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有知遇之恩 難敵民族大義

整理/趙賡

一、日本近衛首相的兩份聲明

1937年7月10日，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陶希圣，應蔣介石邀請，離開炮火連天的北平，乘火車南下，赴廬山參加談話會。

7月17日，蔣介石在茶話會上，發表了一通表明中國“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不求戰”的立場的講話。會后，蔣介石單獨召見陶希圣，說：“陶先生在北平做得很好，實乃不可或缺的國之棟梁，不知可否愿意走出燕園，來指教我蔣某人治國平天下吶？”

陶希圣便辭去北京大學教授之職，來到南京，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專事國際宣傳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后，特別是12月南京淪陷之后，國民政府內部分成“主戰”與“主和”兩派勢力，蔣介石主張武力抵抗，而汪精衛則傾向“和談”。

當時社會上的許多學者也傾向和談。主和派成立了一個“低調俱樂部”。

所謂“低調”，是相對于抗戰的“高調”而言的，里面的成員多半都是一些學者。

“低調俱樂部”成員、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胡適就曾向蔣介石進言說：“中國和日本人打仗，軍事力量還沒有成熟，是不是可以通過外交途徑與日本人和談？”

在國民政府里面，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人認為和談也是一個途徑。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精衛就曾多次勸說蔣介石與日本和談，說：“我們要保衛我們的領土，固然不能向日本人示弱，但是我們是不是應該另辟一個途徑，因為打仗的結果還是要和談，國家已到這種地步，不能再打下去了，把國家的命運當兒戲地斷送了，我們怎么能對得起后代子孫。所以‘和是戰爭的一個手段?！?/p>

蔣介石沒有采納汪精衛的意見。

一次，蔣介石宴請胡適，邀請的客人還有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以及陶希圣、高宗武等。

胡適再次跟蔣介石提出，應該派高宗武去跟日本人談判，他跟日本的關系很好，而且很能干。

胡適的話起了作用。7月31日，蔣介石、汪精衛分別召見高宗武。高宗武，浙江樂清人，1905年出生，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曾經留學日本九年，是個日本通，在日本的朋友也很多。

1938年2月，高宗武受蔣介石之命，辭掉外交部的工作，來到香港，開始跟日本人接觸，搜集一些日本人的情報。

在這期間，日本近衛首相對中國政府發表了兩次聲明。

第一次是在1938年1月16日，也就是南京淪陷，國民政府西遷武漢之后，聲明主要的內容是說今后不再與蔣介石政府談判。

就是因為這個說明，造成了雙方的決裂。

第二次聲明的內容是說，他們希望重慶政府重新組織，如果重新改組的話，他們愿意繼續談判。

近衛的兩次聲明皆暗示汪精衛，日方堅持“扶汪排蔣”的方針，想要跟他談判。于是汪精衛就蠢蠢欲動，躍躍欲試。

高宗武在香港期間，私自去了一趟日本。他在東京見到了不少軍界和政界的首腦人物，甚至還見到了日本的首相，也見到了他們的參謀次長。日本方面提出，近衛首相的第一次宣言已經發出了，既然是堂堂首相發布的，也就不可能再反悔，所以日本方面沒法跟蔣介石談了。如果要跟重慶談的話，必須要由另外一個人代表。他們認為汪精衛是最合適的。

高宗武就把這些材料帶回香港，交給他的助手董道明送到重慶，先給周佛海、陳布雷他們看，然后呈給了蔣介石。

汪精衛也看到了，他大吃一驚——日本人居然直接提出來讓他出面談判，這勢必引起蔣介石的猜疑，使得蔣介石跟他進一步對立。于是，他當即當眾表示，絕不與日本人私自來往，要談判必須通過蔣先生。

日本人為什么選汪精衛呢？第一，因為汪精衛是國民黨二把手；第二，既然日本選擇不跟蔣介石談，那第二人選就很自然地落在了汪精衛的身上；第三，他們也有情報，知道汪精衛是主和的。因此他們把汪精衛定為他們談判的對象。

在汪精衛看來，既然在國民黨現存的體制之內，他的主張不被采納，那就干脆孤注一擲，離開中央政府，到體制之外打出自己的旗幟，公開跟日本人和談。

然而，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又決定他要離開國民黨、離開國民黨中央政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于是他作了一系列的準備。

二、蔣介石派人刺殺汪精衛，汪精衛鐵心投靠日本人

1938年11月，已成為汪精衛集團重要成員的高宗武與梅思平（時任國民黨中央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代表汪精衛來到上海，與日本軍方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談判并簽訂了“重光堂協議”——《日汪協議》等投降賣國文件。

在簽訂條約期間，他們制訂了一個汪精衛出走的方案，基本內容是：在12月底，汪精衛離開重慶，脫離蔣介石，經昆明到達越南河內；他一到河內，日本近衛首相就發表一個聲明，來呼應汪精衛這一派人來到河內的活動；然后，汪精衛再發表一個東西，來呼應近衛的聲明。

按照預訂計劃，周佛海于12月5日首先飛抵昆明。汪精衛則于12月18日，借口外出講演，秘密出逃，冒險飛往昆明。19日，汪精衛又從昆明飛抵河內。跟汪精衛一起走的人包括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還有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和幾個親戚。

蔣介石聞訊，大為震驚，先是擲杯怒罵汪精衛：“汪之所為，害己害敵、害國害黨，其罪非淺。此賊不可救藥矣，多行不義必自斃也?！倍笥侄迥_叱罵陶希圣：“娘希匹，陶希圣負我，陶希圣負我……”

汪精衛一伙到了河內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按照私下的約定，日本近衛首相再次發表了一個聲明，這就是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國調整關系的總方針”。其大致的內容有三點：一是善鄰友好，二是共同反共，三是經濟提攜。

汪精衛收到近衛這個聲明后，于12月29日，以致國民黨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電（即“艷電”）的方式，呼應近衛的第三個聲明。

汪精衛在“艷電”中，提出“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要中國共產黨“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并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

至此，汪精衛集團降日反共、甘當漢奸賣國賊的反動面目暴露無遺。

汪精衛脫離重慶逃往河內后，便把高宗武從香港叫到河內來，細談將來的路應該怎么走。

過去，汪精衛凡是碰到什么不順利的事情，總習慣跑到巴黎去。跟蔣介石意見不合，或是遇到對他不利的其他一些事件，他就到法國去。汪精衛逃到河內后，蔣介石派谷正鼎，帶了護照、外交部長，還帶了盤纏，說：“你還是到歐洲去一趟，將來你還是可以回來為政府服務?！?/p>

3月21日凌晨，蔣介石指使軍統局特務到河內去刺殺汪精衛，亂槍之下把汪精衛的親信，也是他秘書的曾仲鳴打死，曾的太太受傷。

這一槍下來，汪精衛才恍然大悟，原來蔣介石是假惺惺地派谷正鼎來河內慰問，其真正目的是來偵察他下榻的住處，以便下毒手除掉他。于是汪精衛很憤怒，他認為蔣介石在耍兩手花樣，一方面勸他去歐洲，一方面派人來殺他。尤其陳璧君更為憤怒，說重慶對他們下這樣的殺手，不能再信任蔣介石。于是，汪精衛就鐵了心投降日本。

三、汪精衛不聽勸阻，來到了日本人控制的上海

和蔣介石徹底決裂之后，汪精衛積極開展自己的“和平運動”——先是大張旗鼓地鼓吹“中日親善”，與日本拋出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遙相呼應；繼而派得力親信高宗武秘密出訪東京，尋求政治以及經濟上的支持。

1939年5月，眼看時機日漸成熟，汪精衛遂召集一伙追隨者開了個會，宣布：“日本對我們從事的革命事業大加贊賞，因此我準備把工作重心轉移上海，重新建立新的國民政府……我們這是在救國，只不過走的是一條‘曲線路徑而已……”

在這中間，陶希圣是持反對意見的，深知此舉是漢奸之舉。然而，他盡管徘徊、猶豫，但架不住汪精衛夫婦的“盛情”，最終還是跟著汪精衛跳進了火坑。

早在河內發生槍擊血案時，日本政府怕汪精衛動搖，馬上就派了影佐禎昭幾個軍官到河內來營救汪精衛，勸汪精衛離開河內到上海去。

高宗武是頭一個反對汪精衛去上海的，說：“如果要在重慶體制之外跟日本人談和，地點不能夠在日本人控制的區域之內，這樣的話就完全沒有行動自由了。你可以去香港，你可以去任何一個地方，但你不應該到上海去?！?/p>

可是汪精衛去意已決，已經聽不進去高宗武的話了。

日本人于是派了一條叫做“北光號”的船去河內接汪精衛。

高宗武在香港聞訊，打了幾封電報告訴汪精衛：“你絕對不要跟日本人見面，不要聽他們的話，不要跟他們走?！?/p>

可是汪精衛根本聽不進高宗武的勸告。

日本人要汪精衛上船的時候，汪精衛表示出一個姿態，說：“我不坐日本船，我坐自己的船?！庇谑撬狭俗约鹤獾拇?。

據說“北光號”有5000噸，而汪精衛只租了一條700多噸的小船。

他上去之后，船一出海，就被風吹得失去聯絡，大船在海上四處尋找，找了幾天才發現小船在一個小島上擱淺了。汪精衛這才上了“北光號”。

就這樣，汪精衛一伙于1939年8月28日抵達日本占領下的上海灘，住進愚園路。愚園路巷子口隨即由日本人派兵把守。這樣，他們等于跟外面隔絕，完全失去了自由。后來高宗武也由香港趕去上海。

汪精衛等人到達上海后，9月，在汪精衛一手組織召開的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陶希圣、高宗武皆被選為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陶希圣兼任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高宗武則負責外交工作。

當上偽中央宣傳部長的陶希圣也就盡心竭力地輔佐汪精衛，或撰文以搖旗吶喊，或出訪以爭取外援，或聯盟以擴大陣營，一如當初輔佐蔣介石一樣。

汪精衛在上海期間，還率領汪偽組織中一部分人員赴日本“訪問”，公開地跟日本朝野見面，跟日本政府會談。日本人特意將高宗武住的地方與汪精衛下榻的賓館分離，表面是說高宗武有肺病，怕傳染，把他安排在另外一個別墅里住，實際上他們對高宗武的言行已有所懷疑——雖然高宗武當年是頭一個打沖鋒的，但后來改變了很多，當時已經流露出對汪精衛的做法不贊同。

四、高宗武要反正，杜月笙來幫忙

促使高宗武思想改變的原因有兩個。第一，他在東京聽到的都是外交辭令，都是不能落實的框框，因此對日本方面產生了不信任。第二，他第二次去日本，在長崎登陸之后，去拜見了一位他的老長輩黃群（溯初）。黃群是國民黨的元老，經商失敗之后去日本長住。

黃群是溫州人，高宗武也是溫州人。高宗武到了長崎之后，去黃群家里看了他。他們用溫州話交談。溫州的方言很重，不懂溫州話的人是很難懂的，即使日本人有竊聽，他們大概也聽不懂。

黃群勸高宗武說：“你不能再走下去了。不但你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你還要保護好汪精衛，不要讓他受日本人的操縱?！?/p>

高宗武認為黃群講的很對，就跟黃群說：“我不會跟著日本人走的，我也會阻止汪精衛，不跟日本人做一些對國家不利的事情?！?/p>

這次與黃群見面，對高宗武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他后來脫離汪偽政府，也是黃群通過徐寄庼幫助的。徐寄庼是上海銀行會的會長，跟杜月笙很熟。黃群跟高宗武談話之后不久，他自己也到了上海，為了幫助高宗武脫離這條路，他去找徐寄庼幫忙。

他們倆想來想去，認為唯一能擔此任的只有杜月笙。因為杜月笙在上海的勢力很大。

那時候，杜月笙已離開上海，住在香港，徐寄庼就寫了一個便條——“高決反正，請速與渝洽”，交給了杜月笙手下一個叫徐采丞的聯絡人，讓他速去香港把這個紙條交杜月笙看。

由于黃群與徐寄庼是好友，徐寄庼又是杜月笙的好友，杜月笙一看到他的手跡，很快就坐飛機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得到這個消息，就說：“好，你去做?！?/p>

杜月笙回來后便通知萬墨林。萬墨林是杜月笙的總管家、大弟子，得到指示后，就在上海積極策劃營救高宗武和亦有反正之心的陶希圣出來。

五、高宗武和陶希圣不愿意當賣國賊，在杜月笙的幫助下，跑到香港了

1939年11月1日，受汪精衛指派，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一起組成談判委員會，與日本陸軍少將影佐禎昭親率的“梅機關”（筆者注：影佐禎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務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為“梅華堂”的住宅，故稱“梅機關”）的干將談判成立“新中央政府”事宜。

對于汪精衛要組建的“新國民政府”，陶希圣認為，一定要在日軍占領的地區之外，像上海、北平等地決計不可??；周佛海卻認為必須依賴日本的支持，在原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建立政權最合適……吵來吵去，心急火燎地等著“拯救國民于水火”的汪精衛大發雷霆，沖著陶希圣吼道：“你們想過沒有，脫離了日本人的扶持，我們何以立足？還是佛海想得周到些……”自此，“周佛海路線”漸成主流，陶希圣和高宗武漸被邊緣化，影響力日漸削弱。

在談判桌上，才翻閱了幾頁影佐禎昭提交的《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陶希圣便吃驚地跳了起來——天那，條件之苛刻，遠遠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協議”，甚至可以與當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一較高低了。

陶希圣摸出手絹，一個勁兒地擦著額頭上的冷汗，自忖道：“問題嚴重了！”

從這一密約的條款中，他終于看清了真正的形勢：一方面，日本軍國主義全面控制中國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汪精衛為了得到日本人的扶持，竟然毫無底線地退讓。

頓時，陶希圣的心頭升騰起了無比的失望和強烈的不滿。

出得門來，陶希圣一把把高宗武拽到了一邊兒，劈頭丟下一句：“這樣的條約，我決計不談、不簽！”

高宗武也頗為不滿：“我也不談、不簽！”

沒過多久，汪精衛和影佐禎昭就《日華新關系調整要綱》達成了協議。

1939年12月30號是正式簽字的日子。陳公博看到勢頭不對，便在前一天借口去了香港。陶希圣悵然了好一陣子，30日簽字那天稱病請假，高宗武也沒去。汪精衛與日本人簽署的密約應當是由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周隆庠、陳公博、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參加簽字，結果陳公博、高宗武、陶希圣都沒有在場。

不愿意做賣國賊的陶希圣動起了出走的念頭。

就在陶希圣暗下決心的時候，高宗武突然找上門來，說：“陶兄，你我皆不出席簽字儀式，汪精衛定會生疑的，接下來多半會拿你我問事?！?/p>

一番剖析，陶希圣和高宗武不由得為自己危險的處境提心吊膽起來，于是決定：“莫逗留了，趕緊一走了之！”

為了迷惑汪精衛，1940年元旦，陶希圣特地攜帶禮物，向汪精衛拜年問好，順帶暢談接下來的組建“新中央政府”的事情。

同一天，高宗武也趕到周佛海家拜年問好。

1940年1月3日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計劃，由萬墨林派人掩護，高宗武身著普通市民的衣服，坐黃包車來到十六鋪碼頭；陶希圣則從南京路國泰飯店前門進入大樓，再從后門出來，搭公用電車，來到十六鋪碼頭。而后，兩人乘坐美國“胡佛總統號”輪船，一起出逃。

一路無事，陶希圣和高宗武順利抵達香港。

高宗武、陶希圣到達香港之后，就把密約的照片和文件交給了杜月笙，杜月笙馬上飛到重慶給蔣介石看。蔣介石看了之后說可以公布，杜月笙加了一句，說：“報告委員長，陶先生的家眷還困在上海沒出來，等出來之后再公布吧?！笔Y介石點了點頭。

六、陶希圣和高宗武聯名在香港《大公報》頭版顯著位置公布“汪日密約”原文影印件，舉國嘩然，群情激憤。這一重大新聞也立刻轟動了世界

陶希圣的夫人萬冰如雖是一個鄉下女人，但卻是個深明大義的愛國女士。她本來就對陶希圣追隨汪精衛出逃非常不滿。

1939年11月初，她從陶希圣寫給女兒琴熏的信中看到：“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這句話，便判斷陶希圣已動搖、悔過，有脫離上海的念頭，于是便在11月25日帶著五個兒女前往上海。

萬冰如抵達上海后，立即在法租界環龍路租下一幢房子。既然陶希圣家眷到了上海，日本人便沒有理由不讓陶希圣與家人團聚，這就為住在愚園路汪公館里被日本人軟禁的陶希圣提供了搬出汪公館的合理借口。

12月26日，汪精衛的代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跟日軍少將影佐禎照為首的日本人談判結束，雙方約定于12月30日簽字。

陶希圣當晚回到家里，萬冰如對他說：“我把全家的生命帶來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們夫婦一同死在這里。如果你簽字，我就打死你！”

已接近精神崩潰的陶希圣，在妻子的警告下稱病不起，躲過了簽字儀式。

當陶希圣、高宗武逃離上海抵達香港后，萬冰如便托人購買去香港的船票，準備帶領五名子女離開上海。這時，才發現她和家人皆已失去了行動自由。萬冰如只好請求與汪精衛、陳璧君夫婦見面。

見面后，她大罵陶希圣、高宗武是不義之小人，說她去香港勸陶希圣回來。

汪精衛將信將疑，問：“你自己去，能勸希圣回來嗎？”

萬冰如肯定地答道：“他可以回來，但有幾件事要說明白?！?/p>

汪精衛問：“什么事，你說出來看看?！?/p>

萬冰如說：“事不宜遲，我必須立即就走。若是遲一兩天，他在香港上什么人的當，說出什么話，就收不回，我去也無用?！?/p>

汪精衛說：“我現在就派你去香港?！闭f著，汪精衛返身上樓，拿出2000元送給萬冰如。

陳璧君在一旁問萬冰如：“你怎樣個去法兒？”

萬冰如答：“帶兩個小孩子一同去，三個大孩子還留在這里上學?！?/p>

陳璧君一聽也就放心了，說道：“你的大孩子，我照應他們，你放心去吧，趕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p>

1940年1月13日，萬冰如帶著晉生、范生兩個小孩子去碼頭搭船，留下來充當人質的三個大的孩子琴熏、泰來、恒生被準許到碼頭相送。

萬冰如抵達香港后，陶希圣立刻發電報給汪精衛，告以“希圣即可偕返上?！?。汪精衛和陳璧君以為陶希圣真的回心轉意，也就對他的三個孩子放松看管。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乘機將陶希圣的三個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郵輪。

1940年1月22日，陶希圣得知他的三個孩子已平安離滬，便和高宗武聯名在香港《大公報》頭版的顯著位置，公布了“汪日密約”即《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的原文影印件，一組四行的黑體大字標題分外醒目：

高宗武陶希圣攜港發表

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

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

集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

刊頭還配發了高宗武幾百字的序言。

旋即，重慶、上海、北平、昆明、南京等地的報紙紛紛轉載了這一內容，一時舉國嘩然，群情激憤。

這一重大新聞也立刻轟動世界。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高陶事件”，史稱“小西安事變”。

這一事件，不啻于晴天一聲霹靂，使得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大驚失色，窘態百出，然而卻無可奈何。陳璧君更是懊惱萬分，失聲稱自己竟載在一個“鄉下女人”手里。

密約公布之后，公眾知道這是徹頭徹尾的賣國的和約，紛紛大罵汪精衛，罵他認賊作父，罵他破壞抗戰，罵他不知羞恥。

這也給那些尚留在重慶陣營中的悲觀動搖分子一個深刻的警示，跟日本人“和談”等于與虎謀皮，求和之路走不通，從而也就堅定了他們抗戰的決心。

七、汪精衛對高宗武和陶希圣有知遇之恩，背叛了汪精衛，他們心里也很難過。但在民族大義面前，也只有這樣選擇

遺憾的是，汪氏集團一伙兒鐵了心要做國家和民族的敵人，在日本的策劃與扶持下，很快便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正式組建傀儡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汪精衛任偽國民政府主席兼偽行政院院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任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偽立法院院長、上海特別市市長，周佛海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警政部部長……成為一群日本在華的忠實走狗。

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用的“國旗”也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跟重慶的國民政府的國旗是一樣的，只是上面加了一個黃條子，上面有幾個字“和平建國”。他的組織中也有主席、委員長，其他機構如行政院、立法院，這些組織跟國民黨中央政府是一模一樣的。

汪精衛盡管是文人出身，但在南京另立政府之后，卻完全模仿蔣介石，把黨、政、軍三個方面大權一手抓，什么都由他領導，他不喜歡人家叫他“主席”，而喜歡別人叫他“委員長”或“領袖”。汪偽系統官兵聽到這些稱呼時，也規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遠在香港的陶希圣，仰望北方，搖頭長嘆。

汪精衛和陳璧君當年也曾是革命志士，因為刺殺攝政王，汪精衛被抓，險些喪命，僥幸死里逃生。在被審的時候，汪精衛趴在地上，用毛筆寫狀紙。清朝官員在審他時，發現這個青年不但是一表人才，而且文思敏捷，文章寫得好，字也寫得好。汪精衛在牢里寫了很多詩，最有名的是“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斗轉星移，沒幾何時，汪精衛夫婦卻淪為賣國賊了。

陶希圣與汪精衛是在民國16年，也就是1927年認識的。汪精衛對陶希圣有知遇之恩。

1927年，由汪精衛任主席的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到武漢時，陶希圣還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做編輯。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筆者注：前身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聘書，請他去當教官。陶希圣很興奮，就答應了，于是去了武漢。到武漢之后，陶希圣方知，這一職位是汪精衛推薦的，從此便跟汪精衛有了比較深的接觸。汪精衛是一個文人，感情很豐富，字寫得好，文章也好，所以他們倆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情。陶希圣后來之所以又離開汪精衛，把密約公布出來，是因為他認為不能為了個人的感情而不顧國家的安危，這是國家的大事，必須要這樣做。

高宗武叛離汪精衛，內心也是很有一番掙扎的。汪精衛對高宗武也有知遇之恩。

汪精衛當外交部長的時候，就把高宗武帶進外交部。來到外交部三個月，汪精衛一路提拔他，由科員到副司長，再由副司長到司長。所以高宗武背叛了汪精衛，心里也很難過。但在民族大義面前，他只有這樣選擇。他覺得，日本人根本不是在和中國人談和，他們是一心想滅亡中國。

八、陶希圣終生為蔣介石效力，高宗武隱姓埋名，定居美國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后，陶希圣于次年2月隨惠陽還鄉隊逃離香港，輾轉回到重慶。

陶希圣到重慶之后，陳布雷派車子到機場去接他，當天晚上他就住在上清寺的侍從室宿舍，在陳布雷的隔壁。陳布雷那個時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的處長。

沒幾天，陳布雷就帶陶希圣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見了陶希圣，說：“很好，你回來了?！?/p>

陶希圣“迷途知返”，難能可貴，蔣介石給予了大度的寬容接納——大筆一揮，委以重任：“茲任命陶希圣先生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碧障Ｊジ屑ぬ榱?，暗下發誓：“從此之后唯蔣委員長之命是從！”遂盡心竭力為蔣介石分憂排愁，很快就成為蔣介石的親信，更加平步青云。陶希圣從這以后一直沒有脫離過蔣介石。

1943年3月，陶希圣為蔣介石捉刀代筆，以蔣介石的名義，寫了一本叫《中國之命運》的書?！吨袊\》成為蔣介石反動的經典著作之一。陶希圣在這本書里，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公開提出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自由主義（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主張，竭盡攻擊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之能事，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和實踐，大肆宣揚“一個政府、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國家中心論”。誣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根據地為“變相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消滅共產黨?！吨袊\》一發表，國民黨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國之命運》一出籠，便遭到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的迎頭痛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一系列文章，義正詞嚴地評《中國之命運》，揭露蔣介石集團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糟粕來推行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呼吁一切愛國的國民黨人，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為建立民主的新中國而奮斗。

在重慶時，陶希圣還出任《中央日報》總主筆，漸漸成為國民黨的權威理論家?？箲鸾Y束之后，陶希圣回到南京，繼續兼任《中央日報》工作。在南京的時候，他還當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國民黨敗退臺灣后，陶希圣是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第五組的組長，后來又當了中央黨部第四組的組長、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總講座。

高宗武在脫離汪偽集團后，化名高其昌去美國居住。

高宗武自港赴美前，蔣介石曾寫親筆信給他，譽他為“浙東強人”。

1942年5月28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處長陳布雷打電報給駐美大使胡適：“胡大使：咸（27）日由賀主任耀組名義匯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發給高君宗武旅學費，即請轉交高君，并復為荷。弟布雷?！?/p>

4000美金在1942年不是一筆小數目，是蔣介石以旅學費名義而給高宗武的獎金。以后高宗武一直掛著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