定，違章取締辦法訓令，調查登記、申請許可呈文報告》（1945年11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55-4-70。，但均未嚴格執行。

真正使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下決心取締攤販的誘因，是其維護的官僚資本家的利益受到經營美貨攤販的侵害?？箲饎倮?，美國將大量美軍剩余物資推銷于中國，上海販賣美貨的攤販繁盛一時。美貨攤販躲過稅收，所售商品物美價廉，且“品目繁多，衣服、食物、日用化妝品應有盡有”，服務態度又好過大公司里的職員，因而生意紅火，“一般購買力薄弱的小市民，大批的去做顧客了”⑧《從美貨攤販到聯合商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購買力薄弱，影響生意清淡》，《申報》1946年11月25日。。美貨攤販生意火爆，傷及了大公司、大商人和商會的“正當生意”⑨《大公司唯一的勁敵》，《申報》1946年11月25日。?！霸S多商會、同業公會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一直以各種理由要求國民黨當局取締攤販?！薄?0《上海市警察局黃浦分局有關攤販方面資料》（1946年8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32-4-103。事后，《解放日報》發表評論，譴責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只許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斂財，不準人民吃飯”○11《上海攤販慘案》，《解放日報》1946年12月2日。。

1946年8月20日，上海市政府“以整飭市容、維護交通”○12《上海市政府施改報告》，《上海市政府公報》1946年第25期。為由，下令自9月1日起取締鬧市區黃浦、老閘兩區除食攤和煙攤外的所有馬路攤販，違者將被沒收貨物甚至拘捕。取締的期限僅僅只有短短十日，攤販改業實屬困難。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權益，攤販派代表向市政府請愿和南京國民政府請愿，要求撤回成命或者延長改業期限。面對攤販接二連三的請愿，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沒有俯身傾聽，而是一意孤行。黃浦、老閘兩警察分局遂奉命取締攤販，沒收攤販貨品，拘押了數百攤販，使其受凍餓之苦，當局與攤販呈劍拔弩張之勢。

（二）從攤販請愿到集體暴動

攤販家屬起初企圖通過和平的集體請愿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與生存權，然而在群眾的感慨和激憤中迅速升級成集體暴動。1946年11月30日早晨，被拘捕攤販的家屬3000余人聚集在黃浦警察分局門口，要求送進食物并釋放在押的攤販。與此同時，攤販派代表包桂枝等20余人，前往市參議會請愿。市政當局迫于民眾壓力，答復“準許各攤販在黃浦、老閘兩區內自擇公私空地集中營業”①《攤販代表請愿，參議會調查真相》，《申報》1946年12月1日。，形勢有所緩和，攤販家屬開始漸次散去。

“集體行動若受到謠言的刺激，可能會直接導致集體暴動?！雹谖兹仕。骸睹髑宄鞘小懊褡儭钡募w行動模式及其影響》，邢義田、林麗月：《社會變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第390頁。正是謠言誘發了11月30日午后的集體怒潮。當日中午，有人散布謠言，稱黃浦警局打死數十個被關押的攤販，群情激憤，黃浦警察分局前秩序混亂。群眾向黃浦警察分局發起十多次沖擊，少數還攜帶槍支，向黃浦分局放槍投石，擊傷一些警察和少數新聞記者，不少請愿的攤販家屬受傷。警局面對混亂秩序，未能冷靜對待，毆打、開槍鎮壓，傷及無辜市民，并拘捕數十人。

當日下午4時，攤販代表包桂枝等借受傷之攤販季根年赴市參議會之機，要求參議會主持公道。參議會派代表并請市長吳國楨前往，“市長親自訊問被拘攤販后，予以釋放”③《拘禁攤販釀成軒然大波，全日紛擾交通斷絕，十余人遭槍傷，議員新聞記者在黃浦警局受辱》，《申報》1946年12月1日。，還送被困記者離去。但隨后黃浦分局以對面之長沙商樓上有人開槍為由，逮捕形跡可疑者60余人。傍晚，攤販家屬解散后，社會聚集人員又散發傳單，任意在黃浦、老閘等區搗毀商店、百貨公司、劇院、舞廳、酒店④《大風暴，小調查》，《申報》1946年12月3日。，嚴重破壞城市生活秩序。

群體運動一旦陷入集體的非理性，便會產生極大破壞力。12月1日清晨，激憤民眾繼續行動。他們先是結成小股，至各菜場阻止營業，緊接著便是迫使商店罷市休業和阻礙交通，下午又聚眾燒毀了高生大紙號公司⑤《激憤民眾昨仍繼續乘機滋事》，《申報》1946年12月2日。。至此，攤販事件造成嚴重影響。

（三）風潮的善后與平息

“個人行為逐漸形成集體行動，這不僅改變了街頭生活，而且改變了城市的政治文化?！雹尥醯眩骸督诸^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42頁。當權者不得不開始采取柔化的手法，尋求城市秩序的恢復。在當局軟硬兼施下，情勢得到控制。風潮于12月3日已經平息，暴動嫌疑犯陸續被拘捕，經警局刑事處偵訊后，大部分被釋放。少數有打砸搶燒行為者，依妨害公共秩序罪提起訴訟⑦《攤販案嫌疑犯46名，依妨害公共秩序罪起訴》，《申報》1946年12月15日。。后來，國民政府下達赦免令，關押人員全部被準交保⑧《攤販案嫌疑犯昨日初次審訊——全體準交保，一片謝謝聲》，《申報》1947年1月7日。。

攤販風潮后，原本態度強硬的國民黨上海市黨政部門，積極進行多方撫慰并在善后方案上達成高度一致，以滿足攤販的群體需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其原先城市治理理念與實踐的缺失。

二、城市治理與民生相?！獢傌滐L潮的理性審視

理性審視上海攤販風潮，會發現城市治理的諸種力量皆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市政當局與警察部門的治理理念與實踐嚴重背離民生；報刊輿論時而受大眾心理和自身遭遇左右，放大了攤販請愿行動的影響，引起底層民眾的同情與支持，演化為城市的集體暴動。

（一）市府對市民：居高臨下的失衡姿態

上海攤販風潮中，市府對待攤販的態度由硬到軟，姿態由高到低，前后判若兩人。起初，上海市政當局置攤販生計于不顧，下令堅決取締，并交由代表市政強力的警察部門以粗暴方式來執行，誘發了史無前例的攤販風潮。當事態發展到警察無力控制的時候，市政當局又不得不積極與小販妥協。

風潮發生后，從市長到市參議會議長紛紛站在攤販立場發表談話，以緩和緊張氣氛。市參議會議長潘公展發表談話認為：“現時政府如有新行政設施，而其有關小民生計者，必須慎重考慮。先為小民生計想進一步辦法，尤其在此冬令，更須慎重考慮，免使小民處于饑寒交迫之境地。不但對于攤販如此，譬如人力車夫之取締，亦應逐步實行。今日為政必須先使人民安居樂業，而后能使社會秩序安定?！雹凇杜俗h長發表談話，認為當局施政必須慎重，亦望市民共同維持秩序》，《申報》1946年12月1日。市政府秘書長何德奎講話也指出：“倘有人問生活與市容較孰重輕，則此必須兼顧及”③《連天謠攤販亂》，《一四七畫報》1946年第12期。。之后，市政當局重新調整政策，積極出臺辦法，對小販多加體恤。

從開始強硬到后來妥協，反映了市政當局起初的執政理念與態度存在明顯缺陷。市府缺失與市民平等協商的姿態與自覺，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管制和強權干涉，公然漠視、挑戰底層民生。在這種錯誤的執政理念下，“取締攤販，政府事前對宣傳工作，未盡力做到，黨部及警員方面，亦未克盡協助宣傳之實”，勢必會引起市民對此項政策的抵制以及對市府的誤解與不滿。而取締政令交由警局嚴格執行，使攤販感受到強制性威壓，內心的誤解升級為抱怨，誘發了攤販群體的示威行動，并被激憤民眾利用而滋生暴動。事發后市政當局措手不及，加上對信息搜集與分析的缺失，政府與警局雙方情報傳遞的缺位，在未能認清事實的情況下，對激憤民眾與攤戶采取不加區分的暴力鎮壓方式，試圖以暴力打壓騷亂者，導致傷及無辜，情勢愈演愈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在邀集各團體會議時亦提出：“當局事前應預為計劃，而謀適當處理辦法?！雹堋厄}動已歸平息，秩序復常，擬成議案》，《申報》1946年12月4日。

民眾賦予了政府公權力，政府有職責保護民眾利益，尤其是民眾生存權，而不能打著美化城市、謀取公益的旗號來挑戰底層民生。顯然，上海市政當局尚未形成這種現代性的執政理念。他們脫離民生實際進行決策并強力執行，使自己走向民眾的對立面。有人抱怨：“我們真不知道政府當局對于這種使小民斷絕生計的行動，為什么有這樣大的興趣？”⑤《攤販怒潮》，《半月微言》1946年第23期?！渡陥蟆芬舶l表評論呼吁當局以民生為重：“當前市政設施，當局應多加注意積極性的措施，少來一些消極性的取締。此后民生凋敝，應為人民廣開生路?！雹蕖稊傌渾栴}評議》，《申報》1946年12月1日。

（二）警察與攤販：越來越緊張的錯位關系

這種風氣組成了晚唐鏡湖隱逸文學生態的一個側面，進而影響了隱士方干的創作?！缎⒓分杏幸活愖髌氛且园⒄樅头畛袡噘F為內容的，另一類作品的內容則是方干忍辱偷生的悲嘆。這兩類作品，前者情感蒼白，格致卑淺，是晚唐五代作家人格與詩格衰變的先聲。試看《贈鄭仁規》一詩：

警察本是依憑法授強力來保護民眾人身與財產安全的政府公職人員，但在人治色彩濃厚的舊中國，警察的服務意識可謂先天不足。在近代中國社會，警察與攤販之間歷來就是一種鎮壓而非服務的錯位關系，二者關系愈益緊張，上海攤販風潮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民國時期警察職權頗大，使其養成了自視甚高、頤指氣使的傲慢與橫暴?！熬煺乒艹鞘行l生、教育、治安，權力廣大，覺得高人一等，以統治者自居。警察與民眾成為一種對立的，決不相同的人物。這些自視甚高的警察，不明白自己也是人民的公仆?！雹俳鹑鹆郑骸毒烀癖娀兔癖娋旎囊饬x》，《上海警察》1946年第5期。他們“采取管、罵、抓、打的手段，沿襲了過去租界時期巡捕房的粗暴作風”②王蕓生：《談三點觀感》，《申報》1946年12月4日。。風潮發生前，警局挖空心思抓捕小販，并派偵騎四出，警員化裝成各式人物上街。原本當執法為民的警察卻扮演起猥瑣之角色，化裝拘捕生活無著的小販。有人撰文質問：“當時警局為何拿許多攤販拘留，是否有未當之處？”③《提起攤販問題一直歸咎警局》，《申報》1947年1月8日。正因大批攤販被捕，才引發了攤販家屬的集體抗爭。

警察的粗暴執法，讓攤販絲毫感受不到起碼的尊嚴和體恤。然而小販對警察的任意沒收也只是有苦難言，無能為力。面對這種強力壓制，大多數攤販只能東躲西藏，警察與攤販的關系一步步走向“貓捉老鼠”的境地。最終攤販忍無可忍，選擇了集體抗爭。當群情激憤時，警察又開槍示威，迅速激化矛盾，使集體抗爭走向集體暴動。

警察與攤販之間關系的緊張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在于警局缺乏處理突發性群體事件的經驗與智慧，乃使事態愈演愈烈。上海攤販風潮中，一度有人乘機造謠稱警局內有攤販凍死、餓死現象，加上周圍民眾的慫恿，使得攤販家屬情緒激動，要求釋放被捕攤販。如果黃浦警察分局當時選擇當眾釋放，積極解釋應對，那么謠言會不攻自破，也就不會加劇民憤，“攤販家屬必相散去，別有用心者即無機可乘”④《騷動已歸平息，秩序復常，擬成議案》，《申報》1946年12月4日。，風潮態勢也不至于進一步擴大。上海警察官方也檢醒自身應對突發性社會沖突的能力欠缺與經驗不足，錯過了黃金處理時機?！拔覀兩钭詸z討，深感在事情發生的初期，一直演變到蔓及全市的三十六小時內，由于我們認識不足，平時準備不夠，及缺乏應付猝變事故的經驗，以致驚慌失措，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來減少和鎮壓騷動，消弭亂源，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蓖瑫r，警局官方還表示要加強應對突發事件的預判和處理水平，提升“事前預防，事后處置”的成效。⑤章承祖：《從攤販事件論警察與暴動》，《上海警察》1946年第5期。

警察在整頓和取締攤販過程中的盛氣凌人之勢、應對突發沖突的不冷靜和失當行為，使得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市長吳國楨批評了警察做法粗暴和服務精神欠缺：“警局中一部分下級職員曾在租界時期服務，經甄別留用者，或不免渲染氣氛。今后對于市民態度，當予改善，應保持公務員為市民公仆及為市民服務之精神?！雹蕖毒鞈B度應有所改善，忍耐精神卻可嘉——吳市長昨發表感想》，《申報》1946年12月1日?！渡陥蟆芬沧呐u警局應對群情激憤失當而導致群體性沖突：“警察局，取締攤販原系執行命令，職責所在，自不容委釋。不過在執行之際，究應慎重，而在民情激昂的情形下，尤應冷靜應付，方不至釀成巨變?！雹摺稊傌渾栴}評議》，《申報》1946年12月1日。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駐上海監察使程中行視察黃浦分局后也提出“警察方面，平時對待市民之態度，尤須于秩序恢復后，徹底檢討改善”⑧《警察對待市民態度，今后應該檢討改善》，《申報》1946年12月1日。。甚至國民黨高層也表示：“蔣主席此次至申，對于員警之儀表、禮貌、精神、舉動，均感不滿?！雹帷渡虾Ｊ芯炀贮S浦分局有關攤販方面資料》（1946年8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Q132—4—103。

（三）民眾與輿論：何以同情攤販而與當局離心

在攤販風潮中，大量城市底層民眾成為暴力行動的參與者。攤販及家屬是11月30日早晨黃浦警察分局門口集體請愿的主體，但此后的暴力行為卻多非攤販所為。大批無涉直接利益的底層民眾加入，使得攤販請愿變成一次城市群體性事件，其一系列激憤行為加劇了都市社會沖突。

暴力沖突第二天，攤販代表便赴市參議會澄清：“除前日上午曾向市參議會請愿外，此外并無任何舉動。下午包圍黃浦分局及任意搗毀商店，絕非攤販所為?！雹佟稊傌湸碇]市長聲明無越軌行為》，《申報》1946年12月2日。隨著攤販風潮的平息，暴動嫌疑犯陸續受到審訊，結果也表明參與暴動的攤販的確只在少數。據查，被告中攤販僅占1/3，嫌疑犯中有大量鐵匠、小工、印刷工人、擦皮鞋者等勞苦大眾②《正式攤販僅三分之一》，《申報》1947年1月7日。。

處境相似、郁結相同，使得大批城市底層民眾產生情感共鳴，成為命運共同體，容易聚集發泄集體激憤。上述各業小民，本與市府取締攤販之間并無切身利益沖突，然而當局不顧小民生計，加之警察暴力執法，讓命運同樣悲慘的他們與攤販形成了感情上的共鳴和行動上的合流。群眾一旦團結起來，就增強了凝聚力和戰斗力?！笆澜缟?，沒有一宗事，比為生存而斗爭更能增加斗爭的勇氣?！雹邸墩勆虾傌滐L潮》，《民主與統一》1946年第23期?！坝捎诠不茧y和同病相憐的關系使他們彼此間有同情，關懷而加深了他們的連緊力！這力量也就隨著時間一天一天的增加了！終于在十一月三十日那天增高到了最高的限度?！雹堋渡虾傌湵﹦诱嫦唷?，《讀書與生活》1946年第6期。攤販群體在感到壓抑的局勢下試圖以群體的力量來改變自己的處境，感同身受的小民在此時加入進來，群體聚集足以形成規模，極易引發群體暴力。

攤販并未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上海攤販風潮的爆發具有一定偶然性。起初攤販家屬聚集，只是希望通過集體請愿的非暴力抗爭達到自己謀生訴求，一些失去理智的底層民眾的加入，加上謠言蠱惑和傳單煽動，才釀成了暴力沖突?！坝行┍﹦釉局皇侨后w集體抗爭，或只是零星的一點沖突，并不一定就是計劃好的暴力行為。但是可能因為一些刺激與煽動，促使集體行動轉變成集體暴動?！雹菸兹仕。骸睹髑宄鞘小懊褡儭钡募w行動模式及其影響》，邢義田、林麗月：《社會變遷》，第387頁。在群體的影響和掩飾下，個人會因失去理智而表現出破壞性。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指出：“群眾現象是把個人吞沒的過程，會將參與者同化其中。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會覺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已經減弱，甚至消失了，因此會做出漫無目的的以及缺乏理性的破壞行為?！雹轌ustave Le Bon.The Crowd.London：Unwin，1895.p.62.此書中譯本為〔法〕古斯塔夫·勒龐著，馮克利譯：《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當斗爭目標是黨政權力機關時，群體行為的破壞對象就成為當局者竭力經營維護的城市，便會出現一系列破壞城市交通、商業、秩序的集體暴力行為。原本單純的攤販維權行為升級為群體性暴力事件，使社會矛盾不斷升級。因而，從根本上說，上海攤販風潮是戰后國統區民生凋敝、民怨四起、社會危機重重的一次暴力呈現而已，是偶然中的必然。

與此同時，報刊輿論對風潮的激憤報道，在某種程度上催化群體性沖突的走向。上海攤販風潮被《申報》選為1946年十大新聞之首⑦參見《攤販案嫌疑犯昨日初次審訊——全體準交保，一片謝謝聲》，《申報》1947年1月7日。，各大報刊都有大篇幅的跟蹤報道，其中不乏記者的義憤填膺之詞。當時報刊輿論在恪守監督政府、做民眾喉舌的職責與保持客觀中立的立場間失去了平衡。在某種程度上，民眾普遍同情攤販的大眾心理左右了報刊輿論的導向，使其一致站在攤販立場，批評政府?！皩τ谶@次事件，全上海絕大部分人是同情攤販的，每一個人都十分清楚，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統治者自己造成的，攤販們為了要活命而向統治他們的人請愿，一點也沒有做錯?！薄耙舱蛴诖?，從來不曾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有過相同的看法的上海新聞同業，對于這件事的評論，第一次表現了看法上的一致。這就更證明了，錯誤的絕不是攤販，而是走投無路的統治者?！雹倮韬椋骸渡虾傌滘}動詳記》，《光明報》1946年第6期。

面對鋪天蓋地的不利于市政當局的報道，市長吳國楨召開新聞會議，質疑了其間的失實傾向與失當行為。他提出兩點疑問：“其一，新聞界于報道事實真相時是否注意確實有其事？如凍死、餓死攤販之事，警士開槍等。其二，被流彈中傷之無辜市民，是否確系警士所射擊？因激憤民眾確曾開槍?！雹凇稒z討攤販事件，市長召開新聞會議，出席各報負責人發表意見，切望政府慎重將事》，《申報》1946年12月5日。這讓一些報館記者無言以對。另外，報刊記者有時因自身負面遭遇而不小心滑入了為民煽情的失實報道之中，激化了矛盾?！啊段膮R報》記者王燕浪，《聯合晚報》女記者姚芳藻被誤傷”③《上海騷動案之別記》，《上海特寫》1946年12月7日。，故所刊報道言辭激烈?！洞蠊珗蟆酚浾咭渤姓J，由于一些現場記者“身受警士侮辱，致報道事實時憤慨萬分”④《攤販迫于生計，實應寄予同情》，《申報》1946年12月4日。，在某種程度上誤導了公眾，以至于原本可以盡早平息的事態迅速擴大。

三、攤販路在何方——中共動員城市底層民眾走上革命自救道路

風潮發生后，國民黨上海當局回到體恤民生的政策和實踐的軌道上來，才暫獲城市社會的秩序與安寧。然而平靜只是暫時的，國民黨統治危機重重，攤販等城市底層民眾為謀求生活狀態的根本改變，在中共的引領號召下，正逐步走向革命自救的道路。

政治訴求的模糊與無法實現，使得攤販的命運未有根本改變。攤販雖免于取締，但“家無隔夜糧，身無完潔衣”的悲慘境遇依舊，甚至還要繼續躲避警察的驅趕與取締⑤張人佑：《取締攤販之辦法和困難》，《上海警察》1947年第2期。。攤販們雖然表現出了一些現代品格，勇于直接與市政當局對話，表達利益訴求；但仍舊顯示出許多傳統的特征，攤販集體抗爭只為經濟狀況的維系或改善。而政治地位不變，攤販的經濟生活就無法得到根本改變。正是中共的有力動員和實際行動，引領著攤販等城市底層民眾走上革命自救的道路。

（一）攤販風潮：國民黨統治危機的大預演

風潮過后的社會寧靜只是暫時的，不可能長治久安，這是由國民黨上海市政當局背后的南京國民政府與廣大民眾的根本對立決定的。

抗戰勝利后的南京國民政府以民主、民生做幌子，而施行獨裁、內戰的反人民的反動統治。雖然國民政府依然以孫中山遺教和三民主義的秉承者自居，以鞏固其執政合法性，然而在實踐中發生了嚴重背離。孫中山當年號召的“三民主義是為人民而設的，是為人民求幸福的。我們為三民主義去犧牲，就是為人民求幸福而犧牲”⑥《孫中山文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177頁。，早已被拋之九霄云外。國民黨政府口頭上標榜“民主”、“民生”，并張羅所謂的國民大會，宣稱“還政于民”、“實行民主”，但在實踐中卻行壓迫人民之實?！捌鋵?，只要是一個有起碼民主的國家，它對于人民的能不能夠活下去，就斷不至于這樣的不關痛癢；它對于人民的起碼的權利自由，就不會這樣蠻橫無理的一概剝奪；它不會把市容的裝飾看得比人民的生命還重要。而現在鐵一般的事實就告訴了我們：政府對于人民的死活存亡，一點也不關心，人民沒有一絲一毫的起碼的經濟人權和政治人權?！雹摺渡虾傌準录慕逃枴?，《唯民周刊》1946年第4期。有人透過攤販的厄運，斥責國民黨當局目無國民，一心只維護官僚資本家的利益，使得中華民國只剩下一個空殼?！拔覀兊膰依?，‘人民’這個條件并不必要，尤其是那些貧窮的小民。你沒有聽到么？已經有人提議把‘中華民族’改為‘中華官族’，而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警察國’或‘中華機關國’了?！雹唷稊傌湹膼哼\》，《半月微言》1946年第23期。

再者，上海市政當局以整飭市容為由而嚴厲取締攤販，是堂而皇之地掩飾了背后不可告人的意圖——征繳稅收，為不得人心的內戰提供財力支持。一方面，“攤販經營得以逃避營業稅和所得稅，影響國家稅收”①《上海市政府施政報告》，《上海市政府公報》1946年第25期。；另一方面，攤販所售貨品物美價廉、顧客盈門，嚴重影響大資本家、大商人的生意，其上稅亦急劇減少，使得國民黨打內戰的經費嚴重不足?！笆姓斁譃榱硕愂?，為了應付內戰，于是就在冠冕堂皇的‘整飭市容’與‘維持交通’的招牌底下，對攤販三令五申的取締、取締，結果造成了這次慘案?！雹谇噤h：《從攤販事件說到中國經濟的崩潰》，《青年與婦女》1947年第1期。

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政府逆民意而行，“不斷陷入類似因不當社會改良引發的社會沖突”③蔣淵、張金庫：《略論1946年上海攤販請愿事件的幾個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1年第3期。，危機四伏，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因而，上海攤販風潮不單是市容整飭與小民生計的角力，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國民黨統治危機的一次大預演?！斑@次攤販事件的發生，正是反映出整個中國從政治到經濟，都充滿著矛盾和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發展到某一階段，就要公開爆炸開來，而攤販事件只是在這矛盾和沖突的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個火花而已?！雹芮噤h：《從攤販事件說到中國經濟的崩潰》，《青年與婦女》1947年第1期。

（二）攤販風潮：中共動員城市底層民眾的歷史契機

在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為取得北伐勝利曾動員城市小商人關心政治、關心革命，號召“商民是需要革命的，商民是能實現革命的”⑤《創刊話》，國民黨中央商民部編?。骸渡堂襁\動》1926年第1期。，但隨著其后階級立場的蛻變而轉為壓制下層民眾的革命運動⑥參見朱英：《國民革命時期商民運動的成效與缺陷》，《史學月刊》2011年第8期。。而中共一直就十分注重群眾路線，動員民眾力量。除了日常性的社會動員外，中共還善于利用歷史性事件加強宣傳和動員民眾。攤販風潮給了中共輿論攻擊國民黨、鼓動民眾抗爭的又一契機，為中共動員群眾反抗國民黨上海市當局和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反動統治提供了歷史機遇。用國民黨方面的話來說，共產黨會“利用階級觀念，造成階級斗爭，他們謂資本家壓榨工人血汗，勞動者應起來抗爭。抨擊政府施政，滅失政府威信，暴露社會黑暗，搖撼社會人心，利用他們宣傳的報章雜志，鼓動民眾，使人人只覺得今天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造成人民對政府怨恨的心理”⑦《發動暴動的條件》，《上海警察》1946年第6期。。

中共同情攤販境遇，大力加強輿論宣傳。中共指出：“上海攤販群眾向國民黨當局游行請愿，僅僅要為保存他們的最低限度的糊口權利，因為蔣宋孔陳四大家為了壟斷一切市場，取締他們的營業，使他們無法謀生”⑧《上海攤販慘案》，《解放日報》1946年12月2日。，“小攤販，之要在街頭營業，初不過為維持他們全家生計，原無再任何其他企圖，不知對于市政建設究有什么妨礙，而必須加以驅逐、取締？”⑨《這就是實行“民主”！——看看上海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新華日報》1946年12月3日。以此來激發底層群眾的同情與共鳴。

中共還借機揭露國民黨民主、法治的虛偽性，引導群眾看清國民黨當局的本質?！笆Y介石及其一小群口口聲聲以‘法治’欺騙人，但是看了看這次攤販慘案犧牲者的貧民的尸體和血跡，在蔣介石統治下有什么法律可言？蔣介石有的只有一條法律，那就是只許蔣宋孔陳四大家發財，不準人民吃飯；只準獨裁政府隨便殺人，不準人民集會結社請愿游行最起碼的公民權利”○10《上海攤販慘案》，《解放日報》1946年12月2日。，“這個血淋淋的事實，已把國民黨當局及其宣傳機關的那些欺騙宣傳，在全國人民面前成為一極富諷刺意味的對付了”○11《這就是實行“民主”！——看看上海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新華日報》1946年12月3日。。

中共還頗有預見性地指出國民黨會玩弄慣用伎倆，將攤販風潮栽贓于共產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方冶即公開宣稱“此次攤販風潮系由中共煽動而成”○12《國民黨上海當局故伎重演》，《文匯報》1946年12月5日。。中共揭露：“現在國民黨當局正在紛紛發表談話，誣指攤販群眾‘越出常軌’，并妄稱攤販群眾的行動為‘有計劃的政治暴動’，以制造更兇慘鎮壓群眾的借口，以嫁禍于中共及其他民主人士。這種陰謀詭計，反動派在一年前昆明慘案早已施用過了，蒙不過任何明眼人的；相反的，這種陰謀詭計只能更增加人民的義憤?！雹佟渡虾傌湋K案》，《解放日報》1946年12月2日。中共指出國民黨實際上是為自己的腐敗無能推卸責任，嫁禍于人，這樣就避免了群眾被國民黨誤導，認清形勢，匯聚到中共的旗幟之下。

在此基礎上，中共發出了正義的號召，鼓動人民群眾團結起來，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獨裁統治，為生存權、自由權而抗爭?！督夥湃請蟆泛粲酰骸罢驗槭Y介石反動統治使人民難以生活下去，人民群眾爭取自由和生存權利的偉大運動，必將不顧一切壓迫而日益壯大起來?！雹凇渡虾傌湋K案》，《解放日報》1946年12月2日?！缎氯A日報》鼓動群眾起來反對“與人民為敵”的無良政府：“國民黨當局為了維持一黨專政，厲行內戰政策，不惜與人民為敵。如果僅因市容的整頓，而斷絕了廣大人民的生路，這實是一個稍有良心政府不應該做的事；何況中國正值抗戰之余，加以國民黨當局自己又發動了內戰，使得人民遭遇破產的悲慘境遇。國民黨政府不僅沒有同情的心理，救濟的辦法，反加以摧殘、殺害！這樣的政府，人民怎么會不起來反對呢？”③《這就是實行“民主”！——看看上海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新華日報》1946年12月3日。毛澤東在1947年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中對攤販風潮顯示的民眾力量給予了高度評價：“去年11月30日，因國民黨壓迫攤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騷動和去年12月30日美軍強奸中國女學生而引起的北平學生運動，標志著蔣管區人民斗爭的新高漲?！雹堋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2頁。在這個意義上，上海攤販風潮成為中共動員城市底層民眾走上革命自救道路的一個歷史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