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結構重大變化誘發社會沖突

劉海軍

“五一”國際勞動節過后，曾經最熱的詞匯“工人階級”再次在耳旁回響。然而，與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中經歷的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相伴生的是，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打破，流動性不斷加強，社會階層的分化與整合并行而不悖。其中，工人階級的結構變化尤為明顯，這種變化為我們透視和把脈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遷，切中影響社會穩定性和發展持續性的深層動因，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結構的重大變化

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時間里，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人階級，其內部結構相對比較簡單，也比較穩定。從社會學意義的身份方面看，工人階級分為工人和干部兩個階層；從單位的所有制性質方面看，工人階級則分為國營單位工人和城鎮集體單位工人兩部分。然而，隨著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開放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展開，中國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我國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具體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從而使知識分子毫無爭議地成為了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工人階級由原來的兩個階層，轉變為工人、干部和知識分子三個階層。20世紀90年代，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的迅速發展，工人階級也由原來的國有和集體兩種公有制企業工人，向國有企業工人、集體企業工人、三資企業工人、私營企業工人和鄉鎮企業工人五個基本階層并存的結構轉變。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中國工人階級內部結構變得更為復雜，也更加不穩定。今天，學界只能按照一種較為綜合的標準，把中國工人階級劃分為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企業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城市普通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下崗失業工人階層等六大群體。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各個階層的地位和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內部分化現象極為明顯。主要表現在：第一，較之改革開放之前，企業經理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社會地位有很大提高，而城市普通工人階層的地位在不斷下降，尤其是新出現的下崗失業階層，幾乎處于城市社會的最底層；第二，工人階級內部各階層的利益關系出現嚴重分化，各個階層均特征鮮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利益訴求；第三，工人階級內部收入差距明顯，甚至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第四，工人階級內部各階層之間的關系變得異常復雜，在國家和社會管理者、企業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城市普通工人、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這些不同的階層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經濟關系，很難再用某種簡單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

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引發干群矛盾，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是工人階級中處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重要管理崗位的階層，掌握著國家重要的權力資源，這一點并沒有因為改革開放而有所改變。與此不同的是，城市普通工人、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等這些普通勞動者階層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卻受到削弱，由此拉大了他們同各級領導干部的距離，同時導致他們對自身身份的質疑和不滿情緒。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經不住改革開放的考驗，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獲得了與其身份不相稱的好處，不僅極大地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而且“畸化”了工人階級結構，激化了干群矛盾。

近年來高發的群體性事件，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都直接或間接與官員腐敗引起民憤密切相關。如今，當某一重大經濟或社會問題出現時，比如食品安全事件和藥品安全事件等，總被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放大，并追問：在這些嚴重問題長期存在而未被曝光之前，是什么樣的幕后原因導致政府相關負責人長期不作為或者亂作為呢？最終，人們總是聯想并歸結為官員的特權和腐敗?？梢?，腐敗極大地改變了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引發一系列干群矛盾，破壞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損害社會穩定大局。

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引發勞資矛盾，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近年來，各地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從2005年的31.4萬件，攀升至2008年的69萬件，翻了一倍還多。而最高人民法院給出的數據則是各級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達28萬余件，同比上升93.93%。2009年上半年受理近17萬件，同比又增30%。有的地區此類案件更呈激增之勢。同時，企業群體性事件也頻頻爆發，不僅在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中占據很大的比重，而且對社會的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從工人階級結構變化的理論視點看，這些企業群體性事件和勞動爭議案件，不僅涉及企業雇傭工人與企業主（資本家）之間的“階級矛盾”，而且涉及同樣是被企業主雇用的普通勞動者階層與高級管理者階層之間的“階層矛盾”?？梢哉f，后一種矛盾不過是前一種矛盾的“變形”，因為被企業主雇用的管理者階層具有雙重使命：一方面，他們要完成發展生產力所要求的“勞動職能”，就此而言，他們與普通雇傭勞動者階層沒有利害沖突；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替企業主完成實現和維護資本生產關系的“權力職能”，就此而言，他們作為資本權力的執行者同普通雇傭勞動者階層具有明顯的利害沖突。用馬克思的話說，“在這里，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是通過工人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的?！?在一些企業群體性事件和惡性事件中，如“富士康跳樓”事件、深圳日資企業罷工游行等，企業經理階層往往站在普通工人的對立面，成為資本壓榨工人的幫兇，從而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穩定。當然，這種沖突和矛盾也會在轉制中的公有制企業中發生，其主要表現就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的管理者與資本家沆瀣一氣，采用各種不法手段，轉移或侵吞公有資產，損害甚至剝奪工人階級的勞動權，給人民群眾的財產造成重大損失，引起普通勞動者階層的強烈不滿，引發勞動糾紛和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

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引發貧富矛盾，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開放政策，既打破了過去那種“絕對平均”的收入分配結構，又造成了“收入差距過大”的局面。就全國的總體情況看，1978年以前我國城市基尼系數為0.16，收人分配處于絕對平均狀態。1993年我國基尼系數突破0.4的所謂國際“警戒線”，收人分配差距已屬過大。據推算，2008年我國居民實際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屬于世界上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內部結構，由此引起的貧富矛盾雖然在性質上不同于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矛盾，但對社會穩定帶來的危害同樣嚴重。在我國，工人階級成為社會主體并且比例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眾多的工人階級下層收入過低，導致了日益突出的城市貧困問題。近些年，眾多城市惡性案件的發生都與城市貧困有密切關系。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只有相對合理的貧富差距，社會才能在穩定的前提下，保持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否則就會導致社會動蕩，甚至是崩盤。

必須承認，工人階級內部的結構性變化對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就目前情況看，干群矛盾、勞資矛盾和貧富矛盾無疑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的主要矛盾，而這三大矛盾，又無不與上述工人階級內部結構的深刻變化密切相關，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作者為大連海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編/高源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