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被“官化”軌跡審視

牟成文

作為一種世界觀，官本位是傳統觀念中的基本價值取向

官本位作為一種世界觀，是我國傳統觀念中的一種基本價值取向，主要體現在其對我國農耕時代的士、農、工、商等行業所進行的價值規范上。我國農耕時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了社會分工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細，因為有限的經濟剩余只能滿足有限的社會發展，而有限的社會發展又只能衍生出有限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由此，士、農、工、商就成為農耕時代我國社會最主要的分工類別，而由其所決定的職業分工也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幾大主要的職業分類。

由于每一種職業都只能構成整個傳統社會的一個環節，因而從事某一種特定職業的人也只能以自身的立場去認識自己所面對的社會存在，這便使得從事特定職業的人們彼此都將對方當作了一種特殊性的存在。因此只有對傳統社會中的士、農、工、商等進行了社會規范，統治集團才可以對社會進行有效統治。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有規范標準。那么，什么樣的現實存在最適合充當這種規范標準呢？在統治集團看來，統治集團自身的存在就最有理由成為這種特定的規范標準，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由于統治集團就是官僚集團，而官僚集團又更靠近權力、名譽、金錢、知識和地位等，因此，作為官僚集團的“士”便在社會地位、名利、社會資源掌控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必然要優于作為普通民眾的農、工、商等行業的從業者。不僅如此，普通民眾一旦成“士”而為官后，就能夠從根本上改變自身原有的社會地位，直接“為民作主”，成為“民”之主宰，甚至成為“民之父母官”。這樣，“統治集團本位”就必然導致“官本位”。正是在這種價值取向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等理念在我國傳統社會中不僅成了勵志格言，更成為了一種公認的價值判斷標準。

確立“官本位”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一種價值判斷標準，意味著我國傳統職業分類有了共同的評判尺度，意味著我國傳統社會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礎和認識基礎，意味著我國傳統統治集團的社會統治逐漸走向規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作為一種實踐趨向，官本位是傳統社會普遍的形而上追求

官本位作為一種實踐趨向，是我國傳統社會中絕大多數民眾的一種形而上追求。這主要體現在傳統社會中普通民眾往往將自身存在的價值同做官的規范性預期進行分環勾聯。

當官是傳統社會絕大多數民眾孜孜以求的目標。因為當了官，就能夠“仙及雞犬”、光宗耀祖、衣錦還鄉，就能夠改變現狀、告別落魄、受人尊敬。正是這種當官前后境遇的天壤之別，引得無數人為之奮斗。但是，“難當官”確也是諸多“田舍郎”必須面對的現實。在傳統社會中，社會資源的匱乏和分配不均造成了普通民眾向上流通的渠道極其有限。

“處江湖之遠”的人要“居廟堂之高”，至少要付出如下幾方面的艱苦努力：第一，要經歷“十年寒窗苦讀”；第二，要能從各層級的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第三，要經得起統治集團的各種考驗；第四，要能夠掌控并促使各種偶然性向規范性預期發展；第五，要能夠管理國家，維護統治秩序。對于夢想當官的“田舍郎”而言，要么歷經前述所有磨礪和考驗，要么冒著“思想狂徒”或“亂臣賊子”而被殺頭的風險，實現預期。

由此可見，無論通過哪種途徑，對于普通民眾而言，當官都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為其中的環節太多，且每一環節都包含著諸多的偶然性。稍不留神，所有的努力都會付諸東流。因而在絕大多數普通民眾那里，失敗似乎是必然的，而成功卻好像只是偶然的。于是，便造就了當官的事實性存在與可能性存在之間的極大反差。能夠當官的事實性存在只是向可能性存在展示的一種形而上學?！熬訌R堂之高” 或“登天子堂”的事實性在數量上遠遠少于可能性，由此從可能性通向事實性的道路便成為一座 “獨木橋”，而越是這樣，當官就越只能表現為一種形而上學，并體現在傳統社會普通民眾的實踐趨向中。

作為一種文化，官本位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官本位作為一種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主要體現在由傳統社會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官僚集團所掌控的居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中。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官僚集團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生產者和掌控者。而官本位本身就是由統治集團所生產的、用來統治民眾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肩負著這一職責的官本位至少承擔著以下三方面的文化責任或社會責任：第一，使民眾等級化，并通過這種等級化來制造普通民眾對專制權力的崇拜；第二，使社會格式化，并通過這種格式化來促進傳統社會的整合；第三，使社稷條塊化，并通過這種條塊化來維護傳統國家的穩定。因此，在統治集團那里，官本位必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價值和底蘊。

官本位本身就有一套文化建制。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既具有傳統文化的外在形式，又具有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它的外在形式是通過其特定文化邏輯來呈現的。主要包括：“升官”的制度安排、“為官” 的游戲規則和“去官” 的程序架構等。它的文化內涵是通過其特定的存在和發展的歷史來體現的，而這種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又反映了官本位自身演變的軌跡，反映了它對歷史文化的規定以及它對特定時代的人的規定。

官本位本身的演變、發展軌跡就是人被“官化”和官被“人化”的過程。人被“官化”，表明官本位既規范著已經被“官化”的“官”，又規范著可能被“官化”的民。因此，無論是“處江湖之遠”，還是“居廟堂之高”，“官”都成為一種目標指向，都成為一種實踐趨向。官被“人化”，表明“居廟堂”者的為官態度、處世方式、認識理念和實踐策略等所具有的發展趨向，也表明了官僚集團的統治態度、處世方式、認識理念和實踐策略等所具有的發展趨向。官本位對歷史文化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它把社會歷史變成了政治歷史、統治歷史和專制歷史上。官本位對文化歷史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它把文化變成了官僚文化、利益文化、等級文化和權力文化上。官本位對特定時代的人的規定主要體現在它把人變成了國家機器里的一個環節、一個鏈條。本來，并不緊密的傳統社會關系只是體現著一種自然聯系，但是，在以官本位作為意識形態的傳統國家機器里，每一個人則都成為其他人的中介和環節。

官本位在我國傳統社會里有其深厚的土壤，要破除其存在及影響，就必須從根本上消解其存在基礎。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穩步確立，隨著社會就業方式、生活方式、組織形式的日益多樣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多元化，官本位賴以存在的各種社會基礎正在逐步被消解，其所產生的影響也正在逐步削弱。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它有時還很活躍，甚至在特定場合下還很有市場。因此，破除官本位，我們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悲觀、無所作為，而要先客觀全面認識其本質，再想對策去徹底消解其本質存在的基礎，直至最終實現破除官本位的目標。

（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責編/袁靜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