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迸c“上岸”：官潮起落迷局

唐亞林

官本位現象強化的標志：從“官員下海潮”到“官員上岸潮”再到“公務員報考熱潮”

回首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趨深化及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轉型，是兩波黨政機關官員的“下海潮”和一波“官員上岸潮”以及持續的“公務員報考熱潮”，這標志著曾經一度淡化的官本位現象在當今中國又現回潮之勢。

第一波“官員下海潮”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其典型特征是借助于“價格雙軌制”的權宜改革策略，以及政府向企業的放權、政府自身機構改革任務的推進等，一大批官員下海經商，甚至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全民經商潮”。這波“官員下海潮”的一大嚴重后果就是助長了官商勾結并利用權力大肆尋租的腐敗之風。

第二波“官員下海潮”的興起則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并得到1993年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時自上而下出臺的各種激勵政策的積極支撐，如鼓勵官員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帶薪進修學位、實行離職買斷補償金制度等等。這種因經濟體制的轉型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需要而引發的第二波“官員下海潮”與第一波“官員下海潮”的最大區別在于，由經濟體制轉型而引發的市場各主體的平等觀念逐步深入人們的腦海，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對人的社會價值評判標準的轉變，即下海經商做實業與在政府機關做公務員都是在為國家經濟建設作貢獻，都是在為人民服務。

然而，好景不長，這種在第二波“官員下海潮”中已初露端倪的關于人的社會價值評判的新標準，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如國企改革遲遲不見成效，民營經濟發展困難，政府權力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加強，政治體制改革始終無法跟上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改革步伐，而呈現出一種“逆轉”態勢，即原先下海的官員或因功成名就，或因后續發展困難，或因未來不確定性增強與風險性加劇等原因，紛紛從商?！吧习丁?，重新回歸公務員系統，過起了“朝九晚五旱澇保收”的安穩日子。

面對20世紀末以來世界經濟形勢遭遇一波又一波危機的沖擊，以及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深度轉型的困擾這一宏觀背景，政府權力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力度不僅沒有得到有效削弱，反而一再變相地得到強化，這不僅從根本上制約了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和公民社會的真正成長，而且極大地顛覆了市場化社會內生的平等性、契約性、規則性等基礎性價值觀念對人們行為的正面引導和對社會風氣的凈化作用，也直接地刺激了因為大學擴招而不得不面臨嚴峻就業形勢的大學生、研究生紛紛把報考公務員作為就業的首選，甚至出現了自2003年第一屆擴招大學生畢業以來持續近十年的“公務員報考熱”，以致公務員招考已成為我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據有關資料統計，2003年報考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國家公務員的大學生、研究生只有8.7萬人，到2010年這個數字已經迅速攀升至146萬人（不包括地方公務員報考人數），2010年的報名數是2003年的16.8倍。大學生、研究生對公務員報考趨之若鶩，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無外乎公務員各種顯性與隱性福利相對于其他行業突出的比較優勢以及由此而塑造的“當官”乃人生的最高志向的價值觀的指引。

官本位背后的社會文化基礎：“官商二元化”價值觀的缺失

中國是個有著長達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自秦已降，“家天下”世襲王朝體系和“定于一尊”的強調等級制的儒家學說與農耕時代欠發達的經濟形態、交通條件、信息技術的相互耦合與嵌套，尤其是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壓制商業競爭、阻礙技術創新，隨意剝奪私有財產，導致整個社會匍匐在專制權力之下，社會結構的分層也因與專制權力的親疏關系而長期呈現“士農工商”依次等而下之的基本格局。即使作為士這一階層的讀書人，也因作為依附于專制權力（帝王家）的統治術（文武藝）的操持者而失去其自身的獨立性，淪為專制權力的打手與幫兇。

與在中國不斷得到強化的官本位現象相反的是，同一個星球另一端的人們早已開始了另外一種關于人生價值的社會評判標準的探索——官商二元化價值標準的高揚與實踐。在自公元八九世紀開始興起于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城市的影響力不斷拓展的過程中，由商業文明鑄造的以自由平等契約為核心的商業精神在西歐中世紀通過獨特的權力斗爭方式，在王權與教權爭斗縫隙里獲得了不斷發展壯大的機遇，并通過新教徒的親身實踐，譜寫通過忍欲、節約、冒險、創新的方式，為了社會的再生產及財富的增加而貢獻自己的一切，以達到死后升入天堂，成為“上帝的選民”這一新教基本教義的真諦。在最終成為“上帝的選民”的過程中，塵世中的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上帝的子民”。新教徒將從事商業活動與從事公務活動都看作死后升入天堂成為“上帝的選民”的平等階梯，將官商二元化價值標準作為實現人生理想的基本工具，并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在漂洋過海向北美新世界拓展的過程中，始終將其作為締結社會共同體的價值指針，并以對公共權力的嚴格制約、對憲政精神的積極遵守為配合，開創了百余年高速發展的自由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同時為西方社會在歷經一次又一次重大危機后繼續煥發出勃勃生機奠定了深厚的社會文化根基。

多元化的人生價值評判體系，因“公務員報考熱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現象而不得不中斷

六年前，筆者在給行政管理專業的大學生上課時，就未來擇業方向問題隨機對30個本科生進行了一次無記名測試。當時，筆者要求學生從專業方向、興趣愛好以及當今社會對人才的需求等綜合角度出發，從規定的就業種類中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職業，并扼要地說明選擇的理由。筆者把就業種類劃分為四大類，一類是國家公務員，一類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一類是企業工作人員，再一類是其它。30個學生中，有8人選擇了未來當國家公務員，占總人數的26.7%，其選擇理由主要有“收入與工作穩定；豐富個人閱歷；報效國家；專業對口；社會關系廣泛；工作輕松；福利好，有公假，可以旅游”；有3人選擇未來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其中2人為律師，占總人數的10%，其選擇理由主要有“工作穩定；收入較好；個人興趣（做幼兒園教師）”；有8人選擇了未來做企業工作人員，占總人數的26.7%；還有11人選擇了其它，其中國內讀研與出國留學有10人，自由職業者1人，占總人數的33%。在四類選擇中，選擇出國讀研的比例比較高，其中一個原因與30名學生中上海生源的比例較高有很大關系，因為上海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形成了出國讀研的社會風氣。至于對未來擇業方向的期待問題，普遍的期待是收入高、工作穩定。

從此次隨機測試情況來看，大學生中存在的理想主義因素在減退，對個人利益與自我發展空間的追求展現了年輕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開始占上風，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學生受到傳統文化的約束因素在不斷降低，市場經濟的發展助推了個人自主選擇性的加大，社會利益與社會價值觀多元化進程客觀上為多元化的人生價值評判體系奠定了物質和思想基礎。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這一良好發展態勢以及由此而反映的事關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價值基礎重構之重大實踐，卻因“公務員報考熱潮”及其折射的官本位現象而不得不中斷和擱置。（本文系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包容性公民文化權利視角下統籌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研究》（12&ZD021）以及“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整體推進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11SHKXZD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導）

責編/肖楠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