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石砫土兵援朝戰爭辨析

張萬東

（吉林大學文學院專門史專業碩士生 吉林 長春 130000）

石砫宣撫司為明代四川東南地區一個重要的土司。有明一代該土司曾多次參與明朝的軍事征調，為明朝立有赫赫戰功。萬歷年間，西南地區著名的女將秦良玉任石砫土司宣撫使，在此期間，其所率領的石砫土兵南征北戰，威名遠著，石砫土司的政治地位也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而秦良玉也被列入《明史》，并成為川渝地區家喻戶曉的人物。

一、緣起

有學者曾認為秦良玉于明萬歷年間親赴朝鮮，參加了援朝抗倭戰爭[1]。對此彭福榮先生在其所撰《秦良玉抗倭辨析》（以下簡稱《秦》文）一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彭先生查閱勾陳方志家譜等多種史料，均不見有秦氏抗倭的記載，所以認為秦氏抗倭這一問題不管是從時間上還是從事件上來看“秦氏抗倭之論難以成立”。[2]同時，彭福榮先生在與李良品先生合著的《石砫土司文化研究》一書中，認為不僅秦良玉本人沒有前往朝鮮參戰，而且認為“此時石砫土兵尚未得到系統的訓練，戰斗力不強”，[3]言下之意，石砫土兵參與朝鮮戰爭的可能性也很小。筆者希望在諸位先生成果的基礎上再對這一問題進行一點探討。淺陋之處，還望方家不吝賜教。

二、有關秦氏抗倭問題

秦氏抗倭的問題，彭福榮先生在《秦良玉抗倭辨析》一文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考證，筆者也同意彭先生關于此問題所持的觀點——“秦良玉抗倭之論難以成立”。但是筆者認為彭先生文中的具體考辨過程有個別地方有值得商榷之處，下文筆者將對此問題談一點自己的淺見。

彭先生在其文中從三個方面對秦氏抗倭問題進行了辨析，其中彭先生認為所謂秦氏抗倭的時間與其結婚的時間有所沖突，秦良玉沒有分身之處，不可能在同一時間段身處兩國。據《明史稿》記載“（萬歷）二十年……會朝鮮用師，綎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以副總兵從征”，“明年（萬歷二十五年五月）朝鮮再用師，詔綎充御倭總兵官，提督漢土兵赴討”。[4]由上文可知，劉綎曾兩次率軍援朝抗倭，第一次時間為萬歷二十年，第二次時間為萬歷二十五年。其所率軍隊成分主要有川兵，土漢官兵。所以如果秦良玉曾率軍征倭當隸屬于劉綎麾下。

所以《秦》文認為如果秦氏曾赴朝抗倭當在萬歷二十年，而據根據衛聚賢先生的考證認為秦良玉出嫁時間大約為萬歷二十四年到萬歷二十五年這兩年間，所以《秦》文認為由于朝鮮戰爭并未結束，所以“很難想象，帶兵遠征朝鮮的秦良玉在此期間回國完婚”。

筆者認為《秦》文此處的辨析邏輯有值得商榷之處。因為《秦》文在進行時間比對的時候，只把劉綎第一次的赴朝的時間與秦氏結婚時間進行了比對，卻忽略了劉綎第二次赴朝時間。所以秦氏也完全可能是在萬歷二十五年跟隨劉綎赴朝，由于無法確定其結婚的具體月份，筆者認為如果按照《秦》文考辨思路來講，并不能排除秦氏婚后馬上開赴戰場的可能性。所以《秦》文的辨析邏輯恐有疏漏之處。

盡管從邏輯上來講秦氏是有可能在婚后赴朝參戰，但是筆者認為這種情況從情理角度看卻是可能性極小。如《秦》文所提到那樣，剛剛結完婚的秦良玉。其婚后生活主要是輔助丈夫練兵，恐怕并無權力和資歷去帶兵參戰。即便后來秦良玉代夫擔任了宣撫使一職之后，明朝在征調石砫土兵援遼抗金的詔書中也沒有要求秦氏親領軍隊赴遼，而是“調……石柱宣撫司兵四千，應襲馬祥麟（良玉子）同秦邦屏（良玉兄）親領”。[5]由此可見從明朝征召的角度上看，被征召土兵的長官也是由男性擔任。所以筆者也認為秦氏赴朝抗倭一事并不成立。

三、石砫土兵援朝抗倭探析

既然秦良玉親自前往朝鮮參與戰爭的說法是很難成立，那么石砫土兵是否如《石砫土司文化研究》書中提到的那樣，當時戰斗力較弱，不太可能赴朝鮮參戰呢？就筆者所知，目前確切提到石砫土兵參與過萬歷朝鮮戰爭的唯一的文獻資料是一本名為《芝龕記》的戲曲劇本。該書的作者是乾隆時期的文人董榕。書中主要講述了兩名女將：秦良玉與沈云英的傳奇故事，從而宣揚一種忠君和忠義的價值觀。該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小將秦邦屏，與兄弟民屏赴援朝鮮，累敗倭酋……俺兄弟二人留戍朝鮮一載。近因播寇猖獗，奉調四川，已聞女弟良玉同妹夫馬千乘率師從征，連破七寨，深入賊境”。[6]文中的意思就是說壬辰倭亂期間，秦良玉的兄弟秦邦屏與秦民屏曾率軍赴朝鮮抗擊日本軍隊，并在戰爭結束后在朝鮮留戍一年。

由于該書是一部戲曲劇本，所以《石砫廳志》《補輯石砫廳志》以及龔蔭《中國土司制度》等書都質疑此書所記內容的真實性，認為其中內容多系偽撰?！肚亍肺膿艘舱J定此書中所記石砫土兵抗倭之事亦非信史。

筆者認為《芝龕記》作為一部戲曲自然是不能當做信史使用，而且即便是該書可信，如果僅憑此一條史料便認為石砫土兵曾赴朝參戰也違反孤證不立的基本原則。但是筆者認為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都不離脫離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而一些講述歷史事件的文學作品更是大多依據一定的基本史實經過加工，藝術化處理而成。研究者在面對這些文學作品時，筆者認為不應該因為其有夸大和文學加工的成分在里面就完全棄之不用（因為對于有些歷史事件相關史料的記述實在太少），而是應該結合其他一些可靠的史料分析文學作品中哪些為想象，哪些為事實，揚棄其中夸大，不真實的成分。對于本文所提到的《芝龕記》來講，筆者認為該書是依托于一定歷史事實而作，盡管有很多不實之處，但是還是可以結合其他的史料進行比對考證，從而審慎使用。以下筆者將結合在《明實錄》和《李朝實錄》中找到的一些相關史料對這一問題進行一點粗淺的探討。

據《明實錄》記載，萬歷二十五年五月，當時負責朝鮮軍務的總督邢階曾上過一封奏疏，“今倭兵不下十余萬。而前督臣抽調各兵總計不及三萬。欲再行召募?？譃鹾现娊塘?。為難事定之后角□羊散不易。議選調川東施州衛八司，酉陽，石砫土司，邑梅，平茶二長官司。湖廣永順，保靖土司兵一萬名。不足再于敘馬瀘道屬土司。土婦奢世續下選補，分為三營。令參游吳文杰等三員。各領一枝而以臨洮大將劉綎統之”。[7]奏疏中邢階要求續調土司軍隊一萬名赴朝，其中明確提到了石砫土司。從中可以看出石砫土司軍隊當有較強的戰斗力的，不然邢階不會要求調其軍隊赴遼。對于這封奏疏，兵部的批復是“兵部覆總督邢玠調兵事宜。言督臣議增調川湖土兵一萬，誠為得計。但查川夷叛服靡常，應量選六千員名，所調用文武各官及分營定限一切事宜，皆請如議，得旨。劉綎以原官充提督土漢官兵御倭，總兵官王士琦加參政監軍，將官吳士杰等俱準調用。同知吳良璽，通判李培根，長史汪京準加衘，及改原官用，該部差官守催，不許推托稽遲，以誤戰守”。[8]也就是說兵部基本同意了邢階的建議，但是要求將一萬軍隊減少為六千。綜合這條史料來看，此次隸屬于劉綎赴朝軍隊大約有六千人左右。那么這其中是否有石砫土兵呢，很可惜史無明文，暫時無法確定。

盡管現在還無法確定石砫土兵是否于萬歷二十五年赴朝參戰，但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史料，分析劉延二次赴朝所率軍中士兵的構成來作一定推測。石砫土兵有兩個十分明顯的身份。第一，由于石砫土司在行政建制上屬于明代四川的轄區，所以稱石砫土兵為川兵是沒有問題的。第二，從民族成分上來講，由于石砫宣撫司為土家族土司，所以其所轄軍隊就與普通漢兵不同，是為土兵。既然石砫土兵具有這兩重身份，筆者認為可以從現有史料中確定劉綎第二次赴朝所率軍隊中是否全部或者大部為四川土兵。如果主要為四川土兵的話，那么就不排除石砫土兵曾經參與過戰爭戰爭的可能性。

據《明實錄》記載，萬歷二十六年四月，“征倭川兵鼓躁，毆傷副將，命督撫廵按查處具奏。仍諭速報。調兵鼓躁諸將紀律安在，還嚴行戒諭，再犯者重處”，[9]這說明當年征倭的軍隊中有川兵，且軍紀較差。但沒有言及是否隸屬于劉延。萬歷二十七年六月，“兵部言近日東師返斾，先后入關，沿途俱稱安靜。惟川中土漢等兵營聚通州，日夜擊闘紛擾，以俟總兵劉綎為詞，及查劉綎已久入關，乃沿途尚爾緩進合無嚴催速來隨營宣諭，督率前發。如營官果有扣克，宜從公處分，以服其心。倘系各兵要挾仍申行軍令，毋得逗遛觀望。上曰川兵留聚紛擾其素無紀律可知。既稱欲待劉綎便催令前來督發。中間如有扣克要挾等情。小則隨宜處置。大則軍法從事。不許遷延容緩罪有所歸”。[10]該條史料主要反映的是壬辰倭亂戰爭已經結束，中國軍隊開始紛紛回國，其中劉延所率的軍隊以等待劉延為理由騷擾地方之事。此條史料已清楚提及劉延所率的軍隊主要為川中土漢等兵，也就是說其所率軍中至少存在一部分四川土兵。

中國史料已經能夠確定劉延軍中有四川土兵，那么朝鮮史料是否也有相應的記載呢？據《李朝實錄》萬歷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條記載，“楊經理(楊鎬)分兵二南，移咨曰:……西路，劉提督（劉綎）本營，領四川土兵一萬二千，到時自派;水兵，總兵(陳璘)〔陳璘〕本營，領廣東兵五千……右咨朝鮮國王”。[11]從楊鎬給朝鮮國王的咨文來看，劉綎所領兵全為四川土兵，且人數為一萬二千人，人數上已遠多于上文所提到的明朝所要求的六千人。且基本全為四川土兵。

萬歷二十六年六月辛未條記載，“上出慕華館，迎劉提督（劉綎）。上曰:“大人以小邦之故，載罹寒暑，艱苦極矣。小邦殘破，甚于疇昔，一路供頓，不成形樣，其爲未安何如?”……提督曰:“上年九月在北京，待合兵馬，朝廷亦多議論，不得遄發矣。大概以俺前既來此，備知此邦事勢，故使俺第往看勢而從事矣。我之所率軍兵一萬二千，廣東兵亦五千，皆知斂戢，不為擾害……”。[12]

萬歷二十七年一月癸卯條記載，“……中軍又說：‘劉提督（劉綎）所率，皆土官也。土官極難待。今土官之功，皆沒而不稱，則必有激變之虞。爾國何不量此等大事也?……”[13]從劉綎與朝鮮國王的對話中再次印證此次其所領軍隊人數為一萬二千人，而中軍所說的話則印證了楊鎬咨文中所提劉綎軍中全為四川土兵的記載。

筆者認為，劉綎第二次赴朝所率軍隊很可能是一萬二千人。這批軍隊即便不全是四川土兵，但土兵在整個軍中所占比例也應當比較高的。再結合上文所引邢階奏疏內容以及《芝龕記》的記載來看，盡管不能完全確認石砫土兵參與了萬歷援朝戰爭，但顯然不能因為方志家譜等地方文獻資料沒有記載此事就否認事情發生的可能性。而且筆者認為石砫土兵參與這場戰爭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以上就是筆者對這一問題做的一點不成熟的探討，也希望隨著史料的不斷地開掘，這一問題的研究能夠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相。

[1]常征.楊家將史事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魏華先，農夫.論愛國女將秦良玉.武陵學刊，1995年（5）；李良品.石跓土司軍事征調述略.軍事歷史研究，2007（4）.

[2]彭福榮.秦良玉抗倭辨析.軍事歷史研究，2009（4）.

[3]彭福榮，李良品.石砫土司文化研究.重慶出版社，2009.

[4]明史稿.卷三百二十一《劉綎傳》.

[5]明神宗實錄.卷五八八，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條.

[6]（清）董榕.芝龕記.乾隆十六年刊本.

[7]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十，萬歷二十五年五月癸巳條.

[8]明神宗實錄.卷三百十，萬歷二十五年五月庚戌條.

[9]明神宗宗實錄.卷三百二十一，萬歷二十六年四月戊寅條.

[10]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三十六，萬歷二十七年六月戊寅條.

[11]李朝宣祖實錄.卷九十八，宣祖三十一年三月甲寅條（萬歷二十六年）.

[12]李朝宣祖實錄.卷一百一，宣祖三十一年六月辛未條（萬歷二十六年）.

[13]李朝宣祖實錄.卷一百八，宣祖三十二年一月癸卯條（萬歷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