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的“出世”幻想與西方的誤讀

謝 青

拉德亞德·吉卜林是英國文學史上一位很獨特的作家，他經歷豐富，生前享有盛名，死后卻備遭批評家們的冷落。但是，當文學批評理論進入后殖民主義時代，他又重新成為了批評家們的寵兒。由于吉卜林出生在殖民地時代的印度，當代批評家往往感興趣于其作品所展示出的身份與文化困惑，并將它置入巨大的英國殖民體系中進行研究。例如，美國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大師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專門就《基姆》一書寫了《帝國主義的快感》，此文后被收入其著名的《文化與帝國主義》，而另一位后殖民主義理論泰斗摩爾-吉爾伯特(Moore-Gilbert)也借吉卜林的作品寫了《吉卜林與“東方主義”》。這兩個里程碑式的作品不僅是后殖民主義理論最重要的文獻，也突顯出吉卜林在當代國際學術界所占有的顯赫地位。

后殖民主義理論是以其全方位、多角度掃描而著名的。所以，對吉卜林的研究也早已超出了文學批評界的藩籬。吉卜林不但是文學批評家，也是很多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乃至心理學家考量的對象。以這樣全息的眼光來審視一位作家與其作品應該說能做到比較客觀到位，因為沒有哪個作家可以跳出他所在的生存空間與教養進行寫作。然而，偉大的作家都有其最與眾不同之處，從而成就其作品中最光芒四射的時刻。吉卜林用他的兩部作品——《第二部叢林故事》(The Second Jungle Book，1895)和《基姆》(Kim，1901)說明了這一點。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力圖超越殖民框架，尋找人生最高真理，也就是我們東方人常說的“出世”之道。遺憾的是，盡管吉卜林具有所有批評家們都承認的“天賦”(God-given Genius)，但由于這種“天賦”的有限性和作為一位白人殖民者的優越感，吉卜林的努力不太成功。更為遺憾的是，最能體現他這一天賦的作品長期被東西方的批評家們所忽視或者誤讀。本文試圖通過他所創造的《虔誠信徒的奇跡》中的普倫·達斯和《基姆》中的扎西喇嘛兩位人物形象，從后殖民主義理論與東方古老文化的視角，闡述吉卜林東方情結中的“出世”情懷，以及他此種創作的得與失。

一

像歌德與泰戈爾等偉大的作家一樣，吉卜林是個具有泛神論思想①的人。在42歲時，他稱自己為“一個敬畏上帝的基督無神論者”(a God fearing Christian atheist)(Allen，Ruddy＇s Search for God23)。這種典型的“吉卜林式”(Kiplingesque)矛盾修辭法體現了吉卜林的另一“雙層面”，即一個自由思想者和一個超靈追尋者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使他很早就加入了能接納所有宗教信仰者的共濟會，并為此自豪終生。

印度是吉卜林出生的地方，他生命的最初六年是在印度保姆和傭人們對“白人小少爺”的縱容溺愛中度過的。他不怎么說，更不會寫英語，印地語是他的母語，滋養他小小的心靈的是印度古老的神話傳說與藝術家父親的那些東方情調濃郁的作品。七歲時，吉卜林被送回英國接受帝國男兒教育。然而，他卻在十幾歲時顯示出了對東方宗教的強烈興趣。愛德華·阿諾德于1879年出版了一本叫《亞洲之光》的書。年輕的吉卜林立即被它吸引。他甚至在自己就讀的中學里設了個佛龕，并向室友們宣揚“轉世”理念。一些西方評論家認為，吉卜林的這種宣揚“似乎只不過是一種轉瞬即逝的調情而已?！?Allen，Kipling Sahib—India and the Making of Rudyard Kipling97)但考慮到多年以后《基姆》中那個重要的喇嘛角色，很難說吉卜林當時這樣做只是為了好玩。吉卜林對伊斯蘭教保持了終生的喜愛。他在《基姆》中創造了一個可愛豪俠的穆斯林馬販子角色——麥布·阿里。在吉卜林的最后一本書，也就是其自傳《關于我自己的一些事》中，“安拉”成為他稱呼上帝或者命運的代名詞。英國歷史學家查爾斯·艾倫認為，吉卜林對于伊斯蘭教的歆慕是因為他看到這個宗教“目的明確、直截了當，且男子漢氣十足。吉卜林認為這些對于印度來說有積極的影響力?！?Allen，Ruddy＇s Search for God—The Young Kipling and Religion26)盡管如此，作為一個有著敏銳觀察力天賦的人，吉卜林同樣看到了伊斯蘭教中不理性的一面。吉卜林早期的短篇故事《城市恐怖夜》就描述了他在一個難熬的炎熱夏夜里，聽到從清真寺里傳來狂熱恐怖的宗教呼喊。故事的結尾，一個可憐的女人尸體被拖出了清真寺，她死于雙重酷熱——自然高溫和男人的瘋狂。

吉卜林并不喜歡印度教，主要因為他年輕時在印度當記者目睹經歷了印度許多黑暗的社會現狀，他對于種姓制度、殘害寡婦、強迫早婚和殺嬰行為等等惡習深惡痛絕。然而對于吉卜林來說，童年時代的印度文化滋養是難忘的，甚至在他成為父親后，每天必然要給在美國出生的小女兒用印地語的韻律講述印度民間傳說。有意思的是，吉卜林離開印度的時間越久，印度這個主流文化中的陰暗面在他的記憶中也就變得越暗淡。所以，在以后的創作中，這位天賦極高的作家可以充滿感情地將他能夠從這個古老宗教中汲取的智慧通過一個形象表達出來。他就是——普倫·巴加特，一個追尋至高真理的真人。

《虔誠信徒的奇跡》收錄于吉卜林的《第二部叢林故事》。它與以狼孩莫格利為主線的兩部叢林故事集沒有任何關系，因此，為何吉卜林要把這個故事收錄其中仍舊是個謎。就筆者對吉卜林的了解，認為他可能是想利用暢銷的《叢林故事》來推銷一下他的東方智慧?！厄\信徒的奇跡》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一位出身高貴，但天生節儉、博學多才的官員，在忠實地履行了俗世職責，為國為民帶來巨大福祉之后，按照印度教義，自動放棄了他所有的榮華富貴與國際名聲，成為了一位無名的托缽僧。他在廣袤的印度大地上游蕩，最終，來到了喜馬拉雅山中，和當地的野生動物成為了朋友。在靜修多年之后，為了解救當地山民免遭山崩滅頂而獻出了生命。

研究吉卜林的學者，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提到這個故事時措辭都很節省，只在研究《基姆》或《叢林故事》時簡短地提幾句。他們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故事。它的主題類似于《基姆》中的喇嘛?！?Robson 33)“它包含了兩部《叢林故事》中最精致的片段?！?Carrington 215)而結論無外乎，這位先叫普倫·達斯(Purun Dass印地語“恭順奴仆”)，后自稱普倫·巴加特(Purun Bhagat印地語“虔誠信徒”)的人體現了“東西方價值的融合”(陳兵179)。有鑒于此，《虔誠信徒的奇跡》和普倫·達斯在吉卜林研究中所占的地位與享有的關注度遠遠比不上《基姆》和扎西喇嘛。筆者認為，這大概是與主角的身份有關。畢竟，在東西方的世人心中，佛教，尤其是神秘的藏傳佛教，所享有的關注度和先置情感是遠遠高于印度教的。這樣，就使得這個其實代表了吉卜林最高精神境界的作品被遺憾地忽視、輕視，甚至誤讀了。諾爾·安南認為，“吉卜林對教會所代表的基督性沒什么好感，他暗示印度人在宗教方面優越于英國人，如同英國人在物質力量方面優越于印度人?！雹诎材系慕庾x只能說是少部分正確，吉卜林的優越感毋庸置疑，但他也不是真地認為，印度在意識形態方面更高超。實際上，他所致力尋找的，正是那存在于人類千差百異文化中的普世“惟一”(the One)。如同伽達默爾曾警告所有的思想者:“哲學的任務是發現不同中的相同。按照柏拉圖的說法，哲學辯證學家的任務就是‘化眾為一’(to see things together in respect to the one)?！?Gadamer 12)這是吉卜林首次，也可能是惟一的一次真正放下了他的白人優越感，不用“他者的聲音為他者講話”(張隆溪11)。附在故事后的那首伊斯蘭著名詩人迦比爾(1456-1575)的詩體現了他的真意:

他抬頭仰望真人，他的目光清澈。

(“惟一”在那里;“惟一”在那里，“惟一”就在那里，迦比爾說。)(Kipling 182)

《虔誠信徒的奇跡》是在吉卜林離開印度多年后寫成的。此時，印度在他的心中已不再是早期作品中混亂不堪、不可救藥的形象，而是化成了泰戈爾詩歌般廣袤平靜的大陸。像早期的美國一樣，這是一塊西方先進思想的試驗地。只是，這塊試驗地古老而深邃，它友好的大門永遠向所有不同信仰的朝圣者們敞開，人們可以盡自己的喜好去追求“出世”的夢想而不會遭受別人異樣的眼光。盡管吉卜林把普倫·達斯的身份設為最高的婆羅門階層，給他設定的職責卻是剎帝利，即武士階層的職責。吉卜林這樣做并非完全出于無知，而是因為婆羅門在印度的傳統概念中是智慧的攜帶者，而剎帝利則是實際事務的執行者。吉卜林是個崇尚思想加行動的人。這個人物的混合身份恰恰體現了他的這種理念。這是一個被所有世界，所有階層都接受的人物。當然，這樣的人只能是個理想。關鍵是，這個完美的人盡管身為印度教徒與托缽僧，但在他孤身進行的漫游生涯中，他沒有和任何人宣揚或探討過什么教義，也沒有利用僧侶在東方人心目中的天生敬畏感做出任何空洞承諾，從而獲得任何好處。甚至是他的追尋都看似毫無目的。這些，恰如赫爾曼·黑塞在《悉達多》中所描述的:一位真正的尋求者，如果真想發現什么，是不接受任何教授(teachings)的。同時，一個真正的追尋者其實什么也不追尋。(Hesse 90)這些充滿奧義的文字也正匹合了那所謂“無為而為”，“無求自得”的最高境界。

此外，關于普倫·達斯和動物的關系也很耐人尋味，尤其是當這個故事被夾在莫格利的故事里呈現給讀者。狼孩莫格利與他那些動物朋友的關系無疑帶有明顯的殖民地主人和土著仆從的色彩。動物們對莫格利既愛且怕。最終，莫格利作為“優等種族”(the Master Race)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全叢林的主宰。而普倫·達斯則不是。他是喜馬拉雅山中動物們真正的“兄弟”，他們的關系平等而友愛。這樣，就消滅了這個故事中最容易被遷入殖民情結陷阱的部分，從而達到了莫格利故事所不具備的純凈。

西方評論家們對這個故事的另一個誤讀是對故事結尾的理解。他們認為，最終，普倫·達斯放棄了東方宗教中隱士的“無為”原則(Brahmin’s inaction)去解救山民是一個純西方的英雄主義行為。此時，他采用的是西方的行動觀③。這是典型的西方對東方宗教與價值觀的理想化或者神秘化?！盁o為”不等于坐視他人生命受到威脅而置之不理。吉卜林給這個真人設定的結局恰恰符合最簡單的普世價值觀——拯救生命?？梢哉f，普倫·達斯的故事是吉卜林最靈光乍現的純情夢想，也是他思維的一個頂峰?？上У氖?，由于他深陷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情結，所以始終還是沒能跳出利用東方古老智慧與西方先進思想和技術一起為大英帝國的現實服務的圈子。于是《基姆》中的喇嘛就出現了。這個飽受西方批評家們關注與誤讀的人物，細究起來，其實充滿了自相矛盾與錯謬，是吉卜林從普倫·達斯境界上一個徹底的退步與失敗。

二

賽義德在評論《基姆》時曾說:“《基姆》中的一些特色能打動每位讀者，而無關乎政治與歷史。這是一部強勢的男性小說，中心是兩個神奇而迷人的人物——一個即將跨入男子漢階段的孩子和一個年邁的禁欲出家人?！?Said 136)這番話代表了眾多對《基姆》的評論基調。包括我們中國的學者，出于傳統基因上對那些所謂“大德高僧”的天然敬仰，也認為這個喇嘛的角色是東方古老智慧的代表。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首先，《基姆》這個故事本身絕不是“無關政治與歷史”的。它講述了一個在印度出生的白人流浪孤兒如何成為英帝國情報人員，繼而成功地找回了他的“白人老爺”地位(Sahibdom)，重回白人殖民統治者的世界的歷程。而那位和善的，為了尋求真正的佛法而勇敢放棄了自己在西藏尊貴生活的扎西喇嘛，是小基姆取得這種現世成就的重要推手。因此，從一開始，這個作品就被賦予了強烈的現實性和目的性。

從表面看，一個尋求佛法的西藏大僧和一個尋求現世榮華的白人孤兒是不應該有什么相交叉之處的。很多西方評論家也這么認為。其實不然，他們唯一不交叉的地方是基姆根本沒有接受喇嘛的任何佛教教誨，盡管他自稱喇嘛的“弟子”，并自始至終照料他，尊重他。小說結尾處，當喇嘛自認為找到了傳說中的“箭河”，明白了佛法真理時，基姆的反應是冷漠而嘲弄的。這本身也體現了吉卜林的宗教態度。盡管吉卜林非常欽慕東方宗教中的古老智慧，但他對東方宗教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的理解一直處于膚淺的直覺階段。另外，作為一個力求思想自由的泛神論者，他對東方宗教的使用多于試圖了解。當小基姆在火車上思索自己的身份時，他使用了印度次大陸上存在的所有宗教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但看得出，他并沒看重其中任何一個?；匪鶎で蟮?，還是現世中的現實東西。其實，扎西喇嘛的尋求和基姆的尋求有相當大的共通性。他們都是在地上尋找自己的終極目標:一個是那不存在的，能凈所有罪的“箭河”;另一個是有點飄渺，但經過努力可以獲得的“白人老爺”身份?？梢韵胂?，如果喇嘛走了普倫·達斯的那條路，他永遠也不會遇到基姆，更不需要他的伺候。小說中也表明，沒有基姆陪伴，喇嘛自己也能過得很好。

吉卜林設定喇嘛為基姆漫游印度大地的陪伴者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藏傳佛教與印度有很深的淵源，也是東方古老智慧的代表，但它在教義中沒有印度教的種姓劃分，所以更能體現眾生平等的“出世”情懷。而吉卜林本人也從未到過西藏，更不像了解印度一樣了解西藏社會，但他喜歡北方，喜歡喜馬拉雅群山，正如他把普倫·達斯的故事終點設在喜馬拉雅山中一樣，所以西藏和藏傳佛教能夠滿足他最浪漫的想象。其次，但卻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那就是，佛教在印度已經消失了很多年，因而是印度次大陸上的外來者，也是大英帝國殖民系統之外的角色。這樣，就既避免了喇嘛在宗教問題錯綜復雜的次大陸上的行動局限性，也避開了英國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意識形態沖突。例如，當吉卜林借一個印度老兵之口，稱1865年爆發的印度反殖民大起義是“瘋狂”、“黑暗年份”時，喇嘛可以表示自己沒立場，人家說什么就信什么。然而，最終，他還是被說服遵從了吉卜林的英國解釋，認為它確實是“瘋狂”。針對這一點，賽義德很諷刺地說，盡管吉卜林在書中把那個老兵奉為英雄典范，但在老兵的同胞眼里，他很可能就是個自己人民的叛徒而已(Said 147)。

這位本應很“出世”的喇嘛不但一開始就不自覺地被卷入了大英帝國的間諜游戲，成為了基姆的掩護，而且，他自身的行為也沒有顯示出多少高尚性。他總是在用“積功德”為口號接受，或者驅使別人為其服務。他對人的態度也是對應性的:一個農夫先是不耐煩地趕他離開自家菜園，后又出于對出家人的恐懼而善待他，他對農夫的態度也就由詛咒變成和藹;在喜馬拉雅山中，苦力們出于好意想追殺傷害了他的白人，他立即搬出大廟方丈的身份，詛咒不聽他的話的人下輩子變成老鼠。與他對待印度人或者與他同種族的人的態度對比鮮明的是，他對白人，尤其是對基姆，這個所謂的“弟子”，其慷慨寬容程度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在基姆之前，按照東方嚴格的等級制度傳統，喇嘛在來印度之初帶了個弟子為他乞食，照料他。但后來這個孩子發燒死了。在小說中，他從未表現出對這個死去弟子的哀傷和思念，偶爾提及，卻只是遺憾沒人替他乞食了。對基姆就大不一樣了，不但視為親子，且在任何事情上都縱容有加。這不能不說是吉卜林的白人至上心理在作怪。查爾斯·艾倫曾提到，在拉合爾博物館中有一幅吉卜林的父親繪制的《嬰兒佛陀圖》。圖中是一位如佛陀般盤坐的白人嬰兒，據說這就是基姆的原型(Allen，Ruddy＇s Search for God—The Young Kipling and Religion29)。若果真如此，那么這也可以解釋吉卜林為何讓喇嘛犯了一個連最外行的東方俗人也不會犯的大錯。那就是，喇嘛在引用《本生經》故事比喻他和基姆的關系時，將自己比為釋迦牟尼的大弟子阿南，而把基姆比喻成了釋迦本人。其荒謬程度不亞于基督教中一個正常的大主教敢把自己比成基督，而把基督本人比喻成施洗者約翰。另外，雖然喇嘛一直在用“積功德”為理由讓別人(顯然這些別人中不包括白人)為自己服務，他卻把為基姆做任何事都看成是在為自己的圓滿“積功德”。奇怪的是，到目前為止，除了筆者，東西方竟然沒有一位吉卜林的批評家看出這個謬誤。不得不說，西方人是出于自身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此不知不覺，而我們東方的學者，大概由于長期處于西方的話語權優勢陰影之下，而忽略了《基姆》里這一重大的邏輯缺陷。賽義德雖然也沒有看出這個問題，但他很無情地把扎西喇嘛最后所謂的“頓悟”說成是“胡言亂語”(mumbo jumbo)(Said 142)。顯然，這也是可以作為對吉卜林在《基姆》中顯露的其所謂東方理解的恰如其分的評語。

吉卜林是個夢想家。他總是在自己的故事里編制一些理想的夢?？上У氖?，這位很有天賦的作家由于種種條件所限，經常把自己的夢弄得矛盾百出。他對于東方的愛是真誠的，但他自己優越的白人心理和思維的狹隘性更真切。因此，他不能達到黑塞、福斯特和查爾斯·波頓那樣的高度。普倫·達斯的故事是他天賦的頂點，而《基姆》則是這種天賦走向反面的證明。一些西方評論家認為喇嘛是“一個身上散發著神圣的人，一個可以是任何信仰中的人?！边@是一個令人悲傷的錯誤，因為，這個評語本應該屬于普倫·達斯。相比之下，扎西喇嘛這個角色只是吉卜林優越的殖民者心理與膚淺的東方理解的混合產物，且缺乏真正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但是，對于對東方存有眷戀之心，且在生時即飽受評論家攻擊的吉卜林來說，扎西喇嘛這個角色也體現了他心中的另一個純情夢想。那就是，他希望自己成為這樣一個人——一個來自于古老世界的古老藝術保持者，一個與世無爭的、大地上自由的漫游者，人們可能不相信他，但永遠也不會傷害他。但吉卜林的狹隘性沒能給這個角色賦予他應有的光彩。因此，《基姆》成了吉卜林最后一部以印度為題材的作品。查爾斯·艾倫的概括很到位，吉卜林后期的作品只是數量上在增加，但質量上沒有提高，“他已經用《基姆》說完了一切”(Allen，Kipling Sahib—India and the Making of Rudyard 364)。誠如斯言。

注解【Notes】

①泰戈爾認為，所謂“神”，不過就是彌漫在印度空氣中的一切人的自然感受而已。

②No?l Anna．“Kipling’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Ideas，”Kipling’s Mind＆Art．ed．Andrew Rutherford(Edinburgh/London:Oliver＆ Boyd，1965)109

③Renwick，W．L．“Re-reading Kipling，”Kipling’s Mind＆Art．ed．Andrew Rutherford(Edinburgh/London:Oliver＆Boyd，19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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