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經傳集解》書名與撰著年代考辨

方 韜，劉麗群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0875）

《春秋經傳集解》書名與撰著年代考辨

方 韜，劉麗群

（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0875）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是《左傳》學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該書的命名和撰著年代是歷代研究中的兩大疑點。通過考察“集解”的注釋體例，并結合杜預注釋《左傳》的宗旨，認為杜氏“集解”乃集合經傳作解，進而肯定陸德明、孔穎達之說。此外，利用《宋書·州郡志》《晉書·地理志》及《水經注》中的相關材料與杜注中的地名互證，可以推定杜預始注《左傳》的時間應不晚于咸寧二年（276），并非太康元年（280）平吳之后。

春秋經傳集解；杜預；集解體；撰著年代；地名

《春秋經傳集解》（下簡稱《集解》）的命名和杜預撰著《集解》的年代問題，異說紛呈，有的甚至針鋒相對。由于以往學者時代的限制和對正史的篤信，都不同程度導致了結論的偏失。鑒于此，重新探討這些問題很有必要。筆者不揣仄陋，試考如下。

一、“集解”辨名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何以命名“集解”？是匯集前人的善注，還是集合經傳作解？古今學人因此分為兩派，聚訟千年未決。對此，筆者將先梳理前賢的意見，再嘗試著提出己見。

其一，陸德明、孔穎達等主張《集解》乃集合經傳作解，不同于何晏《論語集解》集合諸家之注。陸德明《春秋左氏音義》云：“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保?］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亦曰：“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是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保?］今人程元敏《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復申陸、孔之說云：“杜公始析分各年之經，使按年分附于各傳之上；比近經與傳，令歲月、事情、義理兩兩相屬，名《經傳集解》?！保?］

其二，清儒多駁斥《左傳正義》之說，以為杜預實集諸家之義而沒其名，有攘善之嫌。錢大昕曰：“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于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于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于伯尊之攘善矣！”［4］皮錫瑞《經學歷史》亦云：“杜預《左傳集解》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后人疑其杜撰?！保?］

事實上，這兩種觀點是從兩個角度來發掘“集解”的涵義。陸德明、孔穎達主要著眼于《集解》對經傳關系的構建。與以往經傳分離的形式不同，杜預把經傳集合在一起作解，改變了《左傳》與《春秋》單行的狀態，提高了《左傳》的解經地位。而清儒精于小學，他們審視《集解》主要集中在文本的注釋上。由于不滿杜預注，他們把漢儒賈逵、服虔的《左傳》注做了輯佚整理，通過比對，發現杜注與今存的賈、服注大多相同、相近。因此，清人認為《集解》實集漢魏諸家之善注，然而皆沒其名，杜預有攘善之過。我們認為，要弄清杜氏《集解》的名義，首先應考察“集解”的注釋體例。

集解之體當起于漢末。東漢后期由于今古文的斗爭與融合，學者們開始突破家法的束縛，出現匯集諸家之說的“集解”。所謂集解，就是集合各家之言，而根據己意加以選擇取舍來解經。當然，這種解經方式也不全在選擇諸家說，如果以為前人之注未盡善，注者可再按己說。漢末鄭玄《毛詩箋》和三《禮》注已初具集解的特點。楊天宇先生說：“鄭注《周禮》，除雜糅今古文著作以釋經，還兼存鄭司農（鄭眾）、杜子春、鄭少贛（鄭眾之父鄭興）三位古文大師。鄭《注》于此三家，或從或違，或增成其義?！保?］鄭玄對三家《周禮》注有所抉擇，已有了集解的意味。但鄭玄并不以“集解”命名，顯然，他作注的目的是融會百家之善以成一家之學。較早嘗試“集解”這種注釋方法的，還有應劭的《漢書集解》。魏晉南北朝是“集解”體昌盛的時期，流傳至今者尚有曹魏何晏編撰的《論語集解》、晉范寧《春秋穀梁集解》、劉宋裴骃《史記集解》等。

我們以為，《集解》為體重在集善，是注者通過選擇前人或時人的注釋來體現自己的學術觀點和主張，并不以個人的創見為主。今觀何晏、范寧、裴骃諸書之序可知?！墩撜Z集解敘》：“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保?］可見，何晏《集解》重在選擇前世諸家之善注，只有少許不安者，才下己意。又《史記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暳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岳。以徐為本，號曰《集解》?！保?］裴骃明言，《集解》之作是以徐廣《史記音義》為底本，博采眾家，時下己意。裴氏認為，自己的心得相對于前賢的貢獻，“譬暳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岳”，是比較微渺的。裴骃此言過于謙遜，但從另一角度看，它未嘗不是“集解”重在匯集善注的反映。與何晏、裴骃稍有不同，范寧所集主要是“二三學士及諸子”的數家師友之注。相同的是，仍為集合諸家善解。

今試以何、裴二注來說明“集解”體?！墩撜Z·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集解》：“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踉唬骸畷r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边@里，馬指馬融，王指王肅。何晏標出姓氏，以相區別。而《集解》中未明姓氏者，均為何晏自注。如《學而》“有子曰”三字，《集解》：“孔子弟子，有若?！备鶕跻鄷F的統計，《論語集解》共收兩漢三國八家注釋共1105條，何晏自注僅149條，約占總數的13.5%［9］?！妒酚浖狻返那闆r與《論語集解》類似。筆者統計，《五帝本紀》中《集解》出注170條，而裴骃所加按語也只有14條?？墒?，裴氏標注姓名者的卻有：徐廣、譙周、鄭玄等19家。由此可見，“集解”確為集善之體，其旨不在出新。

后人多以韋昭《國語解》為集解體，恐是誤解。魏晉人著書極重體例，韋昭題名“解”而非“集解”，察其本意或不在匯集諸家之善?！秶Z解敘》：“昭以末學，淺暗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并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保?0］可見，韋昭作解的目的是針對“今諸家并行，是非相貿”的情況，在前人的基礎上“增潤補綴”，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盡管是“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然而在注中皆是取其成而不顯其名。其中標明為賈逵、虞翻、唐固三家之注者，韋昭在文中多有補充商兌，今試舉一例?！吨苷Z上》：“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弊ⅲ骸百Z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為王卿士?！阎^：虢叔之后，西虢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边@里，韋昭對賈逵的解釋進行了補充。以《周語上》為例，韋昭作注405條，而署有賈逵、虞翻、唐固之名者不過5條。顯見，《國語解》的創作初衷不在于匯集各家善解了。

《春秋經傳集解》的成書，比韋昭《國語解》稍晚。杜預精研《左傳》，意在成一家之學，故對先儒之作頗多批評：“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保?1］卷一而杜氏著重突出自己的治經方法：“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保?1］杜預注的最大特點就是以《左傳》解《春秋》經，進而確立《左傳》是《春秋》最善之傳的合法地位，因此，把《春秋》與《左傳》集合起來作解就非常必要。而《左傳》本與《春秋》分行，服虔就只注《左傳》，不解《春秋》?！赌淆R書·陸澄傳》載此事道：“《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由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保?2］可見，杜氏“集解”之義正在于“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序》曰：“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庇袑W者據此認為，《經傳集解》實則集合劉歆、賈逵、許惠卿、潁容四儒之注，杜預沒其名而據為己有。杜氏是否攘善，關鍵在于考察其標舉四家的動機。事實上，杜氏列舉四儒之注是為比較諸家異同之說，以方便學者。而真正體現出四家注異同的是《春秋釋例》。正如杜預說：“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苯裼^《春秋釋例》，四家之注宛然可尋?！洞呵镝尷みw降例》曰：“刑遷于夷儀，則以自遷為文。宋人遷宿，齊人遷陽，則以宋齊為文。各從此所遷之實。記注之常辭，亦非例也。劉、賈依二《傳》，以為鄣、紀之遺邑。計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邿鄟者也。須句子，魯之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來奔及反，不書于《經》，賈氏云：‘但因成風來，不見公’，亦未安?！保?3］在此，杜預列舉出劉歆、賈逵遺說，并有所駁正。故四家之說，詳于《春秋釋例》。

杜預《集解》主旨雖不在集前人之善注，然其多沿襲賈、服注而全不顯其名，這一做法仍與韋昭有別。因此，清人多批評杜預而不及韋昭。再從杜預的個性來看，其常說：“立德非所企及，立功立言庶幾也?！保?4］1025他曾立碑于垷山之巔，沉碑于深淵，以使后世不忘己功，足見其人好名之心。那么，杜預在《集解》中對前賢之名一概略去不提，恐怕也與他好名的性格相關。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春秋經傳集解》的命名應從陸德明、孔穎達之說，實為杜預集合經傳作解。

二、撰著年代新考

在《〈春秋經傳集解〉后序》中，杜預對自己完成該書的時間作了說明：“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保?1］卷一依據《〈春秋經傳集解〉后序》，《春秋釋例》和《經傳集解》撰寫完畢應在太康元年（280）平吳之后?！逗笮颉纷饔谔等辏?82），序文有曰：“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保?1］卷三○準此，《春秋經傳集解》的最后寫定當在太康元年到太康三年之間。至于杜預何時開始注釋《左傳》，《后序》中未作說明。但“申抒舊意”卻表明他平吳之后的工作并非草創，始撰《春秋經傳集解》應當是一個相對較早的時間。

然而，清人認為杜預注釋《左傳》在平吳之后，并對其撰著態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丁晏在《左傳杜解集正》中說：“《集解》之成，在太康平吳之后，心志既侈，論說多乖，左氏之學日晦，由杜氏失之也?！保?5］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亦云：“何至師心自用若此！豈平吳之后，位望既顯，心跡較粗，又一時諸儒，學淺位下，不復能駁難故耶？”［16］筆者以為丁晏、洪亮吉的評論有意氣的成分，有失公允。而丁氏、洪氏產生這種認識很可能是受了唐人所修《晉書》的誤導?！稌x書·杜預傳》曰：“既立功之后，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保?4］1031“既立功以后”明確交代出杜預作《左傳》注始自太康元年平吳之役后。然而，沈玉成、劉寧二先生研究后指出《晉書》本傳的記載“易于使人誤會杜預在平吳以后到臨死前四年之內完成了四部著作”［17］，也許清人的這種誤會正是由于輕信了唐修《晉書》。

通過比對，我們發現唐修《晉書》與晉人的記載并不一致。王隱《晉書》只說杜預直到年老才完成《春秋經傳集解》，何時始撰，王氏未言?！度龂尽ざ潘鳌放崴芍⒃唬骸巴蹼[《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于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保?8］鑒于晉人、唐人在記載上的分歧，趙伯雄先生的《春秋學史》采用了較為折中的解決辦法。他首先表明“杜預的著述，恐怕不自平吳始”，接下去又云“他的著述，既然說是‘申抒舊意’，則恐怕早就有所準備，早就積累了一些資料或者心得。正是因為這樣，故而晚年成書較易?！保?9］趙先生雖未肯定杜預在平吳前就已經開始注釋《左傳》的事實，而把此間的工作歸結為積累材料和心得，但這個推測是很審慎的。

事實上，早在四庫館臣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時，編撰者已經根據《春秋釋例·土地名》對唐修《晉書》的記載提出了質疑?！短嵋分洝洞呵镝尷吩唬骸啊稌x書》稱預自平吳后，從容無事，乃著《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于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稿實在平吳之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保?0］332四庫館臣從地名入手研究《集解》撰著時間的思路給人很大的啟發。筆者認為，據此不僅可以將《集解》初撰時間推至平吳之前，而且可以證明至晚在咸寧二年（276），杜氏就已開始作注。在筆者展開考證之前，先說明所用的材料。

沈約（441—513）所撰《宋書·州郡志》對兩漢魏晉以來的地名沿革多有考究，是我們研究魏晉地名的寶貴資料。沈氏在《州郡志》里說：“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短档刂尽?，參伍異同，用相征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保?1］1028沈氏之去杜預不過二百余年，所見的《太康地志》、王隱《地道記》、晉世《起居注》遠勝今人輯本，而其“參伍異同，用相征驗”的方法亦較嚴謹，今引以為據，應當可以信賴。唐修《晉書·地理志》雖時有訛誤，但畢竟去古未遠，亦引為佐證。此外，酈道元（？—527）《水經注》雖稍晚于沈約《宋書》，但其人精于地學，故該書也在本文參考之列?，F以二《志》所示之魏晉郡縣廢置時間為基礎，再參驗杜預注中的郡縣名，以推定杜預作注的大致時間。

（一）杜預地名注文不晚于咸寧三年（277）所作例

《宋書·州郡志一》：“東莞太守，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分瑯邪立。咸寧三年（277），復以合瑯邪，太康十年（289）復立?！保?1］1049可見，東莞郡在咸寧三年被并入瑯邪郡后，至太康十年才恢復郡名，在此期間當不復有東莞郡?！稌x書·地理志》：“東莞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一萬?！保?4］452又曰：“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陽郡之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保?4］452《晉書》言太康年中設東莞郡，且于太康十年分城陽郡四縣屬東莞郡，則與《宋書》記載太康十年復立東莞郡的事實相合?！蹲髠鳌纷⒅蟹惭詵|莞郡者五條。如，《左傳》莊公九年注：“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薄蹲髠鳌钒Ч吣曜ⅲ骸懊稍跂|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币罁端螘ぶ菘ぶ尽?，在咸寧三年后至太康十年間，不復有東莞郡名。而杜預卒于太康五年，當太康十年東莞郡復立時，杜預不得知矣。則杜預撰上述注釋時，應在咸寧三年前。又，《左傳》隱公元年注：“紀國，在東莞劇縣?！薄端螘ぶ菘ぶ径罚骸皠×?，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瑯邪?！保?1］1096今按《晉太康地志》又名《晉太康三年地志》，蓋其以晉太康三年的地名為準。沈約依《太康地志》屬劇縣于瑯邪郡下，與太康十年前東莞并于瑯邪的史實相合。而杜預言劇縣在東莞郡下，又與咸寧三年前設有東莞郡一致。

（二）杜預地名注文不晚于咸寧二年（276）所作例

《宋書·州郡志一》：“南濮陽太守，本東郡，屬兗州。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東郡有濮陽縣，故曰濮陽國。濮陽，漢舊名也，允改封淮南，還曰東郡。趙王倫篡位，廢太孫臧為濮陽王，王尋廢，郡名遂不改?！保?1］1045由《宋書》可知，濮陽郡的設立幾經反復，起初因晉武帝封司馬允而改東郡為濮陽國，后司馬允改封淮南，又恢復原名東郡。當晉惠帝之時，趙王倫篡位又重設濮陽國，其后遂延用不改。查《晉書·地理志》有濮陽國而無東郡，則與趙王倫后濮陽國不再變更之事相符。而趙王倫之事，在杜預卒后，可置而不論。據《宋書》所言，在司馬允封于濮陽之后，改封淮南之前，應只有濮陽國名而無東郡?！稌x書·武帝紀》：“太康十年……改封南陽王柬為秦王，始平王瑋為楚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并假節之國，各統方州軍事?！保?4］79司馬允改封淮南在太康十年，而杜預卒于太康五年，則濮陽國改回東郡，杜預無法知曉。然杜預注中有東郡而無濮陽國，故而杜預為注時當在司馬允始封濮陽之前，即咸寧二年前。今杜預注涉及東郡者三條。如，《左傳》僖公十三年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薄蹲髠鳌废骞哪曜ⅲ骸磅鬼f，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庇帧端螘ぶ菘ぶ径罚骸鞍遵R令，漢屬東郡，《晉太康地志》屬濮陽?！保?1］1086杜氏言白馬縣在東郡，沈約據《太康地志》言在濮陽，可見杜氏所言與太康年間的行政區劃不同?！端涀ⅰゎ∷芬┫喹[《春秋土地名》：“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東都尉治?！保?2］573又：“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故城?！保?2］576京相璠為晉司空裴秀門客，而裴秀卒于泰始七年（271），則京氏與杜預為同時人。其撰《春秋土地名》時，有東郡而無濮陽國，與杜預所見相合。

由于史料匱乏，杜預始注《左傳》的最初年代仍無法確定。但根據上述考證，至晚在晉武帝咸寧二年，杜預就開始了注釋工作。那么，后人對于杜預撰著《春秋經傳集解》態度的種種偏見，也應予以廓清。

［1］陸德明撰，黃焯匯校.經典釋文匯校［M］.北京：中華書局，2006：468.

［2］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1712.

［3］程元敏.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79.

［4］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第9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371.

［5］皮錫瑞.經學歷史［M］.北京：中華書局，1959：163.

［6］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88.

［7］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2456.

［8］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4.

［9］王亦旻.論語集解研究［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65.

［10］韋昭.國語解敘［M］.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一.

［11］杜預.春秋經傳集解［M］.上海：上海書店，1989.

［12］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684.

［13］杜預.春秋釋例［M］.北京：中華書局，1985：86.

［14］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025.

［15］丁晏.左傳杜解集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4.

［16］洪亮吉.春秋左傳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7：1.

［17］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138.

［18］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2：508.

［19］趙伯雄.春秋學史［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208.

［20］永瑢.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97：332.

［21］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2］陳橋驛.水經注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

［責任編輯 孫景峰］

A Research on Heading and Writing Time ofChunqiujingzhuanjijie

FANG Tao，et a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The name and age of the study ofChunqiujingzhuanjijieput together two doubts.Based on the"Annals"style of study notes and comments with Du Yu，ZuoZhuan the purpose，said Du，Annals is set by the mass for the solution.Use of Songshu，Jin Shu and shui jing zhu in the related material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mutual Du Yu note cards，note can be assumed that the beginning of Du Yu，Zuo Zhuan time should be No later than 276years，not 280years later.

Chunqiujingzhuanjijie；Annals；Du Yu；wtiting time；place name

G256

A

1000－2359（2012）01－0121－05

方韜（1978—），男，陜西漢中人，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主要從事《左傳》文獻與經學史研究；劉麗群（1980—），女，遼寧沈陽人，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漢語言文字學研究。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48批資助項目（20100480221）

2011－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