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位官位的歷史沉浮

張耐冬

“官”與“爵”的沉浮

西漢時期，人們最大的追求是獲得封爵而非官職

秦代建立了帝制，百官都必須向皇帝效忠，而且百官處理的一切事務都由皇帝行使最終的裁決權。不過，秦代建立起的這套官僚體制，到了西漢初年，發生了一些變化。

由于周代傳統的影響，漢初功臣們“封邦建國”的意識依然較強，而且建國過程中劉邦聯合了東方六國的貴族，貴族對于封爵和土地的要求也因此影響到了劉邦手下的“革命隊伍”。為了鞏固統治，劉邦對于功臣要求享有爵位和占有封地的要求也予以滿足。

不但如此，就連朝廷的官僚隊伍也受此影響，其中地位最高的官職——丞相，照例都要由列侯擔任，而由開國功臣轉化而成的世襲貴族便靠著這一“慣例”把持了官僚制中的最高職位，官僚制也因此帶上了貴族制的色彩。故此，西漢建國后的幾十年間，人們最大的追求是獲得封爵而非官職。那位具有悲劇色彩的英雄“飛將軍”李廣，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封侯，但因為種種緣故始終未能如愿。

到了漢景帝、漢武帝時期，皇帝和貴族們的勢力此消彼長，貴族中的最大群體——開國功臣及其后裔或因觸犯國法而被剝奪爵位，或因無子嗣而使爵位無法承續，貴族制存在的現實基礎已經非常薄弱。同時，漢景帝與漢武帝逐步推行“強干弱枝”的策略，使地方貴族在軍事與經濟上均無力與中央抗衡，貴族制的物質基礎也無法得到保障。

在這一前提下，從漢武帝開始，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得到很大的發展。根據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記載，西漢朝廷中新增的官職，絕大多數都是在漢武帝時期設立的。另有一些原本地位與職權不高的官職，也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因其與皇帝聯系密切、深受重視而成為顯要之官，最明顯的就是原本擔任文書收發傳遞工作的尚書。此官職本來地位低微，且因為要傳遞文書到禁中，有時也任命宦官擔任此職（稱為“中尚書”，簡稱“中書”），后來竟被大臣視為“百官之本”。在皇帝的主導下，強化官僚制對政治的影響力，擴充官僚隊伍，是官本位得以建立的“第一推動力”。

當然，對爵位的要求并不會因為一兩位皇帝的引導而止息。對此，漢代的皇帝也因勢利導，漢武帝還“發明”了一項新的政治原則：以前是只有列侯才能出任丞相，到漢武帝元朔年間，公孫弘以無爵之身拜相，漢武帝為他授予爵位，因此開創了拜相者可以封列侯的新規矩。

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可以說是官、爵兩種體制碰撞中的重要事件。如果說西漢前半期的官僚制是受到貴族制浸染的，那么漢武帝創立的這一新規則是以官僚制改造貴族制——將官僚制作為基礎，而把貴族制劃為官僚制的附庸。由“得爵而得高官”變為“得高官而得爵”，二者的地位完全對掉。

這本身是一個政治體制上的變化，而帝制中國的現實，卻讓這一官僚體制壓制住爵位體制的轉折成為一種社會性的變化。

漢唐之間：扭捏登場的官本位

地方大族到中央做官，地方社會被抽掉脊梁，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會落腳

官僚制成為帝國政治的核心，在西漢時就已初露端倪，但爵位體制并未因此而黯然謝幕，相反，在之后的近兩千年中，它依然存在。那么，官本位又是如何成為社會的一種共識的？

漢武帝以后，在政治體制中，官本位基本確立，但其影響基本只限于政治領域，對社會的影響并不甚大。究其原因，與當時的社會治理方式有關。

當時，帝國的官僚制只到縣一級，而縣以下的基層社會管理多由當地的名望人士或耆老們支配，他們是百姓生活中常常得見的地方主角，他們對于社會、政治的理解和傾向也成為當地的共識。因此，體制中的官僚們對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有若無，談不上十分關心，更談不上欲成為其中的一員了。

變化就發生在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曹魏建立之初，就推行了“九品官人法”，由朝廷派出“中正”在地方上選拔人才，再由朝廷依照中正評定的品第授官。這一制度，歷來被認為是地方大族控制選官、持續進入官僚隊伍、鞏固家族地位與社會影響的工具，這一說法并不全面，在此筆者也不打算對此問題進行詳細討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確有很多大族人士借助九品官人法成為官僚隊伍的新成員，也有很多地方大族成為世代為官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說，九品官人法有如《三國演義》中鐵鎖連環船的戰術一樣，將地方的主宰大族與官僚隊伍“綁定”為一個固定組合，大族成為官僚的固定來源，官僚則成為大族成員可預見的未來身份。

這種組合出現之后，經歷了幾百年的政治整合，到了南北朝時期，南北都不約而同地以強化中央集權為目標，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使地方大族更大規模地走向官僚化，并用各種方式使他們離開故土，到中央地區定居。大族官僚化的程度加深，使大族成為官僚制中的一分子，大族中央化趨勢的出現，使大族對地方的支配力減弱，這樣一來，地方社會被抽掉了脊梁，只能成為官僚體制下的被支配者。當這一過程完成，“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會落腳，向官僚看齊，才成為全社會的渴望。

官本位的歷史評判

一方面突出政治權力無所不能，一方面鉗制儒生之外的“四蠹”，結果只能是官本位盛行

如前所述，既然官本位的建立過程與皇帝的干預、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有著直接關系，那么，官本位是不是可以視為所謂“君主專制”的產物？換言之，官本位究竟是一種歷史發展中的正?，F象，還是“君主專制”下的畸形產物？

帝制中國時期，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力盡管時有逸出官方控制范圍的情況，但大體都被籠罩在政治權力之下。完全獨立于政治之外的經濟影響力與文化感召力并不存在。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成為左右一切的力量，而政治權力的具體化身——皇帝與官僚，也就成了全社會的支配力量。

這一事實是如此清晰，但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卻相對較為隱晦。為何政治權力要對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力進行壓制與控制？產生這種“唯我獨尊”意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韓非子有一篇著名的政論文章《五蠹》，文中將儒生、游俠、縱橫之士、依附豪門者與工商之徒并稱為國家的五類蠹蟲。這一觀點，可以說是此后帝制時代對經濟和文化影響力進行抑制的思想前驅，秦漢以后的政治實踐，除了打擊儒生的這一條，其他的基本落實了韓非子的倡議?？梢哉f，一元化的、突出政治權力“無所不能”的“神力”，與鉗制儒生之外的“四蠹”是造就官本位的兩手，一手壯大自己，一手打擊異己。

韓非子將“五蠹”作為國家敵人，原因就在于他認為這五類人既不能為國家從事生產（耕），也不能為國家冒死前驅（戰），因此應該清除。在戰國后期，這一理論能夠為各國特別是強大的秦國所接受，因為當時的首要任務是“馬上得天下”。但“得天下”后如何“治天下”，“治天下”時韓非子的學說是否還適用，就當另行考量。

檢討韓非子之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的實際狀況是，無論是秦代皇帝還是漢代君主，都將在經濟與文化上影響力較大之人視為隱患，因此秦漢有遷徙豪富之徒、打擊工商之民的舉措，漢魏南北朝有對道教與佛教的限制與強力禁止。究其原因，是因為經濟與文化影響較大者在社會上爭得了眾人的關注、推崇與依附，而眾人的追隨很可能使經濟與文化力量轉化為政治力量，并成為現行政權的敵手。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再是“蠹蟲”那么簡單，而變成了潛在的洪水猛獸，故而必須打擊；即使其存在，也必須在官僚體制可控制的范圍之內。這是為了帝王們的安全，而如此做的結果，便是政治權力一頭獨大。

由此，我們才真正了解，君王們治天下時未曾真正下馬，只不過是將坐騎喬裝，將刀槍改裝，并掛出一塊牌子——“下馬治天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責編/杜鳳嬌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