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涑水記聞》為續《通鑒》而作之說

馬慧賢

(河南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河南新鄉45007)

質疑《涑水記聞》為續《通鑒》而作之說

馬慧賢

(河南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河南新鄉45007)

史學家歷來認為《涑水記聞》是司馬光為編寫《資治通鑒后紀》而儲備的資料匯編之一。然而，從北宋的史學政策、史學環境和司馬光個人情況來看，司馬光續寫《通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涑水記聞》為《資治通鑒后紀》而作之說值得懷疑。

司馬光;《資治通鑒后紀》;《涑水記聞》

《涑水記聞》是我國宋代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的一部語錄體筆記。該書較多地記載了北宋六朝(906—1070年)有關皇帝、文武大臣、軍政大事、朝章政典、以及契丹、西夏等的事項，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此書歷來被史學家認為是司馬光為續《通鑒》即《資治通鑒后紀》而儲備的資料匯編之一。

最初記載《涑水記聞》是司馬光為《資治通鑒后紀》而儲備的資料匯編的文獻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在該書中引錄了李燾記述此事的一段話:

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正史》，旁采異聞，作《資治通鑒后紀》。屬道原早死，文正起相，元祐后終，卒不果成。今世所傳《記聞》(《涑水記聞》)與《日記》并《朔記》，皆《后紀》之具也。［1］(P1657)

此段話明確指出，《涑水記聞》是為編寫《資治通鑒后紀》而儲備的資料匯編之一，司馬光準備編寫一本當代史著作——《資治通鑒后紀》。其后，學者大都采用此說，如鄧光銘先生在《略論有關〈諫水記聞〉的幾個問題》中說:“司馬光……還準備寫一部《資治通鑒后紀》，也就是北宋建國以后的歷史?！队浡劇?《涑水記聞》)一書，則是司馬光……隨手記錄下來，以備將來撰寫《通鑒后紀》之用的?！保?］(P32)

那么，《涑水記聞》真的是司馬光為《資治通鑒后紀》而儲備的資料匯編之一嗎?司馬光真的準備寫一部當代歷史著作——《資治通鑒后紀》嗎?筆者斗膽提出質疑，供大家討論。

一、宋代史學政策

從我國史學政策尤其是宋代史學政策來看，不允許私人撰寫當代歷史，司馬光不可能違禁編寫《資治通鑒后紀》。自孔子寫《春秋》開私人撰寫史書之風后，中國的史學即沿著官、私兩條線發展［3］(P40)。到東漢明帝時，出現了詔修當代史的新猷，但沒有從政策、法律上禁止私人記錄當代史事和修撰國史。自從隋朝開皇十三年(593年)五月癸亥，隋文帝詔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保?］(P38)這就從國家法度上劃定了私人對史學記錄、撰述、評價、研究的區域，剝奪了長期以來私人撰寫國史即當代史的權利。唐承隋制，繼續實行禁止私人修撰國史的政策。宋代繼隋唐五代之后，雖然實行了一系列的“右文”政策，鼓勵文人研究歷史，總結經驗教訓，但并沒有將其禁修國史的政策廢止。國史，亦即當代史的修撰，仍然是私人作史的禁區［3］(P51)。直到南宋初鄭樵仍然“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為一書，曰《通史》”。然其事涉當代，“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5］(P16)。

由此可見，隨著歷史的推移，統治階級對史學的控制愈來愈強，在司馬光生活的北宋也同樣未開禁修國史的政策。那么，司馬光作為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的四朝元老忠臣怎能不顧國家法度而準備撰寫當代歷史著作——《資治通鑒后紀》呢?

二、司馬光生活的時代

從司馬光生活的時代的具體事例來看，對涉及當代問題的文字控制甚嚴，司馬光也不會犯禁討論私修當代史的問題。宋代禁止野史(私史)的事件可以推到太祖、太宗時期的“詔毀孫光憲《讀通歷》”［3］(P54－55)。其后對涉及本朝史事的文字控制甚嚴，沒有人敢于犯禁私修國史。歐陽修作《歸田錄》被“神宗宣取”，急忙將很多內容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以戲笑不急之事”［6］(P356)，而其原因在于“其本載時事及所經歷見聞，不敢以進”［7］(P340)。在朝野上頗有聲譽和名望的歐陽修尚且如此畏懼，其他人可想而知。協助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鑒》的劉攽的“《中山詩話》因有諷刺朝政之嫌而被禁”［8］(P72)。而司馬光的另一位助手范祖禹就更小心翼翼“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9］(P163)。不但私史，即便是“詩詞”有涉及當前政治的也被羅列在禁止范圍之內。元豐二年(1079)蘇軾的“烏臺詩案”，因有朝臣章惇、王安石等營救，神宗終因惜其才而“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10］(P10809)。元祐四年(1089年)，蔡確因“車蓋亭詩案”，雖有宰相范純仁和社會名流蘇軾等人的營救，但高太后決意置他于死地——放逐嶺南(意味著朝廷將永不復用之，甚至將死于斯、葬于斯)，不經司法審問，直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并強調“山可移，此州不可移”［11］(P4028)。凡為蔡確說話的朝臣也皆被指為“朋黨”貶官，甚至有的人連話都沒說，也因“觀望”而遭貶。由此可見，宋王朝對當代文字的控制甚嚴。更甚的是宋王朝對本由國家修訂且嚴格審查的國史也禁止傳寫、雕印和流傳，違者判刑，告者賞錢。這在《宋會要輯稿·刑法》中有明確記載:“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徙二年，告者賞緡錢十萬。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保?2］(P6514)

這些事例說明北宋在政治上對史學尤其是當代史學有強大的威懾力，足以讓涉及當代內容的私史作者望而卻步。即使有犯禁書寫者，恐怕也匿而不出?？v觀北宋私人撰寫當代史的情況，只有曾鞏的《隆平集》二十卷稍有撰寫當代史的模樣，只不過這是他受詔編修《五朝國史》所作的草稿而已［3］(P57)，但真正意義上的當代史并沒有出現。在這樣的國家政策和史學環境里，司馬光怎能“明目張膽”地和劉道原商議作當代史——《資治通鑒后紀》之事呢?同時，這也有違于司馬光“忠君”的儒家思想。

三、司馬光寫《資治通鑒》

從司馬光寫《資治通鑒》至五代戛然而止來看，他也無意寫當代歷史?！八抉R光是生在北宋中葉的人，當他能夠參加文化、學術、社會、政治等等活動之日，上距北宋之建立已將及百年，所以，只有宋朝建立以后的歷史才能算做他的現代史?！保?］(P32)但縱觀《資治通鑒》，司馬光卻僅把歷史修到五代便戛然而止，并沒有涉及他所生活的年代。在資料充足的情況下，久負盛名的史學大家司馬光卻放棄了“我國古代的著名歷史學家，全都有極重視近現代史的傳統”［2］(P32)。這應和當時的史學政策、史學環境有很大關系，司馬光也深知其中的利害關系，所以他把《資治通鑒》只修到了五代。因此，他也不可能打算另作一書，來寫宋代的當代歷史，即使有恐怕也是轉眼之念。另一方面，“司馬光與劉道原共議”之事的具體時間現已無從考證，但肯定在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之后，不然，不會稱之為《資治通鑒后紀》。然而，從《資治通鑒》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他為此書可謂付出畢生精力，正如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言:“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保?3］(P9608)以至于成書不到兩年，他便積勞而逝于元祐元年(1086年)。以一個人的精力而言，司馬光能在工作之余隨手寫下《記聞》(《涑水記聞》)、《日記》、《朔記》等劄記已難能可貴，更無暇顧及《資治通鑒后紀》。

筆者認為，《涑水記聞》等劄記僅是司馬光閑暇時，出于史學大家的素養隨手而記，并非刻意為某書儲備資料。至于李燾為什么記載了這么一段話，則是另一件值得商榷的問題。

四、《涑水記聞》

從《涑水記聞》的內容來看，也不能說明它是為編寫《資治通鑒后紀》而作。此書雖記載了有關宋代皇帝、文武大臣、軍政大事、朝章政典、以及契丹、西夏等國家大事的事項，且“每條皆注其述說之人”［14］(P1189)，一如引用前人的論著必須詳注其出處。這只能表明司馬光作為史學家，具有史學大家的遠見，即使在寫一些簡短劄記時，也不放松他那謹嚴、認真的治學態度。但并不能斷定《涑水記聞》是“以備日后撰寫《后紀》(《資治通鑒后紀》)時‘遞相稽審，質驗異同’之用”［2］(P33)。

再者，《涑水記聞》等書“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15］(P1692)。史學大家的著作，“本人在世時不曾加以整理、編次和刻印，在他身后，直到北宋滅亡，也還是沒有人加以整理、編次和刻印”［2］(P32)。這與北宋的史學政策、史學環境以及司馬光本人恪守“本分”的道德情操是很一致的。

綜上所述，從北宋一直實行禁修國史的史學政策、幾乎禁錮當代史的史學環境以及司馬光的個人情況來看，司馬光續寫《通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涑水記聞》為《資治通鑒后紀》而作之說值得懷疑。

［1］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99.

［2］鄧廣銘.略論有關《諫水記聞》的幾個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1986，(2).

［3］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學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5］鄭樵.夾漈遺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5.

［6］周輝.清波雜志中［M］.北京:華書局，1994.

［7］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陳日升.宋代禁書的類型及影響［J］.福州師專學報，2000，(2).

［9］晁說之.晁氏客語江［M］.江蘇: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

［10］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2］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

［13］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4］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3.

［15］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

The Question of that whether The Sushui Record News Write for Zi Zhi Tong Jian Hou Ji

MA Hui-xia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The Sushui Record News is one of the data compilation which prepares for Zi Zhi Tong Jian Hou Ji.However，Sima Guang writing“Chronicle”is extremely unlikely with the reason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s history policy，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Sima Guang's personal circumstances.Therefore，it is doubtful that The Sushui Record News write for Zi Zhi Tong Jian Hou Ji.

SIMA Guang;Zi Zhi Tong Jian Hou Ji;The Sushui record news

K05

A

1008—4444(2012)01—0037—03

2011－10－25

馬慧賢(1988—)，女，河南范縣人，河南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2010級歷史文獻專業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