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公使為何苦苦相逼

金滿樓

1900年1月11日，清廷就山東等省的反洋教活動發布了一道上諭：“近來各省盜風日熾，教案屢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為淵驅魚”，為此，清廷“嚴飭地方官，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預購，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

應該說，清廷的這道上諭和以往的政策相比并無大的變化，但因為之前英國傳教士卜克斯在山東境內被殺，這道上諭就變得格外敏感。盡管清廷曾就此事以公開上諭的形式進行道歉，并特派軍機大臣親往英國使館表示吊唁，但英國公使仍然把它認定為一場反洋大陰謀的一部分。

經過簡短的磋商后，英、法、德、美四國公使決定向清廷施壓，并于1月27日提出了第一個聯合照會。在照會中，四國公使指責清廷在公開支持義和拳，認為11日的上諭將導致拳民繼續攻擊基督教徒，并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四國公使要求清廷無條件發布鎮壓拳會的上諭，取締所有的拳會組織。

對于外國公使的抗議照會，總理衙門本習以為常。但這次是外國公使的第一次聯合照會，這表明清廷傳統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法將失去效用。而公使們的聯合行動使得清廷不免要懷疑他們的動機是要瓜分中國；如果不是，外國公使的行為只能理解為對慈禧太后政權合法性不滿并意圖恢復光緒的權力，而這恰好是慈禧太后最擔心的。

可見，在這個問題上，清廷和外國公使顯然存在著嚴重的誤會。在清廷看來，外國公使完全沒有必要為這種事情大驚小怪，畢竟剿滅這些缺乏組織性又無甚實力的拳匪并不是件難事，而外國公使對此一直揪著不放倒顯得動機不純?？墒峭鈬癸@然沒有想這么多，他們已被拳會弄得驚慌失措以至于神經過敏，認為只有不斷地向清廷施加壓力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雙方的誤解加上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將近，使得清廷對四國公使的聯合照會并沒有理會。對此，四國公使怒不可遏，再次聯合要求清廷做出明確答復。無奈之下，清廷終于做出答復，說公使們要求頒布禁拳上諭完全沒有必要，因為清廷已經發出廷寄，要求各省督撫嚴禁拳匪，保護外國人。但四國公使毫不理睬，他們固執地要求清廷在《京報》上正式發布上諭。

事實上，清廷使用內部廷寄的方式，主要是不想讓外國公使覺得是迫于他們的壓力才這樣做的，而外國公使卻把這種非公開的方式認定為清廷和義和拳有合作陰謀。

于是，四國公使再次向清廷提出聯合照會，這次連意大利公使也加入進來。1900年3月2日，五國公使代表向總理衙門提交了第二次聯合照會，要求清廷在《京報》上發布正式的禁拳上諭。

公使們的行為讓清廷覺得不可思議，他們一再解釋廷寄的實際效果要比上諭好得多，但公使們依舊在總理衙門大吵大鬧，這讓慶親王奕劻和總理衙門的大臣們既震驚又啼笑皆非?？偫硌瞄T的大臣們不想向公使們解釋1月11日的上諭，實際上是為了防止袁世凱采取不分良莠、血腥鎮壓的政策，但公使們卻一口認定清廷對拳會采取積極支持的態度。經過這次交鋒，雙方的誤解越來越深，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心理戰和外交僵局。

直到3月6日，總理衙門才向公使團送交了一份正式的解釋信，信中指出：官方的《京報》發行范圍很小，上諭并不能起到公使們期待的效果，而廷寄是發往各省督撫，對保護外國人更加有利，因此完全沒有必要再次發布類似的上諭。

五國公使接到總理衙門的解釋信后，于次日再次召開了聯席會議。在會上，公使們對總理衙門的解釋不屑一顧，德國公使甚至建議將此信原件退回，以示嘲弄。不過，這個建議被認為太過分而沒被采納。

在一番討論后，五國公使也開始擔心起來，他們害怕清廷不肯就范，由此形成對外強硬的先例，這將使得他們在各自的政府面前很難交代。于是公使們決定，再向清廷提交一次聯合照會，如果清廷不肯做出滿意的答復，就請求各自的政府聯合進行海軍示威，以逼迫清廷就范。

正在這時，因鎮壓義和拳不利被撤職的原山東巡撫毓賢又升任山西巡撫，這讓本就緊張的中外關系變得更加緊張。美國公使對此最為憤怒，他認為毓賢的去職是他促成的，而其復職等于是對他的侮辱。之后，英國公使也對總理衙門發出警告。

這次外交對峙一直持續到4月上旬，清廷仍無任何退讓的跡象。在各國公使的一再請求下，美、法、德、意、英五國政府陸續批準在中國海域進行一場海軍示威活動。但清廷仍堅持不發布禁拳的上諭。

清廷突然變得強硬，可能和兩個原因有關。一是戊戌政變后，以剛毅為代表的守舊派官員占據了朝廷的主流，這些人大都主張維護中國傳統、對外態度強硬，他們得到一些御史的呼應，由此在朝廷上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清廷的朝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影響和控制。二是駐京的各國公使間并不團結，其中俄國與五國特使的矛盾最為突出，因為這次事件完全是基督教引起的，而俄國人對基督教徒的問題從來都漠不關心，他們甚至對這些傳教國極度反感和厭煩。俄國公使的冷漠使得五國公使對其極為不滿，他們認為清廷之所以如此強硬，一定是俄國公使在背地里支持的。不過，從事實來看，俄國公使的自行其是和超然事外的確給了清廷信心。

可就在這時，俄國公使突然站出來打破了外交僵局。在4月15日與總理衙門大臣的會面中，俄國公使指出拳匪的形勢非常嚴峻，勸告清廷不要錯失剿滅拳匪的良機。更重要的是，他還透露出列強的確有武裝干涉的企圖。

俄國公使的話讓清廷十分警覺，因為他提到了列強可能出兵，這顯然是不能掉以輕心的。由此，清廷隨后在《京報》上發表了直隸總督裕祿要求禁拳的奏折，這個做法終于讓五國公使松了口氣。

不過，令人奇怪的是，清廷在4月21日再次就拳匪問題發布上諭，其中直接引用了曾國藩的原話“只問匪不匪，不論會不會”，與1月11日的上諭措辭幾乎如出一轍，但這次外國公使們卻毫無反應，或許是他們已經厭倦了這種持久的外交僵局，或者他們之前的行為僅僅是一個面子上的無謂爭斗。

庚子年這場持續了數月之久的外交爭端帶來了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是外國公使們更加堅定了使用武力向清廷施壓的決心；其二是清廷對外國的施壓更加憎惡，朝廷中仇洋的情緒急劇高漲。

令人咋舌的是，在這場危機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的情況下，外國公使卻并沒有感到擔憂。后來的事實也證明，當時這些外國公使的確是對華外交的“門外漢”，他們對于之后的悲劇實在是有脫不了的干系。

編 輯/高翠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