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與王安石的私交

佚名

王安石開始搞改革的時候，蘇軾兄弟丁憂服滿，剛回京城。那時，兄弟倆躊躇滿志，很想有一番作為?？墒?，蘇東坡不識時務，對改革說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興，就讓他到開封府審案子。京城的案子盤根錯節，隨時都會碰到山頭兒。他希望蘇軾深陷其中出不來，無暇指點時政。沒想到，蘇東坡是斷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辦得干干凈凈——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節，皇帝想買燈，蘇東坡勸諫皇帝別浪費這種“耳目不急之玩”，皇帝從善如流。蘇東坡喜不自勝，就像初學寫作的人發表了文章，激起更強的寫作勁頭一樣，蘇東坡接連又作了《上皇帝書》、《再上皇帝書》，向改革全面開火。于是，改革派大怒，開始收集蘇東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墒?，結果一無所獲。但是，這已使蘇東坡心驚膽戰，后怕起來。于是，他請求外調，以離開政治的漩渦。

就這樣，蘇東坡與王安石走到了對立面。此后，蘇東坡就開始了他連年外貶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蘇東坡卻親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韻王安石的《北山》詩，道是——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當時，蘇東坡從黃州平調到離京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訪王安石，一則是路過；二則同是天涯淪落人，已不復有當年的意氣用事，況且他對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簡單地全盤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場，兩人見面就輕松多了；三來嘛，當年“烏臺詩案”發作，有人欲置蘇東坡于死地，王安石曾道“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沒有因為是政敵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說，兩人在私下是互相傾慕的。惺惺相惜，蘇東坡去看望王安石就變得不難理解了。

王安石得知蘇東坡來拜訪他時，竟穿著便服騎著驢，到船上來看望蘇東坡了。蘇東坡也沒戴帽子，趕緊作揖迎接道：“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禮豈為我輩設哉？”兩人相見甚歡，別有一番滋味。

其實，兩人是真正的“久仰久仰”。蘇東坡在黃州時，曾作《雪》詩，有句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比思叶疾恢朗怯玫?。此次，王安石與他說起這首《雪》詩：“道家稱兩肩為玉樓，稱眼睛為銀海，你是否這樣用典？”蘇東坡含笑點頭。事后，蘇東坡對人感嘆道：“學王安石的人，哪有他那樣博學??！”而王安石讀到蘇東坡游鐘山的詩句“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也佩服得不得了，說：“老夫平生所作詩，缺少這兩句??！”兩人談詩論文，談禪說佛，很是契合。蘇東坡的到來，讓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棋逢對手的感覺。王安石對人感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也許，正因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請蘇東坡就在金陵買田為宅，兩人也好時常見面。蘇東坡也有相見恨晚之感，故而有“從公已覺十年遲”之句。有人以為這是客套，我看未必，若要與王安石周旋，也犯不著遠道來訪。此時，兩人已沒了世俗的距離，同抱赤子之心，又怎會互相設防？王安石的邀請是真誠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為鄰，豈非美事？而仕途險惡，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過來人，不能說沒有勸退之意；而蘇東坡也歷盡坎坷，未必沒有林下之想。故而，一說即合，以致蘇東坡后來人到了江北，依然盤桓不去。他在給王安石的信中如此說：“……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于鐘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好一個扁舟往來！只是，蘇東坡畢竟還是公家人，一時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這件事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聲與名，一面卻又回望著自己的來時路。王安石又何嘗不是如此？當年二次拜相時，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人離鐘山，卻依然一步三回頭。因為他知道，仕途崎嶇，世事難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與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對于拜相，并沒有欣喜若狂。當年他初拜相位之時，就曾私下與至友題詩明志：“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闭码m是大功業，但卻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那么，何處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園呢？大概是在漁樵之間、詩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載，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這樣的大自由中，還會有小路上的碰頭和小河里的爭流嗎？

可惜，人世總有太多的紛擾。蘇東坡與王安石已冰釋前嫌，可是司馬光對王安石卻耿耿于懷。王安石死后，蘇東坡為王安石說過幾句公道話，只是時移世易，已沒人聽了，還得罪了保守派。結果越貶越遠，差點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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