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先秦文獻創作的自覺

□劉 剛

春秋時代語言變革的意義之一是“完成了從以《尚書》為代表的古體文言向新體文言的轉變，建立起中國文學新的語體形式”［1］。實際上，這一轉變不光對文學有影響，它建立起了一切“學問”的新的語體形式，即產生了文獻的新的語體形式和語言風尚，一個顯著表現是先秦書面語與口語的接近，這種書面語言與日常語言的較小差異性使得文獻的創作與接受不再如古體文言那樣晦澀，而且新體文言使文獻創作開始日漸變得豐富、豐滿、生動、形象，最終走向了繁榮和成熟。

一

大量的地下出土實物和傳世文獻記載表明，這一時期常見的文獻載體除傳統的金石之外，竹木已經成為文獻內容的主要承載物。與竹木文獻直接相關的漢字有典、冊、篇，三者本義相同，皆謂簡冊。甲骨文字形表明先秦之前典、冊已經出現，目前于先秦文獻中未能檢得“篇”字，但《說文》收其小篆字形，因而雖不能確定篇作為形式和概念開始被普遍認識和應用是在先秦時期，但這表明這一時期人們對竹木文獻的認識獲得進一步擴展。竹木不具有金石不易損毀的特質，但這并未影響人們對文獻載體所寄予的傳之久遠的祈望。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戰國簡表明，以文獻為陪葬品在先秦貴族墓葬中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先秦貴族以文獻為陪葬品，在傳世文獻中亦有記載?！短接[》卷五六〇引《皇覽·冢墓四》:“臣聞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2］(2532)?！稌x書·束皙傳》:“太康二年，及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保?］(1432)隨葬的竹木文獻，一是數量大，二是種類多。數量眾多的先秦古籍和遣策等隨葬文獻的精神意義或許依舊在于對傳之久遠這一文獻功能的訴求。竹木較之金石，最大的實用性在于書寫方便快捷，可塑性和再造性強。這種特性使先秦文獻不再如甲、金文獻存在版本單一性的狀況，而是表現出了版本多樣性的特點?！稌吩趹饑鴷r期的流傳很能說明問題，當時《書》有多個選本，伏生所傳今文本為一，孔壁所出本為一，梅賾偽古文本所本者為一［4］。

二

先秦文獻繁榮的一個重要表征是文獻創作體式的多樣性?！吨芏Y·天官·司書》:“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保?］(卷7，682)《地官·大司徒》:“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島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地官·遂人》:“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保?］(卷15，740)《莊子·外篇·田子方》:“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贝颂幹皥D”，成玄英疏釋為“國中山川地土圖樣”［6］(314)。以上數條表明，地圖在先秦時期已經成為常見并且利用率較高的文獻體式。又《漢書·藝文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洱R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冻ā菲咂?，圖四卷……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保?］(卷30，1756－1758)可見，“圖解體”文獻在先秦時期已是人們習以為常的文獻體式。有關《詩》的編纂觀念，選材原則、詩篇分類、詩序解題等久為學界所熱議的系列話題，可以充分說明先秦時期“詩集”的編纂已很成熟，先秦“詩集體”是成熟的文獻體式。與之相類，先秦子書非一人一時之書的“箭垛”式特點則證明著先秦文獻創作中“文集體”文獻體式的普遍性存在。從文獻創作體式的角度看，《書》、《禮》、《逸周書》、《戰國策》都是先秦的“史料集編體”文獻，《孟子·離婁下》所謂“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8］(卷8上，2728)也屬此體式。先秦文獻之稱為記、傳者，內容多為闡發或補充經文經義，是獨立的文獻體式?！蹲髠鳌冯m成書于先秦，但其與《春秋》經的關系尚有不確定性，此姑不舉其為例?！抖Y記》則能說明問題，內中雖雜有秦漢人之作，但四十九篇之可考者中有多篇為孔門弟子于戰國前期創作，這些篇什可證“注釋體”作為一種文獻體式在先秦已經被應用。

三

先秦文獻的繁榮還表現在文獻創作方法的齊備?！墩撜Z·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毙蠒m疏曰:“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老彭，殷賢大夫也。老彭于時，但述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鬃友?，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保?］(卷7，2481)雖然“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謙辭，但從這里可以看出，在孔子的意識里文獻創作至少分為“作”和“述”兩種方式。對孔子這句話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其既稱自己的文獻創作為“述”，那么其所整理文獻之祖本的創作方法自然就是“著”了。從這個標準來看，諸子文獻之各篇的創作方法，多屬于“著”的范疇，而《尚書》各篇在創作方法上也要分開來看，為當時史官所記者屬于“作”，為戰國時人所記者則屬于“述”?！熬帯边@種文獻創作方法的一個重要體現是《論語》各篇的成書。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論語”詞義的探討很能說明《論語》的文獻創作方法，“《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保?］(卷30，1717)可見，《論語》的成書方式是“輯而論纂”，張舜徽曾從文字學的角度支持這種認識。他認為“論”(論)的本字當作“侖”，“侖”字從亼、冊，“亼”即“集”字，“侖”意為集合很多簡冊加以排比輯錄。［10］(25)上述幾點表明，著、述、編等文獻創作的基本方式在先秦時期已經形成。

四

先秦時期，文獻的文體也走上了成熟的道路。韻文和散文各體兼備，詩、志、傳、誓、誄、誥、訓皆已出現。文體的成熟顯示出文獻內容種類的多樣性。先秦文獻突破了商周文獻的檔案文書這一單一性質，某些技術性文獻也已出現?！俺颊埵饭俜乔赜浗詿?。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蝗フ?，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保?1］(卷6，255)《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李斯的這段進言，對先秦文獻的種類多有涵蓋，所涉文獻種類已為傳世文獻和地下出土文獻所證明，內容涉及到了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軍事學、法學、教育學、語言學、文學、地理學、數學、物理學、農學、醫學。文體的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文獻創作風格的多樣性。史家文獻、諸子文獻、詩辭文獻總體風貌各異。分開來看，同為史家文獻之《尚書》、《春秋》、《國語》、《左傳》、《戰國策》又各有特點;同為諸子文獻之《論語》、《墨子》、《老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亦風格繽紛;同為詩辭文獻之《詩》、“楚辭”更是風貌迥異。先秦文獻在“筆法”或“文學”領域的風格特征已為先秦文學研究所明證。

五

先秦文獻的創作目的頗為復雜?！蹲髠鳌ふ压辍?“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保?2］(卷43，2044)在這里，治理“亂政”成為法律文獻的直接創作目的?！蹲髠鳌反颂幩浳幢貫槭穼?，但從中可以看出春秋時代人們的文獻創作觀念，即當時的人將文獻作為亂世用刑的具體文本依據。顯然，這種文獻創作動機中抱有藉以整頓政治的期望。先秦時代思想與學說繁盛，百家爭鳴后，儒、道、法、雜家都試圖對那個狂飆的時代做出終結性總結，于是學術自身的發展推演出帶有學術總結性質的文獻。這些文獻集中體現為當時在社會上單篇流傳的《荀子》、《莊子》、《韓非子》之相關篇什與《呂氏春秋》的成書。此類文獻總結學術的具體情形馮友蘭曾有詳述［13］(787－804)，這里不復引列。顯然，這些文獻的創作帶有總結學術的目的。精神追求也成為先秦文獻的創作動機?！蹲髠鳌は骞哪辍?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m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保?2］(卷35，1979)范宣子和穆叔討論的是“不朽”的含義，穆叔的意見是“立言”之人是可以死而不朽的。至于什么是“立言”，孔疏曰:“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撰集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雖經世代，當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保?2］(卷35，1979)又《史記·孔子世家》中，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11］(卷47，1943)按照司馬遷的理解，孔子創作文獻的內在動機也是源自精神世界的需求。試圖表明某種立場、情感或價值取向也普遍存在于先秦文獻的創作動機之中，一個典范的例證便是《春秋》的敘事中透露出整理者的立場和愛憎，即我們通常所講的“微言大義”?！洞呵铩返恼韯撟髋c孔子的立場、情感的關系，孫欽善論述較詳，［14］(20)此不復言。還有一種文獻創作動機體現在《墨子·貴義》中: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傳其道于后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后世子孫，欲后世子孫法之也?！保?5］(卷47，268)從此條記載可以看出，在墨子看來傳先王之道于后世是一種文獻創作目的?？梢娫谙惹貢r人的觀念世界里，“傳道”也構成文獻創作的動機。

復雜的文獻創作目的，充分表明了先秦時人對文獻功能的明確認知，即已經認識到了黃魯曾在《孔子家語》后序中所謂書為“載道之器”［16］(123)?！蹲髠鳌べ夜吣辍?趙衰曰:“郄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对姟?、《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保?2］(卷16，1822)此處明確提出《詩》、《書》的文獻功能在于其為“義之府”，表明了人們對文獻功能的認知。又《左傳·哀公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保?2］(卷60，2181)杜預注曰:“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饼R人以“歌”的形式責備魯人不懂禮，并未直接提具體的禮儀或禮節，而是用“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的委婉說法，即杜預注曰“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保?2］(卷60，2181)在《左傳》此條言語背后的意識里，“儒書”明顯也是載道之器，而且可以看出對具體載的是何道亦有認知，即“儒書”是“周禮”的載體。這種認知在《莊子·天下》中也有反映，“古之人其備乎!……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对姟芬缘乐?，《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保?］(462)這里明確提出，作為文獻的“舊法世傳之史”所載內容為“數度”;作為文獻的“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所載內容為“在于詩、書、禮、樂者”;而且具體講明了《詩》、《書》、《禮》、《樂》、《易》、《春秋》所載的內容。

六

先秦時期的文獻創作態度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先看一條與孔子有關的事例，《論語·衛靈公》中，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邢昺疏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胖际?，于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鬃友晕疑屑耙姶斯攀逢I疑之文?！保?］(卷15，62)這里顯現出先秦文獻創作的一個基本態度是尊重歷史文獻，在整理歷史文獻時保持其原貌，絕不穿鑿。關于此點，張舜徽曾舉出兩例，茲據其所示重新引錄如下。一例為《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痹趥日咴?“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曰:“案史記，知‘公’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毙鞆┦柙?“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然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后人重其舊事，似劉公即君與為不上禮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后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措者，億謂有所儗度;措者置也，置意于言也。不欲令人妄擬度，不欲令人妄置意于言矣?！保?7］(卷22，2320)另一例為《左傳·桓公十四年》所記孔子不妄改春秋之“夏五月”:“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保?2］(卷7，1757)對“五”后面“不書月，闕文”這一現象，張舜徽引用盧文弨的看法以為佐證，［10］(89)認為這一現象反映出《春秋》的編修者在利用古文獻時態度謹嚴，不妄增一文?！洞呵铩返奈墨I創作者是否必為孔子，可作另說，但它的產生是在先秦時期，此點是沒有爭議的，因而可以講先秦時期文獻創作已遵循清晰的文獻創作原則。

從保存歷史文獻原貌的層面看，上段所論為先秦文獻創作態度的一種“積極”表現，下面所述者則是其“消極”表現?！蹲髠鳌の墓四辍?“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12］(卷20，1861)諸如此類《周禮》與周公、《易卦》與伏羲、《本草》與神農、《內經》與黃帝、《六十四卦》與文王等等事例甚多。對于托古而作偽這種文獻創作態度及其原因，古人早有留意?！肚f子·外物》:“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保?］(404)又《淮南子·修務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保?8］(卷19，342)還有一種“消極”的文獻創作態度表現在具體的創作方法之中，即戰國時人開始編造當代文獻將其增入到歷史文獻中。根據學術界的普遍看法，《今文尚書》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是戰果時人據古代資料和傳說改編成文;《商書》中的幾篇是以商代史官筆錄為根據，在傳布中經過訓解性改造，最終在周代寫定;《周書》大部分內容為當時史官所記，個別篇什則或為戰國時期編造而成。

綜視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先秦出現了新的語體形式和語言風尚，使文獻創作和接受較從前變得簡易，竹木作為新出現的文獻載體從書寫快捷和便于再造兩個方面表現出了極強的實用性。這兩點從形式的層面促成了先秦文獻創作出現了前所未見的繁盛景象。具體來看，文獻載體、文獻版本、文獻體式、文獻創作方法、文獻的文體、文獻創作目的、文獻創作態度都呈現出多樣性特征，這些多樣性特征表明先秦文獻創作已經走到了文獻發展史的繁榮和成熟階段。從先秦時期豐富的文獻創作實踐，我們可以看出人們的文獻創作意識已經有著種種成熟的表現。其中一個最為顯著的表現是對文獻功能的認知，文獻創作已經從單純的自發的文獻記載走到了主動通過文獻表達某種意識的階段，即自覺的文獻創作動機開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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