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語用失誤及英語教材編寫對策研究

左艷紅，姜占好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陜西西安710061)

跨文化語用失誤及英語教材編寫對策研究

左艷紅，姜占好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陜西西安710061)

跨文化語用失誤包括語用語言失誤和社交語用失誤，是造成交際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說話者的母語負遷移、語用知識及文化知識的缺乏都會造成跨文化語用失誤。教材是英語學習者學習英語的主要渠道，但研究發現教材中存在語用知識的滲透不夠、選材缺乏真實性等問題。文章認為教材編寫應重視語言學習者語用能力的培養，因此將語用知識系統納入不同層次的教材體系非常重要。

跨文化語用失誤;語用知識;英語教學;教材編寫

近年來，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斷發展，國內外外語教學界越來越認識到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在外語教學中的重要作用。因為人們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用某種語言進行交際時，經常出現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解甚至沖突。研究者發現這些問題的產生不僅與交際者的語言能力有關，更重要的是跟他們的語用能力有關。語言能力和語用能力共同構成了一個人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其中語言能力是由說話者的語音、詞匯和語法三個部分組成;語用能力是指在特定的情景下使用適當的語言。在我國的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一直是重中之重，單純的語音、詞匯和語法技能訓練和機械的句型操練是主要的教學形式，但語用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結合卻未得到充分的體現。因此一些學生熟知語法規范及詞的用法，但實際交際能力仍然很差，不能較好地運用所學語言進行跨文化交際。造成跨文化語用失誤的原因有很多，英國語言學家J．Thomas(1983)認為不適當的教材是造成學生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國內外許多學者也作了一些相關研究，發現了英語教材編寫中存在的問題。以往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英語教材的編寫模式研究，從語用學方面進行研究的較少。本文將分析跨文化語用失誤的表現及對英語教材編寫的啟示。

一、跨文化語用失誤的定義

Thomas(1983)把在跨文化交際中引起的失誤稱為跨文化語用失誤。[1]繼而我國學者何自然提出:“跨文化語用失誤指的是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說話人不自覺地違反了交際規范、社會規約，或者不合時間、空間，不看對象，不顧交際雙方的身份、地位、場合等，違背目的語特有的文化價值觀念，使交際行為中斷或失敗，使語言交際遇到障礙，導致交際不能取得預期效果或達到完美的交際效果?！盵2]135這種失誤不是指語法或詞匯錯誤，而是指由于說話方式不妥當，不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或不合時宜等，導致交際出現障礙。

Thomas進而把跨文化語用失誤分為兩類:語用語言失誤(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語用語言失誤是指所使用的話語不符合目的語本族人的語言習慣，或不懂得目的語的正確表達方式，沒有按目的語的習慣去生成話語。例如外國人表示感謝時說“Thanks a lot”，回答時很多學生會說“Never mind”，但是“Never mind”是用在別人說“Sorry”表示道歉時的用語，回應別人表示謝意應說“You are welcome”等。社交語用失誤是指由于不了解或無意忽視會話雙方的社會、文化背景差異而導致選用不適當的語言形式而出現的失誤?？缥幕Z用失誤主要表現為社交語用失誤。社交語用失誤又可細分為禮貌語、稱謂語、招呼語等特殊語體及翻譯語言中的語用失誤。我國學者何自然指出這兩種失誤的區分不是絕對的。由于說話者所處的不同的語境及雙方文化差異，有可能出現從某個角度看某一不合適的話語是語用語言的失誤，而從另一角度看又可能是社交語用的失誤。

二、跨文化語用失誤的表現

(一)稱呼用語的誤用

在中國的英語課堂上，經常聽到學生和教師之間這樣的對話:“Good morning，teacher!”“Good morning，students!”這是中國師生已經演繹了幾十年，還可能繼續演繹下去的常見語用失誤?！癟eacher”這一稱呼反映出了英漢文化的差異。在漢語中，用頭銜或職位稱呼別人是表示對被稱呼者的尊敬，在英語中只有小部分詞如professor，doctor，general，nurse等能直接用來表示稱呼，teacher和student是不能用作稱呼語的，更不會有Teacher Wang這樣的稱呼了。英語國家的人傾向于直接稱呼對方的名字來表示關系親密或地位平等。只有在比較正式的場合、陌生人或說話雙方地位懸殊時才用Mr．或Mrs．加姓氏等稱謂。

(二)道歉用語的誤用

中國學生經?；煜癊xcuse me”和“I’m sorry”的用法，因為在漢語中都翻譯為對不起。其實這兩個短語在語用上是有明確分工的?！癊xcuse me”可用于打斷別人發言、請求讓路、由于當眾打噴嚏、咳嗽等情形下表示道歉?！癝orry”是用于做錯事情了向他人道歉。因此如果有人擋住了路，應該說“Excuse me”而不是“I’m sorry”。

(三)贊揚用語的誤用

中西方人在受到恭維或贊揚時的反應和回答不一樣。中國人聽到對方夸獎自己時，往往會使用否認或自貶的方式來回答，通常會說“哪里哪里”、“過獎”，繼而再自貶一番。因為我們習慣遵循漢語習慣中的謙遜原則。而西方人會回答“Thank you”，采取迎合的方式，欣然接受對方的贊美或恭維，并向對方道謝。例如外國人說“I like your dress”，這是他們表達贊美、夸獎的方式，回答時應說“Thank you”，而不應說“I think it is just a normal one．”因而了解對方的語言習慣對于避免語用失誤至關重要。

(四)邀請用語的誤用

中國人在接受別人邀請時往往會客套一番，經常會先以“不好意思麻煩您”等類似的話語委婉地表達對對方的謝意，再半推半就地應承。這種態度往往會使西方人困惑，弄不清楚對方的真實意圖是什么。因為他們習慣于明確表態接受或者不接受。再比如外國人問“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中國人往往會說“It’s too troublesome．Please don’t bother．”來表示客氣，但外國人聽來就會不知所措，正確的回答應該是“Yes，please”或“No，thank you”。

三、跨文化語用失誤的原因

在中國學生的中式英語中時常能找到跨文化語用失誤的例子。但究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導致了跨文化語用失誤呢?語言學家們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認知語言學家認為從認知的角度來看，人們在認知過程中經歷的客觀差異會導致語用失誤。但更多的語言學家認為跨文化語用失誤是由于文化差異引起的。

(一)文化差異造成母語負遷移

中西方文化差異表現在很多方面，如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傳統習俗等。外語學習者不僅要學習語言本身，還應學會用正確的文化意識指導自己的交際活動。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一些學習者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出現了母語負遷移現象。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當母語與目的語在結構、文化、邏輯思維等方面具有不同點時，母語的知識及策略會不自覺地向目的語遷移，當兩種語言結構相似時，這種遷移就會促進目的語的學習，稱為正遷移;反之當結構不同時會干擾目的語的學習稱為負遷移。這種負遷移是跨文化交際中產生語用失誤的一個常見原因。因為文化差異的干擾，學習者的慣有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成為學習第二語言的障礙。戴煒棟、張紅玲在《外語交際中的文化遷移及其對外語教改的啟示》一文中提到，“文化遷移是文化差異引起的文化干擾，它表現為在跨文化交際中，或外語學習時，人們下意識地用自己的文化準則和價值觀來指導自己的言行和思想，并以此為標準來評判他人的言行和思想”。[3]王得杏也介紹了語用失誤產生的原因，他指出:“語用失誤與文化和語言傳統有著重要的聯系，因此，文化差異是導致語用失誤的根本原因?！彼栽诮淌诘诙Z言過程中，要注意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把語言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當中學習而不是孤立地學習詞或短語的用法。

(二)語用知識的缺乏

我國的外語教學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這種教學模式注重語言形式的學習而忽視語言的交際功能。外語教材在編寫上只重視語言形式，忽視了文化內涵。像“How old are you?”、“Are you married?”等此類問題仍出現在一些課本里。學生一味地記單詞、背語法，語言學習脫離真實使用環境，教師在課堂上對文化因素的導入較少，外語教學成為單純的語言形式訓練，對于用知識的輸入和語用能力的培養重視不夠。中西文化的差異及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被完全忽視。對于學生來說，學習英語更多的意味著通過高考、四六級等重要考試，而這些考試仍然著重詞匯及語法知識的考察。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盡管很多中國學生擅長考試，但一旦遇到真實環境用英語進行交際就會出現問題甚至鬧出笑話。

(三)社會、文化背景知識缺乏

中國和西方各國有著不同的文化淵源和風俗習慣。因此中西方人們在文化信息、模式、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會構成信息誤導和溝通障礙。如上文中提到的贊揚用語的誤用就是由于漢英文化對謙虛的不同態度造成的。再比如，在不同文化中隱私的內容不同。比如對西方人來講，年齡、收入、家庭、婚姻狀況等話題都屬于他們的隱私，打聽別人的隱私被認為是不禮貌甚至是對個人權利的干涉，會遭到別人的反感。而中國文化中人們之間的隱私較少，人們相信“朋友之間無秘密”，人們為了表達對朋友的信任或關心，會在交談中告訴別人自己的私事或打聽對方的私事。如果將諸如此類的漢文化模式用于跨文化交際中無疑會出現問題。因此在跨文化交際中，說話人應該遵循所使用語言的語用規則和文化規范，避免跨文化語用失誤。

四、英語教材編寫對策

英語教材是大多數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學習英語的主要渠道。英語教材的編寫應結合英語課的培養目標和教學大綱并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兼顧語言知識和語用知識。

(一)現有教材的問題

目前國內對教材語用知識的研究很少。吳格奇(2004)從最近二十年國內外出版的教材中收集了三十六個英語會話，其中十四個對話由操英語本族語人士編寫，二十二個有中國人編寫。經過會話結構分析發現中國人編寫的對話常由交際一方控制著話題與話輪，交際一方不停地主動問問題，另一方只是被動地回答問題。整個對話顯得機械，話輪轉換不夠靈活自然，與閑聊會話活動類型不協調。話輪轉換較固定，交際一方在對話中很少作出評價或回應，對話缺乏交際性。[4]

安昌光(2009)也從語用角度對英語教材編寫中出現的不足進行了研究，發現很多英語教材完全是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習慣編寫的，忽視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例如很多英語教材的內容都涉及年齡、身高、體重、家庭情況等對話。在一些英語口語教材中，語言顯得過于直白，與英語本族語使用的日常語言有很大的不同。[5]例如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口語教材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A:How tall is Mr．Scott?

B:He is six feet tall．

C:How much does he weigh?

D:He weighs 175 pounds．

這是典型的拷問式對話，編書者目的在于讓學生練習此類句型，但這段對話只是句型的簡單羅列，學生只知道背誦這些句子卻不知道在何種語境下說這些話是合適的。類似這樣的對話在其他口語教材中也屢見不鮮。

莊智象(2006)也撰文討論了我國外語教材編寫和評價體系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他認為我國現有外語教材魚龍混雜，質量參差不齊，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重實踐、輕理論。編者不重視教材編寫理論方面的總結和提煉，很多編者仿照同類教材的編寫體系和方法，甚至照抄照搬別人的內容和模式。二是盲目照搬、照抄國外的模式和方法，缺乏國情研究。編者對中國學生學習外語的需求、過程、方法、特點，及語言環境、年齡特點、知識結構和層次方面缺乏足夠的研究和認識。三是缺乏科學的、完整的、系統的、實用的、可操作的教材評估體系。這些都對外語教材建設的健康發展，對外語教學質量的提高以及教材的選用都帶來了很多隱患。[6]總之，現有教材選材缺乏真實性，語用知識的滲透不夠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對教材編寫的建議

語用知識融入教學內容，任何言語行為功能的呈現都應有語境為依據。何兆雄(1999)認為，排除了語境因素，把某種形式看作是實現某種功能的固定手段是站不住腳的。[7]76教材中所選取的對話都應設置在具體的會話背景中，尤其是應能夠反映人們在交往中必須遵循的言談規則及制約人們思想行為的漢英民族不同的價值觀、思維模式等因素，這樣學習者能夠明白這一對話中學到的句子應如何在適當場合中正確使用，最終實現自己的交際意圖。

教材中語言材料的選擇以文化為背景，把英美國家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價值觀、歷史等信息融入語言學習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不但要讓學生理解文章的主旨內容、學習語言知識，還要使學生在學習語言的同時潛移默化地了解文化知識，拓寬文化視野。但應當注意的是文化知識和語言知識應聯系在一起，避免單純地介紹文化知識，而應把不同年齡、性別、職業、民族、知識層次的人們所參與的真實對話作為范例，使英語學習者對英語言文化的理解更加具體化，也能提高學習者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寬容性。

在教材中可適當加入一些明確的語用解釋或描述。比如可以舉例中國學生的語用失誤，并解釋為什么這樣說是不恰當的，應該怎么說符合該場景?，F有的外語教材中幾乎沒有對目的語交際行為恰當與否的充分描述。在外語教學過程中，真實語言模式或語用描述是學生學習目的語會話規則的主要渠道，有助于培養學生有意識地區分禮貌與不禮貌言語行為的能力。因此，如果教材中能夠增加對所選特定對話的禮貌程度、得體性及使用場合進行語用提示和描述，學習者就能更好地把握所學對話，在真實語境中恰當地使用這些書上的句子。

在課后練習中可以適當增加一些語用對比的翻譯練習。語言的翻譯不僅僅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符號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的交融與碰撞。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同一句話的理解也會出現差異。比如中西方人們對狗的態度截然不同。狗在中國文化里是一種低微的動物，跟狗有關的習語也常常用來表達一種貶義。例如:“狗仔隊”、“狗仗人勢”等，而在西方國家，人們認為狗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英語中You are a lucky dog;Love me love my dog等例句中狗卻表達了褒義。學生如果不明白這一差異，在翻譯過程中就可能會出現失誤。因此增加這種語用對比翻譯練習能夠讓學生明白語言是文化背景下特定的語言，學習語言不僅是語法、句法的死記硬背，還應尊重文化背景，調整翻譯方法，減少跨文化語用失誤。

五、結語

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習者用所學語言進行跨文化交際的能力。而作為語言學習的重要渠道，教材編寫是否有助于提高學習者的跨文化語用能力至關重要。我國的教材編寫近年來已經開始以培養使用者語言交際能力為基本目標，逐步開始重視語言學習者語用能力的培養，但大多數教材中語用知識的滲透很大程度上還遠遠不夠。因此，將語用知識系統地納入不同層次的教材體系非常重要。只有做到這一點，教材才能夠更好地為英語學習者提高語言能力和語用能力服務。

[1] Thomas J，“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Applied Linguistics，vol．4，No．2，1983．

[2] 何自然．語用學與英語學習[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3] 戴煒棟，張紅玲．外語交際中的文化遷移及其對外語教改的啟示[J]．外語屆，2002，(2)．

[4] 吳格奇．英語教材中的跨文化語用失誤[J]．外語研究，2004，(2)．

[5] 安昌光．從語用角度看英語教材的編寫[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

[6] 莊智象．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外語教材編寫和評價體系[J]．外語屆，2006，(6)．

[7] 何兆雄．新編語用學概要[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H319．9

A

1672-0040(2012)01-0106-04

2011-11-08

本文系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資助項目“過渡語語用學視閾下的外語教材編寫研究”(11JK0408)的研究成果。

左艷紅(1979—)，女，河南正陽人，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講師、文學碩士，主要從事教學法、美國歷史與文化研究;姜占好(1971—)，男，安徽毫州人，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過渡語語用學博士后，主要從事二語習得、語用學、測試學研究。

(責任編輯 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