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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郭沫若廉政思想及道德建設

2012-08-15 00:46課題組
中共樂山市委黨校學報 2012年4期
關鍵詞:郭沫若

課題組

論郭沫若廉政思想及道德建設

課題組

郭沫若留下的文化財富為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和廉政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從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吸收“戒驕防腐”的思想營養,將此作為執政之要。郭沫若一生追求至公至純的人格理想和道德實踐,對于當今廉政文化建設具有重要啟示。

郭沫若廉政道德建設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一代文學宗師。他的經歷與中國現代革命進程緊密相連。他先后學醫、從文、從軍、從政,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上一位極其罕見的“球形”天才。他的多重角色、多種經歷使他能夠對人生觀、道德觀、權力觀等進行多角度的觀察與思考。他提出的“人民本位”思想、執政黨應戒驕防腐的警示以及至公至純的人格道德,對當今廉政文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

一、人民本位、戒驕防腐

郭沫若1924年選擇了馬克思主義,1927年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郭沫若最引人注目的貢獻是他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人民本位”的理念以及執政黨應“戒驕防腐”的主張。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進行決戰的一年,也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大分化、社會大動蕩的一年,這一年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開始了關于中國命運問題的大討論,國共兩黨開始公開宣傳各自的建國或立國的政治主張。這一年,也是朱明王朝滅亡、李自成農民起義勝利后又歸于失敗的三百周年祭。郭沫若以“人民本位”觀為指導思想并將其作為衡量歷史人物的標準,寫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探究。他以歷史事件作為今日社會之借鑒,在歷史的輪回中,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去捕捉和把握產生歷史悲劇的本質性原因,提出了直到現在仍值得深思的重大問題,以此作為對現實的警戒,其意義非常深遠。

郭沫若寫作的動因來自于對李自成起義軍中知識分子李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興趣。在理性層面上,郭沫若分析李巖所起作用時,他嚴格用“人民本位”作準繩來評價李巖在李自成取得勝利過程中推行以民為本的德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郭沫若指出,正是李巖用“迎闖王,不納糧”的親民政策,才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在短時間內招攬了不少人力,“把軍事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壯大了力量,成為民心所向,勢如破竹地打入北京。郭沫若為了讓人們更清楚地了解李巖的良苦用心,特引《北略》一段史料,說明李自成能迅速攻進京城的重要原因在于他聽從了李巖千方百計采取各種措施爭取民心的進諫,同時李巖四處宣傳李闖王的親民政策。

遺憾的是,李自成進城后因驕傲而忘記了民眾的利益,放縱部下搜刮贓款、嚴刑殺人、拷掠百姓、強占民女、軍紀渙散:“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痹谶@“過分的勝利陶醉當中”,只有李巖等“一二位清醒的人”仍然將部下的兵馬駐于城外,“每出私行,即訪問民間情弊,如遇冤屈必予安撫”,勸誡將士“寬恤民力,以收人心”等等。同時,李巖向李自成進諫要嚴懲貪污、各營兵馬退居城外等“四事”,希望李自成能以堯舜之仁德“自愛其身”、“愛及天下”。然而,李巖雖然反復勸諫,李自成卻一意孤行,終未采納,最終落得只做了短短四十天皇帝便下臺的結局。李巖則遭讒言而被李自成所殺,成了“悲劇人物”,“到了他完成悲劇的時候”?!都咨耆倌昙馈返幕{主要在于敘述李巖的“悲劇”,用郭沫若的話來說就是“李巖的悲劇永遠值得回味”,“我們應該把注意力的焦點,多放在李巖的悲劇上”。文章用“人民本位”的歷史評判標準來衡量了李巖的“悲劇”,旨在強調說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樸素真理。

以往人們的研究多集中在《甲申三百年祭》對明末農民起義的熱情歌頌和對農民戰爭歷史功績的肯定之上,認為該文是按照毛澤東關于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的基本思路進行的,甚至開啟此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中國農民戰爭的研究范式,其實這樣的看法是有偏頗的。如前所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主要在于用“人民本位”的歷史評價標準來強調民心作為執政之基的重要地位,這與后來主要從階級斗爭角度來評價甚至拔高美化農民戰爭相比有著顯著區別。例如,《新華日報》在發表郭沫若文章的同時,刊載了宗顧的紀念文章《三百年前》,與《甲申三百年祭》相呼應,仔細對照便會發現兩篇文章的側重點并不一致。宗顧的文章按照毛澤東對農民革命和起義評價的思路,指出農民起義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雖然農民的特質注定這些起義必然帶有許多弱點,但是在反抗封建專制主義與反抗外族侵略的斗爭中,當時的農民大眾表現了極其英勇、極其高貴的品質。雖然最后農民起義失敗了,卻消滅了明朝,并且消滅的明朝不可再起,農民的力量卻在滿清的統治下重新抬起頭來,促成了滿清的瓦解。該文重在闡明毛澤東關于農民革命軍在推翻舊王朝方面的作用,而郭沫若的敘述重點顯然并不如此,他沒有完全按照毛澤東關于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經典論述的框架而進行。

雖然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的立意與毛澤東有關農民戰爭的理論論述有一些錯位,但是郭沫若對明王朝崩潰的歷史原因和李自成農民起義成功建立大順政權但旋即失敗的歷史教訓的深刻揭示,以及防止執政力量在政治上腐敗,警惕勝利后即驕傲、“驕傲即失敗”的現實問題,與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目的卻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應該說,正是郭沫若從三百年前的甲申之變中尋找歷史教訓,抓住了時代的要害和核心,才在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充分注意或者還來不及調整黨建思路的情況下,未雨綢繆,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意識形態構建提供了新鮮的視角和生動的歷史教材,為即將誕生的新生政權敲響了警鐘,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做出了突破性貢獻,產生了巨大的政治效應。

《甲申三百年祭》雖然發表在國統區,其影響卻很快超越了地域的阻隔。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讀了《甲申三百年祭》后,在延安給高級干部做《學習和時局》報告時特別提到了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他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報》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全文轉載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編者按,稱贊文章“充滿愛國愛民的熱情”,同時反擊了國民黨對郭沫若的圍攻,說“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中央又決定將其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在解放區普遍印發,供黨內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全黨、全軍發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敗在于進北京后,忽略敵人,不講政策,脫離群眾,妄殺干部,實為明末農民起義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干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1月21日,毛澤東親筆復信給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薄澳愕氖氛?、史劇有大益于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泵珴蓶|和中共中央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對《甲申三百年祭》做出回應,主要就是因為《甲申三百年祭》論及李自成失敗的教訓,觸及到毛澤東在抗戰后期著重思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向前發展的問題。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敏銳眼光,發現了《甲申三百年祭》對勝利后如何處理黨與人民的關系、如何戒驕防腐問題的論述,對于全黨在歷史轉折關頭具有重大意義,是難得的談執政能力、談執政教訓的經世之文。正是基于對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總結,毛澤東在全國勝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時,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訓。毛主席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后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個好成績。

隨著歷史的發展,《甲申三百年祭》并沒有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是經受住了時間考驗而歷久彌新,依然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進入歷史新時期后,面對改革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都繼承了毛澤東同志關于要借鑒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注意防止驕傲和腐化的思想。鄧小平多次指出:“我們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復延安的光榮傳統”,強調“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策和回顧》中,為了幫助大家理解黨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文件時,特別大段引用了《甲申三百年祭》中關于腐敗現象的論述,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牢記歷史經驗的啟示,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真正痛下決心,懲治腐敗,割掉癰疽,就一定能增強我們黨的活力與生機?!秉h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江澤民多次強調堅持“兩個務必”的革命精神。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嚴峻形勢,1991年9月他專程到西柏坡,號召全黨居安思危,結合新的實際堅持“兩個務必”的教育,并揮毫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1年,江澤民在全國黨建理論討論會上講到反腐敗這一艱巨任務時,建議大家多讀讀《甲申三百年祭》這篇重要文獻。黨的十六大之后,胡錦濤同志帶領新一屆中央書記處同志專程前往西柏坡,強調堅持這一優良作風的重大意義。2004年,當又是一個甲申年到來時,溫家寶、曾慶紅等領導同志在不同場合,仍然強調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與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可以看出,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等群眾路線的確定,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讓部分群眾先富起來的思想,到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的提出和實踐,再到胡錦濤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等,“人民本位”、“戒驕防腐”的思想作為一根紅線貫穿始終??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既是歷史得出的結論,也是《甲申三百年祭》總結的經驗教訓。政權腐敗必定會失民心,進而失天下。中國共產黨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黨風問題、黨同群眾聯系問題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問題”的真理,幾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不斷鞏固和發展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深入持久扎實地開展反腐敗斗爭,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永不褪色。

二、至公至純、修己自律

如果說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觀是從治國方略的高度提出的為政之綱,戒驕防腐是對執政黨的提醒和警示,那么至公至純則是為人之道,是廉潔自律、勤政為民的基石,是先進的人生觀、價值觀的最高境界,是“人民本位”落到實處的道德實踐。郭沫若認為,為政之道表現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而為人之道則在“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這兩方面是互為因果、不可或缺的。大公必然無私,至公必然純粹?!爸凉良儭本褪浅嘧又?。他認為:“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至公無私有類于赤子,純潔無垢有類于赤子,心如明鏡以物為法有類于赤子?!?/p>

郭沫若“至公”的人生價值觀,首先表現為樹立“大公”的社會理想并終身為之奮斗,表現在他對國家無上忠誠??鬃拥摹按蟮乐幸?,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是清末以來近現代知識分子推崇的社會理想。在大波大瀾的時代,如何做人、做什么樣的人是仁人志士思索的問題。郭沫若將個人命運與民族利益、國家前途結合起來,一生奉行“至公”的社會價值觀。愛國救國、舍小家為大家,成為郭沫若終身的人生選擇。郭沫若以詩勵志,一再表達他獻身祖國的宏大理想,表示將有限的生命投身于無限的為民族的事業中去。青少年時代,他就有民族復興的道義擔當,面對內憂外患的舊中國,他追問:“傷心國勢飄搖甚,中流砥柱仗阿誰?”(《感時八首之八》)國難當頭時,郭沫若立誓:“男兒投筆尋常事,化作沙場一片泥”,“夜舞劍光揮雪白,時期頸血染沙殷”(《無題》五首)。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郭沫若盡管一度對是否回國非常猶豫,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國。在說到自己拋妻別雛歸國的原因時,郭沫若曾寫道:“國族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閑地專顧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郭沫若以全新的眼光來審視歷史和傳統道德的價值所在,許多忠勇仁義的歷史英雄成為他取法和宣傳的榜樣。他的抗戰歷史劇中的主人公,如屈原、高漸離、如姬夫人、夏完淳等都是至公無私、民族至上的踐行者。

文革時期,郭沫若身逢政治險境。1968年4月,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一伙人非法綁架關押。次日,周恩來接見國防科委、國防科辦、七機部、中科院等單位代表,在長達五個小時的接見時間里,郭沫若盡管心中充滿對郭世英的思念,卻始終沒有對周恩來提起此事。第三日,郭沫若自己想方設法地了解真相并準備營救時,遺憾的是,當郭沫若秘書和郭平英等人第四日趕到農大前三小時,郭世英已含冤去世。對此,于立群悲痛欲絕,責備郭沫若為什么不趁機對周恩來說說郭世英的事情。郭沫若過了好一陣才顫抖著說出一句話:“我也是為了中國好啊!”郭沫若知道,“總理自文化革命開始以來,一直處于一伙陰謀家、野心家的圍攻之中,總理身邊的人幾乎都被停止工作,一人承擔著全部繁重的國務”。在這種情況下,郭沫若不愿“再拿自己家里的事去勞累總理,牽連總理”。郭世英去世兩個月后,他將巨大的悲痛深埋心底,以七十多歲的高齡親自指導并參加了河北保定滿城漢墓群的考古發掘,并建議將此拍攝成當時為數很少的彩色電影紀錄片。不計個人和家庭所遭受的創痛,忍辱負重,維護國家與民族的至高利益,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這些來源于他的赤子之心,來源于他對至公無私的道德人格的感悟和踐行。

而郭沫若“至純”的道德品格,首先表現為淡泊名利,忍辱負重。在他一生的奮斗中,有許多可以升官發財的機會。在北伐時期,蔣介石以高官利祿收賣郭沫若時,他抵制住了名利的巨大誘惑,做出了正確的政治選擇??箲鸪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建政治部時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多次拒絕其職位。幾經周折,在周恩來的說服下,郭沫若最終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但他表示“我做第三廳廳長,根本就是不愿意的,原因也就是不甘心昧良。然而為了抗戰,為了爭取那一人戴著抗戰的帽子,就是昧著良心也只好委屈委屈……”

郭沫若就職后,手中有了權力,身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他對權力和名利帶來的腐蝕性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處處堅持原則,不循私情。1938年4月,張群向郭沫若推薦一位親戚到三廳工作。由于編制已滿,無法安插,如果推薦為設計委員,資望又不夠。雖然張群曾為郭沫若歸國之事出過力,但事關原則,郭沫若仍然委婉地拒絕了張群的請求。

郭沫若出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后,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規定制度,杜絕任何瀆職、腐敗現象的發生。在1938年4月17日上報政治部的《三廳辦事規則草案》中便有這樣的條款:“第4條,本廳職員承辦事件應隨到隨辦,如有特殊情形不能即辦者應將不能即辦原因簽呈本管長官核定之?!薄暗?1條,本廳一切支出均由本廳會計副官遵照預算切實執行,其超過預算之支出或違背審計則例、手續不完備涉及濫費者,應拒絕支出,或呈明廳長、副廳長辦理?!痹诠舻膰栏褚笙?,三廳造就了一支廉潔高效的隊伍。1938年,由三廳發起和組織的“七七”周年紀念的獻金活動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所獻現金和物品折價金額超過法幣一百萬元。更重要的是,在慰勞總會(事實上由三廳主持)支配下,這一百多萬獻金“不僅沒有一分一厘的浪費,而且是把一個錢當作了十個乃至一千個在使用的”。在這一百多萬獻金中,三廳請準了二十萬元外匯,派陽翰森、程步高到香港采辦前方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并想盡千方百計將這批藥品半年后運到重慶,這時這批物品時價已值五百多萬。

郭沫若“至純”的道德品格,還表現在他以身作則,艱苦樸素,隨時抑制物質欲望,抵御富貴世界的自律行為。郭沫若東渡日本,剛到東京一個月,表示自己將勤儉刻苦地攻讀。他說: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飽思暖逸。勢所必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業。五四時期,郭沫若在《女神·序詩》宣稱:“我是個無產階級者,因為我除赤條條的我之外,什么私有財產也沒有?!惫粽f到做到,知行合一。民國時期,郭沫若常用個人的經費慷慨資助在危難之中的團體和個人,他的稿費和版稅經常用來幫助朋友。1930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生活處在最困難的時期,他卻將出版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版稅直接捐給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為基金。

新中國建立后,郭沫若身居高位,仍然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1952年4月13日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宮授獎典禮上,接受斯大林和平獎金,他宣布將獎金十萬盧布捐獻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20世紀50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郭沫若向中央表示停止版稅收入,他又將稿費捐獻給中國科學院,用這筆錢在中關村為科學工作者修建了兩個標準游泳池,在科技大學體育場北側也修了一個標準游泳池。20世紀60年代,郭沫若又將余下的稿費十五萬元,全部交給了科學院黨組。后來經中央批準,一直在科學院存放的這筆錢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被設立為“郭沫若獎學金”。

郭沫若最后一次住進醫院的時候,穿的是一件對襟的藍絲棉襖,扣絆已經磨斷了,這還是女兒平英扯了一段白線,用藍墨水染過,跪在爸爸的膝旁,把扣絆縫起來的。這就是他去世前穿的最后一件棉襖。郭沫若知行合一,用行動詮釋了至公無私,純潔無垢的人格標準。

在“至純”的個人品格的養成上,郭沫若不僅修己自律,而且對身邊工作人員和親屬也嚴格要求,寄予厚望??箲饡r期,郭沫若因反對國民黨政權的專制獨裁,和政治部第三廳同事集體辭職時,書贈他的秘書翁植耘的一副對聯:勵志讀書如種植,潔身藻德似耕耘。這幅對聯巧妙地嵌入了秘書的名字,同樣強調勵志讀書與潔身藻德之關系。在重慶生活的侄兒媳婦魏蓉芳(郭沫若三侄郭宗益(字培謙)的夫人),有一次穿了一件細料子花上衣,郭沫若語重心長地告誡說:“蓉芳,重慶是個花花世界,環境是很復雜的,生活要樸實?!蓖瑫r寫下一副嵌字格對聯:莫學芙蓉空有面,應效芬芳發自心??梢姽舻牧伎嘤眯?。

郭沫若“至純”的道德品格,還體現為他純真的人格魅力。很多人認為,郭沫若一生復雜多變。其實,只要本著知人論世的態度,我們會發現,郭沫若性格和品格的主導方面一生未變。1941年,老舍曾經在《我所認識的郭沫若先生》中對郭沫若的為人做了這樣的評價:“沫若先生是個五十歲的小孩,因為他永是那么天真、熱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溫柔和藹,而看不見,仿佛是,他的歲數?!崩仙嵯壬辉俜Q他是五十歲老小孩,獨具慧眼地看到了郭沫若性格中本質的一面——純真。

郭沫若一生崇尚率真、純潔。在著名的歷史劇《屈原》中,橘樹、蓮花潔白高尚、自勱堅貞。這部歷史劇除了表達反投降、反分裂的時代精神之外,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純潔的人格理想。借屈原之口強調:“我盡力地在想向你們年青的人學,盡力地在想向那純真、素樸的老百姓們學,我要盡力保持著我年青時代的新鮮、純粹、素樸?!薄拔蚁胍氖怯致斆饔趾竦?,又素樸,又絢爛,亦圣亦狂,即狂即圣?!蓖瑫r也不斷以“做人要一片天真”來努力實踐著對自己人格的要求。劇中的屈原將“又絢爛又樸素”的做人原則演繹得淋漓盡致。屈原反復吟詠的《橘頌》也是郭沫若一生崇尚和追求的人格理想的形象表達:

輝煌的橘樹呵,枝葉紛披。/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綠的葉,白的花,尖銳的刺。/多么可愛呵,圓滿的果子!/由青而黃,色彩多么美麗!/內容潔白,芬芳無可比擬。/植根深固,不怕冰雪。/賦性堅貞,類似仁人志士。

郭沫若始終如一地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及聲譽;始終如一地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始終如一地倡導和堅持“人民本位”的執政理念;始終如一地遵守黨的紀律,奉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始終如一地追求“做人要一片天真”的人生境界。以赤子之心為豐富廉政思想及營造社會廉潔風氣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宗顧.三百年前[N].新華日報,1944-3-19.

[2]老舍.我所認識的郭沫若先生[A].曾建戎編.郭沫若在重慶[C].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薄一波.不能忘記的歷史啟示[A].郭沫若紀念館、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四川郭沫若研究會.《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郭沫若書法集[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9.

[5]郭沫若于立群書法集[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1.

[6]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7]唐明中,黃高斌編注.櫻花書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8]郭庶英.我的父親郭沫若[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

[9]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998.

[10]郭庶英、郭平英.回憶父親[J].郭沫若研究???,1979,(1).

[11]陳虹.郭沫若在三廳[J].郭沫若學刊,1990,(4).

責任編輯:劉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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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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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009-6922.2012.04.02

1009-6922(2012)04-10-05

2012-07-20

課題組組長:黃大敏,中共樂山市沙灣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課題組成員:陳俐、廖久明、楊艷、張向東、安旭平、何開鑫、劉鴻飛。本文為四川省教育廳(郭沫若研究)2011年立項課題《郭沫若與廉政文化建設》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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